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说了一些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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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国文坛的春天到了。那时苏共刚开过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对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给国际上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不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但主张破除对斯大林与苏联经验的迷信，对我们解放思想是有利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扩大会上，在与中共领导及市领导人的交谈中，在与作家、艺术家朋友的广泛接触里，巴金都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气氛的感染。党要求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来十分真诚。而巴金也从自己善良的愿望出发，响应号召，在那一年七月开始，连续写了十几篇杂文，对眼前某些不正常现象提出了意见。这实际是巴金后来写《随想录）的先声，虽然当时他的这种运用杂谈形式直抒所感的积极性，不久就受到挫折。
他的声音是首先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出来的。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用“余一”笔名写的《鸣起来吧！》他针对当时许多人谈“百家争鸣”，只停留在称赞“百家争鸣”好，或者只关心怎样“鸣”才能“鸣”得对，甚至害怕没有领导的“乱鸣”。这样，巴金就首先“闯”出来说：“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让大家先来‘鸣’一下吧。倘使把时间大量地花在事前的讨论上，等到得出结论，定下不少新的清规戒律，号召大家起来齐鸣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来‘鸣’了。”他又说：“请不要估低群众的水平，因此也用不着害怕‘乱鸣’，群众不会拥护‘乱鸣’的。我觉得即使有人‘乱鸣’，也比没有人‘鸣’好些。”过了几天，看到茅盾用“玄珠”笔名谈“独立思考”，巴金也用同样题目谈了这个问题，但他比茅盾谈得更坦率，他说：“我们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问题在于：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主义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巴金说这样的话，完全是从他周围的生活实际出发喊出来的声音，人们该可以想象得到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以后上海文坛以至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巴金还在这篇短文中说：“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要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巴金讲的话，当然是真理，但持真理的人有时不一定掌握实权。他今天这样说，看来还不曾有人来反对，但躲在一旁紧握实权的人却早已记在心里。他们在等待着他说更多的话，他们准备伺机报复。
在许多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体制和工作作风问题上，巴金也‘鸣’了起来。他继续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要求人们“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他说：“读者抱怨买不到书；出版社抱怨好书销得少；而新华书店决定印数时又太武断；新华书店抱怨出版社的新书内容介绍写得简单而不可靠，始终不
见有人出来考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他还在上海的《文艺月报）喊出”观众的声音“，他说：”有人把戏曲界的‘百花齐放’归功于戏曲改革的工作，却似乎忘记了观众、忘记了艺人，也忘记了过去那许多优美的剧目。有人强调戏改工作的必要，却似乎忘记了许多年来我们许多优秀的艺人就一直在改戏。“他认为最近几年，有些人”撇开演员的舞台创造，用大刀阔斧把剧本斩来砍去，将观众爱好的保留节目改得面目全非“，是无法使人赞美他们的工作的。
对编辑工作，巴金最了解，同时眼前他身受其害，这方面的意见更多，更尖锐。他在《文艺月报》的另一篇短文上，搬用鲁迅的话，要求编辑“笔下留情”。他说：“我有一个很肤浅的疑问：是不是成熟的作家的‘佳作’，都是编辑修改出来的呢？随便举几本书：《战争与和平》、《复活》、《父与子》、《红与黑》、《包法利夫人》、《阿Q正传》，它们是经过谁修改的？……不错，沙皇统治时期中，在俄国有人喜欢删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河夫和高尔基的文章，但这种人绝不是编辑；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中国也有人删改过鲁迅的文章，但这种人也绝不是编辑，”他又说，“我也曾做过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也曾看过‘成熟的作家’们的来稿。我一字一字地校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原稿，我不但没有在那些原稿上删改一个字，我反而学习到许多东西……鲁迅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对我有更大的影响。在二十年的编辑兼校对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虚心‘、’认真‘、’负责‘。我懂得关心人，尊重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作品，尊重别人的风格。我懂得：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
他的这个意见，当时虽曾引起出版社个别编辑的不同看法，但了解当时新闻出版界情况的人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巴金会有这些饱含辛酸的感受，因为他和其他不少作家的文章都曾多次、特别在反胡风运动中，被人任意宰割，甚至被“加上编辑得意的话”。他是以自己的切肤之痛，来为广大作家们呼吁的。至于改稿，他在后来一篇题目叫《辞〈帽子〉》的短文中作过阐述，他声明并不曾断言文章完全不能删改，但这可以由编辑和作者双方协商解决。
