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整风座谈会上
-
巴金在这个时期，思想是完全敞开的。他不仅写了许多杂文，发表了不少自己的意见；还在各种座谈会上，或在家里接受各报记者的访问时，他几乎都畅所欲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下旬，当他出发去四川成都之前，在与上海《文汇报》记者谈话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自己这几年来由于社会活动太多而缺乏时间写作的焦急心情。他说，他准备写《家》《春》《秋》的续集《群》，把觉慧到上海后怎样投入群众运动的经过写出来，可是忙于接待外宾和各种会议，把写作都耽搁了。
他这次去成都，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去视察四川省图书发行工作的。同去的还有浙江省从事文史领导工作的专家宋云彬。他们在上海坐飞机赴重庆，早晨七点多钟起飞，过南京、汉口、宜昌，都按次序在那边停了一下，到重庆已是下午三点五十分了。在机场接待的同志把他们接到第一招待所住宿，两人都住在靠北那座大楼的第一层楼面上。宋云彬离开重庆已经十年，巴金从一九四六年五月来上海定居后也一直没有到过重庆，这次两人到重庆都是久别重来。巴金想起十年前毛泽东主席曾作为客人，在这里附近的上清寺下榻，还约请过他与老舍、胡风、邵荃麟、傅彬然四人去他住处谈话，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大家都已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并作为人民代表来到这里，只有胡风被摒弃在门外，不觉心境黯然。当时重庆正是雾季，到下午才能看到晴天，他们花了几天时间，了解了当地一些有关图书出版工作，然后乘火车来到成都，同住在城内永兴巷招待所。
成都是巴金的故乡，但宋云彬却是初到，他比巴金更有兴趣游览名胜古迹。杜甫草堂当然是名胜之一。但巴金告诉宋云彬，成都远郊还另有一个“草堂”，这就是巴金的老友李劼人的“菱窠”。这个“菱窠”是李劼人在抗战时期为了自己、也为了朋友们躲避敌人的空袭建造的“草堂”。他把这个草堂作为住宅，直到今天。宋云彬虽读过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但并不相识，这次经巴金介绍，终于认识了。他们一同在李劼人草堂里看了他收藏的字画。当然，他们在成都比在重庆花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四川全省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
巴金还在这里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青年时代朋友吴先忧和卢剑波。吴先忧是巴金十七岁时在成都编《半月》刊时的同事，他为解决刊物的经费问题，曾经上当铺把自己的长袍当掉，他的“自食其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曾使青年巴金把他当作“第三个先生”。现在他在一个中学担任校长，巴金见他工作顺利，心境愉快，自己也觉得高兴。卢剑波是巴金在二十年代信仰无政府主义时的朋友，他现在四川大学任教。巴金看到这两位老友，好像又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吴先忧陪同他到商业场参观，当年旧貌依稀，禁不住使巴金想起那时大哥在这里工作时的情景。而在他的另一个友人、成都市长李宗林问他要不要去看一看他的老家正通顺街的旧宅时，巴金更情不自禁地表示出对它的怀念。
自从一九二三年他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后，他只在一九四一年初春回成都住过五十天，他记得当时还是在抗战时期，房子已是成都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巴金不仅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那些青年伙伴，而且也无法人内看自己旧居。他除了看到大门打开时，照壁上那个蜂色篆文“长宜子孙”四个大字外，
其他什么都无法再见到了。因为大门外站着的卫兵，他们正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第二年，他为了治牙病虽又曾回过成都一次，但并不曾到正通顺街去，他想到门外的卫兵，再也不想到那个老宅去了。
现在，李宗林问他要不要去看一下旧居，他就说“去看看也好。”第二天，他终于来到了在十九岁时离开的旧居。啊，这次连“长宜子孙”的照壁都不见了。这里已成了解放军部队战旗文工团员的宿舍，新房正是在旧时花园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二门、中门、堂屋和上房都还在，巴金还看到了大哥住的屋子，和他与三哥尧林同住过的装有玻璃窗的小屋。他在这里仿佛看到了大哥深夜摸索进轿子里打碎玻璃，又仿佛听到祖父咳嗽着从右上房穿过堂屋走了过来，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大梦。这时，李宗林让同来的人给巴金照了一些相，有站在玻璃小屋窗前的，有站在堂屋门口的，有站在祖父房间窗下的……
巴金在成都，也还是向当地记者直率地谈了一些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当时香港影片《春》、《秋》正在成都放映，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家》也已摄制完成。巴金对这三部影片的编、导、演三方面都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对反封建主题，都掌握得比较好，但是他对影片处理某些人物，停留在外形上丑化他们，而不是从他们思想感情上来进行分析，内心上来进行刻画；有些外景如房舍院落，也与当年情况相距很远，感到遗憾。
在成都访问了一个月以后，他回到上海。他又对那个临行前曾访问过他的《文汇报）记者说：“我总觉得捐了一个作家的头衔，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愧对人民的。我深为这件事而感到苦恼。我决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以十几年时间来完成一部长篇，这就是我想把《激流》的续篇《群》写出来。虽然说不上以此报答人民，但是我想我是应该这样做的。”因此，他打算尽量减少自己不必要的交际工作，他说：“如果上海不允许我有较多的写作时间，那我就决心回到成都去。”
