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迷惑不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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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秋冬，大概是巴金一生中心境最明朗的一个时期。旧时代黑暗统治的阴影己在他的心头消失，使他迷惑不解的新的社会现象还不曾在他眼前升浮起来，连解放初期老朋友沈从文未能参加文代大会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印象，这时也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沈从文经过在革命大学一个时期的学习，已经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巴金重又看到了他那出自内心的敦厚的笑容。《武训传）的批判虽然带给他一点小小的遗憾，但五十年代初期的几个政治运动，都与巴金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对旧社会的强烈憎厌，倒使他感觉到这几个政治运动不仅有助于消除旧的垢污，还有利于人民政权的巩固。
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在举起自己的双手与全体人民代表一起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人民有法可依，“梦想变为现实！”这是茅盾对眼前情景的赞美！而巴金则想着：民主！自由！让那些在炎日下流汗耕种的农民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让那些在工厂矿山里开机器挥铁锹的工人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让那些在课堂上，在书桌边工作的知识分子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让一切在旧社会渴望了一生都没有得到过民主自由的人们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这将多么使人振奋，多么使人欢愉！他不但在人代会上响应号召，运用民主权利，提出自己看法，要求文艺作品歌颂新生的东西，批判旧的落后的东西，还要求揭露官僚主义，改正目前作品“四平八稳”的文学现象；而且，他还在人代大会闭幕后一星期，参加中国文联的第二届全委会议，参与讨论了这一年来文艺工作上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赞同提出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开展作品竞赛和自由讨论。
巴金这次回到上海，不仅使萧珊从他那将满五十岁的脸上，看到未逝的青春的微笑；同时还发现在他带回来的行李中，除了新买的各种版本书籍，还有各地名烟和各色名酒。巴金原无烟瘾，只在朋友相叙，谈得热闹时，才偶尔抽一支烟以助兴；巴金的酒量也不大，稍饮脸上即泛起红晕，但是他从未在与朋友同餐时拒饮过对方的祝酒。烟和酒在巴金心里，总是与友情联系在一起的。这次他从北京人代大会供销处买到不少名烟和名酒，为他的家庭招待客人时，添加了友情的欢乐。
但是不论对巴金家庭来说，还是从朋友们的感受上来讲，谁都认为眼前的巴金住房实在大小。淮海坊（即霞飞坊）五十九号楼下客堂自从索非一家在抗战胜利时迁出后，即为另一户人家所住；原归保姆住的二楼亭子间，现在已由来沪定居的巴金继母与十二妹李瑞珏住着；保姆只好每晚在二楼搭个临时铺。三楼卧室原来就是巴金的书房，藏书把这个房间的空间占了四分之三，床铺和写字台本来就局处一隅，夫妇俩带着小林住在这个角落里，现在又添了个小棠，不能不使巴金夫妇想到要另觅住房，找个较大的栖身之处，以容纳这一家老小。偏巧这时巴金的妹妹、为大家称作“九姑”的李琼如也来沪定居，她寡居多年，一个儿子也己因病去世，目前孤身一人。巴金非常同情九妹的不幸遭遇，但她来沪后巴金竟无法把她安顿在自己家中居住，只好让她暂时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隔壁李采臣所租住的一间屋子里。这就更使萧珊急于搬家。恰巧这时上海市有关领导，也感到巴金的外国朋友不少，国际上要想来访问巴金的人很多，让巴金在淮海坊五十九号二楼会客室接待外
宾，太不方便了。
这样，为巴金找房子，就成了领导和朋友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怎样的房子才适合巴金家庭住呢？谁也说不上。巴金的唯一愿望是不要住在高楼公寓里。那种高高在上，靠天近，离地面遥远的房子他不欢喜。他在上海习惯于住里弄房子，但他更爱内地的平房，能日常看到一些绿色的草木更好。就在巴金还不曾找到新房子的那一年岁暮，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论开始了。这本是一次有意义的普及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它首先从肯定“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开始，然后发动各方面人士从各个角度对新旧红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论进行了规模庞大的讨论。如果这个运动能像开始时那样提出旨在“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并不是对哪一个个别的人的问题。对任何人在研究和考证工作上的或多或少有益的贡献，都应受到尊重。”那么它的最后一定会给我们的思想学术界开拓一条光明灿烂的大道。