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受难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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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是这样的形势还在发展。“一月革命”开始，“中央文革”发动并支持造反派夺权，各基层换了一批更“革命”的“左”派人物上台。上海作协没有例外。新的造反派领导班子建立，首先是把巴金等几个老作家从资料室赶出来，让新的一批刚靠边的人聚在那边反省；另在楼下西厅后面五平方米宽的煤气灶间，开辟了一个环境更糟的“牛棚”，给他们从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八点在一起学习“红宝书”，写思想汇报；并随时听从监督组命令，出去应付外单位点名批斗。当然，他们每天还要按时打扫厕所，或参加其他劳动。
“一月革命”在上海的另一标志，是张春桥、姚文元沐猴而冠，成为“上海公社”的第一、二把手。“上海公社”不久又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们就成为“市革会”主任和副主任。不论称“公社”还是称“市革会”，反正上海更趋向混乱。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到处是大字报，到处开批斗大会，到处下跪和喷气式，到处有虐待狂。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怜悯和同情。一句话，只有兽性，没有人性。
不少原来看似和善的人，一下都变成残忍的杀手。过去与自己曾友好的人，现在也来拆你的墙脚；过去自己曾尽心扶植的人，现在都来投石。至于本来与你为敌的人，现在更千方百计想趁此时机，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而那些即使与自己原无任何关系的人，这时也想从你身上捞取一点好处：有的想从批判你的过程中显露一下自己的才能；有的想通过打击你来打击别人；有的则纯粹出于想发泄一下自己原始的兽性，便在揪斗你的时候，用尽心力虐待你。
“牛棚”里的作家，大都变得又老又瘪。本来头发花白的巴金，现在全白。而且头发被强迫“自动”剪成平顶。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把他叫出去示众，进行责骂。有时萧珊也被叫来“陪斗”。她的性情变得优郁起来。人也瘦了，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高高兴兴的样子，笑容在她的脸上完全消失。她从不曾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混迹过，很少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的经验。她一直争取有机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改造思想。甚至在“四清”运动开始时，她还到铜厂参加运动，每天从早到夜，和大家同样工作。“文革”一开始，人家却把她这个义务编辑当作正式编制人员作为审查对象，并诬蔑她是巴金在作家协会的“坐探”。
突然而来的“文革”形势，对巴金十分陌生；对萧珊来说，更是完全出于意外。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起初，她听到北京、上海许多熟人靠边，还庆幸巴金还在接待亚非国家的外宾，暗暗祈求命运之神能让巴金顺利过关；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巴金落到那个深不可测的网里，但萧珊还是幻想“上面”对巴金有些特殊照顾，因为她最了解巴金，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即使对某些党员思想作风有些意见，但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抵触情绪，两人总是抱着改造思想的决心，“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文革”既是毛主席发动、毛主席领导，怎么有可能让巴金受难吃苦？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入，任意搜抄书物，她溜出门外，向对门的派出所报告，也无非是信任毛主席、共产党，相信他们能保护一直与毛主席、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作家起码的人身安全。但是结果派出所不敢出来保护他们，并为此她反给红卫兵当场抽了一下铜头皮带，以致左眼内出血，
眼圈四周发黑，伤痕很长时期没有消退。她想不通，但还是安慰巴金：“我们要坚持下去，精神不要垮掉，真理总在的。”
就在这个时期，电影院在放映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影片《英雄儿女》，萧珊悄悄地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看到银幕上还有“根据巴金原作改编”的字样，她很高兴。到了晚上，萧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巴金，巴金心头露出一线希望。但不过两三天时间，作协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赶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造反，说放映《英雄儿女》的片头上竟然还出现老反革命巴金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还把大字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巴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就在马路上传开了。萧珊的脸更加显得凄清了。
