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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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传》已经出版，它的续卷也已在《小说界》双月刊连载完毕。终于定稿出书了。
完成了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我心中感到轻松，却又觉得沉重。
回想四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四位编辑同志来我家约我写这本书时，我就有这样类似的心情。因为这是出版社作为重点工程来叫我挑这副担子的，我感到荣幸；却又觉得自己的才力有限，难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而且，在这以前，我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与一个同志合作写《陶行知传》，并已开始采集资料。但是几经考虑，我还是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的任务，那是由于有李济生同志的支持，并告诉我已征得巴金同志的同意，这才使我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季涤尘同志的大度，他们在接到我的道歉信后，不但不责怪我另有所择，相反，出于对整个出版事业的热诚，他们竭力支持我写、希望能早日看到的《巴金传》。他们这种宽容态度和良好作风，在《巴金传》出版的时候，特别使我难以摆脱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说实在，对我个人来说，这两家出版社过去都出版过我的书，两个编辑部都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我都铭感在心，愿为它们尽心尽力，继续做点工作。我放弃《陶行知传》的写作计划，而从事《巴金传》的写作，是由于我个人觉得巴金、陶行知虽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但我对巴金生平的了解，要比对陶行知的了解为多。特别是巴金同志还健在，他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我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可以向他们随时提出咨询。同时，我还认为对当前读者需要来说，也许《巴金传》比《陶行知传》更为迫切。
这样，我就终于行动起来。不但动手翻阅资料，还搬动两条腿，不间断地登门拜访巴老，同时又访问了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当然，首先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由李济生同志陪同到他的故乡成都访问。在与巴金的众多家属包括他的堂弟李西舲、侄子李致等人的聚谈中，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巴金大家庭的百年变迁。济生同志还陪我去四川大学，会见了巴金二三十年代老友卢剑波教授。这位须发全白，已达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他向我提供了二十年代巴金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一起办刊物的情况，加深了我对五四运动前后四川社会的印象与认识。隔了一个时期，济生同志又陪我到北京，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招待所里，与现代文学馆刘麟等同志交流了有关巴金资料研究的成果；并到北京图书馆去参观了在那边展出的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由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它增强了我写《巴金传》的总体观念。
在这以前，我还在北京访问过冰心。冰心前辈谈起抗战时期重庆书市买不到她的书而巴金为此感到焦急的情景：他向她约稿，并为她编作品集，并替她的书写序，给她丰厚的稿酬，却不计较他自己的利益。“他真是个善良到极点的人。”冰心的话很使我感动。当《巴金传》开始在《小说界》连载后，我又在北京乘全国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开会时机，与唐弢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唐弢向我谈了他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与巴金交往的情景，然后又谈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他自己入党后，根据上级有关同志的嘱咐，去巴金家中动员巴金写申请入党报告。当时唐弢用朋友问随便谈话的形式向巴金说：“老巴，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入党要求了！”巴金却笑了起来，很快回
答说：“这多年来，我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看来还要努力。我想我还是留在党外的好。”唐弢的这一段回忆，也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巴金怕受拘束的性格。
在我向巴金的朋友们访问中，钱君匋关于巴金二十年代末期在上海时情景的叙述，黄源、赵家璧关于巴金与鲁迅的关系，以及与靳以一起编办刊物时的回忆，朱雯关于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到苏州去看他时的一段往事谈话，王辛笛关于解放初与巴金一起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大会时情况的陈述，师陀关于他在抗战前刚从北平来沪第一次见到巴金时情景的追叙，柯灵关于在“文革”开始前文艺界情况的介绍，王西彦关于他在“文革”中与巴金同在一个“牛棚”里生活时情景的描绘，黄裳关于巴金在霞飞坊生活时的往事叙述，马云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事务的忆旧，所有这些都为我写的《巴金传》充实了内容。而南京大学教授杨苡、上海科学院细胞生物学专家王蘅文、文艺出版社干部萧荀、卢湾区产科医院高级助产士沈瘐香等对我的谈话，则更多有关巴金夫人萧珊的事迹，当然这也相应丰富了巴金每个时期的生活内容。
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与巴金不相认识，却非常了解当年时代环境的老人，出于对上海文艺出版社事业的关心，和对《巴金传》写作的热情期望，他们或则接受我的采访，无私提供我大量素材；或则主动写信来，向我补充资料，有时还纠正我在《小说界》发表的初稿中的讹误。其中曾在三十年代《时报》担任过本市新闻版编辑的顾芷庵先生，向我详述了当年他的同事吴灵缘经手编发巴金长篇小说《激流》（出书后改称《家》）在《时报》上连载时的经过。另一在卢湾区老年大学工作的秦驾彭老人，还主动写信给我，告诉我当年为巴金介绍《激流》给《时报》刊用的文化人火雪明是川沙人，而不是宁波人。市立第二中学王镫令老师还介绍他的同事林老师与我相识，为的是林老师曾经做过巴金外孙女端端的班主任。他的目的是希望我在《巴金传》中把巴金的家庭生活和端端的学校生活联系起来，使巴金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的看法）在作品中写得更鲜明。至于续卷写作过程中，则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责任编辑王仰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以及巴金先生在四川老家亲属李致同志提供的材料甚多。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对《巴金传》出版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群众也包括巴金的朋友们对这本书的热情关注，都使我日夜处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但是相反，巴老对我的写作，却十分放手，他从不向我表示应该怎样写或者写什么。他像尊重一切作者写书一样，从不对我干预。虽然我每写好一章，总把原稿交给他，希望他看一下；但他有时几乎一字不看就转给李济生同志了。因此，有时文章在《小说界》登出后，他才发现问题。比如我把他的三叔和《家》中的四叔等同起来，以致写成与祖父的姨太太经常勾结在一起制造事端的坏人。这使他感到不安。他对我说：“其实，三叔不过脾气不好，起初与我们兄弟相处得也还是不错的。”在出书前，他请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把全文一字一句的念了一遍给他听，并向我提供了一些补充修正的意见。
