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我们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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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大厅里传达“文革十六条”的那天大会上，萧珊也在场。这个在学生时代就热情爱国，解放后十分虔诚地自觉要求改造思想，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的翻译工作者，她本来完全可以不必看到这样一个使她痛心的场面：作协机关内部贴巴金的大字报竟有那么多，而且有的还写得那么出人意外地“上纲上线”。
虽然她和巴金一样，看到叶以群、孔罗荪靠边，王西彦等人被批判，知道巴金也必在劫难逃，但冥冥之中总还存在一点幻想，以为巴金平时小心谨慎，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解放后积极响应各种号召，下部队，下农村，从不落在人后；即使发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样的言论，也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多次动员，归根结蒂，还是响应当时“上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的号召，他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上海作协大厅里的这一些戏，不过是上海当时出现的“造反”狂潮的一个小小泡沫，或者说是一出小小丑剧，整个上海这时已早被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中央文革”小组搞得天翻地覆。原来整洁的南京路，现在通过红卫兵的“破四旧”，已经变得像一个被市井无赖蹂躏过的少女，显得衣衫凌乱，形容憔悴，一夜之间，青春全部销蚀，满街都是混乱不堪的大字报。原来五彩缤纷的商店玻璃橱窗，现在全代之以语录牌与领袖像。饭馆、饮食店服务员全部“退居二线”，端茶取菜送饭，全由顾客自己动手，弄得每张桌子都杯盘狼藉，羹汤四溅。百货店经过检查，绝大部分服装已搬回仓库里去，因为它们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陈列的服装大大小小全是人民装，颜色一律蓝色，或者黑色。马路上处处都是为“破四旧”、拿着剪刀准备剪妇女裤脚筒的造反派。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从外地来进行串连的红卫兵，他们唱着“造反有理”的歌，不买票，也不打招呼。公共汽车站头，人山人海，纸屑、果壳、桔子皮、香烟蒂、旧报纸，连同鼻涕、浓痰，撒得满地。高音喇叭在高楼大厦上厉声怪叫，不论是唱歌，还是放乐曲，或者有什么人讲话，都带着哭声，而且非常凄厉，像一支长剑，一直刺进过路人的耳朵里。天色阴沉沉，雨濛濛……
全市几乎每一个平方米的土地都在出现空前未曾有过的怪事，老子向儿子请罪，四五十岁的老师对小学生们行鞠躬礼，机关里的干部变成牧师，“红宝书”成了圣经，革命老干部大多数被指为特务叛徒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弄堂口好吃懒做的小泼皮却忽然都成为群众领袖。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每个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不是哪个亲戚被抄家，就是哪个朋友被逼上吊，有的甚至忽然失踪，被绑架还是被捕，被暗害呢还是被枪毙，谁都拿不准。
隔了两天，下午一点半，巴金与萧珊实在因为心里慌乱而两腿发软，不得不雇了一辆三轮车去作协“上班”，到了那边，却得到通知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叶以群是上海作协的副主席，兼《上海文学》副主编，具体负责文学研究所工作，这几年培养了不少大学生成为文学理论工作者，似乎很出了一些人才。这几年来，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交给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的任务，多半是通过他和罗荪下达的。今天的大会主要以他作为对象进行批判。巴金进入会场，也不敢四处张望，看看叶以群是否在座。但奇怪，会一开始，并不曾叫叶以群
站出来答话，似乎他并不在场，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巴金专心听着揭发人的发言，越听越觉得蹊跷，觉得发言者虽然一开头便破口大骂，但讲的话没头没脑，甚至说以群“自绝于人民”，怎么就不见了？他不敢多想，抬起头只见孔罗荪低着头坐在不远处，脸色苍白，眼膛发黑，身子摇晃，差点没倒下去。巴金想他必和自己一样，惊吓得魂不附体。刚想到这里，忽听见大家举起拳头，高呼“打倒叶以群！”十分慷慨激昂。他也就急忙举起手高呼“打倒叶以群！”忽然又有人高喊：“叶以群自绝人民，人民决不饶恕他！”他也就随着应声，装出一种毫不紧张的样子，来掩盖内心的慌乱。他希望人们不要注意他，更不要让人们发觉叶以群原是自己的老朋友。
巴金环顾四周，发觉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以群“罪行”的，有些正是以群这几年来努力花工夫培养的一些青年，叶以群一直把他（她）们当作自己的马列主义接班人，而现在批判他的也恰恰就是这些青年。当然，巴金并不奇怪。这年头愈是与自己亲密的人出来与自己划清界线，愈显得思想立场坚定，马列主义水平高。那天批判会开过后，又开小组会，内容大同小异，也是表态，也是人人都说以群罪孽深重，与他划清界线、小组会散后出来时，在门外，有个女作家对巴金悄悄地说：“以群的消息不要讲出去。”巴金听了禁不住打了个寒嚎，出了一身冷汗，证实以群确实已经自杀！因为那个女作家是党员，最近又一直在上海，她的消息知道得多。后来果然证实，叶以群是在一个星期以前的一个早晨，在自己住的那幢公寓大楼跳下来死的。