不幸的是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还来不及作一次科学的总结，还来不及分析清楚哪些是真正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哪些是过火的实际上还是唯心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俞平伯这一类专家在学术史上究竟功过如何，也都还来不及作出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评定，而批判文章却一篇比一篇严厉，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从批《〈红楼梦〉研究》到批胡适，从学术讨论，发展到批判政治思想，又进而发展到批胡风，接着就是反右和“大跃进”；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讨论最后竟成为“四人帮”在政治上篡党夺权的工具。这是最初想通过《〈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风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巴金从幼年时代起，就接触《红楼梦》。他家里从他父亲到大哥、姐姐，差不多每人枕边都有一部版本不同的《红楼梦》。甚至到现在，他家中年过八十的妹妹，还能背诵大观园里的姐妹们所作的诗词。巴金自己在十几岁时读过《红楼梦》，说《激流》三部曲的作者没有受过《红楼梦》的影响，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但对巴金来说，他在文学创作上影响最大的，确实还是十八九世纪的外国文学。他平时谈话，很少对人谈《红楼梦》，也很少讲起《红楼梦》中的人物，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谈到小说创作方法，举例也是以欧美小说和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主，即使谈到中国文学创作也多谈现代小说，很少谈古典文学作品，虽然他从小接触旧小说，但这些作品似乎对他印象不深，他只讲过《说岳全传）是他看的第一本旧小说；至于《红楼梦》他只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有过书面的论断，那是他先后写给《红楼梦）的两位研究者周汝昌、魏绍昌的。巴金在复信中说：“我对《红楼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十几岁时翻看过它。我最后一次读《红楼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往马赛的法国轮船上，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反封建小说。它当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是这部小说里面有原作者自传的部分，书中那些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悉的，或他所爱过，所恨过的；那些场面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的。作者要不是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他就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来……”
巴金在写这段话以前，从未在《红楼梦》问题上发表过书面看法。在一
九五四年底至一九五五年初，当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还说像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当然是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这些话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传达，并对《文艺报》在处理“两个小人物”稿件上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华东作家协会为此曾开过有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巴金出席了这个讨论会，但没有作正式发言。
惊动巴金的运动，是批判胡风。那已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当时虽说岁序更新，北国冰雪尚未融化；在南方也还是寒风凛冽。巴金正在为上海的报纸写回忆去年秋天为纪念契诃夫而访苏的文章，他忽然接到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文艺报》及该社给每个订户赠阅的附刊《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一册。他虽然不知道胡风这本“意见书”早在去年九月召开全国人代会前，已提交中共中央；但巴金仍惊奇于胡风的劲头高，行动迅速，禁不住想起三十年代中期，听黎烈文谈起，鲁迅总说胡风太热情，容易激动；看了他的意见书，却又觉得内容没有什么大错。而根据迹象，知道《文艺报》把它印发出来，难免要把它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参考材料，供大家讨论。这样一想，他就禁不住为胡风担心。到了第二个月初，已金又到北京，遇见了胡风。那是在中南海听周恩来总理报告。休息时，巴金在怀仁堂门边迎面看见胡风，就跑过去与他握手，只见胡风脸色忧郁，向巴金寒暄了几句，然后低声问巴金，看了他给中央的意见书了没有，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巴金也对他提意见进行帮助。巴金虽知道他的处境困难，但并不曾意识到有这么严重，就情不自禁地安慰他说：“不要紧的，你想得太严重了。你那意见书我看过，这些都不过是思想问题，只要认识错误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那样紧张呢？要注意身体，不要把身体累垮了。”
