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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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珊逝世，对巴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精神沮丧，身体也比过去差多了。作协工宣队这次天良出现，不再让他去干校服苦役，但仍规定他到巨鹿路作协机关劳动、学习。恰巧这时清长病假在上海家中的王西彦，因病情有好转，工宣队叫他也到作协机关上班。这样，巴金便有与王西彦在一起相叙的机云。
那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已在一年前覆灭，一家三人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
林彪集团与江青、张春桥一伙的争权夺利，不过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他们的丑恶面目通过“九。一三事件”已在全国人民面前渐渐露馅，写在党章上的被称作“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转眼忽然变成叛逃出国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要想一想究竟“文化大革命”是在搞什么勾当，究竟要把党和人民带到哪里去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一场家庭变故的巴金，更加醒悟到自己受到愚弄，他再不像前几年那样，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了。
“我们有时也不可以太老实。”有一次，在作协西厅，王西彦看见四周无人，就悄悄对巴金说。
“是的，有时我们也不可以太老实。”巴金随着应声说道。
这是巴金这几年以来，几乎是第一次在家门外公开向人亮出自己的思想。说实在，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这一年十月底，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给巴金来了信，给巴金带来了成都老家对萧珊去世后巴金处境的关心。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干校时，悄悄地绕道上海来武康路看过巴金。当时他与巴金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曾给他转述过一些老朋友对巴金的怀念。但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虽同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在这次来信之前，李致就曾有信给小林，那时萧珊住院动了手术，小林曾把李致来信的事告诉她，但萧珊己不能说话了，她只点了点头，就闭上眼睛休息。这次李致来信，是萧珊去世后给巴金的第一封信。它给巴金带来安慰。
李致在成都出生的时候，巴金已离开成都去上海。他是一九四二年巴金回成都时，才有对他这个“四爸”的印象。当时住在双眼井的大家庭早已分家，他们的家己迁到成都北门荣华寺街的一条小巷里。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住着五六户人家，他们租住了两间房子。李致记得当时他和巴金睡在一张大床上，每天晚上“四爸”总是熬夜写作，等巴金写毕上床时，他早已睡熟了。四爸那时还给李致题写过自己糊制的纪念册，用毛笔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他贴在床上当着座右铭。现在这些事情，仍留在自己印象中，未曾淡褪。
现在巴金虽还不曾得到完全“解放”，但李致还是摆脱顾虑给他写信，而且以后不曾中断过，还不时给他寄些四川土产。他在当地出版社工作，虽然眼睛不太好，常在医治，却依然努力读书，经常要求巴金给他找书，帮助指点。巴金家中大部分藏书还不曾启封，而巴金总是尽可能把他要的书找到，给他寄去。其中如《太平洋战史》、《生物学丛书》、《康熙字典》等都是当时市上无法买到的。有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则还是巴金早年从成都旧居带来的书，书页上还盖有巴金大哥即李致父亲李尧枚的印章。当然，这时巴金也常要求李致给他寄书。