回到家里，巴金与萧珊都为以群的下场感到震惊与伤心，家中电话这时虽还不曾拆掉，但也不敢与罗荪通气，不过巴金萧珊仍记得以群这几年来有时还是能够相互推心置腹商谈身边的工作，他奉命来动员巴金写批判《不夜城》的文章，并商量可以不点柯灵的名便是一例。
现在他感到很孤独，但为了安全，在当天写日记时仍这样写：“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他目前唯求自己过关，自己的事尚且想不通，只好不想；别人的事更不敢多想了。
不久，他被通知要天天上班，到作协参加运动。不过当时他还不曾被当作“专政对象”过完全靠边的“牛棚”生活。他被分派在作协二楼资料室，但是周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忽然有一天听说住在他家附近的党员老干部陈同生，也伏在煤气灶上自杀了。陈同生也是他的老友，这些年来一直与他在政协里一起开会学习，有时还与他和金仲华一同去农村参观妨问。萧珊有机会到铜厂搞“四清”，也得到他的帮助与支持。不久前，他还来巴金家中，送过他一个陶瓷灯架，灯架上有一个精致的雕刻：喜鹊在梅枝上鸣春。那个灯架还在巴金案头上使用，而陈同生已经离开了这个难以使人理解的人世。
这时上海社会真是兵荒马乱，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一向热闹的巴金家庭愁云阵阵，冷冷清清，许多朋友大都自顾不暇，不来串门了。巴金连理发都发生问题，萧珊怕他一上街就被南来北往的哪家造反派绑架去。幸亏萧珊的挚友、小林、小棠的“好姐姐”萧荀，还是照常来家看望，萧珊就请她领着沈庾香的孩子去紫罗兰理发店理发，让巴金同去，由她暗中保护着巴金的安全。巴金在紫罗兰理好发回家，萧荀才领着孩子跟在后面走回来。一
到晚上，墙门外的野孩子们唱的造反歌声音越来越响亮，有时还有人越过篱笆向巴金家中丢石子，高喊“打倒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口号，小狗包弟不懂主人正忧心忡忡，它一听见篱笆外面的人声就叫了起来，这使屋内空气更加紧张。同时屋外的卡车驶过的声音也比往常多了，大批红卫兵正向四邻敲门，进行抄家。有时还隐隐约约，听见造反派的吆喝声，和被抄人家的孩子和妇女哭声。这些声音越到深夜，越听得清，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几十年前巴金在成都老家，看到过的军阀统率下的一群哗变的士兵，挨家挨户勒索钱财时的景象。
面对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局面，巴金与萧珊只得与九姑李琼如商量，把一部分信件和书籍烧毁，以免引起无谓的纠纷。当时被烧毁的有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大哥李尧枚给巴金与三哥尧林的一百多封家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大哥临死前写的绝命书抄本。被毁的书籍中还有《金瓶梅词话》等不适宜青年阅读的书。他们把这些信和书放在厨房灶头里烧毁后，心头好像去掉了一件重物，感到轻松。而偏在这时，与巴金家的院子只隔一道篱笆的邻居被抄家了，那边住的是一个老年人，他过去曾是一家工厂的资方，来他家“破四旧”的人不少，一边叱骂，一边抢拿，人来人往，叫叫嚷嚷，还摔坛坛罐罐，情景非常可怕，而附近小孩又不时来巴金家敲大门，说要来把狗捉去，使巴金和萧珊一夜不曾睡好。全家老小本来都很喜欢包弟，这时不论哪个都认为小狗经常对门外狂吠，说不定会引一群人进来抄家，留着无用，还是送人，但这个时候谁还敢收留小狗呢？有人出主意，把它送到医院作科研用。巴金心有不忍，把这件事拖了几天。包弟不懂人事，它看到巴金，还是照常站起身来打躬作揖，摇尾巴，讨东西吃；巴金只好对它流泪。隔了几天，空气更加紧张，包弟晚上因为外面人声嘈杂，它的叫声也就不断，巴金只得请九姑把它送往医院去了。送去之后，巴金心里还是不能平静，他不但看到包弟向他打躬作揖要东西吃，还看到它被医师送上手术台割开肚皮，作解剖用。他醒来，只感到自己无地自容。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在作协资料室过半靠边生活的阶段也结束了。造反派一纸“勒令”，把他和白危也并入了“牛鬼”队，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等一起接受批斗。
巴金的幻梦全部破灭。张春桥、姚文元设在丁香花园的御用写作班，直接写了揭发巴金的大字报张贴在作协的中央大厅里，并给已金加了个“黑老K”的头衔，意思是巴金在文艺界影响之大等于扑克牌里仅次于“A”的“老K”。写作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是直通中央文革的！这样，打倒黑老K巴金就在上海作家协会内掀起了一个高潮。上海作家协会内的楼梯口，从三楼顶端挂下了长达十几米长的直幅标语，一直拖到地面上，上面写着：“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批倒邪书十四卷《巴金文集》。”接着，作协“文革领导小组”就有人来通知巴金，说他“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他采取行动，当即派了机关红卫兵到巴金家中进行抄检。