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总结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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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同时也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十一月四日开幕，至十一月十日闭幕的。第一天大会由巴金主持，刘白羽致开幕词，李季作了关于作协恢复活动以来的工作报告。以后就开始大会发言。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的会场恰好容纳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个作家代表。这些代表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文学事业的关注，在这七天中，无不争先恐后在大会或小组里发了言，表达了各人对当前文学问题的看法，和对未来工作的期望和要求。
会场上不断出现热烈的鼓掌与生动的场面。当时，这种感人的情况，甚至十多年以后，还留在人们印象之中。当代表们以赞许的掌声与兴奋的情绪听了白桦的发言后，一个须发如雪的老者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这就是被隔离十几年以后，以八十三岁高龄出席大会的萧三。他在代表们如雷的掌声中登场，激动的感情使他泪如雨下，呜咽着说：“文艺的春天来了！愿作青山不老松，和同辈人以及青年朋友站在一起，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接着是王蒙发言，他自从五十年代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获罪，在西北大草原上放逐二十年，最近才得到平反，安排了工作。现在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作家，站在台上向他的同行们诉述了自己的由衷之言，他说他当时“初生牛犊不畏虎，可能有些幼稚，甚至有些荒唐，但说实在我们绝无二心，没有市侩气，不懂得阿谀奉承和投其所好，在党组织和领导同志面前，我们从不设防。我们在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准备的情况下，就拥到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前沿阵地去了。我们该责备的是，当时我们还不懂得一枝笔的分量，不知道为了说真话要经受怎样的考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要具备怎样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水晶一般的品质。我们是被党的乳汁哺育成长的一代人，而搞极左的人，想竭力割断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说我们‘反党’，把我们驱逐出党，但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即使在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依旧向着党。而党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和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念和忠诚，我们所仇恨、所批判的正是党的敌人，是危害党的病毒和细菌。难道我们对这样的敌人、病毒和细菌也要来‘歌德’吗？那是痴心妄想！……”
辽宁省作家韶华与思基认为，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能不流露作者的政治态度。但建国三十年来，在文艺和政治关系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文艺等于政治、文艺图解政治的倾向。他们分析了过去一个时期的文艺现象是：一是把中心任务当作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二是许多作者为了配合政治任务常以工作过程、生产过程、政策贯彻过程、问题解决过程、人物成长过程，代替了自己的艺术构思；三是由于把政治与艺术划等号，往往把人物身份、职务与阶级典型等同起来。写党委书记必是党的化身，谁写了书记犯错误，谁就是反党。贫下中农和工人必是正面人物，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因为受过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这样命中注定是反面人物；四是把典型环境理解得简单化，好像典型环境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没有缺点错误，没有阴暗面，谁写了缺点错误或阴暗面，有人就会反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他们两人的发言有例证，有分析，说服力强，同样受到代表们的欢迎。
诗人柯岩像诗一样充满感情的发言，也得到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她说：
“我原想到会场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那些饱受沧桑的文艺前辈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但是她到了会场，不想哭了，因为她听见了进军的号角，她看到了那么多的同志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因而她不但为自己已穿过“四人帮”制造的血腥的漫漫长夜而高兴，还将满怀信心在明媚的春天里歌唱。她说诗歌虽被“四人帮”糟蹋得不成样子，但另一方面诗歌又是这样深入人心，这样广泛，多少人为天安门诗歌传抄，为天安门诗歌流泪、背诵，而现在又有多少人在为张志新烈士举办诗歌朗诵会，在念《为真理而斗争》。