萧珊离世后，巴金还接到了一些老朋友的来信。虽说许多朋友在“文革”中都自顾不暇，但一听说萧珊去世，有的人还是来信慰问，他们忘不了萧珊生前待人热情，也想象得到巴金这个时候该是多么悲枪。最早来信的是杨苡。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写过信给巴金夫妇，但没有得到回信，因为当时巴金已经靠边，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已让萧珊尝过“文革”的滋味，杨苡的信他们只好不复了。但是杨苡在自己经受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批判、围攻，过了几年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生活，在一九七二年四月被宣布“解放”之后，便四处打听已金夫妇的下落。她听说巴金夫妇已被赶出武康路旧居，也就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听到他们确切的讯息。到了那年十月，忽然听说原作协上海分会秘书长孔罗荪还在奉贤干校劳动，她便写信去问罗有，附了一封给巴金夫妇的信托他代转。罗苏当时自己还没有“解放”，看到杨苡的信，不免提心吊胆，但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给她复了信，说：“十月八日来信已收到。得悉近况甚慰。附信未能代转，因有所不便，想当能见谅。李己于八月初即离干校返沪，当时因陈蕴珍患病甚重，由他去照顾，而陈因所患癌症，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故李即留在上边，未再下来。他仍住武康路原址，问题尚未解决，此信是否要发，请你考虑。如写信去，也不要提到曾要我转信一事。陈去世一事也不要提是谁讲到，免得麻烦。原信附奉。小林已结婚，也住在他家，小棠在农村。我仍在干校，因问题尚未最后解决，通信多所不便，请不要再来信，容俟解决，当再奉告，以谢关怀。余不一一。祝好，荪。十月十四日。”罗有的信，很写出了他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情，但也流露了他对巴金一家的真诚友谊。杨苡得到他的信，了解了巴金一家近况，对萧珊的去世感到很大的悲痛，对巴金的境遇也非常同情。同时她也完全理解罗苏目前的处境困难，她没有直接写信给巴金，却写了一封信给李小林，她以自己对老友的感情，表达了她在知道了萧珊去世后自己对她的哀思以及对他们全家的慰问，并劝巴金不要过分悲痛，影响自己的身体。巴金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四日，用“李尧棠”的名字回复了杨苡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静如：看到你给小林的信，很感谢你的关心。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寄过一封信来，我当时已靠边，无法回信。这些年我和蕴珍也常常惦记你们一家，可是一直无法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是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我身体较好，也‘比较想得开，受到的冲击也不算太大、在于校住了两年半，因照料蕴珍的病，回到上海，就留在上面，仍在靠边，每天到单位学习（自学）半天，开始在认真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我的情况还算不错，你用不着为我的健康担心。小棠在安徽插队落户，今年七月回沪探母病，带来急性肝炎，不几天就进了隔离医院，现在在家养病，还得住两三个月。我两个妹妹都在家里（瑞珏去年退休了）。我们仍住原处，只是楼上房间加了封，大家都住在楼下。以上是我们一家的近况。别的话将来再谈。瑞蒸还好吧。问候他。”
第二年五月，杨苡惜了个名义向学校请了几天假，从南京来到上海看巴金。先一日，她给巴金的妹妹瑞珏去了封信，告诉她乘的火车班次。所以当天中午，李瑞珏就与小林到北站去接她。在车站，杨苡见到多年不见面的小林，觉得她的体态、动作、声调越发像萧珊了，但为了避免触动双方的感情，大家只问了眼前的一些生活情况，一句话也不提到萧珊。她们在车站附近一家点心铺各吃了一碗汤面后，便乘公共汽车换电车到高安路，然后三人又默不作声地步行着，经湖南路转到武康路家门前。那扇油漆剥落的大木门已摇
摇欲坠，但它对杨苡是多么熟悉。出来开门的是巴金的九妹李琼如，她看到阔别多年的杨苡，很自然地想起曾与杨苡十分亲近的萧珊，禁不住两眼出现泪花。她告诉杨苡：“四哥听说你来，到菜场找老母鸡去了。”
九姑妈的话，使杨苡的心头浮起三十多年前的旧景：那是在战时重庆，她与她的诗人丈夫赵瑞蔚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来看巴金夫妇，晚上她与萧珊睡在同一张床上，两人谈悄悄话谈到半夜，早上起来就迟了；而巴金却在办公室写稿，写个通宵，一早还为他们安排早餐，又上街买了几个咸鸭蛋来招待客人，但是想不到有个鸭蛋有股臭味，萧珊就笑着嚷起来：“好啊，李先生用臭蛋招待客人！”惹得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田一文他们也与客人一起哄堂大笑。巴金也只好笑着埋怨萧珊：“你看，你看，真是，真是，你们讲了一个晚上话，早上起不了床睡懒觉，还嫌我招待不好……真是，真是……”这三十年前的往事还在眼前，而现在却再也看不到当年穿着矮领子花旗袍的那个爱热闹的萧珊了。
