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甘苦
-
巴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第二次访日回国后，继一九六一年访日写的几篇抒发中日人民友谊的文章，又写了几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版了他的一本新的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
这本装帧精致的小书，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笔流利，感情真挚，很少有当时曾流行着的各种假话和谎言；即有“豪言壮语”，也不多。这是因为在与日本作家的交往中，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或者说，是诚实的友情支撑了这些文章的内容。但这本小书究竟产生在过分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一个气候里，作品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仍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即使作者在主观上说的全是真话，作品也还是要随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受历史的检验。幸运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日两国外交关系趋向正常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形势使作品有更多的机缘继续保持生命，《倾吐不尽的感情》正是一本碰着了一段这样好运的集子。
不同的例子是：过了一年，即一九六三年六月，巴金有机会到另一个国家访问，这就是被称为“抗美前线”的越南。巴金接受任务，仍本着“听党的话”这样一个精神，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争取在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当时党内已开过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口号已经喊了出来。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早把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发扬艺术民主这样一个精神加以否定，另外提出所谓“大写十三年”的要求。毛泽东则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认为许多文艺部门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批评“许多共产党人”“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在这种形势下，巴金早已意识到自己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中所说的话是又犯了“错误”，而一九五六年曾经打算写出《激流》的第四部《群》这样一个愿望，这时早已烟消云散。现在，他唯一的应付办法，就是跟着大家去积极参加政治斗争，诸如在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两千五百人大会上致词，与周信芳、贺绿汀、丰子恺、沈浮等文艺界代表到报社递交支持古巴人民抗美斗争的声援信等等；除此之外，还不时到郊区农村去体验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甚至同劳动。
到了越南，他像五十年代在朝鲜战场那样，事先听报告、学习了一阵后，去“深入生活”。他在靠近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交界线上的一个叫“永灵”的地方住了下来，当他站在贤良江畔，看到平静的江水，和桥这一面、那一面两种不同的景象，想起一个国家被分成两块，许多家庭被拆散，甚至丈夫在这一面，妻子在另一面；父母在这一方，儿女又在另一方，两岸相望，不能团聚，禁不住对越南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他在永灵住了三天，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些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有个锯木厂工人，还向巴金诉述了他每逢假日就到江边来等候对岸亲人时的心情。
巴金在河内和海防访问，曾同一个越南作家在河内西湖林荫道上一起散步。那个作家指着路旁正在盛开着红花的凤凰树，对他说：“这些树常常引起我对学生时代回想。那时花开的季节，总在我们准备学期考试的时候。花开了，我们的考试也开始了；但凤凰树开花时间较长，往往考试完毕，学期结束，学校放假了，花还在开着。我们总是在花树下相互握别，然后回家去度假期。”这个越南作家显然对少年时代非常怀念，但是他又说：“当然，当年的学校生活，怎么能与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相比呢？”
