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友谊增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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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以前，巴金曾有过法国之行。
这是一九七九年四月间的事，就在这个月初旬的最后一天，他偕同女儿李小林来到北京。那时孔罗荪已经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因为还不曾找到房屋，暂时寄居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和平宾馆里。巴金因为联系方便，也就住在这个宾馆里了。他们将于下旬去巴黎。巴金是主要被邀请对象。一月间，法国就有个出版机构请巴金带女儿去作客，恰好法国还有几个友好组织也有这个打算，这样，除了巴金父女外，还有孔罗荪、徐迟、高行健三人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便组成了。
巴金是这个代表团团长，为了看材料，作好访问的准备工作，并想乘此机会看看几个老朋友，所以他提早半个月来到北京。他在这半个月中，不但再一次见到了叶圣陶、冰心、萧乾、丁玲、艾青、刘白羽等人，还由小林陪同到北京医院去探望了另一个老友顾均正。他们来到一个设备简单的单人病房里，只见病人正侧着身子躺在床上痛苦呻吟，他的夫人、忠厚热情的国华嫂正在一旁照料，看见他们进来，忙站起来让座。巴金坐到他的床边，抚慰着这个与他长期维持着深厚友谊的挚友，想起住在上海同一条弄堂的往事，差点抑制不住激动的眼泪。顾均正看到巴金，勉强露出笑容，病魔已把这个品性纯正的老人折磨得无法再向巴金流露自己的友爱。他的痛苦表情，使巴金感到痛苦。当时巴金还不知道他的骨髓里究竟有没有癌细胞。他只有祈求现代医术能把这个朴实善良的友人生命抢救出来。但是几年以后，他在上海还是听到了老友逝世的噩耗。病魔折磨了老友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把他的生命夺走了。
这次巴金来北京，还接触了在“文革”中离世的另外两个老友家属。他曾由罗苏陪同到丰富胡同去看了老舍夫人胡絜青。他见她正在整理老舍的遗作。他向她讨了三幅画，准备作为赠送法国朋友的礼品，他知道许多法国朋友怀念老舍，也喜爱老舍夫人的画。他很想了解老舍死的真相，但又怕她伤心，不敢问她。巴金无法忘记老友老舍对他长期的友情，他更无法在心中甩掉有关老舍死因的疑问：“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他常想起老舍剧本《茶馆》中常四爷那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真想有一天能再见到老舍，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活下去的呀！”巴金还在这个时期接待过冯雪峰的女儿。雪峰的女儿沉静、质朴，她告诉他不久将为雪峰开追悼会。巴金知道雪峰死后不久，他的夫人也去世了，只剩下他们姐弟三人，现在正坚强地生活着，巴金向她表示他准备写纪念文章，他不能忘记这个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与他建立起友情的人。
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钟飞离北京，他们在漫漫的长夜里飞过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各人看着自己手上的表，从当晚八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天却还不曾亮，到了十二点钟，才看到机窗外晨光熹微，曙色来临，到了下午二点钟，完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航程，飞机降到地面，机场大钟正指向七点，才发现那是巴黎的早晨。巴黎与北京时差七个小时。大家把自己的手表从午后二点拨回到早上七点钟。他们在飞机上实际逗留了十八个小时。却被认作只乘了十一个钟头。巴金在前舱，其余四人坐在后舱，
整整一个长夜，孔罗荪怕七十五岁的巴金这样长时间坐在飞机上，会不会影响健康？下机时却见巴金精神抖擞，面色红腴，原来他睡得很好。这才想起，两年前巴金在他写的文章中曾说粉碎了“四人帮”睡觉安稳了的话，禁不住向他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这时，只见法国外交部文化司已经派员前来迎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贝热隆先生，秘书长季樵马夫人及不少法国朋友，也都过来与他们握手。我国驻法文化参赞和大使馆其他同志帮代表团成员办了入境手续，就分乘几辆汽车，高速度的穿过黎明的林荫大道，进入了繁荣昌盛的世界名城巴黎，他们住在特瑞莫亚旅社，法中友协的许多朋友也随着来到，他们中有精神矍烁的美髯公，也有英华风发的青壮年，更有仪态端庄的小姐和夫人；其中有巴金著作《家》、《憩园》的法文译者李治华，还有巴黎几个大学的汉学家。大家把巴金和徐迟、罗苏等四人分别送进各自的房间。