此刻，只见巴金手里提着一只老母鸡进门来，哎，他的头发己全白了，还不到七十岁啊！杨苡强忍着泪水从眼里掉下来，问他这几年好，只见巴金掉转头，也不正眼看一下客人，尽说着在于校劳动如何苦中作乐，还不断反复说：“我还好，我还好！没有像老舍那样挨打，这里还好，还好！”他把眼镜不时取下来，还用左手擦着眼角溢出来的水珠，说是眼睛不好，牙齿也不行。楼上房间还贴着封条，他们的谈话也有相当一部分贴着无形的封条。双方还是一句话也不提到萧珊，虽然实际上萧珊的身影在大家脑子里仍留着，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们，但是巴金还是说干校怎样劳动。九姑说：“四哥锻炼得能干了，他在自己家草地上种了蚕豆，你来得及时，看明天我们请你吃新鲜蚕豆。”当晚杨苡就在巴金家住下来，她和九姑、十二姑住在一个房里。巴金还提醒她说：“你是作为李瑞珏的朋友来看她的，免得发生误会。”杨苡懂得巴金的意思，知道他还不曾“解放”，怕会给她招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到了深夜，杨煎才从瑞珏和琼如嘴里听到有关萧珊这几年来的情况。九姑还从墙边的箱子里拿出一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在龙华人葬场为萧珊举行丧仪的那天照的。杨苡看到放在停尸床上的萧珊遗体，紧闭着两眼，头发梳向头顶，静静地躺着，好像正在睡眠中。巴金站在旁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痛苦地注视着已经停止了呼吸的萧珊。小林则坐在灵堂的一个角落皇哀哀地哭着，杨苡似乎听到她正在喊着她的“姆妈”。杨苡一张一张地看着这些照片，其中不少还是萧珊生前的照片，有许多镜头中的生活，是杨苡十分熟悉的。这个晚上她无法入眠，她想象不出她的朋友这几年来过的是怎样痛苦的生活。无数的往事在她的眼前重现，而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她禁不住自己的眼泪，掉落在这个尚未脱离苦海的家庭为她准备的棉被上。
和杨政一样，在听到萧珊去世后即来信向巴金问候的有老友叶圣陶、茅盾，也有黄源。黄源是上海解放后第三天就来巴金家中访问的中国共产党人，而在一九五七年，就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中他在浙江的艰难处境是可以想象的。当他知道了萧珊离世，想这将对巴金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打击。抗战前他和巴金在上海一起办刊物时，就隐约听说过巴金在爱国女中有个对象，似乎也曾见到过萧珊一次，那时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而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时，他看到了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美满的小家庭。他知道巴金与萧珊的感情非比寻常，在“文革”这样一个天昏地暗的动乱期间，
巴金在各方面所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还要遭受这样一个不幸，他经受得住吗？所以就在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他自己刚刚得到“解放”的时刻，便迫不及待地写了信给巴金，表达自己对巴金处境的同情。同时还给他寄去自己一张照片，希望能给久不见面的巴金一点安慰。巴金接到这封信，对几十年的老友的感情，从心底感动。他给黄源写了封回信，表示自己的高兴，他说：“看到你的照相，就像看见你本人一样。”然后，巴金又向他陈述自己的近况：“我很好，身体虽然比前两年差一些，但是血压不高，也没有什么大病，现在每天到机关上班半天，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就在西厅自学，看看书。我们这里靠边的人还有十多个，都在等候结论。我下午在家念点书，或者做点家务劳动（不多，或买点菜），书倒是读了些。我还是住在原处，不过现在搬到楼下（楼上和那里的书都封起来了）。个人生活也不算环。”最后，巴金终于提到萧珊，他对黄源说：“蕴珍比我年轻十几岁，倒想不到她会离开我，她的逝世对我是个大的打击。但我还是应当好好地活下去，还想在问题解决以后回家选一两部比较有用的西方名著慢慢地翻译。”
