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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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回到上海，人家要他去参加的各种会议还是每天排满，而他仍在晚上勤于执笔。就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他的译作《红花》与《信号》，那是只活了三十三岁的旧俄时代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他在俄国文学史上曾被称为“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人”。巴金还把这个作家的生平介绍给中国读者，然后又加了迦尔洵的另外两个短篇《一件意外事》和《癞蛤蟆和玫瑰花》，用以揭示沙皇统治下人民痛苦的生活。
此外，巴金还把这次出访华沙，在途中和回来后写成的有关散文，编成一个《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另把在奥斯威辛所见所闻，编译成一个图画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一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当时平明出版社人手虽少，业务却逐步发达起来，几年工夫，不过增添了一两个人，书却出版了不少。译笔谨严的傅雷对出版要求一向很高，但他对巴金十分信任，他把自己重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几部名著全部交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还在过去编辑工作中发掘了个翻译新手，并给以培养和充分信任，把二十八本的《契河夫选集》翻译任务交给他，这就是后来成为翻译界名家的汝龙。
从波兰和苏联回来后第二年，国内随着土改、镇反运动的开展，同时在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巴金是看过电影《武训传》的，他记得当时是作为解放后一部重点影片来鉴赏的。赵丹在三十年代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巴金很早看过。这次赵丹在影片里饰武训，他的演技十分传神，他那老泪纵横受尽侮辱，仍然坚持求乞募捐办学的形象，曾给巴金以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这部影片受批判了，许多人为它说过好话，现在都作了检讨。在上海，连夏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巴金幸亏在看了《武训传》影片后，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言论，他总算逃过了这个403403关，没有参加这一次文艺批判运动，但是他对赵丹当时的心情是想象得到的。不久，他又离开喧闹的上海，参加老根据地华东访问团沂蒙山区分团，到山东地区参观访问。他是抱着改造自己思想的心情，去这个老根据地进行了解和学习的，虽然在名义上他是这个分团的副团长，同行的人不少，其中有他的老朋友靳以，和靳以的同事、在复旦大学教书的方令孺。
七八月里的天气，非常炎热，而在沂蒙山区，这时却是雨季。他们先到了潍坊市，然后从潍坊到沂水。巴金跟着大家沿路聊天，留心周围事物，随时向大家谦逊地提出问题，了解情况。他像新闻记者一样，经常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凡有可记的，他都把它们一一记下。有一次，大家乘着客车在公路上行驶，中途遇到了大雨，恰在这时汽车要摆渡到对岸，而车上人多，渡船怕超载，只好动员一部分人下车。巴金知道后，他首先下车，接着大家也就纷纷跳下车来，汽车和人终于分批顺利到达对岸。巴金从不以自己是访问团的领导成员而高人一等，享受特殊待遇。在这一点上，靳以和方令孺也是这样。方令孺性情坦直，心里藏不住一句话，凡是她想到的，她都要说出来。她也抱着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的决心，所以在访问老区过程中，主动找苦吃。她和一个女同志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她的床就傍着一具棺材，她并不在意，还把它作为锻炼自己胆魄之用。巴金过去与她虽认识，却不很了解，从那时
候开始，他与她熟悉了，并和靳以一样，称她做“九姑”。
巴金一到莒县，就和靳以、方令孺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小学的校舍里，自己挂蚊帐，自己扫地，自己洒洗。他们冒着炎暑步行，走到沂水专署，分批接待烈属和军属，然后和大家一起座谈。当这些烈属和军属老人来到时，巴金看到他们满身汗水，就亲自给他们倒洗脸水，还为他们点火敬烟。在座谈会上，巴金与靳以、方令孺等都热情地不断提问题，向老人们请教老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历史，和眼前的生活情况。巴金在老区参观访问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都如饥似渴地希望自己能对新的世界多了解一些，能多熟悉一些，多懂得一些。但每当群众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巴金，向他求教，要求他能向大家讲一些话时，他却总是红起脸来，一句话都讲不出，最后只好仍像他在抗战前那一次向一些中学生讲话时那样，十分腼腆他说出一句：“我不大会说话。”
巴金急于要求自己接近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生活，并在写作上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不久，他终于上朝鲜前线去了，他的决心是很大的。这次赴朝战地访问团是以中国文联名义出面的，实际发起和组织者，是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担任处长的丁玲。丁玲虽然三十年代曾在上海生活过，但她在解放区的一段经历，显然这时比巴金那样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人要有更多的发言权。她在半年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对青年作指导性的文章，题目叫《在前进的道路上》和《跨到新的时代来》，她在谈到巴金的作品时说，巴金作品虽然“对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她鼓励巴金到朝鲜战场去，并经中宣部安排让巴金担任这个访问团团长。巴金抱着为人民改造自己思想的决心，和代表团的另外十五个成员，去北京北官房二十号文学研究所宿舍，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赴朝前的学习，终于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启程离京。这个访问团除了巴金，还有担任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的葛洛，和访问团其他成员古元、白朗、王希坚、罗工柳、辛莽、菡子、逯斐、寒风、西虹、高虹、西野、王莘、伊明、黄谷柳，这些都是当时著名大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
