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书库 >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 >巴金传 >下卷 第六章 战士风霜
第三节孩子、爷爷和外公

    巴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不仅在文学艺术圈里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他对青少年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一九八五年初夏,他收到江苏省无锡县钱桥中心小学“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来信,信里说,他们是十个五年级学生,平均年龄还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曾获得“三好”和“品学兼优”的奖励。但是近年来,他们被一些社会现象迷惑了,许多人常以钞票赚得多为荣,爸爸妈妈们谈话也总离不开钱。大家都以金钱、新衣、旅游来鼓励孩子取得好成绩。有个同学数学考了94分,伤心得流泪,原来她的爸爸妈妈答应她考95分就可以得到五元奖金。所以同学们一谈到将来,都以工资高,收入多作为奋斗目标。因此,这十个孩子写信给巴金,说他们在理想问题上,都成了“迷途的羔羊”。现在他们正在开展一个“寻找理想”的活动,他们问巴金:“你伏案写作的时候,您想的是什么?您写了那么多的书,您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巴金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指点。
    收到了他们的信,巴金很有感触,他想,理想是存在的。但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听广播,看报纸,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么这些孩子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他“呼救”呢?他们不是都有了理想吗?他们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感觉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吗?他们称自己是“迷途的羔羊”,其实按照他看来,他们并不曾“迷途”,“迷途”的倒是生活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人啊!
    巴金这样想着,他很想立刻给他们去信,但是他身体很不好,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不得不去北京参加了一次大会,回来后却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连写字手指也不听指挥,所以竟一时无法给他们回答,因为这样的问题他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写出一封长信答复他们,但怕这些孩子们失望,他先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们看了信他很感动,但眼前自己身体不好,拿起笔来很困难。“倘使我能够把回信写出来,我会寄给你们。请你们耐心等待吧。”
    孩子们收到短信,又是高兴,又是优虑:巴金爷爷病了,用什么办法去问候呢?他们真聪明,想起了诗神,让她给大家带去孩子们对他的思念!“我珍藏了一本书,你知道这是谁的书?我淌着泪水读着一本书,你知道这是谁的书?这是一本什么书呀,这就是巴金爷爷的《家》!虽然我现在还只看到这一本,但它已经给了我许多,许多!”诗神让巴金看到孩子们明亮的金子般的心,他更加忘不了他的诺言,要给这些孩子“以最快速度”回答他们的信。但是他确实上了年纪了,他已经八十一岁了,而且他继股骨折断后,又患“帕金森氏症”,他写字确实累啊,而且要写的是长信,他该作怎样艰辛的努力呢?终于他提起笔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经过三个多星期,断断续续的写成了三千多字的复信,在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寄出了。
    一开头,巴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孩子们,由于自己的衰老和疾病,他只能跟在他们的背后慢慢地前进,“即使远远落在后面”,他还是要“努力追赶。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力不能及了”。然后,巴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以为“寻求理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必这样急。特别是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孩子感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你们的理想起了作用吗?”巴金告诉孩子们,他们其实并不曾“迷途”,问题
    在于怎样看待现实,怎样看待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他说:“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是与非、光明与阴暗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当然属于正义、属于光明。但是在某一个时期甚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是也会败于非,光明也会被阴暗掩盖,支流也会超过主流,在这里斗争双方力量的强弱会起大的作用。”因此,巴金要孩子们在这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中不要做旁观者,因为“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他很坦率地对孩子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
    接着,巴金就启发孩子们,想一想这样的问题:“理想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这几十年来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那么传播黄金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哪方?”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孩子们说:“今天到处在揭发有人贩卖霉烂的毒品,推销冒牌的假货,办无聊小报,印盗版书,做各种空头生意。为了带头致富,不惜损公肥私,祸国害人。这些人,他们也谈理想,也讲豪言壮语,他们说一套,做另外一套。对他们,理想不过是招牌,是装饰,是工具。他们口里越是讲得天花乱坠,做的事情越是见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就变为‘向钱看’。”
