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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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引导和启发的办法，而不是用干涉的办法，让孩子自然地成长，是巴金一贯的主张。他对外孙女是这样，对外孙女的上一代，也是这样。许多人都还记得，巴金虽然四十岁才结婚，但他一有了孩子，就能让孩子在一个文化和道德素质都非常高的家庭中成长。巴金自幼就厌弃等级观念，“怎能搭主人架子？主人是人，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他母亲的话至今还在他的心里。巴金在家中从不声色俱厉，不论在霞飞坊，还是在武康路，人们从来不曾看到巴金有过“家长”的架子。在他的家庭中，长辈晚辈，主人佣人，在人格上都一律平等。只要稍稍留心看一下，就会发现在他的家庭里，没有一个性格拘泥、行动瞻前顾后、讲话谨小慎微的人。显然在这里每个人都受到尊重，每个人都很自由。巴金和萧珊曾希望女儿小林成为一个音乐家，在她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曾请人给她教钢琴，但是小林长大以后，她更多的爱好在文学和戏剧艺术，他们就不勉强她从事音乐工作。
对于小棠，巴金更从来不曾期望他成为一个作家。在孩子青少年时代，刚刚碰到乌烟瘴气的十年动乱，巴金更难想象指望孩子步自己的后尘，却不料孩子从童年开始，耳濡目染，会和巴金一样，从不想成为一个作家，只是因为经过一段尝遍甜酸苦辣的生活以后，有话要讲，有感情要抒发，而又有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恰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与文学结了不解缘的家庭环境中，很自然地拿起了笔，写成几篇小说，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新人”，这使巴金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他尊重每个人的才能发展，他并没有进行阻挠。小林是个文学编辑，当她从她的弟弟手里接到他的处女作《机关轶事》，看了后禁不住发笑，因为那里面有不少“黑色幽默”。如果是别人的作品，无疑她会把它发表在她负责的《收获》杂志上，但是它的作者是她的弟弟，她不能不避嫌疑。她一边将稿子交小棠修改，一边找《上海文学》的编辑彭新琪，告诉她李小棠写了篇小说，有些基础，现在正在修改，等修改好了想让她看看，用不用，由她决定。彭新滇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认识李小棠，一直把他当作小弟弟，却没有想到他会写小说；但这件事对她说来也不是十分意外，因为她是老编辑，“舟子夜眠觉潮生”，她知道现在正是出新人新作的时代。果然，《机关轶事》拿到手看了后，她非常高兴，觉得作品不但幽默风趣，而且很有意思，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写作基础很好。她就对李小林说要把它发表出去，同时谢谢她能把这样的作品让给《上海文学》刊用。小林却关照她按平时发稿惯例写发稿单，千万别说是李小棠的作品，按稿子上写的“李晓”笔名发表。彭新琪明白了：巴金的儿子不愿意靠父亲的声誉登上文坛，巴金的女儿也不愿意让人误会用手中的权发表自己弟弟的处女作。而她彭新琪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责任义不容辞地应该把这样一个新人新作推荐给读者。因而她照办不误，在发稿单上写了自己的审读、推荐意见，稿子很快通过了。谁也不知《机关轶事》的作者是巴金的儿子。刊物出版后，北京的《小说选刊》要把这篇小说转载，打长途电话给《上海文学》编辑部，问作者的简历，彭新琪只告诉他们李晓一九五○年出生，在安徽农村插队六年，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一个机关里工作，并没有告诉他们李晓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后来也许为了汇寄稿费，他们来要作者地址，这才把真情传开了。以后，彭新琪又约李晓写第二篇作品。他
