- 第四节长夜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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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每天伏在案头上工作，不论在家中三楼房间里，还是在出版社办公室里，总是专心致志，集中精神，把全副心力花在文稿上。但是时局的急剧变化，国事纷繁，各种重大事件不断发生，仍不能不使他奋起参加斗争。
还在重庆的时候，当他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因为游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被国民党政府镇压，发生流血事件，就曾与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联名打电报给昆明各校师生，表示对被害师生的悼念；同时还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的公开信，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废除现行的文化专制统治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到了上海以后，他又听说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中的各项民主原则，通过了反共的决议，致使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内战又开始。这时他又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呼吁和平，并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联合写信给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要求他们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放下武器，恢复和谈。但是，正如西谚所说：“人要自取灭亡，必使自己疯狂。”国民党的先生们对全国广大人民“反内战，要和平”的一致呼声不仅充耳不闻，还唆使特务在1946年7月中旬先后暗杀了一再呼吁和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巴金是在7月13日上海《文汇报》先看到李公朴“遭狙击殒命”新闻的。
那是12日从昆明发出的一个电讯：
“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女士暨公子，11日晚10时许，乘公共汽车回北门街寓所，至学院坡车站下车，步行至学院坡时，突闻枪声，李即受伤倒地。警局闻讯，驰往侦查，凶手已于黑暗中逃逸，当场捕获嫌疑犯一名……李氏因流血过多，延至今晨5时30分，不治身死。”
14已这家报纸又报道了这件凶案的续讯，标题是“李公朴被刺殒命后，昆明学生痛哭失声”，副标题是：“李氏临终说，我准备好了为民主而死。”这则报道还透露了凶手暗杀李公朴时，用的是“特制手枪”，声音很小，因而当李氏被击时，跟随在后面的李夫人起初竟没有发觉，直到李倒下身去，高呼“我中弹了”，才知道她的丈夫被害。
这条新闻登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震动，巴金也十分愤慨，当他正准备有所表示时，却在17日早晨上海《文汇报》第一版上读到“昆明又发生一血案，闻一多被狙殒命，其子亦中五弹”的新闻。
闻一多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全国著名的诗人，巴金虽与他很少交往，但也读过他的作品，也在昆明时见过面，知道他在192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国学过美术和文学，归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抗战时期，他接受现实生活的磨练，从象牙之塔出来，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思想有很大进展，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萧珊还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激励。抗战胜利后，他把长期留在他嘴边的一绺黑胡髭剃去，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悦，但是事实却使他失望，抗战结束之后竟然发生内战，他感到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他到各处去做报告，为人民提出控诉，向国民党政府呼吁要求和平，不要战争。李公朴被刺后，他在追悼会上说：“李公朴没有死，他活在我们心里，”而且还大声地喊道：“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们看到一个人倒下了，但也该看得见千百个人站了起来！”就在他说这些话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下午5时测分，他从昆明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社外出时，被两个暴徒开枪杀害！连
跟在他身后的儿子也被枪击受重伤！
暴虐的统治者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镇压，激怒了巴金，他从他的书桌上抬起头，对眼前的一切看得更清晰，他决心要为人权控诉！这时茅盾来了电话，他的看法与巴金完全一致，他并告诉巴金：郭沫若建议要他和巴金、叶圣陶、胡风等十三人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国民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罪行！巴金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要用作家的良心，向全世界揭露当前中国的黑暗现实，控诉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人民生活的无比痛苦，同时呼唤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给人们以生的权利！
