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不安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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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从山西回来，文艺界形势已经一天比一天紧张。虽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场还在两年以后，但长达五十多天的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大会己在北京举行过，不久前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国防部长林彪，他所创造的“红宝书”已在会场出现，“京剧演不演出革命现代戏，是意识形态上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已写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上；插手会演的江青，更在座谈会上，公开“枪毙”了长篇小说《红旗谱》与《朝阳沟》；同时还断然声称：“戏曲舞台，全是牛鬼蛇神。”使人震惊的是，京剧观摩演出，问题还涉及到电影；这次“偶尔露峙嵘”的女皇，与康生一起在总结大会上，除了把京剧《谢瑶环》和昆曲《李慧娘》彻底否定外，还一口气把《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几部电影也都打成“大毒草”。
饱经“批判”忧患的巴金，原是戏剧与戏曲的爱好者，他从小跟着父亲看京戏与川剧，哪怕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还写文章，称赞过川剧演员廖静秋演出的《杜十娘》。但北京的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大会放出来的空气，对他来说也还不是十分出乎意外的事。他早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在华东地区戏剧观摩演出会上，听到过柯庆施的讲话，当时柯庆施说：“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相适应……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有一次，巴金还亲自听到过一场有趣的谈话。当时还健在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请柯庆施去看话剧，柯庆施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熊佛西屈指一算，这个剧本写的故事，恰好发生在十三年前二三个月，就只好小声小气地从实说了。柯庆施说：“既然不是写十三年的，那我就不看。”
巴金在上海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他对北京京剧现代剧观摩大会上的奇闻，也不甚以为奇了。好在戏剧电影界的事情与他很少直接关系，他目前应付自己的事情还应付不了，转眼一九六五年新的一年又开始，可仍一会儿送往迎来，一会儿游行示威，忙个不了。偏又在这个节骨眼里，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摔了一跤，左肩关节脱臼，就医后半月回到上海，还是动一动就痛起来，而第二个月中旬作为人民代表，又不得不花两个星期时间去郊区看人们在怎样搞“四清”运动，幸而三人一组，组里的另外两位都是熟人，金仲华和蔼可亲，赵超构爱说笑话，这十五天内既长了见识，又不太寂寞。到了四月间，仍像过去一样，不免又偕同萧珊去杭州迎接春天，并到白乐桥畔访方令孺。一年难得有这样几天清闲的日子，转眼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回到上海，仍是大会小会，游行示威，这年头人们就是忙这些。但日子也并不就能这样混过去，忽然有一天叶以群来访，他虽然脸上笑着，却分明有一种为难的尴尬神色。
“你知道电影批判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群吞吞吐吐他说道。
当然，这一点巴金早就知道。眼前，电影界正在江青、康生的把持下，批判所谓“夏（衍）陈（荒煤）路线”。《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已经批判过了，现在已开始批《林家铺子》、《不
夜城》、《红日》和《聂耳》。他记得今年年初在北京开会，“四条汉子”中唯一还不曾靠边的周扬，曾在民族饭店邀请参加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吃饭，在饭前周扬作了一次讲话，提到按照中央指示要批判《李慧娘》，然后婉转他说：“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与柯灵同志有点关系，那就是有可能要对《不夜城》进行批评。”平时比较沉着的柯灵，这时不免激动起来，因为这件事对他说来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不等周扬把话讲完，他就接了周扬的话头，大声说：“《不夜城》剧本，是统战部与文化部作为任务交给我写作的。”当时，善良的巴金刚好坐在柯灵身边，他唯恐柯灵闯祸，连忙把手按到柯灵的手上，示意他不要激动，柯灵这才没有再发作。
那天的情景还在印象中，今天叶以群来说“电影批判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样子也许与《不夜城》有关吧？巴金正这样想着，果然，叶以群又开口了，他说上面把任务交了下来，看样子上海不交出一二篇批判《不夜城》的文章过不了关。
“我对电影是外行，请别人写不行吗？”巴金迟疑着说。
“罗苏要写，你也要写，需要有你署名的批判文章。”叶以群摊了牌，他与巴金也是老朋友了。