巴老对我工作的支持，是我的幸运。我虽然访问了许多人，由此得到不少写作素材，但有些往事究竟相隔久远，有时别人转述，不免以讹传讹，甚至文字记载也不免失实，这就需要我向巴老核对，加以鉴别。比如一九三五年冬天，巴金在北平帮助靳以结束《文学季刊》后，在该刊写的停刊词《告别的话》，和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为《文季月刊》写的创刊词，赵家璧同志在
一九八八年《新文学史料》上写的回忆靳以的文章中，都把它们当作靳以写的，家璧同志还把他的文章清样寄我供我参考，我读了后找《告别的话》和《文季月刊》创刊词来看，发觉不大像靳以所写，倒很像巴金的文字。经我向巴老提出询问，果然，他说都是他所写，并且说，这两个刊物凡是不署名的文章，都是他执笔的。后来我又向家璧同志核对，他说确是他记错了。
由此，我知道：即使当年的同时代人，年代过久，有时也不免记忆出错。这还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是有关钱君匋同志的回忆。我几次带着录音带去他家里，听他的长时间谈话。因为就目前讲来，在上海能谈巴金在二十年代住在宝山路宝光里生活时情景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年逾八十，仍精力充沛能作长谈的钱先生，他的热情叙述增长了我不少见识，同时也使我非常感动，但究竟年代过久，有些事情不免有所出入，如有关他当年给朋友帮助的事，后来据我了解，此事与巴金并无关系。
看来，写人物传记，有利的条件，莫过于传主的健在。我写《巴金传》，最大的幸运是随时可以请教巴金，并有他的家属李济生、李小林等人的帮助。上海文艺出版社找准题目，找定作者，而又能很好地创造条件，帮作者把工作做好，这是它的大本领。所以我说，我的幸福是巴金给的，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给的。《巴金传》出版后，得到各报刊和电台、电视台的推荐，并被上海列入1991年度红旗读书运动推荐节目，这是出于人民群众对巴老的爱戴，也是由于出版社（包括《小说界》编辑部）有关领导和责任编辑认真工作的结果。他们在约稿中，总编亲率精旅，浩荡前来，势在必得，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工作精神，永远是我的楷模。
另外，我也深知没有前人的耕耘，就没有成熟的泥土足以培植新的果树成长。任何事业的建树，都依赖承前启后，众志成城；而不可能白手起家，无祖无宗的。对巴金的学术研究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谢一切先我研究巴金的学者，如陈丹晨、李存光、谭兴国、唐金海、张晓云、陈思和、李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营养，他们永远值得我尊敬。但也无可否认，我的书究竟是巴金的第一本文学传记，它既需要评介他的作品，更需要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他的生活。作家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他的作品固然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体，但作品决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在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作家的生活之船既有顺水而下的时候，也有逆水行舟的日子，甚至更有翻船覆船的时刻！在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里，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有时可以代表他的思想，有时却也难以抒发他的感情，有时甚至还被迫长期搁笔。作家的一生很多时候是离开他的笔而存在的。有时即使他有笔如椽，挥舞自如，生活也总是他的作品的主宰。所以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传记总要把他的作品放在他的生活之下，而不会把它游离在生活之外。生活总是作家传记的中心。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巴老，巴老说，“作家传记应该是以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为人，来对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看两者是否符合。”这样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我正是想按照这样一个准则，来反映巴金的一生。当然，反映得是否正确，那要看我的水平了。而此刻我所以在轻松中感到不安，感到沉重，正是因为我在这一点上唯恐做得不够。
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来看，我是它的一个忠实读者，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作者。但从我个人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我的关系却很深，影响也很大。我永远记得一九五六年八月，它曾为我出版过一本特写集《芝巷村的人们》，这本小书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本作品集，它给了我重新从事文学写作的勇气；
我也永远记得一九八五年六月，它为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鲜花与美酒》，使我在文学创作的前进道路上，又有一次检视自己习作的机会。而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的《巴金传》写作，没有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特别是责任编辑李济生、左泥两位）的热情鼓励与积极帮助，这部五十万字的传记是不可能在四年中完成的。
十年前，巴金前辈在《随想录八十八》中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三十周年纪念写了文章，他说：“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面对又把十年的时间花费在默默无闻、辛勤的编辑工作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们，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话好说呢？我除了再一次表示极大的敬意之外，只有像巴金前辈那样，到了耄耄之年，仍以不歇的劳动来酬答我们那么好的一批热情无比的读者，那么好的一批勇于牺牲自己、乐于帮助别人的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们。至于在我的家庭中，我妻刘秀梅和我的四个子女为这本书所付出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那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3年5月26日在荧荧楼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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