巴金当时向黄源表示“想在问题解决以后回家选一两部比较有用的西方名著慢慢地翻译”的这个理想，在半年以后才总算勉强实现。那是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当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牌子早已“砸烂”，原作协单位已被并入“文化四连”，有一天上午，工宣队员、“四连”党支书记把他叫到东厅，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向他宣布了“市委领导”决定，说根据“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人的联名签署，巴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发给生活费”。这几句“四人帮”的语言，所谓“不戴帽子”实际上是一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显然存在的帽子。当时巴金只好闷声不响。他无法提出抗议，也无法提出质询，只在支部书记问他有什么打算时，他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因为他想到在“文革”前自己曾开始改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而且已经开了头。当时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过了两天后在学习会上向大家宣布关于巴金的处理“决定”时，就在“决定”的最后加了一句“做好翻译工作”。以后，巴金一有空便躲到楼上小屋里拿出那本《处女地》进行翻译。但译完了，也并没有人来过问。接着，他就准备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从各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景象，从历史画面上刻画了高官显贵、大小知识分子以及仆婢、农奴的形象，以生动的语言鞭挞了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的黑暗恐怖统治，指出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罪恶和它必然走向灭亡。巴金从这本书中看到“四人帮”的影子，他译这本书正是想把这个影子在中国读者面前显露出来。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他相信这些人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虽然他们到现在还不曾放松对他的监督，但他已经不像“文革”初期那样喝了迷魂汤似的被“天王圣明”迷住了。
这时恰好黄源派自己的儿子到上海来看巴金，并给他送去杭州龙井新茶，巴金就把自己被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及从事翻译工作的情况写信告诉了黄源。以后黄源来信更勤了，两人各从对方的信中汲取了友情的温暖。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春天，黄源还与楼适夷到上海两次来问候巴金，可惜这个时期又搞什么“批林批孔”，巴金又得每天去参加学习，并不得不跟
着大家写些大字报，因此适夷来他家中看他，竟然没有碰到。到了这一年五月，巴金的女婿祝鸿生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杭州市文化局工作，巴金叫他抽个空去拜访黄源。黄源看到小祝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地对待，还请他在自己家里吃饭。
这时期小林已在上海生了个女孩，名字叫做祝云立，就是后来巴金《随想录》中写到过的“端端”。端端出生的时候，正碰上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其后“四人帮”又千方百计地想夺周恩来、邓小平的权，他们一时腾不出更多的时间来继续勒紧知识分子的脖子，使知识分子得以在这个当口稍稍喘口气。但巴金虽被宣布“发给生活费”，实际不过是获准可以在每月到银行提取自己被冻结的存款三百元，其中还包括房租一百四十五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金还维持着萧珊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元，所以他的日子仍旧过得十分拮据。当时小林还不曾分配工作，小棠在安徽农村插队，个人的生活都有困难，外孙女的出生，又不得不临时找个照料产妇的阿姨。就在这个时候，李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晚上到巴金家，给他带来人民币五百元，说是汝龙送的款子；而汝龙后来在信上却说是李健吾出的主意。隔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她也给巴金带来赠款三百元。虽然汝龙与健吾给巴金捎来这些钱，都出于对巴金过去恩情的报答，但是巴金从心底感激这两位老友的雪中送炭。