每天一早上班，萧珊总把巴金送到公共汽车站头上，车厢人挤，巴金年迈挤不上，又怕时间错过，勉强上车，挤在门口，车门关不上，萧珊就在车外用手使劲推巴金的背，让他挤进去，直到车子开了，萧珊才离开车站回来，又是一整天惦记着他的安全，不知会不会碰到什么恶运。到了晚上，巴金能按时回来就好；有时却让萧珊等到八点钟、九点钟，甚至十一点、十二点才回。这时她就在黑暗中，偷偷把大门打开，跑到路口去守候他，直至看到巴金在昏暗中，迈着蹒珊的步子一步步走来，这才舒口气。这时她还给他弄泡饭吃。“日子难过啊！”巴金叹了一口气。于是萧珊也就忧郁地应声说：“日子难过啊！”但又接着鼓起勇气劝他：“要坚持下去，不要灰心啊！”有时还说自己了解他，别人对他误会，她对他决不会误会；别人诬陷责骂他，她劝他都不要计较。“坚持下去就好。”她总是这样说。她相信一切道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她在巴金面前，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耍小孩子脾气了。她显得老练成熟起来。
巴金因为有萧珊对他的信赖与安慰，而不致在这样的时刻感到完全绝望。
但是萧珊心里苦。因为形势越来越严酷。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一家大报首先发表文章，点巴金的名字，题目是《大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说巴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据说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时，张春桥曾说：“巴金完全应该批，特别是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应该好好的批！”他还说：“你们要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接着，姚文元也说：“说批巴金要中央点头，没有这回事！”于是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头头们，就在批巴金的大旗下，几派联合起来，加紧批斗巴金。这样，第二个月，就有上海两家大报批巴金《灭亡》中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隔了两个月，“中央文革”进一步迫害彭德怀将军，将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公布过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忽然又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这更使巴金觉得自己的问题火上加油，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曾访问过彭德怀，还写过一篇《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当时起过很大影响。果然不久，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又出版了《文学风雷》期刊，连续发表大量文章，对巴金进行批判。上海报上也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目叫《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复旦大学“巴金专案组”的红卫兵为此来到作家协会揪斗巴金，不让巴金回家，强迫他住在作协三楼走廊上，住了两个星期，还把巴金的日记本作为猎物抄去。巴金在“牛棚”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写日记，当时除了接受批斗，他每天工作是清扫厕所，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所以所写的日记实
际是劳动日记，当然还有一些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无非是表示“真心悔改”，争取“坦白从宽”。这样的日记，起初每天让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但挂出去，就让人拿走了，也不知是造反派拿去作“批判”材料，还是有人偷走作“作家墨迹”保存。这样，巴金就不再每天把日记交出去审查；虽然这样，他还是知道有一天仍难免要被迫交出去，所以他写这些日记，总把它当作坐在造反派面前写的东西，一丝不苟地写些认罪的话。果然，两个月以后，复旦大学红卫兵一到，就先抄“牛棚”里的抽屉，把巴金这一时期日记全都抄去。他们在作协审查巴金，审了两个星期还嫌不够；后来索性把巴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宿舍关了起来，让他们把他当作拳击师的练球标，谁都可以对他进行批斗，即所谓进行“大批判”，以壮各派声势。等这些青年人对他虐待够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他才被释放回来。接着是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各种“游斗”。巴金和吴强等都无一例外地经常应各处的“勒令”而不得不去作“反面教员”。场面最大的一次，是全市批斗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宣传部长石西民。巴金与上海文艺界其他知名人士赵丹、白杨、吴强、贺绿汀、丰子恺等都被揪去一起陪斗，地点在上海杂技场里。大家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走资派”弯腰屈膝，造反派耀武扬威，震天响的口号一阵又一阵，看来“运动”已经达到了最高潮。