巴金听了他的话，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不夜城》拍摄过程，知道不是上面交下任务，柯灵是不会写这个剧本的。剧本写好后，也不是没给领导反复看过，而且还不是电影局领导，是统战部、文化部领导。哪里知道“领导”也会犯错误，也会靠边，领导上面还有领导！他心里想不通，但也只好不想，再想下去，会使人发疯的。他把这事拖了一些日子，然后打电话给以群，说自己实在写不出。哪知叶以群还是不肯放，他不得不进一步摊牌，颤颤栗栗地告诉巴金是市委宣传部交下来的任务。这时上海的柯庆施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石西民也调到北京去当文化部副部长了，张春桥已提升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他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了，他管文艺早就与北京江青、康生通成一气，在上海，他的话四通八达，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没办法，巴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但与以群说好文章中不点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恰好这时中国作协书记刘白羽打了电话来，他和巴金也是三十年代的老朋友了，巴金有几次出国都与他结伴同行，这次他来电话也是好意，认为这个时候江青、康生抓文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在卖的什么药，还不如出国去走走看看，写点文章。巴金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与上海的杜宣一起搭班机赴北京，和魏巍他们一起走，任务是去越南，住上两个月。
批判《不夜城》的文章虽然已交了出去，但还来不及看到文章发表，而明天就要上飞机了。当晚，巴金就与萧珊去柯灵家，巴金见了柯灵，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他有点狼狈，结果只说了一句自己写了一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没有点作者的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讲。他讲不出道歉的话，但心里实在觉得歉意。柯灵的夫人陈国容是解放初期务本女子中学校长，李小林就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萧珊平时尊称她为陈校长。陈校长为人坦率，心直口快，与萧珊的性格很相近，两人一见面总是有话说不尽。“大跃进”后国家经济困难，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为了减少生活上的这类麻烦，有时两家还相互照顾。柯灵过去在报社工作，抗战时期编文艺副刊《世纪风》，解放战争时编《读者的话》和《周报》，都得到过巴金的支持；两人之间的友谊，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柯灵夫妇在面临《不夜城》的危难时刻，看见巴金夫妇来到，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听巴金说自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柯灵忽然
想起几个月前在北京周扬找大家开会，说将对《不夜城》进行批判时，他激动得从嘴里冲出话来，巴金在一边按住他的手，示意他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的情景。现在他联系今天巴金夫妇深夜赶到他家中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竟有无限感激之情。一切他都十分明白。他不免从心底掏出这样的一句话来回答：
“批判文章由你来写，那太好了！因为你对我是了解的。让不了解我的人来批评，还不如让了解我的人来进行帮助。”
巴金听了，觉得这些话比自己肺腑里掏出来的还恳切，心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三个多月后，他从越南回来，形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他的批判文章早已在报上发表，而且《不夜城》在京沪报纸上受到连续批判，也跟着《林家铺子》等一起变成了“大毒草”。
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参加政协的文艺界人士一直有个学习组，每星期六下午开一次会。有个时期，大家确曾在这里无拘无束，谈天说地，曾被人称作“神仙会”。但是后来随着文艺界形势的紧张，学习会空气逐渐严肃起来，到一九六五年十月巴金从越南回来，发现这个学习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神仙会”，而是大家忸怩作态的演戏场了。参加的人数也扩大，许多不是政协委员的也参加了，开会地方也改在文艺会堂。最后连一向不在这些场合出现的姚文元也忽然来到，说是来听取大家对他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的意见。
巴金披邀参加出席这样的学习会，起初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姚文元这么一篇文章要叫大家都学习呢？好在学习组里人多，大家抢着发言，用不到他去插嘴。两三次会议开下来，他知道了：原来大家都在一个网里。但他还是心存侥幸，也许未必一网打尽，能找机会溜掉就好。这时又私心庆幸在一九六二年初，虽曾到过海南岛海口市去看过海瑞墓，却不曾写文章，也不曾发过什么议论，否则就会跟今天的吴晗、周信芳一样，处在十分被动地位。开会时，他只见到姚文元眉飞色舞地摆出一副架势，张开他的大嘴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巴金看到这个学习会的空气一次比一次严肃，发觉罩在他四周的网越来越小，越来越紧，估计灾难即将来临，自己坐立不安，但又不得不在外表上装得非常镇静。回到家中，也想着不该写那么多作品，让人家随手可抓把柄，现在为时已晚，这些文章564都早已落在人家眼里，不要说自身难保，说不定还会连累家里的人。想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刚开始时，他的一个朋友曾在要紧关头，非常及时作自我检讨，得到最高领导肯定；巴金终于在文艺会堂的学习会上，主动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文代大会上发言的错误。同时他听说郭沫若最近在北京曾公开表示要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这时巴金也就在会上说自己愿意烧掉他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他觉得自己稍稍安心，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取得别人谅解。