隔了一天，法国文化部长向巴金和他的代表团介绍了法国文化普及工作的情况，外交部的文化司长在巴黎西郊波隆涅林苑中的大瀑布饭店里，摆设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森林宴会，让他们会见了法国文化界许多名流。宴会设在绿得发光的森林里，既幽静又热闹。国际笔会法国分会和法国作家同人公会分别在巴黎市内两处高贵华丽的大厅举行酒会欢迎他们，使中国作家有缘会见了法国几百个卓有才华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所有这些活动家对中国作家特别是对巴金都表示了极为友好、极为尊敬的态度，他们对巴金的作品尤其是对他的三部小说《家》、《寒夜》、《憩园》都十分推崇，甚至对最近发表的二十几篇《随想录》，也能熟记。这使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在国内被“左”派无理批判，以致对自己早期作品几乎丧失信心的巴金得到鼓舞，也感到安慰。笔会的名誉主席乔治。爱玛、纽埃尔。克朗西埃在讲话中，还高度评价了巴金的著作和著作所显示的精神，说他是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保卫者。克朗西埃对巴金受“四人帮”迫害表示无限同情，他认为中国作家经历了严寒，面临春天的来到，必将有助于国际性的文艺百花园繁荣昌盛。
巴黎的第三、第七、第八大学中文系学生对巴金的来临，表示了无限的热情。他们纷纷开欢迎会，希望巴金和中国的其他几个作家能对他们有所教益。关于这一点，中国作家代表团早在出国前原有所准备，他们准备了三个报告，其中一个是巴金比较简短的讲话，一个是孔罗苏关于中国文学当前情况的汇报，还有一个是徐迟关于中国诗歌艺术的报告。这三个报告都译成法文，想在一定场合把它们散发给法国的青年朋友们。哪知我们国内经常举行的那种报告会，法国朋友并不太欢喜，他们欢迎的是一种“对话式”的问答会。他们让中国作家坐在台上，给每个人一个话筒，然后台下朋友随便发问，让台上人根据所提问题作出回答。
由于会场充满友好气氛，问题的提出都出自真诚、恳切、求助的心理，所以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双方对话也尽量做到推心置腹。巴金在法国本来就有很多读者，他在年轻时候曾在巴黎留学，后来又在巴黎近郊居住过一个时期，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灭亡》，在今天的法国读者中还有印象。而他的《家》、《寒夜》、《憩园》，在法国更有法译本流行。现在，巴金来到这些读者面前，白发萧然，他质朴真诚，大智若愚的仪态，使人们更加敬爱他。而且这次中国代表团来巴黎之前一个星期，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就曾在北京访问过巴金。对想了解巴金情况的许多法国读者，
在雷米的访问记中，早已写到了。所以这些青年大学生对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知道一些，因为巴金在《世界报》记者雷米问他如何度过“文革”这段被压抑的日子时，巴金回答说：“虽然他们没有殴打我。但我受了不少精神上的折磨。他们逼我承认一些罪状，要我责备自己。最初几次我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承认了错误。也许我是受了左派的影响。坦白地说，我那时真的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很坏的……他们封了我银行的全部存款，每个月只让我取一笔仅仅够生活的费用。跟着他们下乡达两年半，我在乡下种菜！不过在这期间，我的身体还好。我的妻子才是这种种迫害的牺牲者，她因为缺乏适当的治疗而死于癌症，只因为我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些法国朋友非常同情中国作家的不幸遭遇，对巴金更是十分敬仰，在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的欢迎会上，由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巴金《随想录》的第十篇文章《把心交给读者》中关于他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巴金的面朗诵巴金的文章，心里可能有些紧张，但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巴金对他们朗诵的每句话都所得很清晰，他心中对他们很为感谢。他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要求，他必须更加勤奋，为读者写出像样的作品，才不会辜负广大读者对自己的期望！