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在这次会上邓小平说“文艺工作者这支队伍是好的，他们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和尊敬”，她说自己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的，她说：“我已不再年轻了，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十年血与泪的浩劫，我不但懂得了这句话的份量，而且我在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也要花费我们党和人民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多的鲜血呢？”最后她又向文艺界领导“进一言”。她的第一句话是“希望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防范”。第二句话是“希望领导同志爱你们的兵”。她说：“领导要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要偏听偏信，想当然，瞎指挥。特别是要爱队伍中的劳动者，而不要爱那些谄媚者，告密者，和挥舞棍棒者。”她又说：“历史的经历值得注意，那种一个人勤勤恳恳二十年写一本书，而一个人只用两个小时写一封告密信，就把劳动者打倒的历史，决不能再重现了！人民不允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棍棒是打不出百花来的。文学艺术的繁荣只能靠党的正确领导，靠艺术民主的实行，靠‘双百’方针的贯彻，以及文艺队伍为人民，为党努力工作的高度自觉性，而领导是关键。”
在几天的大会发言里，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到台上来表达自己意见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十几位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他们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其中有刚刚发表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很大反响的徐迟，有在这隆冬季节仍习惯于穿短裤的香港诗人何达，也有以短篇小说《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受广大读者注目的刘心武、蒋子龙和被怀念着的与读者久违了的老作家萧军、蹇先艾、丁玲、秦兆阳和魏巍。此外，还有几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他们发言的精辟，也是使人难忘的。
这次作家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下午，大会秘书处宣布了选举结果，茅盾当选为主席，巴金当选为第一副主席，然后由巴金致了闭幕词。
这个闭幕词只有两千字，但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巴金当时的真实思想。这是一篇说真话的闭幕词。他说，现在文艺界形势很好，三年来各省市的刊物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也出现了不少很有才华的作家，还有一批被迫撂笔十年、二十年的作家，又拿起笔来写出了不少激动人心的作品。这些新作家和重新出现的作家，都是经受过磨练的闯将。他又说：
“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百花争艳、满园春色的前景。只要能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只要没有人对作品横加干涉，对作家乱打棍子，那么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三五年内就会出现社会主义文学大繁荣的局面。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乐观……”可能有人要问：春天到来之前会不会刮冷风，出现霜冻呢？我想起两件事情：第一件，最近有个旅美华侨作家访问我，她说向好些人采访过，请他们谈在‘四害’横行时的遭遇，最后问他们还会不会出现像‘四人帮’那样的人物。据说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会。我不知道她访问的是
些什么人。我的回答不同，我说很有可能再出现，也可能不出现，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再受迫害。要是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备，那就很难说了。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再让人把笔夺走！敢不敢捏住手里的笔不放！
“第二件，前不久我读到一本书《重放的鲜花》，收的全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多数作者不仅给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且一下子变成罪犯，有的甚至弄得家破人亡。这种对部分作家的不合理、不公道的惩罚，我们就是点头默认过，或者举手赞成过的。我们当时不想弄清是非，不敢弄清是非。我说不出这是不是遵守了明哲保身的古训，可是作为正直的作家，是于心有愧的。我们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惩罚，而且正是受到这样的惩罚，今天我们怀着无比信心向前看的时候，不能不想念背后无数才华横溢的屈死的作家，连他们也在呼喊：”历史的悲剧决不允许重演！‘我们不应当再’心有余悸‘了。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巴金在作协全会上的闭幕词，与他在文代大会上海小组上的发言思想是一致的。即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再出现“文革”悲剧？第一要看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健全不健全；第二，要看我们作家、艺术家自己醒悟不醒悟？在“四人帮”式人物再出现的时候，是坚持真理？还是像过去那样让人把自己的笔夺去？
