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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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金同志写传，是我的愿望。我愿尽我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但不论从思想，还是从写作才能来看，我都难以挑起这副担子。使我敢于一试的，是由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有李济生同志的助一臂之力。他在我写作过程中，提过很多很多的意见，订正了原稿上的一些事实出入，还陪同我去他的故乡四川成都访问，使我有机会得与了解巴金同志生平的人进行详谈。比如巴金同志的堂弟李西舲老人，老友卢剑波教授等。他们都八十多岁了，由于他们的热情谈话，使我有可能收集到书本以外的材料。所以应该说，李济生同志既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顾问，按理说应该与作者共同署名的。
至于巴金同志，在我写作过程中，曾接受过我多次的访问。他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已进入高龄，健康情况也不太好，我非常感谢他给我每次提问的一一答复。而当这部传记的上卷在1988年《小说界》双月刊连载完毕后，1989年5月他在医院卧病期间，又由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把全文读给他听，并对事实细节提出了十几处补正，使我有足够依据对这本传记进行了修改，做到比原来的更为翔实。巴金对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关心和教导，以及小林同志对我的有力帮助，都使我难以忘怀。
此外，解放前曾与巴金同志夫妇先后有过交往的卢剑波、钱君匋、朱雯、冰心、赵家璧、师陀、王辛笛、柯灵、唐、王西彦、黄裳、杨苡、王蘅文、肖荀、马云等同志，以及一些虽不认识巴金，但对当年时代背景十分了解的老人，如曾在三十年代初期《时报》担任本市新闻版编辑的顾芷庵等新闻界前辈，都曾为《巴金传》的写作，接受过我的访问，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巴金作品的研究者李存光、陈丹晨、陈思和、李辉、贾植芳、唐金海、张晓云等同志所编写的书，也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启发。至于传记在《小说界》连载时，责任编辑左泥同志以及江曾培、孙颙、郏宗培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那就更不必说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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