在他们十三人联名拍发电报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同一时刻，在7月16日，巴金又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而同月17日下午，国民党的上海市警察局却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派了几个警察拿了一纸“命令”来到文汇报社，“罚令自8日起停刊349七天”，理由仅仅是该报《读者的话》（柯灵主编）在12日曾刊登过一封署名“一群警察”的来信。（信中大意说：“我们是一群彼社会人士所憎恨的警察，但这鄙视的造成倒不是我们本身，而是别人拿我们做工具去压迫奄奄一息的饥饿良民。我们警察原不是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我们见到全市工人学生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等诸先生赴京请愿，制止内战，我们也感动得热泪直流，但使我们悲愤的是他们到京时被什么‘苏北难民’围打，而在场警察竟若无其事，这怎么对得起人民？这是我们警察群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莫大耻辱！”）而警察局竟对刊登此信的报社加上这样的罪名：“意图离间上下，混淆社会听闻，破坏公共秩序”，因而不迟不早，偏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派员前来监视执行停刊一周的命令。
罚《文汇报》停刊一个星期，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文汇报》被停刊七天，还有《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存在，还有《周报》（唐弢、柯灵主编）和《民主》（郑振铎主编）在战斗，即便是停刊一星期后的《文汇报》，也还是刊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等单位的来函，抗议反动派对文化新闻界的迫害；同时又补充报道了人们对李、闻惨案的强烈反响。
当时巴金与在新闻界工作的夏衍、金仲华、柯灵、唐弢、黄裳等人的友谊是深厚的，他常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一些发生在社会上的新闻，还曾积极支持《周报》对反动派企图建立“警管区”制度的斗争。到了1947年5月，形势进一步恶化，当杭州、无锡、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十余个城市，相继发生群众抢米风潮，上海各校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时，上海的三家进步报纸《联合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也就在这个月的25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隔了两个月，上海的几家进步刊物也被勒令停刊，其中《文萃》的编辑部的三位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杀害。
暗无天日的上海，人民已经没有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但巴金家里还是有许多朋友来往着，这里有靳以，他虽远在江湾复旦大学教书，却还是经常来向巴金谈学校里的事情，谈同学们为反内战而进行的斗争，老师们又怎样为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争吵着。这里还有在影剧界工作的李健吾、陈西禾，和已从美国讲学回来的曹禺，他们的谈话中也很自然地带来当前影剧圈子的讯息。这里还有老友师陀、肖乾和诗人王辛笛。辛笛在1933年清华大学读书时，
就在北平与巴金结识，当时他还在《水星》杂志发表过作品，后来到英国留学三年，而现在他是上海金城银行秘书，常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些经济上的往来。师陀则是1936年下半年从北平来上海定居时，就由靳以介绍，认识巴金，以后几十年他一直住在上海，与巴金维持着较好的友谊。肖乾则是刚从英国住了七年回沪，现在寄住在复旦大学宿舍，他因为经过婚姻波折，已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但是他一到市区，还常到巴金家中来。他不能忘记抗战前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常与巴金、黄源、靳以、黎烈文、孟十还等到大东茶室欢聚，讨论各人怎样办好自己的刊物。对他说来，印象特别深的是1936年10月鲁迅去世时，《大公报》要闻版报道鲁迅去世消息，登载了一篇题目叫《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对鲁迅进行讥讽、攻击，他曾为此而向《大公报》提出辞职，巴金知道了，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也非常支持他为此辞职，他对肖乾说：“对，辞职去。不要怕没有饭吃。文化生活出版社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参加译书。我们向你约稿，可以预付部分稿费。”后来《大公报》应肖乾的要求，在文艺版刊登了一篇社论性质的文章，对前一天的那篇短评进行了纠正，肖乾才总算没有辞职。但是巴金在他困难的时候，坚持原则，支持他伸张正义，他是不会忘记的。当然，巴金家的常客还有出版界中人，这里有赵家璧、朱洗、吴朗西、和他的兄弟李采臣等。尽管报上没有言论自由，但在巴金家里，他和朋友们还是自由自在地对每个问题各抒己见，有时甚至大声地进行辩论，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自己的发言。