在中国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继续召开，到十六日下午才正式闭幕，选出的文联名誉主席是茅盾，主席是周扬；副主席是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罕。这次大会致闭幕词的是夏衍。他在闭幕词中也一开头就谈到关于思想解放问题。他说，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这个问题，而且讲得很好。而在文联和各协会的会议上，虽然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人，还是有的。这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缘故，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没有认真批判的缘故。他还说，“不久之前文艺界曾经吹过一阵‘冷风’，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与‘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把社会上一小撮坏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也归罪于思想解放过了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极端有害的。”
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位代表带着从大会所给的发奋团结力量，纷纷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有一部分作家把离京日期延迟了一天，为的是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冯雪峰追悼会。追悼会气氛庄严肃穆，出席的人不少，再也不是三年前那次由姚文元批文“不得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追悼会”那种凄凉光景了。但是想起这位鲁迅在世时就从事党的工作，这多年一直处在被压抑、被迫害环境中，临死还听不到自己恢复党籍通知，在忧愤中去世的革命作家，许多人站在他的遗像前，不免唏嘘叹息。特别是巴金回忆起与雪峰四十多年长期推心置腹的交往，在“文革”中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从听说他在干校种菜，到几年后调到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又听说他患肺癌进医院，巴金以自顾不暇，始终不曾去一封信，虽然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不曾忘记雪峰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想把他推荐到北京工作，因巴金不曾同意，结果只好自己应召去北京，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想不到不过四年左右，他就给揪了下来，从此
二十年冤沉海底，到眼前才给彻底平反。而前些时候，竟然还有刊物把他在“文革”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当作他的遗作发表，使巴金读了十分难过。他认为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了！
巴金回到上海，已经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这次他在北京虽然重逢了不少久别的老友，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冰心、沈从文、曹禺、李健吾等人先后相聚，给他带来不少安慰；但是牵挂在他心上还有一些他再也见不到了的熟人阴影。他无法把他们忘怀。比如在北京时，他听南京来的朋友谈起当年的青年作家方之，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曾与陆文夫一起去看过巴金，当时巴金刚读过方之的《在泉边》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这两篇短篇小说都写得不错，它们的作者显然是两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他面前谈起要组织一个叫“探求者”的业余作者团体，想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切磋研究各人的作品，以求在创作上能有提高和创新。巴金理解他们的这样一个愿望，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有个这样的打算，他觉得这两个来访的年轻人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本来应该受到杜会的鼓励，但他又觉得他们想得简单，因为他已经感到气候在变化，就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要他们放弃这样的打算。但是他们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由于他没有把话讲得十分直率，十分清楚，以致他们没有能理解他的意思。不久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人代大会第四次会议，就知道反右斗争开始了，许多人受到批判，回到上海，终于听到“探求者”们被戴上帽子的消息，以后就不再听到方之的名字，几年后却在《文艺报》上看到茅盾评论陆文夫新作的文章，说他“摘帽”后写的几篇小说写得不错，但是后来又听到另一种说法，说陆文夫的表现不好，于是又给打了下去，一直经过十年动乱，随着许多名字重新出现的时候，才又看到这两个已变成半老的当年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又发表了新作。巴金读到方之的新作《阁楼上》，也听到别人谈起方之的另一篇新作《内奸》，他为方之新的成就感到高兴。这时巴金还接到方之给他的一份电报，说他己回到南京，正在筹办一个叫《青春》的刊物，请他写稿。巴金正忙得不可开交，又在病中，但想起二十年前这个青年朋友的热诚，仍抽空给他写了封回信，告诉他自己正在生病，写不出文章，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巴金期望着能在这次文代大会上与他重新见面，但是没有想到江苏代表团代表这次比别的省市来大会报到迟了一天，为的是参加在南京开的方之追悼会。方之靠边二十年，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在一九七八年回南京时身体已经被折磨得无法再继续工作，但是他仍订了个五年计划，说自己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不料只一年工夫，就与这个对他不太宽容的世界告别了！