他们在沈阳住了几天，然后又到安东宿了一个晚上。十六日下午乘火车跨过鸭绿江，一到志愿军政治部，就被安排分散住在朝鲜老百姓家里，但是一到夜晚，住处附近忽然受到敌机轰炸。为了保证作家、艺术家们的安全，政治部甘主任就要他们搬家，并很快把他们的行李全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了。由于山路很陡，上山要费很大的劲。山上坑道深而且长，幸亏里面有灯，还放了小床和小桌，可以住宿，也可以工作。当天晚上，政治部还给大家开欢迎晚会，开完会已经十一点半了，宣传部卓部长陪巴金在黑暗中上山，巴金跌跌冲冲，差点儿摔倒，幸而通讯员扶住他，才好不容易来到宿舍的洞口。
二十二日上午，他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会见的地点在山下大洞内的一个办公室里。彭总一看到这些作家、画家都穿上了军服，非常高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发现十六个人中有几个女同志，就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接着，他开始谈话，讲了三个小时。后来宋副司令员和甘主任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对大家来朝鲜战场表示欢迎，彭总插话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但我心里是欢迎的。”大家笑了起来。彭德怀还留大家吃了饭。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飘飘，洞中却很暖
和。
在与彭德怀会见后第二天下午，大家讨论了彭总的谈话。许多人在谈了感想后，鼓励巴金写一篇“会见记”。隔了两天，巴金就把文章写好。这就是后来在我国五十年代文坛上被大家到处传诵的那篇著名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这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对彭德怀将军有不少生动的描写：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高大、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距离忽然缩短了，消失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
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揭下军帽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像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的眼底。大部分同志都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听着他的浅明的、详细的、反复的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他的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
巴金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访问团的支部书记葛洛和其他一些同志看了一下，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巴金参考了他们的意见，又增加了几句话，然后把这篇散文交给新华社。第二天，彭德怀从新华社看到原稿，写了一封信给巴金，要求作一些修改，他用的是商量的口气，信的原文说：“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致以同志之礼！“
巴金读到这封信后，觉得彭总提的第一个意见提得很对，大家在感性上确实曾有过那么一个过程：在未见到彭德怀将军以前，大家都听说他是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时觉得他是个长者，后来他坐在大家面前，听他的谈话，渐渐地产生一种与亲人谈话的感觉，因此就把“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成“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了。
巴金在朝鲜七个月，他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与战士、干部一起生活在从兵团到连队里。他写的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战士。在进入朝鲜以前，他曾读过别人写的反映志愿军部队生活的通讯报告，他对志愿军战士也有一些印象，他总认为他们与自己总有一些距离，但是没有想到，真的到了部队，他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受到部队同志热烈欢迎，并给予无限信任和尊敬。这些战士极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非常单纯的年轻人，他们的爱国心，与他们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与巴金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往往主动向巴金伸出友爱的手，像接待兄弟一样把他接待到连队里，接待到战壕里，只要巴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就一定加以满足。他要看什么，他们就给他看什么，他要求谈什么，他们就给他谈什么。他们经常冒着炮火封锁线，陪他上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
开小组会，一起听指导员讲话，有时还跟着战士或通讯员一同爬山过岭。在途中谈生活，拉家常，甚至讲笑话，或者坐在朝鲜老百姓家的屋檐下，听他们讲怎样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烈士们怎样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战士们年轻、健康、淳朴的脸，的确给过巴金以深刻的印象。他们那种“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也深深感动过巴金。他甚至觉得他在年轻时代所向往所追求的殉道精神，在这里得到具体体现。他相信自己这一段生活将对自己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上和在创作上都将有所变化。“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他曾几次表达自己在这个时期对生活有过这样巨大的冲动，和认真的非凡的实践。