    在信中,巴金说自己正是在这种“是非难分,真假难辨”的时候,看到理想在他前面闪光。理想是海洋,自己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而自己不过是一粒泥沙。不管自己多么渺小,从理想里可以吸取无穷不尽的力量。“拜金主义的‘洪流’不论如何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问题我们要顶得住。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他说他在过去年代很早就说过,要把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要把自己的同情,爱,欢乐和眼泪,分给别人。他在信中对孩子们明确回答说:“你们问我伏案写作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追求什么?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话。我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
    虽然几十年来他走了不少弯路,但理想从未在他的眼前隐去。尽管有时它离他很远,有时又似乎近在眼前,要抓住它却又两手空空,而它总像一团火,一盏灯,给他指路。巴金说自己工作时间剩下不多,但即使写一篇短短的“随想”,“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我对人生无限的留恋。我不需要从生活里捞取什么,也不想用空话打扮自己,趁现在还能勉强动笔,我再一次向读者,向你们掏出我的心: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我的心里又燃起了热爱生活、热爱光明的火。火不灭,我也不会感到内部干枯……”他再一次表示对孩子们的羡慕,他说:
    “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一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理想就在你们面前,未来属于你们。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轻自己,你们绝不会是孤独的!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被黄金潮冲倒。这就是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来迟了的回答。”
    巴金和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相互通信,这件事让《解放日报》两位记者知道了,他们从巴金家里拿到了孩子们的信,又从孩子们那边把巴金给他们的信拿来看,他们发觉这封长信真是巴金从病中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
    成的。但是当巴金的信寄到无锡钱桥小学时,那十个孩子已经毕业了,这封信使他们重又兴奋而又快活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把头凑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念着这封长信,巴金爷爷的话,他们有的不太懂,但主要意思他们领会了,这就是:个人的利益,要与集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一个人不要只想到自己,要多关心他人,多同情他人,要爱人民,爱祖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理想,理想一定会成为力量,带着自己前进,它将成为一盏灯,一团火,永远鼓励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的人。一切黑暗、腐败的势力所吓不倒的人。
    十个孩子拍了个电报给巴金,告诉他:他们要派四个代表来上海看巴金爷爷。巴金知道了,担心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会引起孩子们搞出一些形式主义的事情来。但是孩子们还是来了,一个女孩向他献上一束花,不但代表十个“找寻理想”的孩子,还代表无锡全市的小朋友们向他问好。另一个孩子给巴金爷爷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还有两位也带了另外的两件礼品来:一个赠给爷爷的是一幅丝绒画,一个送的是一尊很有意思的惠山泥人:老寿星。
    从这个活动中,可以看到孩子们事先曾经过细心的考虑,他们对这次出访是非常重视的。在把红领巾系到巴金爷爷的脖子上,又把老寿星送到他的怀里以后,他们就向老人汇报了在学校里当初怎样搞“主题班会”,及写这封信的经过;同时他们又谈了各人最近都考入中学的情况。
    “那么过了暑假,你们都是中学生了!”巴金爷爷高兴地说道。然后,老人就接着孩子们的话头,谈起了自己对这次通信活动的看法:
    “你们的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你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希望的。但我还想告诉你们,那就是希望你们踏实地学习,踏实地工作。多做一点,少说一点,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做。要言行一致,说得到,也要能做得到。见人会说好话、空话,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漂亮话人人会讲。问题是能否做得到。我现在己八十一岁了。我努力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是否在说真话,是否靠得住,是否有用处。表面上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不喜欢。”
    巴金爷爷真诚朴实的谈话,孩子们都牢记在心里。他们决心做个言行一致的人。谈话时间已经超过半个钟头了,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大家就想站起来辞行,这时巴金爷爷就请他家里人把书房里一只江西景德镇特制的陶瓷水牛,拿来赠送给孩子们。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孩子从江西带来送给我的。我很欢喜它。牛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但它默默无声。我把它转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像牛一样地学习和工作。”
    孩子们没有想到爷爷会给他们赠送这样一件有意义的礼物,高兴极了,就情不自禁地为爷爷唱了一支题目叫《小草》的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河流啊山川,你抚育了我;大地啊母亲,叫我紧紧拥抱……”巴金爷爷听了这样动听的歌,禁不住为孩子们拍手鼓励,并让孩子们簇拥到花园里合影留念。临别时,巴金又给孩子们每人赠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童年的回忆》,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对他们说:“我不会忘记你们。”这使孩子们感到无限幸福。他们回到无锡,把牛的形象和老师们的工作联系起来,就把这头瓷牛转赠给母校钱桥中心小学,让有理想的正在辛勤从事祖国建设的老师们知道孩子们是多么感激他们!