巴金一边为出版社编发、校阅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李健吾的翻译小说《包法利夫人》，一边又在忙碌中抽时间从事翻译工作，他从1948年初开始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到9月初译完这部回忆录的第二卷《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革命党人，曾被沙皇逮捕，坐了二十年监狱，她写的回忆录，巴金在二十三岁时就读过，当时就准备把它翻译出来，并说过“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现在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忘记当年的誓愿，他终于把它译了出来。
同样，他还在这一年完成了另一个夙愿，这就是为三年前逝世的友人缪崇群编了一本散文集《碑下随笔》。他曾在缪崇群去世的时候，与几个朋友谈起过为崇群编印全集的计划，他认为他那个善良的友人——缪崇群生前的遗著固然需要整理收集，而且他给许多朋友写的信也多是感情真挚、文笔流利的散文。巴金记得抗战初期在桂林东江路的木屋里，崇群曾到他家中作客，他看到过崇群给几个朋友写的信，都是写得非常好的，并曾对崇群说：“你的信写得好，不像我写信时拿起笔随便写几句就完事。”他还半开玩笑地表示以后有机会要给他编一本《崇群书简》。从那时开始，巴金就有意收集他的信件，并在上海霞飞坊寓所保存了崇群几十封旧信，当1940年巴金第三次离开上海后，却因日军侵占租界，在一次敌伪大捕抗日分子的恐怖活动中，被在上海养病的三哥尧林烧毁了。后来巴金又在桂林住处积存了一堆崇群写的信，又在1844年7月发生的一次大火里，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全部存书一起被焚毁。在重庆，巴金又保存了崇群的十几封信，胜利后第二年，在托人带两箱书物去上海时，又在中途遭到意外，杳无音讯。巴金为这些不幸的事情感到痛心，虽然最近他刚病了两个多月，现在刚恢复工作不久，但他还是
坐在火伞高张、阳光直照的小楼上，为缪崇群的八篇短文和仅存的五封书简仔细地看完校样，他想到作者生前付与朋友们美好的感情，禁不住想起了另一个朋友韩侍桁（崇群的老同学）在编选崇群的另一本遗著《晞露新收》时写过的两句话：“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吧。”这时，巴金好像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召唤他，他猛然惊醒：“那是崇群！”他觉得崇群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对朋友们的崇高的感情是永远留在大家身边的。
巴金从重庆回上海，不过三年工夫，他不仅写成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长篇小说《寒夜》；还主持恢复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工作，编发了不少足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继续前进的新书稿，包括《文学丛刊》和《译文丛刊》战后出的一些译著；并多次热情地参加了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不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都是十分巨大的，他在读者中间威望愈来愈高，也是很自然的，因而遭到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华时报》的谩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问题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的几家进步报纸还不曾被查封之前，有一位署名“莫名奇”的忽然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巴金，说“用高尔基的话，那些新伤感主义的作家是应该捉来吊死的。”而《联合晚报》的另一个作者则在副刊上发表一篇题目叫《从生活的洞口……》的文章，对这种论调进行附和，说它骂得“很痛快”，还说：“但其实不必这么愤慨的。这些作家用鲁迅先生的话：”做戏的虚无党，罢了，既不敢明目地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哎哟哟，黎明，’这就是一切。“
从自己阵营里杀出来的这些程咬金们，是巴金一时意料不到的。但问题很明白：曾在抗战前当着鲁迅的面出现过“左”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阴魂，并没有因为鲁迅去世而跟着消失，它们仍在文坛上飘荡（甚至几十年后还要存在），巴金对此十分厌恶，恰巧这时《寒夜》将出版，他就利用写“后记”的机会，给予还击：
“我应该向《夜光杯》和《夕抬》的编者们道贺，因为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代中，他们的副刊上首先提出来吊死叫唤黎明的散文作家（或者不叫唤黎明的作家以及所谓”新伤感主义的散文作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连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最无耻的宣传家戈培尔之流也不敢公然主张的。虽然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和自由的敌人。而谈到自己所不喜欢的文章就想把作者‘捉来吊死’，这样的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自己的老古董秦始皇就玩过‘坑儒’的把戏……可是连秦始皇的霸业也仅能传至二世……”
