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作家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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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十月中旬，巴金和赴朝访问团十几个作家、艺术家一同回到北京。
北京刚度过热闹的国庆三周年，街头节日气氛还是到处可见，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店玻璃橱窗，仍是五彩缤纷，在吸引着行人，就连马路上的彩牌楼也还未拆尽。气候更是秋高气爽，满街一片晴光。四十九岁的巴金，精神抖擞，充满信心，兴匆匆来到西堂子胡同顾均正家里，与特地从上海赶来迎接他的萧珊和他们的七岁女儿李小林会面。
萧珊自从与巴金结婚后，从未有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别离。虽然巴金在朝鲜每隔一些日子总给上海家里寄信，但萧珊总无法回答小林经常吵着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幸而这时小棠已牙牙学语，并开始学步，不像喂奶时期那样离不开身；还专门雇了一个叫丁香的保姆带领小棠，有时萧荀还被邀请住到霞飞坊来，和萧珊作伴睡在同一张床上，帮着照料小棠和小林，使萧珊有可能也有些时间努力学习俄文，并从事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还抽空代巴金处理一些读者来信。当然，继母虽说上了年纪，瑞珏进了平明出版社做会计，工作很忙，但她们也还是帮着做点家务，包括看小孩，这样萧珊就能有机会带着小林来到北京迎接巴金。
顾均正原是他们在霞飞坊的老邻居，建国前他与巴金时相过从，巴金有关开明书店的事，常常托他带讯。不但巴金与顾均正是好朋友，萧珊与顾均正夫人（他们叫她“国华嫂”）也十分熟悉，因为萧珊到了上海后，刚碰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物价飞涨时期，市上哪些日用品缺货，哪些东西急待配办，她常很不在行，这样，国华嫂就成了她的家务顾问。好在萧珊性格坦率，人缘极好，碰到国华嫂待人也很真诚，两人就常有来往了。建国后，开明书店迁北京，顾均正全家随社迁居，巴金几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到他西堂子胡同家中作客。每次巴金回上海，总把顾均正夫妇对萧珊的问候带给萧珊，还要她去北京看他们。萧珊过去广州、昆明、桂林、重庆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北京，这次有这个机会，就带着小林先一天住在顾家。国华嫂看到小林，想到自己两年没看到她，就长得了那么高，还连连向她喊“顾家姆妈好”，禁不住心里高兴，忙称赞萧珊说：“你真有计划，先生了个女孩，隔几年才又生个男孩。看你把小林养得多好。”她们谈起别后两家的生活，总有说不完的话。
顾均正在三十年代初就在开明书店当编辑，他参加过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月刊和《新少年》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还在这两家杂志发表过不少科学知识小品，给那个时期的青少年留下过很好的印象。战前他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曾是当年流行全国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读物。现在他仍在开明工作，但正在等待着机构合并的变化。一年后，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他在那边，仍埋头苦干，不求人知，对朋友却乐于帮助。这次巴金从朝鲜回来，一家住在他的寓所，他不但用丰盛的饭菜招待，还和夫人一起陪他们到颐和园、北海去玩，向萧珊、小林讲清朝王室曾经在这里怎样生活。巴金和他的赴朝访问团朋友们在向全国文联一起作了总结汇报后，约一个星期，就带着萧珊和小林回到上海。在回沪前，他还带了萧珊、小林去看了他的一些老友，其中卢剑波还是他在二十年代就结识的学习世界语的同学，现在卢剑波正在北京学习俄语，他们谈了一个下午，还同到一家川菜馆去吃了一顿成都家乡菜。
巴金回到上海，看到他的儿子小棠不但已经学会走路，而且还能自己跑楼梯，喊萧荀“好姐姐”了。他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巴金本来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但他总是摆脱不了古今中外的作家缘：一到上海，各种会议就把他包围了，不是为国际作家友人迎来送往，便是作为作家代表出席全市性的各种大会，如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大会，上海市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市各界悼念斯大林大会等等；至于与文艺界直接有关的活动，那就更多了，如华东与上海文联、文协主持的大小会议，《文艺月报》编辑部召开的各种座谈会，差不多把巴金每天的时间都排满。
