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乾坤扭转诉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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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天动地的一九七六年，给国家带来了巨变，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变化。先是一月九日早晨，巴金从床上打开收音机，忽然被一阵哀乐声音愣住，还不曾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听见和他同睡在一间房里的小棠惊呼：“总理！”果然周恩来总理去世了！一时这两代人都说不出话来。当然，这对巴金是更大的打击。周恩来一直是他期望的人。他认为只要周恩来活着，一切就有希望。眼前昏天黑地的现象，终将由周恩来把它收拾干净。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有绝对的信任，所以他一直听他的话，加紧自己的思想改造。即使现在已经看清了那些“革命造反派”的真面目，他还不曾绝望，他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虽然他在报上看到周总理的脸一天比一天消瘦，他还是期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令他从心里感激和信任的人，让他知道自己这十年来的情况，向他诉说自己的真诚，和自己对他的想念。在长期动乱中，巴金曾经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张春桥对造反派的谈话记录，张春桥说上海文艺界有不少通天的人，一有动向，他们就向北京通气，现在他已经与周总理打过招呼，不让周总理来管上海的事。这使巴金更加想念总理。他知道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有斗争，而且斗争很隐蔽，很复杂，周总理心里一定十分痛苦，但又无可奈何。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中被整挨斗受冤屈死的人肯定还要多。巴金总在心里暗暗祝愿周恩来身体健康。
而现在周恩来去世了，什么都完了！巴金感到绝望。他料想以后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将更加猖狂，但不知道他们在上海的那些看家狗们将跟着他们的上级又将在老百姓面前翻什么新花样。好在这时小棠己有可能从农村调回上海，因为自从去年小林分配到杭州在《浙江文艺》工作后，上海家中只剩下三个老人和一个婴孩，这就是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新生的外孙女端端。这样，小棠就要求从安徽嘉山县农村调回上海，照顾家中老小。后来，小棠几经交涉，终于在这一年夏天把户口转回上海，在街道团委青少年教育组帮了一段时间的忙，最后被分配到益民食品三厂罐头车间当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把罐头推到蒸气室去消毒。小棠在农村吃过苦，他对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因为现在他每天还有时间可以自修法文和英文。
巴金除了按日译几百字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之外，还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与一些亲友写信上。这时李致常有信来，他有时还代沙汀和巴金传递口信，互通问候。巴金在给李致信中，也偶然有一些地方透露自己的内心感情。在这一年七月，朱德去世后，巴金就在给李致的信中谈起这件事，他说：“朱总逝世，我感到悲痛，他虽然九十了，可是看起来还很健康，想不到一下子就离开了我们。二十年前在柏林中国大使馆里我和他同桌吃过饭，后来在人大小组会场上谈过话，他的四川口音比较重。他的确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萧珊生前的同学杜运燮、查良铮，都成了巴金通讯的对象。他总是把小林、小棠的工作、生活境遇告诉他们，因为他知道萧珊的同学怀念萧珊，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他们，是会使他们得到安慰的。当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天津时，巴金也很关心查良挣的安全，曾写信去询问，因为这个曾用“穆旦”笔名写诗的人，在天津工作。从北方到上海避震的朋友来看巴金，告诉巴金他们在北京瞻仰周恩来遗容，发现周十分消瘦时，巴金与客人都禁不住低下头来，互相不让对方看到各人脸上的眼泪，大家心里明白，周恩来总理为扭转“文革”黑暗局面，曾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
文这些人却不让大家戴黑纱，不许大家开追悼会，人们只能冒着严寒站在长安街上等候灵车，呼唤“总理”，表示哀悼。已金听了北方朋友讲的话，他到了晚上自己也就做起梦来，跟着瞻仰遗容的群众走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似乎也看见了总理消瘦的脸。巴金在床上醒来，禁不住咬着自己的嘴唇，用手搔自己的胸膛，似乎有一团火在自己的心里燃烧。他怀着深仇大恨诅咒这一伙无恶不作的黑帮早些灭亡。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回忆着逝去的岁月，想起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的日子，和他对自己说的那些话。而现在，一切全都过去了。
但是人间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这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忽然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时刻来到了！那是一个静静的中午，巴金正坐在藤椅上闭眼小歇，老友王辛笛忽然匆匆赶来，显出几十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兴奋神情，跑近巴金身边，压低声音，对巴金说道：“外边的大字报看到吗？”