一九四七年三月，《寒夜》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又出人意料之外，就是《文汇报》上由郭沫若挂名而实际上并不是由郭沫若负责具体发稿工作的《新文艺》周刊，竟刊登出那个写《从生活的洞口……》的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略说‘不安’》，在攻击唐弢的同时，又把巴金带了一笔。唐当时很生气，曾向《文汇报》提出抗议。这次巴金没有作声，因为两个星期以后，郭沫若已经在同一报纸副刊版面上，替他拭去了被沾在身上的无知唾沫。
郭沫若毕竟是个有见识的革命家，他在读了《新文艺》的那篇《略说‘不安’》与另一篇题目叫《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后，很为震惊，他立刻写成了这篇题目叫做《想起了砍樱桃树的故事》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他就讲了个华盛顿童年时的故事。他说华盛顿小时候，他父亲给了他一把小斧头，他高兴极了，走进园子里，碰着任何树木就砍，结果连他父亲最喜爱的樱桃
树都砍掉了。父亲回家，盛怒之下，加以追究。华盛顿流着眼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父亲觉得这孩子诚实，便把他宽恕了。
郭沫若的文章，讲完这个故事，接着就对那两个他所不认识的写文章青年说：“两位朋友，我们实在是错了，我们的斧头砍的太高兴，砍上了樱桃树！你们是青年朋友，或许是出于一时的好胜，而我们主编者的责任更大，犯的错误也就更厉害，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含着眼泪承认自己的过失！”他又说“要向唐弢先生、巴金先生请罪，”在称赞了唐弢在抗战中的功绩和在战后主编《笔会》的成绩之后，他又提到了巴金，他说：
“巴金先生……是我们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立在反对暴力、表扬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虚弄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青年们是欢喜破坏偶像的，巴金先生的偶尔遭受拂逆，我相信这是一种消极崇拜的表现，或许也正足以证明巴金先生的优越的成就吧。”
最后，郭沫着的文章又谈到文艺批评问题，他说：“要建立批评，必须建立自己的诚意。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严爱憎，慎褒贬……我很难受，不幸在我们所主编的刊物上，竟表现了一种徒逞快意的倾向……我实在为批评的前途感觉着充分的不安……”
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多次的论争，这些论争看来是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发生，似乎互不相关，其实都贯穿着一些相类似的问题。有些问题当时下过结论，今天看来却未见得一定十分正确；有些则是可以作再一次回顾，当然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像上面的一次风波，也许还谈不上什么论争，但有些现象、因果，或仍能给人一点启示。需要补述的是：这件公案了结后，第二年，即1948年1月，《寒夜》再版。大概感于郭沫若所讲的砍樱桃树故事的诚意吧，仁慈宽厚的巴金把“后记”作了改写。他几乎不再提到这件事了。而不幸的是还不到几年的时间，那个写《从生活的洞口……》和《略说‘不安’》的作者，即郭沫若笔下砍樱桃树的那个诚实的“华盛顿”，自己却在一场风暴中被新一代的“华盛顿”当作樱桃树砍掉了。历史真是无情。看来把斧头给孩子总是慎重一点为好。
巴金把《寒夜》后记进行改写，当然是巴金的宽厚待人。但这并不等于他的初版后记所写有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应该说，它是完全正确的。巴金从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以来，根据他的创作实践经验，对有些文学创作问题的看法，有许多是很正确的。不要说在四十年代那些随意泼人污水的谬论无损于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同时也驳不倒他的观点；即使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刚写完《家》与《雾》不久，他的创作实践已经让他认识到某些文学创作问题上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曾屡遭淹没，只有到眼前才有可能重新露出耀眼的金光。
这里有一个实例可以补述：
1933年1月，巴金曾到合州，在生物学家朱洗的故乡作客，住了五天。
当时年轻的徐懋庸还不曾写信给鲁迅谈统一战线问题，当然也还不曾开口骂巴金、黄源和胡风，相反，当时他似乎还很敬重巴金，因为他是巴金朋友吴克刚的学生。他在台州一个中学的图书馆里借书，意外地碰到巴金，他说：“会在合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就在这个图书馆里，同巴金谈了许多话。后来他把那天的谈话情况，写成一篇题目叫《巴金到台
州》的文章，发表在1933年2月25日出版的上海《社会与教育》杂志第五
卷第十三期上。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的：……最后，我单刀直入地说到他的作品。
“您的《砂丁》《煤坑》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吗？”先
是这样的动问。
“有的，我曾经到了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尖锐的眼光从两片玻璃为障碍蔽物，很留心
地在侦察我。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开了。
“我同意于《现代》上一个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
“我认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经太浓重，此后是需要指引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的光明了。”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悲哀，所以我自然地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