没有辜负她的鼓励，交给她一篇题目叫《继续操练》的小说，依然是一篇带有作者特有的机智幽默之作，后来得到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巴金对小棠在文学创作上出其不意的成绩出现，感到高兴。巴金从来不勉强自己的子女继承父业，从他们出生那天开始，他就无意培养子女成为作家，但也不像有些做文字工作的人，因为尝尽本行业的辛酸滋味，几乎是深恶痛绝，说什么也不许子女再在自己的本行中吃两遍苦。巴金不是这样。他唯一的期望，是让子女学到本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当他理解到子女已经成才，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安慰。因为他觉得把孩子培育成才，这也是个对社会有益的奉献。有一次，一个客人到巴金家中，恰逢巴金感冒不适，躺在床上，客人上楼，只见吴强正坐在他床边，与他谈话，不知怎样谈到在《收获》上发表的李晓新写的小说《关于行规的闲话），客人说它风趣幽默，富有内涵，与巴金的短篇有迥然不同的风格。这时巴金很自然地露出慈样的父亲的笑容来，他说：“是的，像这样的作品，我也还写不出。”显然，他对小棠的努力，感到欣慰。
“人应该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巴金在他青年时代就这样说过。他一向认为做长辈不应该把大多的财产留给后代。六七十年前，他的祖父在听到他最宠爱的儿子（巴金的五叔）在外面寻欢作乐、腐化堕落时，他感到非常意外，不仅心里非常痛苦，同时也感到非常孤独，终致精神失常。巴金那时就说过：“祖父让子孙过寄生虫生活，害了子孙，也害了自己，这是十分愚蠢的事情。”几十年后，他在谈到对外孙女端端的教育问题时，又说：“不论是人，不论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依赖父母的子女是没有出息的。下一代不会让我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抛在后面……”
讲怎样的话，就做怎样的事。人们知道巴金曾把十五万元存款和以后出版书的稿费陆续捐献给现代文学馆。最近又把所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捐赠现代文学馆和正在筹建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同时，巴金还有一个比捐存款、捐稿费更为难能可贵的实际行动，值得人们永远感谢他，这就是捐赠几万册藏书。不少人都了解巴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买书藏书。他从法国读书时开始，几十年如一日，每到一个地方，总走遍书店、书铺、书摊，千方百计购买自己心爱的书。他收藏的书，不仅限于文学艺术门类，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历史、地理以至于医学各部门。过去他的大部分稿费都用在买书上。这里有他无限的心血。现在他把它们分门别类，按内容性质，分批陆续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和成都慧园。这并不是说这些书他家里都不要了；相反，巴金家庭里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不用说他的儿子、女儿、侄女、媳妇、女婿都是作家、编辑和教师，就连他的两个年迈的妹妹也都知书识理，连《红楼梦》里的诗词，到如今都能背诵如流。所以说，书对他们都有用。巴金没有把全部藏书留给自己的亲属，这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大部分藏书，对他所捐赠单位来说更需要。而这些书，他的子女辈目前却并不急于要用。他以八十多岁高龄的衰病之躯，弯着腰，拄着手杖，亲自动手，把这些书整理出来，这是他爱书爱到极点的表现，也是他爱人民爱国家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家里，他总是和颜悦色。只有大家把他的书桌或书架弄乱，找不到自己要用的书时，他才可能眉皱脸红。在平时，对家务琐事，他非常随和。他
在家庭中，从来不“一个人说了算”，萧珊在世时如此，萧珊去世后更不必说。有时连他自己一个人的事，如穿衣、吃喝、出行、接待客人等等日常事务，也总听家中安排。至于涉及大伙儿的事，那更发扬民主。比如晚上看电视，听了新闻广播后，客厅上的两把长沙发、四把单人沙发，照例家人满座，有时还有三天两头来家的弟弟李济生，和刚把厨房收拾得干净的两个保姆，以及临时请来为巴金行路搀扶的同乡人小罗小吴，大家都无例外地坐在沙发上。巴金则仍独个儿坐在木椅上。“今天看啥呢？”符合大众的普遍兴趣，一般总以看故事连续剧的时候多。偶然看的片子放映时间有矛盾了，究竟看《鹰冠庄园》还是看别的什么？这时巴金便笑着，不表示态度，听大家的决定。在看戏看电影这一点上，巴金与鲁迅在世时经常看《罗宾汉）、《人猿泰山》之类的影片一样，兴趣比较广泛，所以有时家里人要看《石人圈》或者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之类胡编乱造的节目，他也听妹妹们安排，照看不误。小林在这些方面就不大随和，她一看到这样的电视片，就扭转头上楼去了。巴金对孩子们择食，也各听自便，从不干涉。小棠和他一样，有个时期看武侠小说入迷；他看电视，有时为了看一场世界足球比赛，深更半夜两点钟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的。巴金第二天早上知道，也把这当作一桩新闻听，哈哈一笑了事。