当时巴金说的是实话。他是这么想的：“这些都不过是思想问题，胡风为什么要那样紧张呢？”当然，胡风心情紧张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他比巴金知道得多。不论有关胡风和他的那些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有关胡风与文艺界领导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不是巴金所能想象的。巴金目前只惊异于胡风与党的关系竟然有如许隔阂，那是他原来所不曾意料到，完全与他过去的印象不相同的。多年来他一向的印象是胡风比他进步，胡风比他更靠拢党，而党也信任胡凤。他记得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曾出钱给胡风办刊物，有事总听听他的意见，而胡风他们写的文章，也总比别人更革命。巴金想解放以前，写文章要把那些呼唤“黎明”而未参加左翼的作者都捉来吊死的那些“左”派青年，不正是胡凤的朋友吗？他们怎么可能反而与党有距离？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连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也发动起来了，“座谈会”由靳以主持，开的还是理事扩大会，在会上吴强作了传达。巴金虽然出席，但已来不及参与具体工作，因他接到北京通知，又要作出国准备。这次是去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临行前，巴金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读到路翎写的一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觉得写得生动，不一般，自己也很喜欢，但他知道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之间是不许谈恋爱的。路翎这篇小说的有些细节显然是没有生活依据的，他很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篇作品的艺术思想上的问题，可是现在来不及了。他为此有点遗憾，恰好这时他接到沙汀来信，知道沙汀已回到四川，准备摆
脱其他事务，专心创作，他为老友感到高兴，便复信给沙汀，一方面表示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专心从事写作而担心。他在信中对沙汀说：“出国我不怕，我只怕出国回来更没有时间写东西。”
果然，等到巴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回来，他再也没有时间写他自己原来准备写的东西，因为国内文艺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性的反对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这使巴金感到震惊。因为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这是人们所不曾料想到的。特别是未曾经过核实，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作“反革命集团”的做法，混淆敌我的界限，是人们所无法预料的大冤案。最不幸的是，毛泽东威望特别高，很少有人想到他亲自批的材料，观点竟然这样武断。
其实吃惊的并不只是巴金一个人，而是全国人民都吃惊的。早在巴金这次出国回来以前，在南京工作的杨苡来到巴金家中看望萧珊时，就为此事吃惊过。起初，两位老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杨苡看到小林长得那么高了，屈指一算，竟快十足岁时，禁不住回想起那时在重庆，杨苡到民国路文生社探望萧珊情景，而现在萧珊的第二个孩子小棠也出世了，而且已进了幼儿园，能跟着他姐姐喊“杨阿姨”。一谈到朋友们的状况，杨苡提起南京近来批胡风思想，说不少人好像着了魔，一味把人家往深处推，有些熟人还正在挨整。萧珊与杨苡一样，都心直嘴快，一听说熟人受牵连，便大声说：“他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得最清楚。像这样的人都有问题，怕什么人都要……”话还没说完，只见靳以蹬蹬蹬地跨着快步上楼来了，他住在江湾复旦大学，一进市区，仍像从前一样，总要来看巴金夫妇。这时他听了杨苡与萧珊的谈话，连忙摇手说：“别嚷，胡风的问题不简单啊，学校里不单是把他作为文艺思想问题来批判了，事情扩大啦！”这使萧珊和杨苡顿时都愣住。靳以当时是作协上海分会的负责人，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消息自然比别人灵通。而且他比巴金更熟悉胡风，平时两人一见面就相互说笑话。抗战时期在重庆一起搞文协工作，他也一向认为胡风比别人更接近共产党，更了解党的意图，当时他还常从胡风那边探听消息。现在要批判胡风，不单要批判他的文艺思想，还要批判他的政治思想，这使靳以吃惊。所以他听到萧珊和杨苡为胡风鸣不平，就连忙劝止她们，怕她们在公开场合也去发表这些看法，那就难免要引起误会了。
巴金回到上海，与上两次从波兰、苏联回国时心境不一样，上次兴高采烈，这次却胆战心惊。虽然出国前就知道胡风闯了祸，却再也想不到他的罪名会上纲到“反党”这么一个高度；而且牵涉范围竟扩大到他的周围朋友。这对他真是个晴天霹雳。巴金翻阅了前些日子的报刊，发现批判胡风的文章一天比一天多，调子也一天比一天高，到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舒芜在被诱迫中己把胡风和他之间来往的信件都交出来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指名道姓地叫路翎以及“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这些信件来。随着，还有一些舆论，强调反胡风人人有责，个个有份，不能“与我无关”，这使巴金想起去印度前曾有人来向他组稿，他曾推说就要出国，没有时间赶写，而现在看来再也无法推却了。恰在这时，《人民日报》又以二、三版整版篇幅，在“提高警惕，揭露胡凤”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一致要求“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声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说那是一篇彻头彻尾的