巴金虽然这样忙，在晚上却仍抽出一定时间，写了不少反映抗美援朝前线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他还奋力重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交给平明出版社出版。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情，这时巴金已经完全不插手了，他给当时在武汉的田一文写信说：“我也很关心文生社，但我一个人没有力量使它往正常的路走。……我现在只是这样想：朗西拖得下去，就让他拖去。拖不下去时，让同志们去弄……这是我们大家的心血。”
就在这个时候，巴金还不曾忘记帮助比他年轻的一些朋友。当他收到当时在南京工作的杨苡一部译稿《俄罗斯性格》后，就给她看了那八十多页校样，然后带着批评的口吻对她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好一点。”因此，他请当时在平明出版社工作过一个时期的汝龙给这部译稿作了一些改正，巴金自己也为它改动了几个字。隔了一个时期，已金又写信给杨苡，对她说：“你说你要译w.H.（按指《呼啸山庄》），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但已出的两本书（按指《俄罗斯性格》和《伟大的时刻》）都差。我这个意见不会使你见怪吗？”也就在这个时期，巴金接到田一文寄给他的两篇稿件《老李的信》和《歌颂王崇伦》，要求他转给《文艺月报》，因为巴金是这家刊物挂着名的主编。田一文在解放前曾与巴金长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事，更早以前还共同有过美丽的理想，都愿为人类谋幸福，为理想献身，但当时并不明确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相互信赖，巴金还根据田一文的战地生活经历，作为他写小说《火》的一部分素材。巴金一直以平等态度对待一文，还引导他读书，总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说话：“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可以看看”，或“左拉的《娜娜》你还没有看过吧？可以看看。”他从不说你应该做什么读什么，而是用商量的口气。他曾为田一文编发过一本散文集，但他仍严格要求他。现在他寄来两篇稿件，巴金看了一遍，然后把稿件退还给一文，附信给他说：“……我没有把你的稿子送到编辑部，因为我考虑之后觉得这些稿子不合用。你的文字是不坏的，朴素、流畅、明白。我读到它们，就像见到熟朋友，我对你的文字是有感情的。内容也没有问题，你写斗争，写新人新事。但是我觉得你的文章有一些大缺点，就是空话太多，而且都是人人会说的空话；另一个缺点是写自己也多。你自己受到感动，却不能通过人物、通过具体事件，来感动读者。只说自己如何感动（我也常犯这个毛病），却忘了如何使别人也感动……”
巴金第二次去朝鲜，已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在行前，胡风曾表示要想与巴金同去，因为那时他已从上海调到北京，虽没有分配什么工作，却已迁家在京定居，似已作为专业作家，和其他几个作家同到东北一家医院“生
活“。过一个时期，在那里搜集到一部分志愿军伤病员的事迹，所以要想再到朝鲜去看看。巴金到时候，就去胡风家中问讯。恰好那天下午，巴金在琉璃厂附近书市买了不少书，书重拿不动，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顿晚餐，雇了一辆三轮车到胡风家来，下了车，把书放在车上，敲门进去，只见胡凤正在吃晚饭，还有客人。胡风要想留巴金一起进餐，不料他已吃过了，外面还停着车，只好不留他了，坦直告诉巴金：朝鲜他暂时不去了，因为《人民文学》正等着他把他那篇从医院蹲点回来写的报告文学《身残志不残》修改后送去刊用。
那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双方在板门店签订的停战协定已在上月公布。
但是巴金还是去志愿军部队里生活了四个多月，写了不少篇散文和报告文学。
在这段日子里，巴金完全和这些来自农村的纯朴的战士一样，沉浸在对祖国的热爱里。大家远离祖国，“祖国”。对于大家比在国内更为具体。战士们通过亲人寄来的信，同胞们送来的慰劳品，以及一切凡与祖国有一丝联系，或可以有一分足以作为联想根据的报纸、图片、日用品，都寄托了对祖国的向往、思念和怀恋。
巴金望着志愿军战士纯朴的脸，看到他们纯朴的心，觉得无比的温暖，因而享受着和他们同样的从“祖国”两个字而得到的无上光荣与幸福。对他们来说，随着对“祖国”的具体认识，光荣与幸福在他们心上也是非常具体的。他们今天感到的欢乐，是建筑在对过去痛苦日子的回忆上：过去忍饥挨饿，受迫害，受凌辱，被压在人家的脚底下，呻吟哀叹，大难来临，各自逃命；而现在，有土地，有衣穿，受到关怀，受到尊重，被慰问，被鼓励，有事共同商量，互相帮助，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为革命建设而一起奋斗。这样的两种现象一对比，今天是多么幸福，生活在人民的大家庭中是多么光荣！巴金觉得如果细细观察，志愿军战士们的深厚感情，他们对祖国的深切的爱，正是寄托在这些事实上面。