小林刚进医院临产的时候，沈从文忽然到上海来看巴金。巴金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时竟不知话该从何说起。他还记得三年前在奉贤“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有一次被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学习，刚在一间被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巴金，说她是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沈从文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巴金是否仍住原处。巴金听说从文一家平安，心里很高兴，但他不敢与她多谈话，怕别人说他搞“串连”，所以只回答了一句“仍在原处”，就让她走了。过了几天，巴金又从上海回奉贤干校，却又见到这个姑娘，原来她们单位也在那边，姑娘说沈从文把巴金的地址遗失了，要他写一个交给她转去。巴金心中顾虑很多，考虑了几天，才终于把地址交给她。沈从文知道了巴金的地址，很快写了封满满五张信纸的长信来，讲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当时萧珊还活着，但已经病倒在床上，她比巴金先看到这封信，她拿着这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呀看，禁不住噙着热泪说道：“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心里也很感激从文在这个时候还像三十年代那样关心他，但现在他正在水深火热中，“四人帮”放在上海的看家狗还把眼光紧紧地盯着他，而萧珊又病得这样，因此他未曾给沈从文捎去片言只语，甚至在不到两个月后萧珊去世时，他也不曾写信告诉从文，因为当时自己还是个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现在从文还是让女儿陪着他来上海看他了，虽然他已患有心脏病，但还是像过去那样脸上露笑，像是没有经过这场昏天黑地的运动那样。巴金不禁为他的坦荡情绪感染，两人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毫无拘束地谈了个痛快，对巴金来说，他好久不曾在这样的气氛中谈话了。
这一年旧历十月十九日，琼如、瑞珏、济生和萧荀他们，又开始为多年不过生日的巴金做寿，给长期在悽怆的生活中过日子的巴金带来了一点安慰。以后，巴金还接到沙汀从成都给他寄来辣椒面和花椒面，礼轻心意重，友情可贵。这时，巴金又收到诗人杜运燮的来信。杜运燮是福建古田人，出
生在马来亚，曾在一九三九年与萧珊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毕业后担任过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编辑，还在上海《文艺复兴》等刊物发表过诗作，一九五一年回大陆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工作，“文革”中也受过审查。他听说萧珊去世，就写信来向巴金慰问，巴金知道他欢喜诗，萧珊在世时看到上海偶有《唐诗三百首》出版，知道这对长期生活在沙漠样日子的诗人是个多大的喜悦，也就买了一本给他寄去；萧珊去世后，巴金还为杜运燮陆续寄去新出的《陆游诗选》和《杜甫诗选》，他给杜运燮复信说：“蕴珍病中也常常想到给您寄书，但当时实在找不到中国诗集，后来找到一本就寄一本。”他还告诉杜运燮，萧珊在世时寄出的那本《唐诗三百首》也是巴金代她封寄的。杜运燮在知道了巴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一年，他也来信告诉巴金有关自己的“好消息”，即他已结束了农村锻炼的生活，领导已宣布他“复职”，去临汾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巴金写信去向他祝贺，祝他一切顺利。
又过了一年，到了一九七五年。当时巴金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已译了十多万字，黄源曾请他到杭州去相叙，因为巴金自从一九六六年陪亚非客人去杭州以后至今还不曾离开过上海一步，但是巴金还是鼓不起勇气。后来黄源自己来上海，他住在他的女儿家，一到上海就来看巴金，巴金也作了回访。老朋友劫后重逢，回首前尘，不胜感慨系之！黄源回去后，巴金还是很想去杭州一次，看看浙江的山水和一些老朋友。特别是方令孺，他曾请小祝去看过她，告诉她关于他的近况。她快八十岁了，虽然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一半住房被占，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不好，很少理她，曾给巴金写信，说自己晚景很寂寞。但巴金由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终于没有应黄源之邀去杭州顺便去看方大姐。幸而后来李小林也被分配到杭州《浙江文艺》杂志工作，她有时也与小祝一起去白乐桥看方家的“九姑妈”，给她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小林还记得几年前，自己也曾与同学到过外地串连，经过杭州，在方家九姑妈那边住过一个晚上，虽然九姑那时已经靠边，她仍热情接待她，还借给她零用钱。可惜的是现在小林夫妇来杭州工作后，十分忙碌，到方家的次数不多。