就在这个时候，即一九六五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了上海。他为斯特朗八十岁生日举行了一次宴会，巴金也应邀参加。宴会结束，周恩来与几个歌唱家谈话时，请他们再唱一遍《长征组歌》，他说：“我很喜欢听这组歌。”后来他又问：“你们知道歌词中‘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话的意义吗？”他就讲了当时毛泽东怎样神鬼莫测地用各种办法对付敌人，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然后周恩来又和歌唱家们一起唱起这支歌来，他还和乐队指挥司徒汉一起作着手势。也就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与许多人碰了杯，在走到巴金面前时，陪同周恩来一起走来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特地指着巴金说：“他刚从越南回来。”周恩来立刻回答说：“我知道。他比我先走了一
步。“显然他非常了解巴金。巴金对周恩来微笑着给他的鼓励，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迷迷蒙蒙地似乎以为周恩来会帮他过关，但他哪里知道周恩来也不可能。周恩来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歌词确有比常人更深的了解，但他也并不真能彻底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周恩来甚至连他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他怎么有可能来决定巴金的命运呢？周恩来这时的心情，也许并不比巴金更为安宁？几天之前，即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也就在上海，他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篡军反党“罪名搞垮了！谁能料到呢？周恩来究竟不是”神“啊！
老百姓当然更难猜测政治风云。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仰起头看看天，天上有乌云，就感觉到可能要有一场倾盆大雨，这样就想办法找个地方躲一躲，能躲过去就好。巴金看到他的那些同行、熟人和老朋友邵荃磷、廖沫沙、邓拓、夏衍、田汉、阳翰签、吴晗、周信芳……一个一个地都成了问题人物，他不能不想到自己。特别是在这个时刻，青云直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叮住他不放的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左”派英雄。他唯有举双手投降，相信“天王圣明”，自己罪孽深重，没有把毛泽东著作学好，才有这样的坐卧不安。因而从这个时候起，他说话加倍谨慎小心，就连与朋友通信，甚至写信给几十年的老朋友沙汀，也战战兢兢，一再强调要思想改造，劝沙汀到群众中去多交朋友，深人生活。
这个时期的巴金家里，政治学习气氛也随着加强。萧珊不但为女儿小林当大学生后去参加“四清”运动而兴高采烈，她自己在作协也一再争取下生活。当她争取到一家铜厂搞“四清”时，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以后每天总是搞得精疲力尽，很晚才从厂里返回家来。但她毫无怨言。巴金也为此感到高兴，认真地写信给沙汀说：“萧珊这次下去是很好的机会，她需要锻炼，她搞完这一期‘四清’，一定会有大的进步。”巴金的弟弟李济生这时也早下乡去搞“四清”，他所在的出版社把他当作“运动员”，认为他正在中年，身体又好，人又随和，好说话，所以凡有上面布置下乡任务，总让他去干。这时他已搞了不止一期“四清”了。
从一九六○年开始，巴金每年春天都与萧珊到杭州西湖边住几天，同时也去看看老友方令孺。唯有这一年，萧珊在搞“四清”，没有去杭州。“九姑”方令孺却来上海，过她的七十寿辰。巴金、萧珊热情地接待了她，方大姐与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这本该是一次愉快的团聚，无奈这时节正逢乌云遍天，天不作美，使开朗的方令孺也不免心上有不解的疙瘩。巴金告诉她每逢星期六下午文艺会堂有文艺界学习会，还问方令孺是否想趁此机会去看看那些老朋友。方令孺高兴地去了，她想她是浙江省文联主席，看看上海怎样在开展学习，也好给浙江作一个参考。到了学习会上，她虽看到了不少朋友，但是觉得学习空气紧张，熟人罗稷南正在受人围攻，“新生力量”姚文元却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在耀武扬威，使方令孺感到满肚子不快，结果悻悻然离开了。
不久，方令孺去北京，回来又在上海招待所住了几天，然后巴金送方令孺回杭州。在火车站上，巴金说：“将来你八十岁，我们在西湖边举行庆祝。”方令孺听了，笑着上了车厢，她像长姐一样向他招手。她后来虽然活到八十，但在“文革”受难中，巴金已无法与她相聚，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
最后一次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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