假检讨，要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有的人还主张尽早撤销胡风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委员和理事职务，并开除他的作家协会会籍。
北京发动了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各地随着都响应起来。上海本来就是胡风活动的基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副社长和一个副总编；以及一个老编辑和两个青年编辑，又都被划为是胡风的密友。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派了个干部去这个出版社作动员报告（地点在康平路一百五十五号），报告结束，编辑部的人都回到康平路八十三号原编辑部办公室去办公，唯有胡风的那些“密友”都留了下来，进行隔离审查。接着是市文联召开座谈会，主持人实际是在市委当“不管部部长”的张春桥。名义上他“不管”，实际上他管得最多。一切都由他秉承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的意旨，事先布置，事后汇报，中间是他向文艺界挥舞指挥棒。但他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谁也不知道有那么个姓张的曾在三十年代以“狄克”的笔名也写过文章。这样，只好仍请市文联副主席巴金出面（市文联主席夏衍这时已调北京），叫他主持会议。张春桥自己带头发言，然后一批民主人士陈望道、金仲华、刘思慕、舒新城、沈志远、卢于道、周谷城、熊佛西等纷纷发言，这些人都是文化界著名人士，中间还插了个当时谁也不曾听说过的姚文元，他是作为“小人物”被张春桥赏识，从卢湾区委宣传部选拔出来的批胡风积极分子。当时他正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批判胡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的文章，第一篇批判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第二篇批判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第三篇批判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而现在这个大会，看来正是在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
巴金基于对领袖的崇仰，和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迫切，他在台上与他的好朋友金仲华、方令孺等人，怀着同样忠诚的心，表示愿与人民一起把胡风的反党思想批倒。但是胡风文艺思想究竟错在哪里，他实际上并不了解；胡风的反党行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十分茫然。眼前在他心上有一种沉重的无形的压力，使他感到害怕，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对苏共和他们党的领导人提出过批评，现在对胡风算旧帐，说不定有一天灾祸也会临到自己头上。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上面的布置办事。会上，一所大学二十几个教师联名发言，要求大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同时表示同意北京一些同志的建议，要求中国文联主席团撤销胡风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开除他的作家协会会籍。群众大会一千多人举手通过这个建议，巴金在这种场合下，不举手是不可能的。
现在作家的孤独和寂寞感，又回到巴金身上。但是他不敢将这样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像过去那样，在文字上表达出来。人家来约稿，来催稿，来命题作文，他只能按照别人说过的话照搬照抄。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又一次召开了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由郭沫若主持，发表“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一致通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决议，而实际上，胡风早在十天以前就已被逮捕了。巴金写的杂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发表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后又经《人民日报》转载。文中说：“这个集团，应向党和人民投降，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不久，《人民日报）记者又来要求巴金表态，巴金只好又写了一篇题目叫《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的文章去交差。五月底，巴金终于把早已准备写的那篇《谈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写了出来，这次是向《人民文学》还债。但这已与他在去印