这时，巴金也就不免想起甘三年前——一九四○年抗战时期，他从这里过路时的情景。当时太平洋战争还不曾发生，但“孤岛”上海已经风声鹤唳，一片惊慌，到处传说日本军队就要冲进租界。他应开明书店之约，从桂林赶回上海，把长篇小说《秋》赶写完成，为防日军进占租界，就又急匆匆赶回内地。当时他只是孤单单一个人，而在赶到昆明前，必须经过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越南，那时情景与今天完全不同。当年与他结伴同行的两个中国旅客，在过海关时，一个被拿走了新衬衫，一个被扣留了热水瓶。还有个中国学生，因为验护照时不曾把帽子脱下，就挨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打。现在，巴金作为中国客人前来这里访问，犹如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到处受到热情接待。越南人民对中国作家的友好态度，是难以与旧时代在海防与河内过海关时情景相提并论了。
巴金在二十三年前看到的海防与河内，天阴沉，云灰黯，没有欢笑，没有生气，两座城市犹如两个病人膏肓的老人，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而现在，时隔二十三年，他重来河内，再过海防，巴金说他自己“头发白了，脚步缓慢了，心反而年轻了”。因为这两座城市在他的眼前，“十分美丽，非常干净”。当然，巴金在越南看到的方面很多，主要还不是以上这些，而且他是按照当时的观点看问题的。
他在越南大概逗留了半个月，回来后，写了一本与《倾吐不尽的感情》相仿的小册子，书名叫做《贤良江畔》，让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它的命运与《倾吐不尽的感情》并不相同。虽然巴金几乎以同样的热情歌颂了被访问的国家，但由于后来中越关系的变化，这本小书也就几乎成了废品。这也许就是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悲剧吧。
巴金从越南回国，在上海已是炎炎夏天。七月里的上海天气奇热，热得他生了满身痱子；但仍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和上海的几个作家、记者一起搞集体创作，写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断手再植”的通讯特写。虽然自己后来不曾动笔，却还是同意了叶以群的要求，在另外五个作家、记者合写的文章前，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这篇特写是《上海文学》编辑部的特约稿。《上海文学》自从在一九六二年文代会后发表了巴金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王西彦的《湖上》、魏金枝的《宋濂寓言》以及丰子恺的《阿咪》等文章以后，受了批评，挂着“主编”名义的巴金像对这个刊物欠了一笔债似的，唯恐缺少一个报答它的机会；负实际责任的副主编、老作家魏金枝也一直日夜不安，怕在工作上再出差错，现在几乎又像回到“大跃进”时期那样，只要上面一声喊，就不管对也不对，咱二话不说，立刻照办。当时的一些通讯特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到了十一月，巴金又奉命率领作家代表团去日本作第三次访问。这次去的，还有老友冰心、严文井与马烽等。这次他们除了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之外，还去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鉴真大师六次航海东渡，经十三年东渡成功，这个故事留在巴金印象中，长期未曾消退。他们还到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家里访问，这个后来曾到中国来回访并曾到四川成都参观过巴金老家的热情友好使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曾与巴金兴奋热烈地讨论过中日佛教历史，并愉快地谈了南宗开创者、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巴金一行这次访问结束，在离开东京前夕，为答谢接待工作人员，与他们进行了联欢。在会场上，大家谈起这半个月的和谐相处，与愉
快的活动，都为中日人民友谊前途的发展而充满信心。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激动得淌出了眼泪；巴金与冰心也禁不住为之感动，他们也噙着泪花，同意日本朋友们的看法，认为两国人民一定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两个老人曾在刻着诗人芭蕉徘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听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心在跳动。巴金还在东京出版的《日本文化交流》上发表了他歌颂中日人民友谊的文章：《人生最美的事情》。从日本回国，还是忙于送往迎来，出席各种大大小小会议，参加一些突发性的国际斗争，写些表态文章，在什么集会上作些发言，甚至还要到街头去游行示威，虽然已是一九六四年新年，但这样的生活几乎已经成为他当时的日常例行公事，别人以为他应该这样，他自己虽疲于奔命，也无法改变。有时为了躲避过多的集会活动，觉得还是多到基层去看看实际，比在上面被人抓住去空喊口号好一些，这样就曾到新安江水电站去住了几天，的确也增加了一些见识；并在顺便过杭州时去探望了在养伤中的方令孺。过了半月，又与金仲华、陈同生等老友一起去上海郊区宝山、上海、青浦等县的人民公社参观访问，同样增加了一些感性认识。这样，在市政协开会学习时，也有些谈话的资料。