在营教导员向他们传达祖国几年来的建设成就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因而巴金觉得自己也必须把在朝鲜前线的这些可爱的人所想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带回给祖国；同时也必须把自己在祖国的见闻，随时带给志愿军战士。这样一想，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生活也十分充实。他曾多次给在国内的亲友们写信，说过“在这里，生活多么丰富！”或“在朝鲜的生活，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巴金先后两次去朝鲜，留在他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志愿军战士的爱国热忱和“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牺牲精神。他作为作家，自己的要求也是通过人物的描写，写出这两种高尚思想，实际上，他所写的几十篇散文、报告文学和几个短篇小说，都环绕着这两个中心。他不但自己写，还鼓励他那个访问团的其他同志都来写。同时，他还要求参加实际斗争的志愿军指战员也都能动笔写出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
这一年的国庆节期间，恰好是全国第二次文代大会在北京召开，巴金在朝鲜无法出席，便写了一封信去致“衷心的祝贺”，同时还在信中抒发了他自己的心情。他说：“去年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间生活了七个月。现在我又到了他们这里。我的心始终忘不了这些人和这种生活。我想念这些人就像想念自己家里人一样。去年我离开志愿军的时候，一个兵团的政治委员对我说：”你不要忘记你是这个兵团的人啊！“这句简单的话使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是莫大的幸福。”在他叙述了自己在朝
鲜的生活情景后，又说：“我在志愿军部队中间七个月的生活，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上和在创作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生活在新的人中间，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在我的周围每天都在发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每天都受到那种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的感染。我自己的感情也逐渐在改变……可是……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我没有写出堆积在我心中的爱……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而感到苦恼……。”
巴金的感情是真实的，他非常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正确，但它并没有能解决他在创作上的苦闷。这要等待在几十年后，在人们为他与他的那些同时代的老作家们一起总结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经验和教训来。
当然，他的勤奋，仍为他在朝鲜战场的生活留下了三本小册子，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通讯报告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一九五三年九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英雄的故事》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通讯报告集《保卫和平的人们》。几年以后，他又根据这个时期的生活，写了七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作家出版社把那七个短篇汇编成一本叫《李大海》的书。
值得珍视的是当他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忙于开会，忙于学习，忙于送往迎来，忙于参加各种活动，忙于赶写朝鲜题材的作品之外，还把四十年代初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旧译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校阅一遍，重交平明出版社出版，改名为《家庭的戏剧》。这是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屠格涅夫曾称这本书“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因为它是赫尔岑在欧洲流亡期间所写的流亡者及其家庭的生活。他不仅写他自己的家庭悲剧，还通过这个悲剧刻画了当时名噪一时的那个写政治诗的作家黑尔威格的卑鄙人格，及和黑尔威格臭味相投的黑尔威格夫人爱玛可笑又可怜的行径。