度前想的不同，当时他还是从内心欢喜这篇小说的，只是觉得它有较大的缺点，有些细节没有生活根据，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现在他把这篇作品，摆到政治上来批判，所以就根本谈不上使人“欢喜”了，因而他把它的题目写作《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一看就知道已把这篇作品彻底否定。但哪里知道这篇文章在《人民文学》八月号发表出来时，题目又被编辑部加了码，改作《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而且似乎面目全非，不仅加了不少政治术语，还给路翎戴上“反革命”帽子。按照平时习惯，巴金在这种情况下不免要发脾气，这时却只好一声不吭，倒反而要感谢编辑帮忙了；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多月，由他挂名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为发表了音乐家贺绿汀《彻底揭发暗害分子胡风》一文，由于文章写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发表之前，而在《文艺月报》出版时第三批材料已经发表，文章已与运动精神不符，引来了大批读者来信责难，这使贺绿汀不得不作公开检讨，说自己的言论“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文艺月报）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八月间出版的《人民文学》不把巴金在五月底写的批评路翎的文章提高“规格”，巴金肯定也要像贺绿汀那样“公开检讨”了！巴金拿着《人民文学》想了一个晚上，终于对人家的怨气消除，反而感谢《人民文学》在匆忙中为他加酱添油了。
巴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以后，作为上海市文联和作协负责人，本不想再在自己主编的《文艺月报》上表态。但贺绿汀文章出了事后，他又得过一次关。特别是由于一位诗人在党报发表文章，责问《文艺月报》六月号为何不转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使《文艺月报》更处在被动地位上。这样，巴金在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再一次补课，一方面请《文艺月报》补登第三批材料，另一方面自己又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文艺月报》七月号刊出，以示积极。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他去日本前，在南京饭店聚餐，鲁迅在座，讲起有人说胡风是特务，鲁迅表示不信；第二件事是一九五五年二月间，巴金在北京听周恩来报告，遇见胡风，胡风说他自己犯了错误，要巴金提意见。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真的，巴金在三十年后经过“文革”磨难，曾在《随想录》中反省，回忆此事，他仟悔当时不该为了求得自己过关，在写文章时硬说第一件事是鲁迅受了骗；第二件事是胡风说这两句话是“做贼心虚”。他认为当时自己干的，包括写批判路翎的文章在内，正是“向着井口投掷石块”：“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同时他还提问：“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吗？”
说实在，这是巴金三十年后的现在认识。在当时，他虽然心里痛苦，却看到几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在这样说，这样做，这样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日子也就在心神不宁中打发过去了。也就在这时，他除了写批判胡风文章，还开始动笔写不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散文，在听了李富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以后，他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目叫《“数字的诗”，幸福的保证）；接着又在《文艺报》和《文艺月报》上写了另一篇散文《最美丽的，最光荣的事情》，说“社会主义离我们很近，它是可以摸到实在的东西了。”就在这些一味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开始在我们的文坛上逐渐多起来了的时候，巴金的老友、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却在不公开场合里，偷偷地对人发表议论：“我
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对的。但这首先应该是文艺作品。要是首先不是文艺作品，而是一篇政治报告，经济讲话，或者一件什么宣传品，哪还谈得上什么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呢。
巴金这时似乎并不曾想到这一点，似乎这时《激流》里的觉新性格在他身上复活。他和许多艺术家、作家一样，早把文学艺术忘掉，他甚至把强调“学问”、“才华”都当作反面东西来进行批判。他下的决心是要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尽管在他内心中还存在压抑感，也对某些问题感到困惑，但却不敢往深处想，周围气氛实在使人无法动弹，甚至对家里人说话这时也好像有一种障碍。直到几十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当时一味迷信“天王圣明”，“想不通就不多想”，“也没有时间苦思冥想”，正是使我们的许多作家创作园地趋于荒芜的一个致命伤。说实在，当时即使有谁想明白了，谁能说这是一桩冤案吗？谁也都只能是《激流》中的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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