巴金在北京还记得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向他回忆老舍死时的情景，她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点一点替自己的亲人洗清头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他听了她的话，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舍一声不响躺在太平湖的西岸。他在四次文代大会会场上没有看到老舍的影子，他感到十分寂寞。多少年来他在北京开会，总与这个老友坐在一起。每次他到北京他总去看老舍，老舍总是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而现在他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却永远看不到他穿得整整齐齐，有时还拿着手杖的形象了，在面前显现的模模糊糊的影子，则是躺在地上流着血的一个精神十分疲倦的老人……有个好心人对巴金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
巴金听了他的话，很想接受他的劝告，但是却又无法把过去的事情完全摆脱掉，他在他的《随想录）中说：“我没有办法使自己赶快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型机器人’，那种机器除了朝前走外，什么都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牢。。
这些天他还接到在广州的三十年代老友叶非英家属给他的信，和曾在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与他一起避难昆明的卢芒芬夫人来信，她们都要求巴金为她们死去的亲人和丈夫帮助申请伸冤平反。想起这些在“左”毒中无辜牺牲的老友，巴金有时竟无法人眠。他在“四人帮”刚垮台时，曾说自己从此可以安稳睡觉了，没有想到“四人帮”虽然垮台，“左”毒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作的孽，却仍在日夜折磨着他。他想到叶非英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最后却只能以猪食充饥，累死在劳动场所，卢主芬在当年曾是开明书店的工作人员，为出版事业作出过贡献，后来竟死在北大荒，临终“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得”。巴金为这两个友人在受冤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沉默而感到不安。这些年来，“为了保全自己，我掩盖了身上的伤痕。”他在四次文代大会后不久写的《创作回忆录》中谈到《还魂草》时，终于把自己的这种心情表达出来。
在文代大会期间，他还听人谈起画家韩美林的经历，说他住在一个城市里，邻居养了一只小狗，他经常逗着它玩，并给它吃东西，小狗对他很有感情。“文革”开始，他受批斗，“专政队”把他绑起来游街，要他承认“里通外国”，他不承认，就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打断他的一条腿。正在这时，邻居的那只小狗从人丛中钻进来，到他身边为他舔伤痕，并用脚抚摸他的身体，亲热地向他摇着尾巴，还向打他的人发出吠声，似乎在向他们提出抗议。那些恶人用棍棒打这只小狗，小狗不肯跑开，他们就把它的后腿打断，地上增加了血迹。画家终于给关了起来，作“隔离审查”，几年以后放出来，他一回家就打听小狗下落，才知道小狗就从他游街被打那天开始，哀叫了三个日夜，死了。
巴金听了这个传说，很自然地想起“文革”中自己家中被迫送去医院作解剖用的小狗包弟。他觉得对不起包弟，为了想保全自己，把它牺牲在手术台上，他感到惭愧。
当然使他更加怀念并感到不安的，是他的夫人萧珊。她经常陪同他在院子里散步，有时还弯着身子，在草地上拔除杂草，同时还在午后逗着包弟玩，而现在只有她的一只骨灰箱放在他的枕边。他立下誓言，愿在自己永远闭上眼睛时，让自己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因为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她的骨灰里有自己的泪和血。
也就在一九八○年春天，巴金还收到一封姓杨的女同志的来信，向他诉述了萧珊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个同学王树藏的经历。这个同学曾经是巴金当年写《火》第三部时一个主角朱素贞的原型。她原是巴金一个老友的妻子，年纪比萧珊大一些，诚实、朴素、大方，容貌端正，但后来不知怎样，遭到丈夫的遗弃，巴金为此批评过老友，希望他能控制自己感情，不要见一个爱一个，那个老友虽然没有接受他的批评，但结果新的恋爱也没有成功。而萧珊的同学终于给她丈夫以自由，自己另找了对象，结婚后入了党，建国后在一个单位当了领导。“文革”中曾有人从东北来向萧珊了解王树藏在昆明时的情况，萧珊去世后，又有外调的人来向巴金了解，说要给她落实政策，
准备恢复她的工作。巴金在四次文代大会结束后回到上海写关于《火》的创作回忆录时，提到这件事，并曾祝她安好。哪知文章发表才一个月，一个姓杨的女同志就来信告诉他：当年那位曾与萧珊在昆明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五十年代还曾出差来上海，看望过巴金、萧珊夫妇，萧珊还曾陪着她上街买东西，请她在外面吃饭的女同学，现在“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只有两条腿不停地移来移去，不停地挫着牙齿，有时发出压抑的怪声音，眼睛发直，上身不会动，不会说话，不会吃喝，下身垫着尿布、塑料布，只能穿两只套腿的棉裤，被子掩盖着，不然会给她踢掉……”
巴金拿着这封信禁不住发愣，想起在抗战时期他到昆明去看萧珊，曾看到王树藏与她的几个同学都住在一个楼上，和萧珊一起过着十分融洽的同窗生活，她们年轻、勤奋、快乐，充满朝气，对未来都有美好的理想，哪知这可怕的十年“文革”竟给她们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萧珊郁郁而死，而那个当年品貌端正，思想进步，为同学们爱戴，把她当作大姐姐的王树藏竞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还有什么话说呢？