正在巴金与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的专家学者们刚刚开始试着“鸣放”的时候，有些人已经觉得不耐烦了，他们提出这样的反问：“不需要‘争得好、鸣得好’吗？”也有人在《文艺报》提出了要求“持平之论”的大旗，认为巴金的“观众的声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最近几年的戏曲改革搞坏了一切事；似乎……似乎解放后强调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是毫无必要的”。
这样，使巴金不得不在刚从北京迁回上海复刊的《文汇报》上发表《秋夜杂感》，对这些批评予以反批评，他说：“现在的问题绝不是‘鸣’声多，而是‘鸣’声少，这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人并非电铃，只要手一按就会发出‘鸣’声。就拿我来说吧，即使有了这样好的方针，也得让我对一些问题好好思考一下，我才可以‘鸣’出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提出‘争得好、鸣得好’的问题来，实在太早了。”对要求“持平之论”的人，他说：“几年来一直给压在‘保守思想’这顶帽子下面的‘观众’今天刚抬起头来发出点声音，就只见‘持平之论’的大旗在前面迎风招展。他只好埋下头去不响了。”他认为要让人家诉苦诉得太多了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持平之论”。而在目前，向他提“持平之论”的“挹松同志”，他的“持
平之论“却并不真正”持平“。
巴金说他那篇“观众的声音”，只是指出了戏曲改革中的一些缺点，并不想把文章写得“全面”。他认为那种“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然后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的文章，写的人已经够多了，用不着他来写。巴金惊奇于挹松同志说他“举出《三岔口》和《雁荡山》作为‘专家’破坏遗产的罪证”，并对“专家”加注：“新文艺干部”，而他根本不知道从事戏改工作的是新文艺干部，他认为作为观众花钱看戏，就戏论戏，用不着知道其他。
也就在这一九五六年九月间，在反胡风运动中显过身手的姚文元，终于耐不住寂寞，在《人民日报》发表《扶得东来西又倒》，说自己“近来看了某些尖锐和不尖锐的文章”，“深感矫枉过正的现象严重”，因而要求批评有个“努力的方向”，即“恰到好处”，认为“恰到好处的批评是最尖锐，最正确的批评”。
巴金当然没有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会和张春桥一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克星，他当时仍把他当作一个刚露头角的青年作者来看待。他以非常坦诚的态度，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文，与他进行说理。
他说：“姚文元同志认为‘很多人不习惯于这种恰到好处的艺术’。我觉得‘不习惯’的说法就不是‘恰到好处’的说法，因为这不符合事实。说话没有达到‘恰到好处’的水平的人并非‘不习惯’于‘恰到好处’，而是这个水平不容易达到，绝不是单凭个人主观的努力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我们固然看见过连脸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但是我们更常见的却是那些喜欢在‘报告’或‘发言’后面加上一句‘我的意见不一定妥当’的人。我觉得后面一种人更可爱，因为他们实事求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达到了‘恰到好处’的水平以后才出来发言……即使没有说得‘恰到好处’，也可能对人有益。据我个人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至少不排斥这么一个作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因此发生辩论，这种辩论也有助于阐明真理。”
真理在哪一边？谁的话符合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是非常明显的。但不幸的是，“争鸣”不由持真理的人左右，他们说的合乎真理的话，反而在日后成为他们的“罪状”。巴金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杂谈，后来都成了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据以打击巴金的“法宝”。
写文章为生的巴金，却并不了解别人所设陷阶的可怕。他在发表了《恰到好处》与姚文元对阵之后一个星期，即当年九月二十七日，又在《解放日报》“雨夜杂谈”作《论“有啥吃啥”》的杂文。这次他越出文化艺术出版界的范围，来谈社会生活问题，对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人要求人民不要拣精挑肥，苛求市场供应，应该“有啥吃啥”的讲话，提出了意见。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上海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他对上海人民的生活问题谈了一些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他说，有些人只看见酒楼菜馆的人群拥挤，却不曾去听听家庭主妇和保姆们因每天在菜场排队买菜的困难而发出来的牢骚，以为只要大声一呼“有啥吃啥”，馆子的营业就可以清淡起来，菜场上从此可以再看不见排队的人。这样想法实在太简单了。“其实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就解决了问题，因为人民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因而他认为“有啥吃啥”的说法有问题。当然，目前的确还存在着困难，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做到“吃啥有啥”，然而人们的需要
仍还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国家里现在的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他们只图自己方便，宁愿叫多数人不方便。对于他们，‘有啥×啥’的说法就是一个‘锦囊妙计’。过去有一个时期，有些省里连老头子也穿起花花绿绿的汗衫来了，因为有人在鼓励‘有啥穿啥’。花布多了，卖不出去，连小学校的男老师也得买几尺花布……农民手里刚刚有了钱的时候，推销工业品的任务又来了。这些农民不是吃了‘有啥买啥’的亏么？但是对于推销‘存货’或‘完成任务’的人，‘有啥买啥’倒是无上法宝了。”