但是过多的批斗场面，反而使群众的情绪逐渐下降。“杂技场”的这样演出，并没有超越杂技场演出杂技的规律：杂技这玩意儿，一次看过，第二次看就没有味道了。相反，群众经历了够多的批斗会，逐渐发觉批斗的内在真相。犹如看魔术，看多了就识别了戏法的虚假。复旦大学红卫兵把巴金批斗了一个月，有的人反而因读了巴金作品而成为巴金作品的热情读者和研究者，转而觉得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写得实在勉强，实在蛮不讲理。而巴金呢，他也因为参加了过多的批斗会，在这时开始逐渐认识了造反派，原来他们也在做戏。“他们要整我，我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他把“文革”的真相一步一步地看穿了。
最痛苦的还是萧珊。看到巴金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揪他去批斗的地方越来越多，造反派对他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更恶劣，她的心里也就一天比一天沉重。有一天，她上街买小菜，看到淮海路上作协造反派的大字报，不但把她和巴金名字写在一起批判，还把巴金全家的姓名都上了榜，加了各种罪名。她觉得日子难过，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坏。自从不要她按日去作协上班后，作协造反派却通知里委对她进行监督，要她每天早上清扫马路。萧珊不得不每天天还没有亮，就戴着口罩上马路扫地。有一次，她到作协学习，傍晚与巴金一起回家，那天总算造反派没有留难，他们六点左右就到家了。萧珊比较高兴，一到家便到厨房准备晚餐。巴金像往常一样，在走廊里的饭桌旁坐了下来，他随手拿起报纸，忽然看到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里顿时大吃一惊，还不及细读，就忙把报纸藏了起来，怕萧珊看到，影响她的情绪。萧珊果然面露笑容，端着饭菜出来了，巴金只好故作镇静，陪同萧珊匆匆把饭吃好，但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说什么好。只见萧珊放下碗筷，就找报纸看。巴金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但一转眼，她还是想到要看报，终于把报纸找到了。她看着，看着，忽然一声不响，笑容没有了，就走到房间里去，这一夜就再也不讲一句话。巴金的心，像被谁割了一刀那样，他看到萧珊躺在床上，脸朝里面，小声地哭着……
一到夏天，巴金又让造反派揪去参加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的电
视大会。作协造反派还以“上海作家协会造反兵团”与“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名义出了两本《彻底打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专刊，反映这次批斗大会的内容。与此同时，上海两家大报又各以《斗倒批臭文学界反动权威巴金》和《清算反共老手巴金的滔天罪行》为通栏标题，发表整版文章对巴金进行批判。第二天，又分别以类似的通栏标题发表消息，报道文化系统举行电视斗争大会的内容。这一时期报纸本来已经像中了邪一样，题目越用越大，文字字体也从五号字放大到四号字，唯恐吓不倒人家。现在所有“大批判”文章都处理得这样突出，这次也不例外。
巴金面对这样的遭遇，一如但丁在《神曲》中描写的炼狱中受罪那样，他唯一祈求的是净化自己的心灵。他承受一切冤屈，承受一切罪过，承受一切魔鬼对他的各种迫害。然而到了秋天，他又不得不离开萧珊去郊县松江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这时，工宣队与军宣队已经“占领上层建筑”，这次下乡，统由工宣队员带领。这些工宣队员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大都要求很严厉。因此，在劳动中，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又不免被派去干最重的活，吃难以下咽的“忆苦饭”，并听取造反派的任意造谣和无端训斥，如说他“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等等。这类精神折磨，大半是在“田头批斗会”上进行。每当大家流着汗努力挑泥挖土的时候，忽然一阵笛声，大家便放下铁鎝，集中起来，在男女社员们的围观中，听贫下中农对旧社会的控诉，然后就由造反派或工宣队员出来向“牛鬼”训话，不是指那个人干活不够积极，就说这个人跑路精神不佳，最后就随便拉出个“罪孽深重”的人来作重点批判，要他低头认罪。在这种场合，最合适的常常是巴金。因为他的名气最响，谁都知道他出身地主家庭，又写过“大毒草”《家》。而且在革命群众批判他的时候，加给他的罪名，一般他都能接受，因此批斗会也最容易获得“巨大成果”。
后来回到上海，形势似乎有些缓和，巴金、王西彦、魏金枝等似乎都得到“宽大”的处理，可以允许与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学习了；工宣队员看到他们，也开始露出了笑脸。萧珊也因为身体不好，得到里委允许，可以不再每天一早上街打扫马路，而由巴金的妹妹代劳。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忽然又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高潮，巴金和萧珊不得不流着眼泪把刚从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儿子小棠，送到安徽省嘉山县农村插队落户。风雨飘摇的时代，从不幸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子女，饱尝了时代的艰辛，也看够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共同承担了社会对他们不公平的待遇。当时巴金的女儿小林已在不久前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了，学校被既残忍又愚昧的造反派所控制和占领，毕业学生的去向谁也无法作主，年轻的毕业生都像失群的蚂蚁，到处乱碰。小林得到同学祝鸿生的照应，在患难中结成良伴。这使病中的萧珊，在巴金下乡和小棠务农的时期，总算有了半个依靠。