这当然是小事一桩。至于儿女婚姻大事，巴金也从不过问，听他们自己作主。李小林与祝鸿生在“文革”中结成患难夫妻，历来受到巴金称赞。一九八三年七月，小棠与他的同学、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陈晓明结婚。这也是一对理想的伴侣，他们结婚一年后就有了个女孩，给巴金除了外孙女之外又添了个孙女。像欢喜端端一样，巴金也十分欢喜晅晅，但到了五岁，她就让去美国进修的妈妈带到波士顿去了，一年后她就会讲英语，照了个“西方化”形象的娃娃照寄给老爷爷，爷爷给她去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我的小晅晅：你好！收到你的信，好像见到你本人。我跟你分别一年了。老爷爷那么想念你！这一年来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因为腿痛，行动不便，除了华东医院外，什么地方也去不了。这样一个大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可是老爷爷一点也没看见，一点也不知道，你看老爷爷多可怜。晅晅可以到处跑，老爷爷只好坐在小桌前面。老爷爷真想念晅晅.照片看到，可是不像老爷爷看惯了的小宝贝了。这个美丽的‘西方化’小姑娘，老爷爷还不熟悉，你得让我多见见你，看看你的笑容。你在信上说你会说英文，老爷爷很高兴。可是我下次同你见面时，希望你不忘记说中国话。老爷爷爱你，我的好晅晅，我相信还可以见到你，我给你留着两件礼物：一，来回飞机票一张；二，我的《全集》一部，希望你有机会读它。……”八十六岁白发萧然的老爷爷给六岁天真的小女孩写信，只有童话世界里才有的故事，在巴金的家庭生活中却是非常真实地发生着。这是因为这里有一颗慈蔼诚实的心在跳动着，有一片对人间充满着无限热爱的真挚的感情在荡漾。
他爱上海，知道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但因为腿痛，行动不便，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他是多么痛苦，多么寂寞！小孙女能讲英语，这使老爷爷高兴；但老爷爷还要她不忘记说中国话，要她回来让老爷爷看看，相信他还可以看到她。他是这样坚强，他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
他所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曾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年纪大了，没有别的任何想法，只想切切实实做几件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如果我能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建立起来，
这将是我晚年的最大幸福。“他甚至连做梦都发觉自己站在文学馆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他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像十年动乱中那样把文学资料都当作”四旧“来烧毁了。当时他还写信给《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工作的姜德明，谈起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说：”我认为由作协来办最好，房子向政府要，资料由大家捐献，经费也可以由作家和文学出版社捐赠，过一两年便可以自足自给。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后来这件事得到孔罗荪、曹禺、李健吾等几个老友的支持，并由罗苏访问了茅盾，茅盾极为赞成，愿把自己的全部创作资料包括《子夜》的原稿提供给现代文学馆。叶圣陶、冰心、夏衍等闻讯也热情表示赞同，还为此提供了资料线索。巴金知道了这个情况，更增强了信心，写信给罗荪说：”这样的资料馆什么时候也需要。它只是一个资料中心，对哪一派都无妨碍。而且有了它，对旅游也有好处，还可以吸引外国的研究者。“罗荪、臧克家、曹禹、唐弢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响应这件事的创办。由周扬、夏衍、丁玲、冯至、艾青、刘白羽、沙汀、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等人参加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大家都热烈赞同建立现代文学馆，巴金还表示准备献出稿费十五万元，作为建馆的基金，并愿捐出自己的全部手稿和有关资料。