一个月以后，《解放日报》有个女记者也去访问巴金。巴金说：“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人有了一些成绩就受到表扬，这是很好的。但如果你是个作家，出了名，你到一个地方，别人就请你讲话，安排你和群众见面，到处受到包围，于是你就没有机会观察人，倒是人家在观察你了。而且还有些人知道作家来了，就起了戒备心思，怕说错话被你写进小说里去；或者故意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写。这样，你就不容易像普通人那样真正地深入生活了。”这个记者还向他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有人就快从大学文科毕业，一心想当个作家，但是他选来选去，选不准什么职业才符合他当作家的要求。这时巴金就说：“你最好劝他去做实际工作，不论到工厂、农村、商店，或者做记者都好，但就是不要去当作家。因为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作家就不必临时抱佛脚去体验生活了。”巴金一向认为苏联作家爱伦堡那句“二十岁做作家是不幸的”的话，令人深思。他觉得如果他的《激流》三部曲能写得迟一些，生活积累得更多一些，各方面更成熟一些，就会通过更多更深刻的形象，把那封建家庭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春天，是随着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来到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
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与此同时，即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在这时，巴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规划会议，并与赵丹、方纪等作家艺术家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与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各人的近况后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作家艺术家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嘛！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接着他又谈到讲话和写文章，他说：“写文章应该以理服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就是以理服人嘛！但是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讲理，他们是以势压人！”
隔了几天，到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它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还指出，在该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按：作者为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社论还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鸣得很不够，放得很不够。
巴金从北京回到上海，正碰上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海格大楼邀集上海作家靳以、傅雷、罗稷南、许杰等人开座谈会，说党内整风，要让大家特别是党外人士提意见。他希望巴金带个头。巴金说：“以前我提意见总有点顾虑，因为虽说对事不对人，但事情总是人办的，仍难免要牵涉到具体的人事上去。现在领导上发扬民主，一再鼓励大家讲话，我还是那么一些意见：我认为上海领导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缺乏认真研究。至于如何发展上海的文学创作事业，怎样抓创作思想，如何加强研究继承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精华，提高文学作品质量等问题，也缺乏统盘筹划。上海过去有不少出版社出版文艺书籍，进行竞赛；而现在却只有一家文艺出版社独家经营。出版部门出书考虑欠周到，问题很多，书又缺又滥，应出的不出，不该出的却积压成山。初中语文课本有文言的教材，教师备课买不到参考书。有的书却印了十几万册，堆在仓库里卖不掉。去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学习鲁迅，而《鲁迅全集》却只印了两万册。”
巴金的话，原是对事不对人，但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艺和出版的，正是那个张春桥。当时张春桥虽没有吭声，但后来许多事情都证明：他心中十分恼火。巴金又说：“如何开展文艺工作问题无人考虑，对作品的批判倒是经常有。但只有对作品的批判，缺乏对作品的鼓励扶植，是无法繁荣文艺创作的。”
听了巴金的话，市委书记柯庆施脸色有点异样，闷声不响。接着他又听了靳以、傅雷、许杰、罗稷南等人的发言。
座谈会本来定第二天继续召开，因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访沪，大家忙于接待，就把会议推迟到十天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在原地方举行第二次作家座谈会时，主持人换了个领导同志，但这次在主持会议的人旁边，却坐着个从北京来的康生。会上首先发言的是王西彦，他说上海作家协会不务正业，像衙门，尽做表面工作，不干实事，抓创作不力。接着是谷斯范发言，他说创作过分强调思想性，抓主要矛盾，表现正面人物，使作品都概念化，一般化。两人发言完毕，巴金又站起来讲了话，这次他的讲话似乎作了准备，他说：“上次我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顾虑，报纸发表我的发言摘要倒像是有顾虑似的：不是没有把我的主要意思登出来，就是把我的意思搞错了。我想这样做对百家争鸣不会有好处。第一，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说市委领导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是指对作家的安排不够，也许有些人还照顾得太多了。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照顾，而是能用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过去有些作家穷困一生，可是他的作品却流传万世。我说领导上不重视文艺工作，是说领导上对文艺上的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认真讨论，却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我们常常谈领导，可是我作为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就感觉到作协的工作好像没有人在领导。这在作协里面，也不曾专门研究创作问题，对怎样发展创作、组织创作，可说都没有人认真考虑。究竟谁在领导作协，我也始终搞不清楚。只有在党支部通知我写某人的材料时，我才感觉到我在被领导，因为什么时候要，我就得在什么时候交。《文汇报）在四月二十一日刊载作协召集剧作家座谈会的消息中，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今年这方面的选题就很少。‘我就不知道作家协会怎样在领导新文艺出版社？它连自己本身工作都不曾做好。“