已金三十年代初期在北京编《文学季刊》时认识王辛笛，当时王辛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以后又到英国去留学，回来后就一直住在上海，在光华、暨南等大学教书，后来从事金融工作，建国前转入轻工业部门，但仍与巴金有交往。他的诗熔古典诗歌与外国现代派诗风于一炉，思想感情真挚，表现手法多样，很受巴金赏识。“文革”一开始，人家都把他当作“资本家”来整，最后将他下放到益民食品厂当图书馆管理员。恰好是李小棠后来进的那个工厂。他对巴金的友谊难忘，一直想来看他却又始终不敢上门，后来在厂里从小棠那里知道巴金有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才偷偷地来看过他几次。这次他在淮海中路看到不知什么人贴的“四人帮”垮台“快讯”，激动兴奋得心跳步快，终于放胆来向老友报喜。巴金和辛笛一样做梦也不曾想到就这么干脆“一举粉碎‘四人帮’！”午晌困意顷刻丢到九霄云外了。
“真有其事，太好了！”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笑意，好像阴沉的天空忽然透露出明亮的阳光来。啊，这真叫人高兴啊！
辛笛走后，巴金耐不住等候小棠从厂里回来，自己出门去看淮海路上的热闹，当他走到襄阳公园附近，只见人山人海，许多人在看各种各样的招贴。有标语、有漫画，也有抗议书，更多的是揭露性的报道。在公园的转角处，他看到一张高高贴产墙上的大字报，就抬起头看起来。也就在这时，忽然觉得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肿，回过头去一看，是黄裳。黄裳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开始，就不曾与巴金联系过，只在两年前为了陪一个北京的画家来看巴金，他才有过一次到巴金家中的机会，当时七年不见，黄裳不但发现巴金已经把客厅、卧室和书房并在一个房间里，而且他的头发全白了。他们这次来看他，事先还办过手续，当然见了面也无法谈心。只两枝烟工夫，互道“保重”，就离开了。现在形势已与两年前不同，但长期压在心头上的无形禁令，仍把他们隔离着。“你好！”“你好！”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对话。但是虽然这样，两人的心境是同样的，“四人帮”的覆灭给大家带来心头的阳光，有希望的日子开始了，一场压抑人性、灭绝人性的运动终将结束，罪人终将受到惩罚。
就在这一九七六年冬天，巴金禁不住心头的喜悦，写信给他的侄子和几个朋友谈“四人帮”垮台给他带来的无限兴奋和无限信心。他对李致说：“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去高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十年的黑据点，爪牙不少，问题也多……‘四人帮’垮台，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他对杜运燮说：“‘四人帮’揪出来，除了四害，于国于民都
是大好事。对我来说，他们是压在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过去我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压死我，但是我并不怕，我只是小心避免刺激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完蛋了，真是像俗话所说：“时候到了，一切都报。‘他们太坏了，也太臭了！上海是他们经营多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搞起来花费时间，但总得彻底搞，搞清楚，现在当然先抓工交、财贸方面，文化出版等系统运动还得慢慢搞。群众起来了，领导动不了，因为上面还有爪牙在。这次搞运动是有领导的，为了把运动搞好，群众也沉得住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会逐渐澄清让’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巴金还在当年十一月四日，对他的老友黄源说：“’四人帮‘揪出，大快人心，真是为民除害，你去年讲的那个’小道‘，现在成了大道了。真是’特大喜讯‘。”他又对在《光明日报》工作的老友福建泉州人黎丁说：“我一家都好。’四人帮‘揪出后，我也感觉到头上的大石搬掉了，连睡觉也安稳得多。我的问题也有彻底解决的希望了。罗荪、柯灵、王西彦他们也是这样。”巴金的胞弟李采臣远在宁夏银川，出于手足之情，这几年也曾几次将当地特产枸杞寄给他。以求对他的四哥双目保健有所补益。在这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巴金也就给他写了信，像报喜讯似的，他给采臣报告好消息：“砸烂’四人帮‘，除了四害，大快人心。人民无不高兴。党中央已经派了三位领导同志到上海领导工作，工作组到了各组办，四人帮’的黑爪牙这次可以肃清了。”他又在那年十二月，给在北京的翻译家老朋友汝龙写信，他说：“我还每周按时到单位参加学习，最近揭发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开会的时间多一些。揪出‘四人帮’，全国欢庆，人心大快。你也想得到，他们压在我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现在他们完蛋了，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总会解决的，希望有了。国家和人民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我仍在译书，但进行得很慢。”就在同一个时候，巴金的另一个朋友徐成时写信给他，要他写申述信，找有关人谈谈情况，以求问题彻底解决，巴金回信说：“我考虑了一阵，觉得还是静候为好，我自己不想讲什么，更不想申述。但我估计会有人来清查的（清查‘四人帮’干的坏事）。我不讲，也可能别的人会讲，因为旧作协还有几个人也是吊着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吴强至今还在靠边。倘使大家都不讲，也没有人来过问，那么就让历史来裁判吧。这一点我倒有充分的自信。反正‘四人帮’已垮台，他们（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个坏蛋）再也害不到我了。除了四害，国家前途很光明，充满了希望，我能够安静地活下去，就非常满意了。”
巴金对时局的估计没有错，一九七七年一开始，窃踞在文化新闻出版系统做头头的“四人帮”爪牙陆续被撤换掉了，到了四月中旬，有个晚上，市委有关部门新的领导人洪泽、马飞海来到了巴金家中，向他正式宣布“四人帮”对巴金的“结论”应该撤销，同时又吩咐工作人员来把他长期被封的房间和书橱都打开，并通知出版局要旧作协清理组将巴金过去被抄去的东西一一归还。当时柯灵和工西彦被封房间也已启封。柯灵是由于电影局领导向作协清理组交涉后才把房间启封的。王西彦则出于义愤，毅然把被“四人帮”无理查封的房间主动打开。这时只有倒霉的吴强还没有得到“解放”。