他确实以他热情、流畅、朴实、诚恳的文笔写了不少反映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的作品。读过他的作品，谁都会体会到巴金的心头积藏着无数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为了写好这些英雄，巴金在保持他原有的风格外，调动了艺术上各种手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故事把他们表现出来。作为认真从事创作的正直作家，他的确用尽了他的所有力量，他用最多的篇章献给站在最前线的普通战士们。他以两万四千字的短篇小说《黄文元同志》，塑造了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典型：他出身农家，父亲从前耕过地主的田，现在日子好过多了，有个小妹妹在乡里上学，在他去年五月报名参军出来的时候，乡里正进行减租退押，他们全家都感谢共产党，他自己做梦也想见到毛主席。他每隔三个星期给他父母写一封信，但双亲都不识字，他们托人给他写回信，鼓励他为人民立功。他曾在一次占领一个无名高地的突击战中，与副班长一起各人抓到一个俘虏立过功，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在等待着机会。终于又一次反击战开始，他随他所在的排在深夜出发到了潜伏地点，离山顶上敌人的铁丝网不到一百米，为了不使敌人警觉，同志们都严守纪律，一点响动也没有，而且身上从头到脚都插满野草，把自己伪装起来，直熬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敌人突然盲目地打起炮来，一颗燃烧弹落在黄文元身旁，他的身体着了火，如果他这时站了起来，或者在地上打个滚，他身上的火还是可以扑灭的，但这必然会惊动敌人，使目标暴露，不但反击任务不能完成，参加反击的两个排的同志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他只好一点不动，让火在自己身上燃烧，终于牺牲。
《黄文元同志》是巴金第一次赴朝鲜时的一篇小说创作。这确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小说通过“我”，写了不少有关黄文元与“我”在班里共同生活时的情景，他为人纯朴，诚恳，勤劳，勇敢，还富有理想，十分关心别人，与“我”在短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是使人难忘的。由于前面的描写十分细腻，读者对黄文元的印象很深，所以在他为争取反击战的胜利，保全同志的安全而牺牲时，更使人增加悲壮的感觉。
这个时期，巴金写得更多是反映真人真事的散文。这里有在执行任务时，误踏敌人地雷身负重伤，依靠未受伤的右膀和右腿，爬了十天九夜，从敌人阵地回到自己阵地的张渭良；有所住的洞子被敌人炸塌，自己被封在洞里，仍敲着碗，唱着歌（《王大妈要和平》、《东方红》和《歌唱祖国》），让外面的同志听到后挖土救出的赵志仁；有在成群的敌人中间投下一个飞雷，趁着敌人血肉横飞乱成一团的时候，以无比的镇定和勇敢，补充自己的弹药，使六十三个敌人都成了他的俘虏的刘光子；……那时，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他结识过很多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当他在那年十月准备离朝鲜回国
时，他还逐一地记述了“那些兴奋的日子”的记忆，用来告别使他难忘的那些战友。他像那些战友在阵地上不断变换战术一样，他这次写的散文用的是与对方直接讲话形式，比如他写那个在铁原阻击战中坚守二三三点二高地的英雄，他就这么写：“徐申同志：这四个月来我常常想到你，想到你脸上的笑容，想到你的响亮的声音。你谈到去年国庆节你归国观礼在天安门看见的景象，谈到在北京意外地见到母亲的情景，那时你多么地兴奋，……”比如他在写那个在国寺峰阻击战中的独胆英雄时，他就那样写：“陈超同志：孩子们的歌声一定会给你唤起不少痛苦的回忆，但也会给你带来温暖。因为你是一个女孩的父亲。旧社会使你跟你的孩于分开。新社会让你给你的孩子带来光荣。过去的痛苦日子不过是一场梦魇。你已经在新社会中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勋……”又比如在写曾与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副连长时，他就这样写：“李平同志：我们分别不过一个月，可是你的面貌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功臣榜上没有你的名字，然而称你做‘一个最可爱的人’，你应该毫无愧色。跟你在一起生活的半个月中间，我得到不少的益处。在做人和处理事情两方面，我都得向你好好地学习。作为一个副连长，你把战士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待。再没有人比你更可爱了。要是战士受到一点委屈，你的脸上就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时常想起我跟你一块儿去看望病号的那几个黄昏，你那么殷勤地照料病人的饮食，关心病人的生活……”
这些战友对巴金及其伙伴们确也如对待兄弟那样欢迎他们。他们不但为他安排床铺，为他准备饭菜，一到连队，有时还在土墙上张贴标语，“祝巴金、黄谷柳同志身体健康！”黄谷柳是广乐作家，访问团下部队常把团员分散成几批，黄谷柳经常与巴金在一起，巴金曾在他的小日记本上题写字句：“我等着您的歌颂平壤的诗篇！”巴金还给志愿军那些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写信，虽然他们在功臣榜上没有名字，然而他们却是启发、鼓励、帮助英雄立功的人。巴金说：“我越注意你们的生活，越了解你们，我越不能不敬爱你们。”当他发觉与他同住在一间土屋子里的一个科长，在胃病折磨中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始终用一只手捂住肚子，让另一只手不断写着字，巴金想最好有个热水袋，多少可以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直到他离开朝鲜后几天，在沈阳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便买了带给那个科长。这些同志，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祖国的不灭的灯火”，使巴金也像一个文工团的女同志那样，觉得能够为战士们做点事情是“最大的幸福”，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大的光荣！”
巴金在朝鲜战场生活了七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保卫祖国安全而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使巴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有所寄托。他从这些纯朴的人们身上汲取了创作力量。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以朝鲜战场为题材的创作，并不曾由于他已写出了诸如《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等较好作品而就此停笔。相反，朝鲜战地生活成了他在解放后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仓库。他不但在一九五六年写了《活命草》和《明珠与玉姬》，还在六十年代初期连续写了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人物的作品如《团圆》、《无畏战士李大海》、《副指导员》、《回家》等七个短篇小说和一个未发表的中篇《三同志》。甚至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他在重新恢复写作后不久，还以《杨林同志》为题，写成了在《巴金全集》中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
这些短篇小说曾在一个时期作为我国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许多反映我国五六十年代短篇创作成就的文学选本，也都把《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明珠与玉姬》、《团圆》等作品编选入内。其中《团圆》改编成电影剧本《英雄儿女》上映后，还曾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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