巴金以非常流利的译笔译述了赫尔岑对这一对夫妇之间关系非常生动的描写：“起初我（赫尔岑）跟他（黑尔威格）中间还有很多隔阂，使我们不能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没有那种纯朴、但白的天性，没有一切坚强而有才能的人所不可缺少的那种完全开阔的心胸，这在俄国人中间又是每个有才智的人差不多都有的。他不坦白，不光明，他害怕别人，喜欢偷偷地享乐；他有一种柔弱的女人气，他重视琐碎事情，重视生活的舒适，他有一种极端的不顾一切的利己心，这种利己心到了天真和无耻的程度。对这些缺点我以为他自己只应该负一半的责任。命运把一个这样的女人放在他的身边：她用她的似是而非的爱情和过分的照顾煽起了他的利己倾向，鼓舞了他的种种弱点：使那些弱点在他的眼睛里变成了美德。他在结婚以前很穷，一一一她给他带来了财富，她使他享受豪华，她成了他的保姆，他的管家，他的护士，她成了一个连一分钟也离不开的最下级的必需品。她对那个。‘承继歌德和海涅的地位的’诗人怀着一种永久的崇拜、忠诚、恭顺到了极点，同时她却用资产阶级的豪华的鸭绒被毁坏了、闷死了他的才能。”这本书的译述，是巴金为中俄文化交流做的又一件好事，同时也为他二十年后准备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全部翻译过来的计划作了精神准备。他一向很喜欢赫尔岑的作品，认为赫尔岑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他就是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这一年，正是俄国的另一个作家契诃夫的逝世五十周年。契诃夫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同时，他的作品也为巴金所喜爱。巴金曾说契诃夫作品为读
者留下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俄国社会的缩图，它把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没落的外省地主、小职员等形象，都写得十分出色。但在巴金青少年时代，契诃夫作品却并不曾为他所理解，他说：“我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他在讲些什么。”以后，他与它接触多了，就认为有些“了解”，但是他又觉得它写的反抗太少，看了后有一口气憋不住的感觉，因而有时甚至感到厌烦。在巴金有了长时期的生活经历以后，他才逐渐喜欢了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觉契诃夫写的当时俄国社会的面目，和他笔下出现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社会也经常出现。特别在旧社会开始崩溃、反动统治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巴金发现到处都有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到处都有契诃夫所谓的“霉臭”。因而巴金说：“我翻开他的著作，就好像看见他带着忧虑的微笑在对一些人讲话，我仿佛听到他那温和而诚恳的声音：”太太先生们，你们的生活是丑恶的！“巴金为此在这一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叫《纪念契诃夫的话》的文章，谈他对契诃夫作品认识的经过，最后他终于下结论说：”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厌；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不久，巴金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在那边不仅会见了苏联作家费定、诗人马尔夏克等人，还与民德小说家勃赖德尔、罗马尼亚诗人别纽克、保加利亚作家斯托扬诺夫等人一起参观了契诃夫纪念馆，并到契诃夫墓前献了花圈。他在这一场合，还与契诃夫夫人克妮碧尔作了友好的交谈，当然，他们是通过翻译谈话的。
这次在莫斯科，除了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看了几场契诃夫作品的演出。这些演出都是非常精彩的。他看戏的地方是在莫斯科艺术剧场。他在四年前曾在这里看过契诃夫的《三姊妹），现在却让他连续看了两个晚上的《万尼亚舅舅》第一个晚上只看了第三幕，没有布景，只有几件简单的道具，但是苏联人民演员奥尔洛夫演的万尼亚舅舅的形象，使他难以忘怀。第二个晚上，看的仍是《万尼亚舅舅》，但是这次演出的是整个戏，而且既有道具，又有布景，同时巴金还带了他的朋友焦菊隐的中译本去，边看边读，因而他从头至尾都懂得台词。戏把他带到旧俄时期的生活中去了，他把整个心灵都沉浸在剧情发展里，最后，当万尼亚舅舅伏在写字桌上写了两行字，又停下来，听到外面传来的马铃声，现出无可奈何的痛苦的表情时，巴金差一点也跟着他流出眼泪。事后，巴金说：“再没有比这个为着虚假的‘偶像’浪费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更令人痛心的了！”巴金在一片掌声中走出剧场，他非常兴奋，发觉契诃夫作品确实不仅揭露了现实社会的丑恶，同时还加强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信心。因为闭幕前的一个动人的场景还留在巴金心中，那是万尼亚舅舅对索尼雅说的话：“你可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啊！”而索尼雅却跪在他的面前，拥抱了他，并对他说：“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充满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