这样，以孔罗荪为主开始了筹备工作。巴金向党中央领导人写了信，要求帮助解决现代文学馆的房子问题，经过种种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作为馆址，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举行了成立典礼，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应邀出席，为文学馆挂上了叶圣陶手写的长匾。当然，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建筑，房屋是砖木结构，在不久前还曾有过一场大火、三座大殿被焚的经历；如果作为永久之计，现代文学馆的珍贵资料仍需要有一座有现代化设备的钢筋水泥大楼来保证它的安全，以防潮湿，以免火烧，以防虫蛀等等。
但是就眼前情况来看，作家们捐赠资料的热情，是十分使人感动的。在巴金以一次十五万元捐款，和分七批捐书七千四百三十四册以后，他的老友冰心就立即响应，说“凡是我所有的书，全部交给文学馆”；周扬家属也按照周扬的志愿，把一万五千多册的藏书捐献；茅盾的儿子韦韬也将茅盾的遗物一批批整理出来，陆续运送到文学馆，在重病中的孔罗荪以一套至今已无第二套的《抗战文艺》杂志，亲手交结文学馆新的负责人。全国各地作家为充实文学馆的库存，纷纷以自己珍藏的作家书简、手稿和出版的著作捐献了出来，各种生动的事迹，环绕着文学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搜求各种珍贵资料的艰辛努力，为新时代谱写了一曲品位极高的精神文明之歌。
巴金捐书，以衰病之年，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他对这些书分门别类，加以整理。除了把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自己著作，以及现代文学类的书刊（包括作家赠书），捐赠现代文学馆之外，他还把大批珍藏多年的外文书送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和现代文学馆一样，收到每批赠书，即十分郑重地以精装烫金封面写出“第×枇巴金先生赠书目录”字样，把赠书目录编印成册，以备查考。这些外文书，英、法、俄、日、德文都有，有许多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珍贵史料，不少书是海内外孤本。另外，巴金还有几千册书赠给上海图书馆，不少是旧版的文学著作，主要是俄文书，其中大部分是革命家传记和他们的著作，还有一部俄文百科全书。巴金的另外两个赠书对象，一个是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给他们的一批书主要是鲁迅著作；另一个对象是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这所学校的前身黎明中学，
三十年代巴金曾去住过，至今还设有巴金文学研究所。巴金在将书捐赠给这些单位时，都花了不少心思。他保藏的有些解放前期刊，因各种原因，有所短缺，如《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学》《中流》《文丛》等等，或则缺了一期，或则少了两本，他为了能完整地捐赠给对方，特地记下期号，要子女去旧书店购求凑齐，有些丛书，也是这样，他总尽可能把它们凑满成套，争取整齐无缺。
巴金这样执著地爱书，爱孩子，爱青年，归根结蒂，是爱祖国，爱人类。虽然他年迈体衰，家里人为了维护他的健康，千方百计做工作，劝导人们不要多去惊动他，以免影响他的休息。但是仍有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给他写信，向他诉述对他的崇敬与感激。有许多是部队的战士，也有许多是学生与工人，更多的是孩子，还有不少是残疾人，他们都是巴金著作的热情读者。巴金当然无法一一作复，曾有个时期，他的侄女李国煣曾根据他的嘱附，为他代笔，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信。但是巴金有时仍不管自己年迈体衰，依然振作精神，亲自作复，甚至到一九九一年五月，他还写过一封回信，给来自他故乡成都东城根街小学的四十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每人写了一封给巴金的信，说：“要像巴金爷爷那样爱祖国，爱家乡。”巴金面对这四十封跳动着孩子的心的信，也以孩子样的真实的心，给他们写了回信，他说：
“不要把我当作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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