这时，巴金家庭的气氛也有些变化。萧珊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她当义务编辑，不拿工资，每天上半天班，既看些来稿，也做点组稿工作。她认识的作家多，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她都有熟人，因此，她的组稿面很广，很为《上海文学》作者队伍的扩大，贡献了力量。但萧珊“下生活”的要求比巴金还迫切，她多次去农村人民公社参观，也不只一次去新安江水电站。她虽然青年时代就离开家庭自立，但她总认为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要加强自我改造，所以常常表示要多到工厂农村去接近工农。一九六四年暑期，巴金一家像往常一样，打算乘孩子们假期机会，到哪里去开扩一下眼界。小棠去年小学毕业进初中，现在他比过去更懂事了，他不曾忘记一九六一年跟着爸爸妈妈去黄山，长了不少见识，去年暑期因为爸爸去越南，全家不曾出游，今年一定要选个更理想的地方。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恰好这时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束为来约请巴金与萧珊去山西访问，两人想到这一时期人们都在讲大寨好，巴金在今年四月还在《儿童时代》月刊发表过一篇赞扬大寨劳动模范“老石匠”贾进才的特写，连小棠都读过了，现在带他一起去山西看看大寨和其他各处，看看山西人在怎样学习大寨，也许这对自己和孩子都有好处。这样，他们在当年七月底，就和小林、小棠一起到了山西太原。
几天以后，小林因为要回学校，就离晋返沪。巴金和萧珊带小棠由山西作家西戎陪同去大寨。巴金在火车上、汽车上一直想着大寨的面貌。他这半年来一直听人们谈大寨把深沟变良田，但是怎样变法，他心里无数。但是他相信这是真的，更相信这里有许多勇敢勤劳和真诚老实的庄稼汉。西戎到过大寨两次，对大寨深有感情，所以一路上给他介绍了老党员贾进才怎样让贤，把大队支部书记的职位让给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陈永贵。他一边讲，一边露出亲切的笑。他也和巴金一样，相信这都是真的，别人讲的一定不错，贾进才、陈永贵是勇敢勤劳、真诚老实的庄稼汉。同样，他还能一口气讲出二三十个人的名字，同时背出这几代人的事迹，好像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和他很熟悉，而实际上他也不过来了两趟。
西戎欢喜谈牛海贵，这是个十四岁的孩子，据说他的“阶级观点非常明确”。今年春天，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来访问大寨，战士们分散到社员家作
客，其中有个战士来到富农家里，被牛海贵看到，便把他叫了出来，对他说：“同志，你进去做什么？这是富农家呢！”这以后牛海贵就受到称赞，并把这件事看作大寨大队阶级斗争观点强的事例来举。在去昔阳的路上，巴金听说陈永贵己在昨天去晋南开会，一时不能回家，这次锗过了与他见面的机会，心里有些惋惜。但是他想到大寨人那么多，和大家聊聊，也是一样的。他坐的嘎斯车正在往山坡上跑，忽然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一批包着白头巾的农民向县城开去，接着一辆又一辆，共计九辆。这时旁人对巴金说：“这是别的公社来的参观团，他们到这里来看庄稼。每天都有几百人来参观学习。”巴金听了，不觉有些疑惑：“一个小小的生产大队，怎样负担得起每天有几百人来参观学习？他们能有这样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接待吗？……”他这样想了一想，也不知什么缘故，又不继续想下去了。
在天色渐暗的傍晚，巴金一家三口由西戎带着来到了大寨大队。一下车，夜幕便逐渐下降到村子上。他们来到新建的一幢瓦房前，主人把巴金安顿在一间宽大的屋子中，这里有几张木板床和两张方桌，西戎便约巴金趁晚上社员在家去串门子。他们在夜色中沿着上路往上走，只见一个挑担的年轻人从前面走过，西戎回过头来对巴金说：“这就是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巴金听了，忙掉头去看，那人早在昏暗中不见了。巴金早就在今天来时的路上，听到过关于陈永贵教育儿子陈明珠的故事，现在陈明珠已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做了陈永贵的接班人。
到了陈永贵住的窑洞口，巴金看见一个身材细长、面容瘦削的中年女人在迎候他们，知道那便是永贵的老伴虎妞了。对于她，巴金也从别人提供的资料里知道一些。她十岁就没娘，十一岁就跟着父亲逃荒到大寨，父亲讨饭养不活她，只好把她许给陈永贵。对陈永贵，巴金知道得更多，许多人报道过他自己的谈话，说他七岁时就让当长工的父亲担到大寨，八岁就放牛，九岁放羊，十一岁当小长工。