过了一个月，即这一年五月中旬，《文汇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就是二十年前巴金访问成都老家回沪后曾向他说过“我总觉得拍了一个作家头衔，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愧对人民的”这样一句话的那个记者，这次又来到已金家中，他希望巴金能在停笔十年后，重拿起笔来写文章。巴金表示
犹豫，他一时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似乎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报纸上写文章。但是这个编辑和他同来的一个正在报社从事清查工作的老报人也是巴金的熟人，一再要求巴金动笔，并告诉巴金报社人事已有变动，以及读者对他的迫切期望。“读者多少年不曾读到你的文章了，你就用写信的形式来和大家谈谈心吧。”巴金终于接受了这个编辑对他的要求，开始结束了他十年的沉默。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酣刊终于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
粉碎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封信约五千字，一开头就诉述了自己在“四害”横行中的遭遇，他说：“过去我只能在书中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不相信会有，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笔。”
巴金还在信中谈起“四人帮”最后只许他搞点翻译，以示“宽大”，而他想起四十一年前，曾经告诉鲁迅先生自己准备全译赫尔岑的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这样就开始译《往事与随想》，现在他“越译下去，越觉得‘四人帮’和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一世相似”，因此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他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他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大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人们应该想象得到，《一封信》发表的时候，粉碎“四人帮”才几个月，当时“四人帮”在政治上虽然垮台了，但对他们的批判还不曾开始，他们长期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思想影响还存在，特别在文坛上，还是一片沉寂。巴金的这篇文章充满了他那长期受压抑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一如山洪暴发，猛烈地冲击着敌人在十年“大批判”中为读者设下的各种阻碍思想前进的破烂防御。这是全国作家、艺术家对“四人帮”的第一声血泪控诉。巴金在反击敌人中的无畏精神，顷刻之间震动了天地，一时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拥向编辑部，单是请编辑部转交的直接写给巴金的信，几天之内就有一百五十多封，至于写给编辑部的，那就更难以计算。这些决不是平时一般的读者反应，也不是一般的慰问信，而是千万读者出于至诚的倾心之谈。这些信有的情文并茂，长达万言，向他倾诉了十年中自己的痛苦经历；有的出自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他们字字血泪，告诉他由于读他的小说，几年来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情辞恳切，知道巴金正在从事翻译赫尔岑著作，说自己也懂得几种语言，今后愿多方面提供资料，做他翻译工作的助手；当然更多的来信，是重新读到巴金作品，知道他还健在，而禁不住额手相庆，欢天喜地，表示自己由衷的高兴，并期望他继续为千万读者写作，听到他发自内心的最强音。
《一封信》的反应热烈，其接触到的广度与深度是那个文艺编辑几十年从事文学副刊编辑工作所不曾遇到过的。按理是完全应该在第二天报纸版面上有所反映。但是很显然，由于报社编辑部领导思想发展也有个过程，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现象，竟然不曾在报纸的版面上表现出来。
巴金对读者来信，一向是十分重视的。过去他总是亲自动手，认真作复。这次数量惊人，对他说来，也是空前的。除了报纸编辑部转给他的一大批信件之外，还有作家协会转给他的和直接寄到他家里的。所以这些信虽然他都仔细看了，但即使他每天不睡觉、不吃饭、不工作，也无法一一处理答复，更何况他当时已开始有些社交活动，来看他的朋友和客人，逐渐多起来了，也有了一些接待外宾的任务。可是他对这些信还是选择重点，一封一封地答复了。那时巴金不过七十三岁，他对那个记者说：“我的身体还不差，没有慢性病，写到八十岁，我是有把握的。”
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心波，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他的许多朋友也和他一样，在“文革”中受“四人帮”的各种迫害难以一一诉述。当“四人帮”被粉碎时他们无不欢欣鼓舞，但他们长期被压，头上的大石一旦移掉，许多人一时都还不曾想到应该怎样制止可怕的历史重复。当他们看到巴金的文章，有的如重见老友，心里得到很多安慰；有的听说巴金已经被“四人帮”整死，原以为再也读不到他的作品了，现在看到文章，欢愉之情，真难以形容。所以这一时期，给巴金写来信的老友连续不断，不仅有何其芳、胡愈之等一批国内知己，还有远在英国的女作家凌叔华等。何其芳说自己看了巴金的文章，受到鼓舞，同时非常高兴，他下决心要多学一种外文从事译诗工作，并请巴金为他找寻一本外文书。胡愈之也来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陶不但几次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辞意恳切，纸短情长：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蛋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想：“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那一年十一月七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到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在信中谈起十月初曾参加上海代表团去过一次北京，为的是被上海有关方面派去瞻仰毛泽东遗容，曾在西苑旅社住了一夜，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去看望他表示抱歉。巴金还问起叶老的眼病是否已经痊好，同时他还听说，老人的听力有些衰退，巴金希望老人对自己的身体多加保重。