巴金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这些杂文，其实是他在解放后十六年中所写的作品最接近自己生活，也最能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写作成果之一。虽然这些也是响应号召而写的，也是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而执笔，但决不是为了应酬，应付人事，或出于无奈，言不由衷；而是发自内心，充满着对人民的忠诚。
这个时期，他还连续写了几篇追念鲁迅的文章，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忆鲁迅先生》的散文，以抒发建国初期迎着灿烂的阳光表示对鲁迅的感激之情以后，他一直不曾写专文怀念鲁迅。这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七十五岁诞辰，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市还为鲁迅举行了迁葬仪式。
那天早晨，作为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巴金与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的茅盾、周扬、许广平，以及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来到虹桥万国公墓礼堂。他们看到人们已经把鲁迅灵柩从旧墓中掘出，进行了整理装修，放在礼堂中央。他们就把预先准备好的鲜花呈献上去，并把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复制旗帜盖在灵柩上，然后他们又与章靳以、唐弢、许钦文、孔罗荪等一起从虹桥随车运柩来到虹口公园。虹口公园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过去鲁迅健在的时候，曾经常在这里散步。因为它与他的住处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邻近。灵柩运到后，守候在门口的鲁迅生前老友宋庆龄就与大家一起把灵柩缓缓地扶向新的墓地，公园内已挤满几千位来宾，这里有工人、农民的代表和机关干部、各界人士、新闻记者，他们都是鲁迅人格的敬慕者，和鲁迅作品的热情读者。
巴金面对这个景象。禁不住想起二十年前在万国公墓，当时宋庆龄先生曾在送葬的六千多群众面前讲过的话，她鼓励大家努力前进，并为大家指出中国的前途；同时又用“将来的光明”安慰过站在她旁边哀哭的许广平。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宋先生消瘦了一些，许先生的头发也白了一些，她们两人仍然站在一起，宋先生扶着许先生的左臂，与许先生一同抬起头看到毛泽东为新的墓地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及雕塑家萧传玖所塑造的鲁迅先生坐像时，流露出对逝去的战友无限怀念之情。周围的同志和朋友，也都看在鲁迅先生坐像上，看到他老人家慈样的眼光，和坚毅的神色，都不免感激地想起先生生前为真理而斗争的历史。
这时，墓前的两棵高大的广玉兰和四周的松柏，正在微风中摇动。阳光照在每棵树上，也照在每个人身上。秋天的晴空，明亮又纯净。巴金想起二十年前的傍晚，在万国公墓把鲁迅灵柩放入墓穴时，群众散去后的凄凉景象，当年二十几个人的心境犹如黄昏的暮色那样阴暗，现在噩梦已经过去，今天在鲁迅新的墓地前，环顾两旁花架，相信明年就会看到鲁迅先生睡在百花中间。当他准备与大家一起离开虹口公园，回过头去看到高大的塑像，他似乎仍然看到鲁迅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深邃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老人家似乎要从坐椅上起身站起来，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发出
爽朗的笑声。巴金想：先生过去是年轻人的朋友，以后仍然将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看望先生，“他们会把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带到先生跟前，他们会把自己心里的话向先生倾吐。”
过了五天，即十月十九日上午，上海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巴金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他自己写的开幕词，他说：
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的五十六年的光辉灿烂的生活中，先生为祖国和人民树立了不朽的功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生前，先生的一技笔、一颗心把千千万万的青年引到他的身边；死后，先生的名字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今天在这里纪念鲁迅先生，我们中间有先生生前所敬重的战友，有先生“引以为光荣的”同志，有在先生的关怀和教导下成长的作家和艺术家，有先生生前所期待而终于来不及见到的新的青年……二十年前上海人民公葬先生遗体于上海西郊万国公墓的时候，称先生为“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绝不会死灭的。先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依傍……
巴金以真诚恳切的口气，希望人们都能虚心地认真地向鲁迅先生学习，要求大家为了年轻一代，都能献出自己所有的光，所有的热，所有的爱，把我们祖国建成人间乐园。不幸的是，现实往往与愿望相违背，就在这几天，他在家里听到一个消息：在他的住处附近，一个六岁的女孩给汽车辗死了。当交通民警闻讯赶到时，那女孩还能说话：“叔叔，叔叔，抱我起来啊！”但说完话，她就死了，对孩子这样的惨剧，巴金难过了几天。他说：“车子辗死小孩的事情，今年我就听见人讲过好几次，都是目击者的口述。可是本地的报纸对这种事情似乎不感兴趣，不见有只字记载。”他认为“还有人根本否认这种不幸的事情。他们认为今天的小孩处处得到照顾，好像连汽车在小孩面前也会后退三步”，因此他说：“闭上眼睛不敢面对现实的‘无冲突论者’，他们把自己关在新的‘象牙之塔’里面，当然看不到汽车轮下的鲜血。”
由此，他又写了一篇杂文，在结尾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借用一句鲁迅先生在三十七年前写的一句话：”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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