巴金在这里提的意见，显然既针对领导，也针对报纸。他是挂名的作协主席，既不了解作家协会，更不了解报纸上所说的“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他又干脆地说：“总之，需要领导的时候，看不见领导；不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倒偏偏来了！”
他举了两个实例，第一个是关于举办文艺俱乐部的事，他说这原是赵丹在政协一次会上提出的一个建议，后来全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上，把在京沪两地各举办一个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服务的俱乐部作为计划，提到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总理认为这个要求不高，还给俱乐部安排了一处房子，但是上海后来并没有办到，说是还有许多困难，这样就把这个计划放弃了。可是过了几个月，提倡勤俭节约了，报上忽然提起这件事，批评说这是铺张浪费。巴金说：“读了报上这样的批评文章，我就不股。有个文艺俱乐部，让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在这里经常谈谈话，交流经验，作点观摩演出，对文艺工作还是有好处的，并不违背艰苦朴素精神的。”
他举的第二个实例是关于杂文问题。他说，去年六月在北京参加人代会，遇见胡乔木同志，他鼓励大家写点杂文。七八月间，茅盾、夏衍和巴金自己都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当时上海报纸也找巴金写，他就写了《论“有啥吃啥”》等几篇短文。哪知文章发表后，党报就有人化名作文反驳，还开座谈会，请来一位负责同志发表谈话，说写杂文要学鲁迅，抓主流，还要大家向群众解释商业部门的工作困难。巴金说：“我当时听了就不大满意。鲁迅的杂文是针对敌人的，他否定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他认为制度不变更，错误缺点就没法改正。我们现在写的杂文，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缺点，只是希望纠正缺点。难道批评官僚主义，要求扫清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巴金又说，他这次从四川回来，听说上海领导上提出要求我们写文章做到全面。”而事实上群众提意见，是很难做到全面的。因为他们没有搞实际工作，无法了解内情，议论难免片面。倒是搞领导工作的人，他们了解全局，按理应该做到全面看问题，而事实上也难免出现片面现象。比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大家搬上十八层楼，在报上大肆宣传，甚至拍照，写访问记，让大家知道这些人得到安排；等到发觉群众有意见，认为让这些人集中在一起，高高在上，也不好，这时领导却又不出来讲话，替他们分担责任。又比如，近两年来，报纸上努力宣传我们的生活怎样美满，举办时装展览会还不够，连烫发的式样都登报了，还为这些活动拍摄电影，鼓励人们吃得好，穿得好，唯恐人们不注意生活上的享受；现在又在提倡艰苦朴素了，批评一些人追求享乐、奢侈的生活。我们这样翻来覆去做工作，看来也是不够全面看问题的。“
巴金终于谈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本身的问题。他说：
“要抓好作协分会工作，得有专人认真研究问题。我是专业作家，只能做个挂名主席。说实在，我和作协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时我代表作协在会上讲话，也不都是我自己的意见。作协办的《文艺月报》，我也曾是挂名主编，起初还参加过一些会议。在一次理事会上，有人还批评编辑只强调艺术水平，而忽视政治水平。我后来就表示过不能同意。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不能分开来的。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起政治作用。《文艺月报》本身的艺术水平本来就不高，现在再强调不让注意艺术性，那就可以不必办这本刊物了。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月报》来不及赶上转载第三批材料，有人就在报上公开批评，说这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其实当时《人民文学》也没有刊登。结果是销路从二十几万份跌到几万份。《文艺月报》编辑中表示不同意批评的人，都被整得哑口无言。这样做法，只是在鼓励人作应声虫，和培养作家成为灵魂工程师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文艺月报》从创刊开始，和新文艺出版社一直不断地有矛盾冲突，同样是党所领导的事业，何以不能有共同的语言，这很难使人理解。”
在上海抓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谁都知道是张春桥；在报社工作化名写杂文要求人们提批评做到全面的人，也有很多人知道那是被张春桥后来颂扬为“金棍子”的姚文元。
巴金的发言刚结束，参加座谈会的柯灵站起来说：“我想谈一谈文艺界的团结问题，这实质是党群的团结关系问题。党群关系不好，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党员。听说有一位党员作家，对某一位党外的老作家说‘谁知道你们在国统区干些什么，’我看这是一棍子打死的典型。因为谁也没办法活回去，重新到解放区过日子。这样的思想作风，只能像《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句话：有点沾染国民党的气息。”当然，接着发言的，还有许多人，他们的发言各有自己的角度，也各有自己的内容，但不论怎样，从今天看来，当时这些发言还都是比较恳切的，与党内整风的要求是符合的，纵使有的人说了些过头话，也可以理解的。至于巴金，他的这些话，谁都可以判断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恳切关怀，和一颗忠诚于人民的心。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