隔了一天，他又在另一个剧场瓦赫柯但夫剧院看了契诃夫的另一个作品《海鸥》的演出。这个剧本曾被认为“比较复杂”，有些人还以为它“难懂”，但是巴金并不认为这样。当他访问了契诃夫的故乡以后，有一天，在列宁大运河中，他与翻译沙夏同乘在一条船上，各自躺在甲板上两把井排放着的帆布椅上，面对两岸秀丽的风光，谈着这几天看的契诃夫的戏。巴金一边翻阅
《译文》杂志上刊登的《契诃夫论》一边向沙夏发表自己的意见。《契诃夫论）是几天前在纪念会上作报告的《契诃夫传》作者叶尔米洛夫写的文章，巴金觉得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作者认为《海鸥》的主题是事业，而巴金则认为青春才是《海鸥》的主题。对《万尼亚勇舅》巴金也不同意叶尔米洛夫的看法，巴金说：“叶林娜绝不是一只猛兽。她自己就是被庸俗势力的一个代表（那个教授）毁掉了的。”因此，巴金以为契河夫作品是在劝导人们：“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年轻的仅二十五岁的沙夏，当场以微笑和点头，来报答巴金的热情与坦率。
巴金这次在苏联的访问，前后逗留了二十天时间。他除了在莫斯科、契河夫故乡访问外，还到过雅尔塔，在契河夫别墅会见了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后来又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巴甫洛夫楼，和马马耶夫岗。然后他就转道莫斯科回国。当时北京己是炎炎盛夏天气。等到他回来后的第二个月，即一九五四年九月初旬，为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上海再到首都，正碰上这次大会“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基础”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选出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会根据毛泽东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场内外一片欢愉热闹气氛。
巴金是四川代表，他由衷拥护宪法，并早已在两个月前讨论宪法（草案）时，就在上海与王西彦联合署名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短文《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内心莫大的欢悦，与对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无限向往。当然，他在这次大会上，更是衷心为人民有了自己的宪法而高兴。他还响应号召，行使民主权利，在会上发言，提出对目前文艺创作问题上的看法，认为时代是这样光明灿烂，人们是在这样热情劳动，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人都在发光，发热，文学作品要热情歌颂新人新事；但无可否认，有些不健康的落后现象还是存在的，那我们就要既有歌颂又有批评，不能追求四平八稳，人好我好大家都好。他认为作品揭露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如官僚主义等问题，也应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他发言后，还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把它整理成文，交给他们发表。同时还写了一篇生动的短文，交给《文艺报》刊用，这篇短文描述了在人代会小组讨论宪法草案时大家兴高采烈的欢愉情绪，认为民主自由的空气已经形成，人民长期斗争的成果已经到手了。自己也从众人的欢乐中找到了个人的欢乐，心与六亿人民一起跳动，感到无限幸福。
和他在同一个小组里的作家还有沙汀、艾芜和胡凤，因为他们都是四川省产生的代表。胡风也和巴金一样，一时兴高采烈，他以为当前这个情景，与他和他的那些朋友向党内一些文艺界领导同志正在进行的文艺问题论争，看来形势显然对他有利，因此也就讲了不少意见。只是巴金并不知道胡风的情况，他总认为胡风比他更靠拢党，他哪里知道胡风早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已向中共中央提出他那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意见书了！
谁知难以预测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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