接着我转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住在都会中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以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你所表现的悲哀，对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因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缘故。”
这一句话，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看看农村中的情形……你曾经自叹你的作品或
将写完，也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关于这一点，他的答复，颇出我的意外，他说：“这自然很好，可是并非必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要求每一篇小说创作都要向读者指出出路，无疑是一种“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确曾长期地统治过我们的文坛，以致我们对许多作品的评价，历来就很不公平。另一种理论也足以压抑文艺创作的生机，这就是题材决定一切。而在1933年春天徐懋庸所写的巴金访问记中，巴金所说的话，实际上对这样两个问题，已经给予解答。可是不知是哪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这两个文学创作问题上的真理始终被埋没着，虽然巴金用他自己创作的经历证实了这两个真理的存在：他的两部最成功的作品是《家》和《寒夜》，而不是《砂丁》和《煤》。当然，巴金从来（包括他与徐懋庸的那次谈话）也不曾否定过作家“下生活”，他自己不但在解放后下部队到工厂，而且早在解放前就下矿井到农村，但这对作家来说只能是一种生活的补充，扩大一些视野，而不是主要的，或者如他所说的“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作家写作主要是靠自己长期的实际生活经历，直面人生，和由此而来的最深
感受。《家》和《寒夜》正是这样产主的。
临近解放的上海寒夜，比临近抗战胜利时的重庆寒夜，还要寒冷。有一个晚上，虽已冬尽春来，但春寒料峭，特别在半夜里，仍冷得可怕，巴金坐在自己房间里，刚放下工作，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那是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贾开基打来的，当时他和马宗融同住在复旦大学的“大教联”招待所（当时叫“联络站”）里，他告诉巴金：“马大哥去世了！”
近两年来，马宗融在台北教书，他学识丰富，原是“部聘教授”，非同一般，因而生活还算安定，但他的情绪不好，周围环境使他感到苦闷寂寞，经常与他的老友乔大壮备酒对酌，一起发牢骚，患了病又没有认真的治，说“死了也要回上海”。巴金怕他在旅途中劳累，反会加重病情，曾写信劝他不要急着马上回沪；而他不听，终于有一天，躺在担架上，让人抬了回来，还带着女儿马小弥和男孩一起回到上海。他原从复旦大学被排挤出去，回来后发觉宿舍早被人占了，自己只好住在北京路的一个“联络站”里。偏逢当时上海已临近解放，学校乱哄哄，“联络站”也是人来人往，缺乏秩序，但是马宗融还是觉得能够回到上海，和老朋友们一起等待解放，心里非常高兴。巴金去看他，他虽然满身浮肿，起不了床，却仍满脸是笑，抓起巴金的手不放，轻轻地说：“这可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我没听你的话，就迳自回来了！”巴金差点儿流出眼泪来，但还是强噙着泪珠不让它流下，向他说了一句：“你回来就好了！”他知道他生病，但没有料到鲜龙活虎样的马大哥，竟病得这样。后来他又经常去看他，有时还和萧珊一起去，看到马大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又有复旦的老朋友们帮助照料，而他又有说有笑，巴金心里竟不知如何是好，他替马大哥担心，又似乎觉得眼前还不致有什么大变化，却想不到他就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了！
巴金接到电话，在这午夜里，他发觉连自己的心都在颤抖。而目前又在宵禁期间，马路上戒严，交通隔绝，在天亮前无法赶去，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办法，不觉倒在沙发上愣住了。他记得四年多前，在抗战胜利的消息还不曾传来时，却先传来了朋友缨崇群去世的噩耗，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就快解放了，和他在战前生活在一起的马宗融大哥却又闭上了眼睛。可怕的1949年上海的春寒，它比1944年重庆的寒夜还要冷，要是让他有时间再写一部关于寒夜的小说，他会比现在已经出版的《寒夜》写得更长更深的。
天一亮，戒严令解除，上海马路上的人流又恢复了。做官的和有钱人正在准备逃难；工厂企业在筹凑款项向职工发“应变”费；许多教师和学生被三三两两地逮捕到警察局里去；街头显得更为兵荒马乱，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已一无所有，因为商品都因金圆券贬值被抢购一空。唯有四川路桥堍两边热闹非凡，人们正在那边争购银元，满街的议价声，和银元贩子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呼声，以及银元相撞的“擦擦”声打成一片。
巴金和萧珊虽夭刚亮就赶到“联络站”，马大哥早已断气了，只见他的两个孩子在哭，复旦几个朋友守在旁边等殡仪馆的车子来把遗体送去。到了举行告别仪式的一天，朋友们来得不少，大家想到马宗融生前性格豪爽，富有正义感，很重友情，爱为朋友打抱不平，现在却闭起眼睛，静静地躺着，都很悲伤。复旦学生来的也很多，他们没有忘记马老师一直支持他们进行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都在灵前恭敬地鞠躬行礼。巴金和萧珊还随着到徐家汇回民公墓去参加了公葬仪式，想到马大哥主前毫无积蓄，只留下两箱书（后