继《一封信》发表以后，巴金又在同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新闻版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叫《第二次解放》的文章，这是他参加当时上海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而召开的一次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他在这篇发言稿中说：“个人的遭遇毕竟是小事。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大家坚
定地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打倒‘四人帮’，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在会议期间我又一次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光辉的讲话，我增强了信心。不管我的笔多么无力，我的声音多么微弱，我也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这样一滴水落到奔腾的汪洋大海里面。“
上海的这次座谈会开了一个星期，当然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思想解放还只是开了个头，但是毕竟压在大家心上的那块“四人帮”石头挪掉了，各人的心境还是舒畅的。在会前巴金不仅写了文章，还准备了这个发言。他因为好久不曾写文章，起初竟不知从何处写起。但是写完了，他感到痛快，因为他讲出了心里话。会后，他还写信给老友杨苡，说自己讲了真话，“四人帮”专讲假话，那么讲真话也是同他们对着干吧。
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开，有一天在门口碰到画家俞云阶，巴金看见他便跑过去高兴地和他握手；还想起一九五五年十月，曾由赖少其介绍俞云阶到他武康路新居来为他画像，两年以后，这位画家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不再露面了，现在却似乎胖了些，巴金忙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事实是这样：经过十年浩劫，巴金连保存了四十年的大哥的一百多封信和一封绝命书抄本都毁了，这幅画像竟然不曾被造反派发现抄走，真是个奇迹。俞云阶听了很高兴，就接口说：“我给你再画一次，好不好？”座谈会结束以后不久，他就来到巴金家中，说他当时年轻，现在成熟了些，而巴金也经受了一次磨难，“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他希望巴金到他的家里去，“这里干扰太多，到我那里，只要花半天时间就可以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巴金按着他的计划到了他家中，在他家只坐了一个半小时，就得到他的同意，离开画家的家。一个星期之后，俞云阶和他的夫人果然把他的新作带了来，他对巴金说：“这是你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罪行！”巴金把它挂在自己家中的墙壁上，朋友们看了，都说不像，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巴金却很喜欢它，觉得它表现了自己的精神状态，当时他是在会上作了愤怒的控诉，他对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确实充满了深仇大恨。
在这次座谈会期间，与他久别重逢的熟人是很多的，俞云阶不过其中一人。另外还有个奇遇，这就是在《一封信》发表的那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当时正是座谈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巴金开了一整天的会，傍晚回家，感到有些疲劳。这时却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来找他，说是从北京出差来上海，住的招待所恰好在巴金家的附近，因为读了当天报上发表的巴金文章，就禁不住走来找他，诉说他们知道的“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迫害。因为他谈到巴金文章中所说的有关敬爱周总理的话，他非常有同感，所以冒着小雨来和他谈谈。巴金也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和朋友那样接待他，两人素不相识，却都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情，把他们的距离缩短了。当巴金把他送出门口，才想起还没有问这个朴实的北方干部的尊姓大名。
这时巴金真正感到解放的愉快，和“解放”两个字的意义。他想起去年“四人帮”还骑在人们的头上，老友唐张从北京避震南下，因为知道他的地址，才主动摸上门来，但当时见了面还只能说些“请多多保重”的话，不敢披肝沥胆；两年前，甚至叶圣陶到上海想来看巴金和丰子悄，“四人帮”还横加阻挠，终致叶圣陶佛然而返。四年前，九十多岁的日本友人土歧善歧来中国也提出过要求见到巴金。“四人帮”在上海的看家狗也予以拒绝。而现
在，只有把这些灭绝人性的“四人帮”及其爪牙抓了起来，人民才得以自由来往，即使陌生人，只要意愿相同，感情相投，也可以互剖心腹，谈自己要说的话，从中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自由，真是可贵！解放，真使人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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