此刻，巴金在陈永贵住的窑洞里，他虽然没有看到陈永贵，但他看到墙上挂的照片和奖状，这些他早在报刊上看到过。后来西戎建议巴金与萧珊及小棠到陈永贵的儿子明珠屋里去看看，他们便走出窑洞，来到窑洞旁边的一间瓦房里。那房间布置得比窑洞漂亮多了，有红漆描花的大衣柜，和其他一些新家具，看来是明珠结婚时添置的。墙上也挂了些照片和奖状，桌上还放了一些书，当然少不了《毛泽东选集》，另外还有一架手风琴，原来陈明珠还是本地剧团的首席乐师。
巴金来不及等候陈明珠回来，就抓紧时间去别的社员家访问。他们看到了劳动能手梁便良，和他谈了话；同时还到大寨展览馆参观，了解了模范饲养员赵启福、治安委员赵大和、妇女主任宋立英等人的事迹。他们每个人都有个生动的故事。后来老书记贾进才、大队长贾承让和大队支部副书记贾来恒来到了巴金的住处，巴金就和他们一起到公社一个办公室谈话，大家喝茶抽烟，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钟。
第二天早上，贾承让又和贾来恒来到巴金房间谈话，这次他们向巴金着重介绍了大队会计赵素恒的事迹，内容也还是十分动听，当然主要还是宣扬了陈永贵和大队的几个领导人把舵掌得好。巴金认真地做着记录，萧珊更学着巴金积极地做笔记，小棠在旁边也听得出神。
这时，天已经放晴了，他就又与萧珊、小棠一起跟着西戎上山去看大寨的庄稼。爬山翻沟，一路上上下下，走的全是松软的黄土路，看到一大片一
大片绿油油的玉米苗，庄稼长得果然好。抬起头，只见一格一格的梯田，十分整齐。巴金还看到一块长得不差的棉花田，虽然地不大，但听说这是陈永贵种的试验田。他们先到康家岭，然后到合作沟。合作沟原名白驼沟，这里本是荒地，靠了集体力量，动员千百个劳动力，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垒石筑坝，才把山沟变成一块一块可耕田，所以后来改称合作沟。还有个“教育沟”，是在“合作沟”下面，人们把它的荒芜样子保存下来，用以对比经修治后的“合作沟”梯田来教育青年学生，所以称它为“教育沟”。“合作沟”上面还有个狼窝掌，西戎劝巴金不要爬上去，他知道这里坝高坡陡路滑，很难走。但是巴金还是爬了上去，因为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故事他听说过，他觉得只有亲临此地，才能体会到当年大寨人的艰苦。
他们来回走了两个钟头，看到整齐的梯田，也看到茁壮的庄稼，但就是没有看到自留地。据说大寨人与自然作斗争，寸土不让；对自留地，却不愿多花时间，但是“任土地闲着对集体也没有好处，结果还是交给集体种，集体收。”
当时巴金非常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确是在这里看到了不少具体现象。
他在大寨访问的日子里，非常尊敬大寨人，他真诚地认为他们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对当地接待他的人，总是再三叮嘱他们不要对他有什么特殊待遇。西戎作为山西省作家，也觉得像巴金这样德高望重，而又生活朴素、热情诚恳、平易待人的人，是很少见的。巴金从大寨回到县城，又去访问了一些工厂和矿井，还顺便在山西游览了五台山佛地、大同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以及杏花村汾酒厂等，同时也去看了晋祠与刘胡兰纪念馆。这些活动，也为巴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在山西生活了一个月，到九月初，巴金才回到上海。但他一到上海，就又被一连串会议和一些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困住。到十月下旬，他才腾出时间，把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大寨行》写了出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收获》杂志上，确是花了相当的心力。可说材料丰富，内容扎实，文字也很朴素，空话废话不多，即有豪言壮语，比起“大跃进”时期他自己写的“赞歌”，还是要少得多。虽偶然也有一些违心的描写，如他看到一辆辆汽车载着前来参观学习的群众离开大寨时，说他们“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是巴金写文章时即兴之笔，虽有点夸张，究竟不是存心讲的假话。同时，这样的题材显然也很适应当时文坛的需要，尤其符合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要求，因而它称得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幸的是政治形势要变化，经过十年“文革”，劳动模范变成篡党夺权时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变为“四人帮”弄虚作假的黑样板。这篇《大寨行》在今天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人们去思索它怎么会有这样可悲的命运？或者如巴金自己所说：“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