巴金想起一九二七年初来法国的时候，他住在巴黎拉丁区图尔纳福街，当时他几乎每天从这里出发经过先贤祠去卢森堡公园看书和散步。他曾在《灭亡》中，写他当时的生活情景：“多少个细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像前，向这位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国作家倾诉一个外国年轻人的痛苦。每天晚上，听着从巴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钟声，我不能入睡，就拿起笔来倾吐我的感情和爱憎。”现在，他又来到这里，却发现当年他朝夕瞻仰的卢梭铜像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侵略者纳粹党徒毁了，现在换上的石像，是法国人民在战后重新塑造的。这里的环境也变了，不再是四周空旷的草地，而是一个车辆拥挤的停车场。石像被数不清的汽车包围着。他通过车与车之间的空隙来到石像前，想到五十二年前自己曾天天晚上来到这里，向这个“日内瓦公民”诉述一个中国学生独处异国的寂寞和痛苦。他从卢梭的《忏悔录》得到安慰，站在这位哲人铜像前得到鼓励，并得到说真话、诉真情的勇气。他这次来法国，从他个人来说，也正是为了要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他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正是他从法国老师受到的教育。
这次他还重来到巴黎的近郊沙多一吉里，这个离巴黎一百公里的小城，当时年轻的巴金曾在这里住过将近一年两个月。他因为身体不好，移居到这里补习法文，还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灭亡》。现在他访问了他那以著名诗人、寓言作家拉封丹命名的母校拉封丹中学，这是他多年前居住过的地方。在女校长的陪同下，他重访了校园，也到了他居住的地方：大饭厅楼上的一间学生宿舍。一九二八年前他曾在这里与两个同学一起度过暑假，饭厅的外形没有变，但设备更新了。他还记得他在这里的厨房用切面包的小刀，切别的东西时伤了自己左手的小指，伤痕至今还在，而人事全非。他好像看见当年的两个同学仍在和他一起谈话，一起到厨房去找和善的古然夫人，她每天早上招待他们到她的门房里去进早餐，然后他们又一起出去到河畔散步。他曾在这里收到过大哥从四川成都寄来的信，还曾在这里把写好的《灭亡》原稿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编辑索非，准备自费出书，却不曾想到索非竟会把小说
稿转给《小说月报》的代理编辑叶圣陶。
今天好客的法国朋友十分了解巴金的过去，因为他们读过巴金的作品，知道这个小城对巴金一生的意义。巴金只希望能让他在这个地方逗留二三十分钟，看看这里校园里的苦栗树依然枝叶茂盛；殷勤的主人却把这个访问作为一个日程来安排，并由这个小城蒂埃里堡市的市长安德烈。罗西特举行招待会，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厅里，在一座圣洁的雕塑像前，把一枚作为荣誉市民的市徽和一枚诗人拉封丹（他在这里出生）的像章授给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中国大作家巴金。
在巴黎的日子，中国作家代表团所有成员是在热情友爱和欢畅的祝酒中度过的。接着，他们又在热情的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先生和《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陪同下，访问了尼斯、马赛和里昂三个名城。
尼斯是靠海的一个城市，碧蓝的海水和明媚的阳光，把这个城市照耀得分外秀丽，到处是沙滩、浴场和游艇码头。据说一到夏天，巴黎的游客便拥到这里来避暑，全欧洲、全世界的旅游者也都到这里来过天堂一样的生活。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客人在这里没有住旅馆，热情好客的尼斯友协分会的主人把他们分两批住在两个法国朋友家里。巴金父女、徐迟、高行健住在一个已故华侨车医生家里，孔罗荪和中国驻法大使馆两个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家，在靠地中海的一个烟波深处。车医生去世多年，遗下他的法国夫人端庄美丽，还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来自车医生故国的同胞招待得非常周到，巴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接待远方的亲戚。徐迟也觉得车夫人对他们充满敬意和热情，还看到她满面笑容但仍遏制不住一种微弱的感伤。有时眼角润湿，不免流露出对已故丈夫的思念之情。她的真诚使四个客人都为之感动。据说车医生生前是以西方医学行医，但他又深谙中国针灸技术，中西医结合，使法国病家深受其益。车家客厅陈设的红木家具都是中国式的桌凳，壁上挂的也都是中国字画，却又与室内有些现代化设备十分调和。这个家庭本来十分幸福美满，唯一的缺憾是消逝了的父爱。来访的中国客人被当作车医生的老朋友那样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为这个家庭赶走了寂寞，带来了热闹，带来了友谊和安慰。