就在这样的实际感受中，巴金在上海武康路自己的书室里连续写了四篇谈“探索”的短文，寄给香港《大公报》作为“随想录”专栏的文章发表。他说他非常欣赏《大公报》上一个作者说的那句话：“要是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但是有人警告他说：“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而巴金却知道自己从小不安于现状，连写文章也正是由于不满现状而开始的。只是在“牛棚”里才做了地地道道的机器人。残酷的现实，证明过去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不安于现状的人。现在已是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人不应该做机器人，“我还是要探索下去。”虽然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曾因为“探求”吃了苦头，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他以为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但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他们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损害了国家的名誉。其实，“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他说，他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向往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
写完了这四篇谈“探索”的短文，第二个月，巴金精神奋发地来到北京。因为他接到访问日本的任务，必须在北京逗留一个时期，作些准备。在北京，他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把赴日访问演讲稿《我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定了稿，又看了一些有关日本近年来文学界情况的资料，然后他又与己调北京工作将近两年的孔罗苏一起到茅盾家里访问病中的茅盾。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巴金每次到北京，看到茅盾，不是在会场上，就在茅盾家里。茅盾虽然已年过八十，但还是精神抖擞，十分健谈。巴金像尊重叶圣陶一样，把他当作前辈，当作师友。他在三十年代上海认识他时，就称茅盾为“沈先生”。以后曾有不少机会从他的工作中，得到教益。“文革”中，虽无机会见面，但萧珊去世后，茅盾就有信吊唁，巴金也曾有信给他，有时还通过别人相互了解关心，互致问候。一九七七年春天，茅盾在报上读到已金的文章，非常高兴，曾在复罗苏的信中提到巴金，要他向巴金问好。罗荪把信转给巴金看，巴金看了想起过去同茅盾聚谈的日子，就写信给茅盾，对他关心自己表示感谢，并告诉他“四人帮”垮台，我头上那块石头也搬走了，关了十年的房间
和书橱也启封了，同时还请他留些手迹写几行字作为纪念。不久，茅盾回信来了，附来他写给巴金的一张字，内容是他填的一首词。后来巴金还曾要小林去北京看过他。这次，巴金与罗荪来，茅盾在自己后院宽广整洁的书房里接待他们。他虽在不久前在自己卧室里摔了一跤，但还是十分健谈，从过去的事情谈到最近摔跤时的情景，他都谈得很仔细，但仍不免在巴金与罗苏的印象中留下这个老人孤寂的影子。他们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老人就去世了。
巴金在访日前，还在北京为他的老友沈从文、汝龙以及丽尼夫人的住房奔走，他希望有关方面能注意到作家和作家遗属的生活条件。沈从文在一九八○年还与他夫人合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都没有，为此他感到焦急。而翻译了几百万字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汝龙，在重病中还在为自己的住房操心，后来总算得到解决，而汝龙也终以严重的肺气肿病而无法工作。散文家丽尼一生坎坷，死后家属生活困难，居住条件极差，自己的原住房未能收回，这些虽都是“四人帮”在“文革”中给大家留下的后果，但至今未能改善，使巴金感到心中不安。
一九八○年九月，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再一次访问日本，和他同行的有冰心、林林等人。对中国作家来说，这次与日本朋友相见，也是劫后重逢了。但是从巴金来看，这次访日除了与日本作家建立起更好的友谊之外，他还与老友冰心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巴金就与冰心相识，那时冰心正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靳以陪同巴金来为《文学季刊》组稿，冰心对巴金的印象是人很忠厚，不太会讲话，见了生人比较拘谨。一九四一年，他们曾都生活在重庆，当时正值抗战中期，书市不太景气，巴金看到书店里没有冰心的书，就为她编了一本作品集，让开明书店出版，自己并为它写了一篇序。他希望冰心能写出新的作品。当冰心用“男士”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的书稿，交天地出版社后，这个出版社明知冰心当时经济困难，却压低稿费，巴金知道了，便帮助她把书稿取回，转给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冰心对巴金在别人困难的时候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一直有深刻的印象。六十年代初，他们曾与沙汀等人一起参加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有过愉快的旅行；但现在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各自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文革”岁月，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次他们两人还各带了自己的女儿小林与吴青作为旅伴，使他们相处的日子更热闹，更和谐。有时晚上没有活动安排，他们谈心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冰心对巴金过去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见人腼腆，性情有点忧郁。这次却发觉巴金是这样开朗，这样乐观，这样健谈，以致他们谈到午夜十二点还不觉得疲倦。她这才知道巴金心里的火，和存在他作品中字里行间的热情，在他那讷讷不善于言的嘴里不是不能倾吐出来的，问题是要他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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