    当然,老师们的辛苦,值得全社会注意;同时对老师们的工作方法,和孩子们究竟在受怎样的教育,巴金也十分关心。在这一点上,巴金生活中也不缺乏生动的事例。许多人都知道巴金有个外孙女,她在端午节出生,所以
    大家叫她“端端”。巴金通过端端的生活,了解今天的中小学生正在受怎样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一万二十日,在春节即将来到,而孩子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学期考试时,巴金写了一篇《小端端》的随想。因为他发觉端端正如她自己所说“比外公更辛苦”,虽然她是全家八口人中年龄最幼小的人,只是一个小学的二年级生,但是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四点钟放学回家,就摆起小书桌做功课,写写念念,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放下笔和课本;为了应付考试,有时吃了晚饭,还要继续温课,而考试成绩,却不一定使她自己和别人感到满意。巴金还听到过端端的妈妈在陪孩子复习功课时,大声呵斥孩子“头脑迟钝”的声音。他觉得不论学校或家庭,对孩子用灌输和责骂的办法,总不免使人为孩子担心。他想起自己在高中读书时,有一次考化学只得到30分,为了过关,第二次考试,他临时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100分。但考试过后,这些死记硬背的“知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旧式教育方法,他以为在今天再也不能运用了。他希望新时代对学生的教育,应该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首先要减轻孩子们的精神负担,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生动些,活泼些,轻松些。让他们自己开动脑筋,不要让他们按照大人的话照抄照搬,特别是不要让他们说诸如“深深地体会”之类的套话,大话和空话。
    三年以后,端端升到五年级。她不再是家庭中最小的一个成员了,因为这时外公已有了一个一岁的小孙女;但是端端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一个人,每天回家做功课要做到晚上八九点钟,而且人大了,做功课不再摆自己的小书桌,而是借用了外公的写字台,她每天伏案时间比作为作家的外公每天写稿的时间还要长。巴金看到这情况,觉得一个小学生原该在院子里跳跳蹦蹦,现在端端比外公在封建社会中做穿长袍马褂的孩子时还要“循规蹈矩”,禁不住有点奇怪;有一次,他还听到端端在自言自语发牢骚,说“活下去真没劲!”这使巴金大吃一惊。巴金知道孩子的随便说话,原不必太顶真,她当然不会因为功课重而真的就此“看破红尘”,但是使十一岁的孩子感觉到现实生活引不起她的兴趣,这样的小学教育确实值得认真考虑。他想起自己三年前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这真使他感到难过。于是他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小学生教育问题的随想,题目叫《再说端端》,他不但对学校使用“填鸭式”教育提了意见,而且似乎在这里也向他的女儿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说:“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不同意这种教育方法,我心里想:她不开窍,你帮助她开窍嘛。可是我女儿女婿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又继续不断地发生。做母亲的却从未想过:为什么孩子会有‘活下去真没劲’的思想。她大概以为‘不要紧,大家都是这样地教育成长的’。”巴金反对用“填鸭式”教育孩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引导和启发他们自己思考问题,使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他们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听话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孩子总比不动脑筋的好。”巴金在想到端端的时候,也想到自己。在他书橱里,到现在还放着他的二三十册笔记本,这些笔记本曾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来落实政策时退还给他的。那里面全是自己像
    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记下来的“老师”们的教诲,强迫自己背诵、死记,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作为“精饲料”吞在肚里,结果却常常换来迎头的倾盆大雨。因此,他既同情端端,也怜悯过去的自己。而端端有时也的确使他感到温暖。他摔伤后从医院回来,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早上,端端就在六点钟起身,帮外公穿袜子,然后说了声“再见”,就一个人下楼读书去了。晚上,端端又为外公铺床,笑着说你穿袜铺床的事“我就承包下来”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夏天,端端小学毕业了,面临的是考中学问题。家里人都期望端端能考进重点中学,但是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哭着回家,挨了她妈妈一顿骂,好像一家人都泄了气。外公却不这么扫兴,他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他认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普通人总是占多数。而一个国家要建设好,也只有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了,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如果单靠“重点”人的发号施令,而没有普通人的实干,国家是不可能建设好的。“全国人民要是只靠一个人动脑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他还是主张认真办好普及教育,也就是主张大面积提高普通中学的教育质量。在他的《三谈端端》发表后第二年,国家教委曾下达了“加强初中,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
    巴金在“三谈端端”以后,就不再在文章中提起端端,但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中旬,当他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成都,曾在十分忙碌中,抽空给他的小外孙女写了一封不太短的信,信中开头说:“端端,你好,外公很想你,也想念小孙女。在这里比在家里忙,看见不少的人,不过我很高兴,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闻到了家乡的泥土味,听了那么熟悉的声音。这感情你不会理解,因为你还小。你面前有那么宽广的世界,你应当朝前看,你也只会朝前看,你不会像我那样常常回顾过去。但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想到你妈妈丢开你去杭州工作的那些日子。不过那是将来的事情,目前你还是做一个好学生吧。勤奋学习最重要,但还需要适当的休息,也少不了跳跳蹦蹦的玩耍,年轻的孩子嘛,应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快乐的少年时代……”信中又说:“你看,我又在发议论,写文章了。……其他的话以后再谈,现在我只告诉你,我在成都,在这里过得愉快,过得很好。我想你妈妈会告诉你我们在这里怎样生活。万一没有时间写长信,她回上海后也一定要讲个滔滔不绝!……”这封信的最后,署着“老外公”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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