来捐给学校），和没有父母照顾的两个孩子，就自动承担了他们的一部分主活问题，在办完了马宗融的丧事后，他们就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抚养。
这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经济也比较困难，兼以人事纠纷，编辑工作短时期中一度停顿，临解放时更难出书，只靠现成的纸型印一些书出来发卖，维持社中开支。巴金本人原不支薪，生活完全靠槁费，这时基本上无收入，再加上钞票贬值，存在银行的钱，几天之内就化为乌有，日子确实不好过。
正在巴金与萧珊抱着四岁的女孩小林，相对发愁的时候，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邻居顾均正夫妇来看他们。两家人谈起这些日子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均正说，开明书店给职工“应变费”每十天发一次，每次十块银元，问巴金：“你怎么不向开明提要求呢？”巴金对他微笑着还不曾答话，萧珊就说。“那顾先生，你就给巴先生转达这个意思吧！”顾均正一口答应，第二天就把十块银元送了来，说是预支的版税，办法和他们预支工资一样。但是等到开明书店第二次送来十块银元后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上海对于巴金来说，从1923年第一次来沪算起，到现在1949年，已经有26年了。他既爱它，又恨它。爱它，是因为它有光荣的历史，在这里有人民的劳动，也有人民对事业的奋斗，和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这里有他的亲人和朋友，有他长期生活和劳动的足迹；在这里更有他的事业，他曾为之奋斗，他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他的《寒夜》、《新生》以及其他许多中长篇创作和几十篇短篇小说以及几本散文集子，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他曾在这里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在灯下付出多少心力，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这里他曾享受过多少朋友热情的关注，有过鲁迅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过叶圣陶等年长者对他的帮助，有过靳以、丽尼、陆蠢、黎烈文、黄源等友人和他真诚的协作，有过索非、马宗融、罗淑、吴克刚等许多朋友对他生活上的关怀。当然，这里还有他温暖的家庭，更有他的爱妻萧珊和女儿小林……上海，他爱它，关心它，希望这块美丽的土地能给人们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上海，他也恨它。他不能忘记它又是一个罪恶的都市，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他曾写文章形容过这些帝国主义冒险家利用这里的低价劳动力，来开办工厂，制造商品，取得广大的市场，并且组织发行网，来推销从海外运来的剩余物资。他们自己住进中国劳动人民流着血汗建造起来的高楼大厦，享受舒适豪华的生活，却让中国工人“蜷缩在寒冷的小屋中和摇动的阁楼里，睡在高楼前的人行道上，挤在苏州河边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了微少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合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毫无原因地披浪费、被糟蹋……”他亲身经历过多少无法使人容忍的场面，他看到过英国警察在马路上勒令每个行人举起双手让他们随便抄身；也看到过法国殖民者在法租界与南市交界处关起铁门，举起铁棍，不让中国难民在战乱中逃进租界；他还亲见一个中年人因为经过日兵岗位没有鞠躬行礼而被打耳光，也看到过美国水兵在三轮车上拥抱着中国妇女招摇过市。他曾站在苏州河边，遥望闸北被敌人占领，房屋被烧毁，马路变焦土，自己的住处周围被炸；他也曾短期蛰居“租界”，看敌伪肆虐，汉奸横行，人民经受大搜捕的恐怖，爱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电杆上示众。而“胜利”后，接收大员享尽特权，巧取豪夺；流氓恶霸，依然故我；奸商投机，哄抬物价，更加猖撅。人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工人一天劳动十八小时还得不到一家
的温饱。有些妇女以卖淫为生，每天晚上她们在大世界、四马路、先施公司一带成群结队，等候顾客来买她们的身体，然后让可怕的性病传染开去，使上海成为国际性的梅毒流行城市。而那些对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反抗的革命者，敢于追求真理的人们，他们被逮捕，被拷打，受最残酷的刑罚，甚至被成批杀害……
现在，这个受侮辱、被压迫的城市——上海，它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命运：横渡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一个个城市，来到上海四郊，枪声不断，炮声在响。巴金想到周恩来在重庆对他的谈话，想到在延安和苏北工作的朋友们，想到前些时候刚离开上海去香港的一些老友，他怀念他们。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个晚上，然后发觉长夜已尽，天逐渐亮了，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那是在《大公报》工作的刘北汜打来的电话，他给巴金带来期待的讯息。他告诉巴金说：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
1988年10月3日初稿
1989年7月10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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