到了这一年秋天，有一个上午，巴金到巨鹿路“文化四连”学习。像两年前向他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样，那个支部书记又在门口把他叫住，让他跟着到东厅，这次不但仍没有什么文件根据，连笔记本也不曾拿出来，只是口头上向巴金宣布把他“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叫他自己去报到。巴金在作协原不曾领过工资，并无“工作”的义务和负担，而且现在已经七十二岁了，即有工作也该退休了，而他们仍“分配”他到出版社“工作”。巴金虽没有反对，但他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自己年老多病。第二天，他拿着信到人民出版社组织科报到。他们看到巴金，似乎已作好准备，一开口就叫他到编译室工作，而作协其他分配去的人都留在文艺编辑室。巴金想，看来自己已经被规定不让搞创作，赶出文艺界了。这次他回到家里，躺在藤椅上左思右想，不免有点悲愤。这几年来他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现，“文革”开始时他对偶像的迷信和崇拜，己逐渐幻灭。他现在除了害怕，再也不相信他们所宣扬的东西了。他回想这些年自己的形象，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都当作自己应受的惩罚，甚至想通过苦行来改造自己。他越想越后悔，越瞧不起自己，下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到了编译室，他声言自
己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能一个星期来两天参加学习（确实，这个时期他的眼睛也不太好，也许泪流得太多了。医生说他的泪管阻塞，需要通。影响了他的视力。）接待他的是管业务的负责人，同意了巴金的要求。后来巴金参加编译室的学习，发现这里的空气比“文化四连”好多了，人们在这里虽然有时也不免要照着报纸社论表表态，但他不再有一开口就受人围攻的危险。同时他在这里也从个别人身上看到一点正气。也有人经常在学习会上发言，不甘心讲假话，以致引人注目。而巴金为了怕麻烦，仍与大家很疏远。
有一次，有机会参加大会听报告。在会场上，巴金还是十分孤独，虽然有些熟人，但差不多每个人的心境都围了一道墙，很不容易相通。恰在这时碰到赵超构，巴金与他已有好久不见面了，他现在分配在辞书出版社工作，还重又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走过来和巴金打招呼，约他散会后一起出去。后来他们一同到会场附近的红房子餐馆吃饭，谈得很亲切，虽然由于巴金头上还有那顶“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无形帽，林放思想上的“紧箍咒”当时也还不曾全部放松，两人谈话笑声不多，却还是谈到了他们在“文革”前共同的朋友金仲华与陈同生。虽然这两个朋友都己含冤去世，而这样一次谈话，却使巴金感到在寒冷中的温暖。
在编译室，只有满涛是巴金的老相识，虽然与他无深交，但在一九四○年，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管编辑工作时，曾由李健吾介绍审编过满涛译作，即契河夫的四幕剧《樱桃园》。解放后，在政协学习会上，或在什么演出场合，两人也有点头招呼的机会。现在巴金从“文化四连”带着“创伤”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来被“控制使用”，在这里人地生疏，满涛一看到他，却满脸笑容，跑到他身边来表示欢迎。他有说有笑还学着用四川话和巴金对话，使长期在单位受冷遇的巴金感到十分亲切。谁知道一年以后，即一九七六年夏天，工宣队根据他们的上级指示，竟把这个工作踏实、为人善良的翻译家满涛无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甚至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大家到文化广场吊唁，也不让他参加，叫他留在单位里，不许他“乱说乱动”。而当他说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时，工宣队又给他硬扣了一顶“翻案”的帽子，动员大家对他进行“批判”。巴金为此，感到非常悲愤，但又无可奈何。
也就在这个时候，巴金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从杭州回到上海来过国庆，说九姑方令孺已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而实际上，正当小林向巴金陈述方大姐病状时，她已经撒手西去了！
世界上令人遗憾的事情是不少的。上苍无情，竟然不让方令孺这样的好人看到使全中国人都笑逐颜开的那幕大喜剧——“四人帮”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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