中国客人还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客人：在这几天里，许多人来看他们，他们大都是当地的法中友协成员。有个晚上，连韩素音也专程从瑞士飞来参加聚会，而且帮助车夫人和她的未来媳妇下厨房做膳。这使欢乐的晚宴继续到午夜。因此上了年纪的巴金不得不取得主人的额外宽容，让他早些退席休息。但是在退席前，还是有两个年轻的妇女，拿着《寒夜》与《患园》来请巴金签名，并同他谈起那里面的两个主人公，说她们了解她们，这两个主人公对她们并不陌生。她们都是好人。而这时又有一个女读者进来找他说话。旁边有人说这样巴金忙不过来了。而巴金却笑着回答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会紧张。因为在我的作品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巴金说这句话有他的根据，后来他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也谈过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在旧中国，妇女确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她们首先在经济上就不能独立，因此常受欺凌，受利用。女主人车夫人也是巴金作品的读者，她虽然是法国人，但她读过法译本《寒夜》。她感谢中国作家为妇女说话，为妇女控诉。一到早晨，中国作家出访，她亲自为他们开车。两天以后，中国作家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车夫人一家和友协负责人一起送客人上火车。在车厢里车夫人频频揩抹潮湿的眼角，巴金很为感动，同时他发现坐在旁边的小林这时
也正在掉泪。
在离尼斯前一天，巴金还到过赫尔岑墓前拜谒。这个伟大的俄国作家，他的《往事与随想》，巴金已经译完五分之一。第一册已经出版。在来尼斯之前，巴金曾在巴黎与赫尔岑的曾外孙诺艾尔。利斯特会面，利斯特在巴斯德学院工作，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巴金抵达巴黎的新闻，就到旅社来看巴金，他们一见如故，因为两个人有对赫尔岑事业的共同兴趣，大家谈得十分融洽。利斯特不但向巴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和书签，还介绍了《往事与随想》的法文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与他见面。当利斯特知道巴金将去尼斯为赫尔岑扫墓，便打电话给赫尔岑的另一个曾外孙安。昂孚医师，让他在公墓门口等候巴金。现在，巴金由安。昂孚医师陪同，找到了赫尔岑夫妇墓地。巴金说：“我带来一颗心，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致敬。”昂孚医师对中国作家从遥远的东方带来的对自己先辈的友爱和敬意感到高兴，并表示非凡的谢意。
离开尼斯到马赛，他们不坐飞机而乘火车，主要是为了能让大家看到沿海岸的风光。风光确实很美，大自然结合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合作，使这里变成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乐园。但巴金想看的还是他在五十一年前离开法国时曾因海员罢工而不得不在这里逗留过十多天的马赛码头。那时他住在美景旅馆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常在每天夜晚，靠着窗口，看马赛的海景。有时还在海滨散步。在那十几天时间里，他还看了几部左拉的小说和几部影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美景旅馆却没变，只是两旁新造的楼房似乎要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巴金已想象不出当年是怎样在五楼窗口眺望海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有机会去伊夫堡。这是当年他听一个朋友谈起过的一个传奇性的地方，人间地狱，而当时却没有机会去观光，现在却与罗荪、徐迟等几位一起坐了一只小船前往游览。巴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一间间囚室，看到了许多被囚禁者的名字。他禁不住想起这些政治犯当年的生活和作家大仲马《基度山伯爵》所描写的基度山被囚的场景，使他很自然地想起但丁的一句诗：“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他站在底层的囚室里看了看四周：“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中小岛上！”他看看这些，想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觉得又算什么呢？法国人并未把它封闭，连对外国人都开放，让他们参观，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今天却有人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难道他们真的不想吸取教训吗？