他们从上午抄到下午，连中饭也从作协食堂送到现场来吃，足足经历了六七个小时，才把书橱都贴上封条，把他们认为可以“追查”的东西都拿走，逼着萧珊交代银行存款存单的下落，以便追缴，临走时还贴了一张揭发巴金“罪行”的大字报在他家门廊的入口处，对巴金威胁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意思是如果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过路人都可以进来胡作非为。因此，后来有人还解释，这还是一次“保护性抄家”。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这次抄家只是个开始。接着就是无数次迫害接踵而来：不是在“牛棚”被提审，就是让造反派带到别的单位去揪斗；另外，是不断被“勒令”写思想汇报，承认人家对自己的批判十分正确，击中自己的要害，然后感谢“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挽救，称道“造反派”是自己的救星。而这种迫害，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初是低头认罪，后来是九十度弯腰，更后来索性“坐喷气式飞机”，……一到晚上，总是精疲力尽，深夜回家，还得防备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亲临家中进行突袭。他们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成群结队，有的翻墙进来，有的公开敲门闯入，只要臂上缠着“红卫兵”或“造反派”臂章，都可以叫你全家乖乖的听他大声吆喝。他们可以在你家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没有人会来打抱不平，也没有公安人员敢来这里维持治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社会。
巴金家几次领教了这样的“小将”光临，他家的半导体被抄去，望远镜被拿走，至于各种各样的书，只要哪个“小将”说要拿去批判，他就得没二话可说让他们拿去批判。一个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头进来，为头的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他们都是经过天安门城楼检阅过的红卫兵，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他们壮过胆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他们蜂拥进入中门，一声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来。萧珊看他们深夜闯入，来势汹汹，怕巴金被他们揪走，就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报告情况，要求民警出来干预。谁知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在值班，迫于眼前情势，不敢出来管。而那个为头的红卫兵发觉了萧珊的行动，跟着赶到派出所，竟然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对萧珊狠狼地抽了一下，并把她押了回来，同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二十一岁的女儿小林一起关在厕所里。然后，他们在楼上楼下各个房间跑遍，顺手牵羊，吃的吃，拿的拿，呼啸而去。吓得巴金一家在他们离开半个小时了还不敢出来，厕所门虽然让他们关着，但井未上锁，他们却不知道该不该出来。这年头就是有一批人可以胡作非为，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都敢做；而一般群众，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连做个安分守己的人都不可能。他们只能在坏人的棍棒下忍气吞声，什么都得相信“天王圣明”，按着明明不合理的歪理去办。
巴金天天晚上吞几片安眠药，才能入睡。他的满脑子都是“想不通”！
这多年来他哪桩事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作为作家，他按“上面”指引的方向下部队，下农村，也去工厂，去老区；又照着“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去开会，去写稿，去送往迎来，忙忙碌碌，把自己本来准备动笔写的创作计划放弃，为的都是响应号召，去赶当前中心任务。但是现在他怎样呢？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虽然想不通，但又怀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彻底。……现在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你们斗他，他低头认罪，你们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他也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似乎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只有萧珊还在身边。她与他经常痛苦地相对着无言，但经过长时间沉默，终于萧珊说话了，她悄悄地对他说：“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坚持。坚持下去就好。”
巴金从萧珊对他的同情中，汲取了力量。他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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