但是不久，巴金他们从“三秋”劳动回来后所受到的“宽大”待遇。又很快改变了。据说是工宣队准备先把他们几个人“解放”的打算，受到张春桥的批评，理由是：“上海作家协会没有一个好人，不存在解放人的问题！”于是第二年他们又被“下放”到松江去劳动，边劳动边“斗、批、改”。虽然，他们通过去年“三秋”劳动，对割稻打谷之类的农活已经比过去熟练，但这没有用，他们仍是“牛鬼”，造反派依然对他和他的难友们保持着敌对的眼光，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依然经常进行无理的挑剔、刁难，在他们的
名字上仍然打上红色的大××；巴金也依然是“黑老K”和“死敌”。这就使巴金逐渐意识到，所谓“在认真劳动中争取宽大处理”原来是一句假话。看来一批知识分子在封建统治压迫下天生成的奴隶命运已成定局。
偏在这时林彪的“一号通令”下来，说是形势紧张，全国进行战备，在乡下劳动的人，谁也不准回来，这样他们就又留在松江辰山。巴金只好写信给萧珊，打算在农村过冬。一到冬天，不像“三秋”那样忙碌了，于是又加紧“斗、批、改”。有的造反派为了立功，仍想在“牛鬼”身上找岔子，他们甚至在巴金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题目叫《给一个中学青年》的文章中，发现了“腹地”两字，就硬说这是鼓动人们去苏区搞破坏。这篇文章曾收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它的内容是：“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巴金：“怎么办？”巴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原文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这本来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所谓“腹地”，就是内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辞海》也有这样的解释：“腹地，犹云内地。”但是造反派硬说那是指苏区，要巴金承认这篇文章旨在反共。虽然他几次辩解，都没有用，在班组会上受到围攻，有些人存心要诬陷巴金，有些人虽知道冤屈，但在这样的场合也不敢不随声附和造反派，因为怕自己受牵累；有的人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革命”，要与巴金斗争到底。
巴金被纠缠得头昏脑胀，但造反派仍不放过他。班组学习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造反派就召开整个连队的批判会。会前，两个“革命左派”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承认反党，并对他进行威胁。巴金已经看透了这些人用美丽辞藻装饰起来的谎言和恶毒用心，他忽然感到恶心，终于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坚持“腹地”是“内地”的解释。批判会召开了，一个一个人的厉声“揭发”，一个一个人的厉声“批判”，使巴金感到十分气忿，也十分厌烦，然后又听一个人连声问他：“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接着又有不少人连声追着催：“说，说，说！回答，回答，回答！”巴金忽然感到十分厌倦，他真想躺下来，离开这个烦嚣的令人无限厌倦的世界，他像驱赶一群鼓噪的麻雀，或者嗡嗡地叫着的苍蝇离开自己的身边一样，对他们说：“是，是，是！”对方又追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巴金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以前我害怕。”对方听了，非常得意：他们这些人似乎全都非常得意。因为巴金放弃了争论，他们打了胜仗。
但是真正胜利的，并不是那些不讲理的造反派。恰恰相反，巴金这次终于发觉原来这些人都在演戏，而不是在追求真理，也不是在为“正确路线”斗争，他们是在装模作样地骗人，他们都不过是一群骗子！真理并不属于他们！因而，他现在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日子真会这样过下去吗？难道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真会让这些骗子们长期欺骗下去，长期横行不法下去吗？”
可怕的六十年代过去。一九七○年的春节就要来到，大家回上海休假，各人都巴望有个喜讯传到自己身边。哪知工宣队传言下来：“上面”统一布置，全市文化系统要在奉贤办“五七”干校，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接到通知，编为文化系统“五七”干校第四连，大家回去要作好长期在“五七”干校改造的思想准备。
萧珊在上海，身体愈来愈坏。巴金看着她消瘦的脸，无可奈何地把准备赴干校的实情告诉她。“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萧珊优郁地问他。他也只好叹息，但怕伤她的心，便说现正在写检查，看来不久可以告一段落。“总不能这样下去吧？”他像自问，又像回答萧珊。同时告诉她，他已与“革命群众”一起学习，几个人不再蹲“牛棚”了。萧珊听了，似乎心放宽了一些，就帮着他整理行装，为他缝被头，补衣服，当时家里的楼上房间早被查封，全家都挤在楼下两个房间里生活。巴金在走廊上整理旧书，却意外地发现了解放前在上海海格路旧书摊买到的一本居。堪皮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不觉顺手翻阅了一下，读到几段文字，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便誊抄了第一曲在一个小簿子上，因为原书太厚，带着太显眼，好在现在已不像过去两年那样，除了“红宝书”之外什么都不准看了，在地里劳动感到疲乏时，或者在批斗以后，默诵一下但丁的诗句，可以鼓鼓自己的勇气。他相信但丁所描写的灵魂在地狱中受苦的情景，对照着现实，可以使自己心灵得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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