走出古堡，他又看见了阳光，又看见了大海，他感到呼吸自由，心里感到痛快。法国朋友让他坐在一块大石旁照相，石头上有人用法文写了“祖国万岁”几个字。巴金望着前面的大海，他也想起自己的祖国，禁不住在心中也想喊：“祖国万岁！”在里昂，中国作家代表团只活动了一天。他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这个大学当年曾接受过中国学生来勤工俭学；他们还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和古罗马剧场的废墟。后来他们又去看了丝织博物馆和丝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了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里昂工人曾有过一次光荣的起义。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过这样的口号：“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晚间，里昂朋友在接待中国客人时，曾与大家一起唱了一支《丝织工人之歌》：“大教主，我们为你织丝绸，穷织工却连衬衣也没有。我们是丝织工人，我们却身无一缕……”法国朋友为客人领唱这样的歌，同样也是为了向中国客人表示友谊。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代表团就从里昂飞回巴黎。下午，大家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访问，碰到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请巴金和他的几个同行签名，这些年轻人态度友好，心地单纯，使巴金想起去尼斯前一天在巴黎新江饭店和当地好几十位华侨会见。他们有的要他在他写的小说书上签名，有的拿出纪念册请他题字，有的提出一些问题来请他回答，目的都只是因为他们关心作家，爱护作家，同时更关心祖国，爱护祖国，迫切需要了解祖国的真实情况，他们说：“看见你们，好像看见我们朝思暮想的祖国。”看到这些长期远离祖国，远离同胞，像关心老母亲一样关心祖国的人，使巴金和他的同行非常感动。巴金明白他自己这次访问法国，不仅在友谊的海洋里汲取友情，而且还是在广大的读者中旅行，了解这些读者的心，了解这些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关心、向往和热爱。他知道这些读者出于真心实意提出许多问题，即使某些问题使我们一时难以回答，也并非他们出于恶意，故意为难我们，而是有些问题比较复杂，他们一时很难理解；有些问题则确实值得我们自己思考。使巴金感激的，还有《家》的法文译者李治华先生，他几乎天天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一起，自愿担任繁忙艰难的口译工作，替来访的中国作家服务。他是个长期远离祖国的人，在大学教书，最近用他流畅的法文译完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在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巴金感觉到这个离开祖国已经三十多年的翻译家，他的心却还是和祖国这么贴近，他和许多华侨一样，十分关心着祖国母亲的健康。
在法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画家赵无极家里过的。这个早期曾受印象派影响的画家，与徐迟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就相识。一九四七年夏天，徐迟父女还在杭州葛岭山下与他相会，当时画家曾以油画《父与女》赠送徐迟。三十年不见，画家已经超越四十年代的印象派时期，和五十年代的象形派时期，进入画面上只有形态和彩色的时期，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巨匠。巴金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在赵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从赵无极的画里，看到这个华裔画家将中国传统与外域技法的美妙结合。这晚，诗人罗亚夫妇和一个法国学者也来了，当高行健向赵无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他的作品时，赵无极含笑请那个法国学者回答，学者笑着把问题转给诗人，诗人又把问题推给徐迟，徐迟又含笑请赵的夫人富朗梭亚丝回答。她笑出声来，说：“还是让画家自己回答吧。”赵无极愉快地对巴金和他的同行作了详细的解释，他的意见是：描绘外在的形象并不是绘画的唯一内容，表现内在的情感才是绘画的主要任务。他的画，正是通过形态、色彩、线条、光泽、隐秀、想象与神思，来表现出自己的感情。
晚上十一点钟了，巴金提出来要向主人告别，画家却说照他们的习惯可以欢聚到午夜，但是明天代表团一清早就要搭机回国，主人的深情只能心领。这样他们就从赵家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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