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奇特的“即事”诗

    

    在西方,读者只能看《红楼》的外文译本。他们的反应,对书中的那么多的诗,难以理解,感到厌烦。例如在英国的一部“百科”将的第15版中介绍《红楼梦》,就明言那些没完没了的“诗论”,令人生厌!在中国自身,也有人批评雪芹小说中的诗都是“劣诗”,还引起了争议反驳。这种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应当如何看待?
    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了解中华文化的大课题。第一,他们不知诗在中国的地位与“性质”,作用与力量。诗是中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方式,比“尺牍”、“电传”重要得多。第二,他们不知道那也不光是文人墨客的事,民间妇女,祖传的故事,很多是运用“云诗”(“吟”诗的讹音)、对诗、赛诗、用诗排难解纷,用诗缔结良缘……,小孩子听了兴味盎然,没有什么“惹厌”发生的可能。第三,他们更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家庭中,常常出现一门才女,姊妹姑嫂、长辈少妾,同吟共咏的“诗迷”门风,这并非罕见之事〔1〕。第四,最最要紧的一点,是他们不能也无法懂得汉文字文学中诗词一门作品的极大的特点——全由那个独特的语文的语法、形相、音律等等而决定的、产生的特殊的艺术美和深入人心的巨大魅力——这些,一经译成根本悬殊的外文之后,原美尽失,只剩一下一些“可笑”的“字典式”的“字义”,那给人的“感觉”就“不堪设想”了!
    但是,我们此际来谈这些,还不是为了就诗论诗。而还要讲解雪芹怎样运用诗(包括它的各种变相,如对联、酒令、谜语等等形态)来为他的小说艺术增添异彩。
    如今我不拟逐一详列,免得太繁,只单举一例。
    那是宝玉搬入大观园之后,快活满足,尽情享受之时,曾作过四首即事诗,体乃七言律,时分四季。其词云:
    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蟆更听未真。
    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盈盈烛泪因谁泣?默默花愁为我填。
    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此《春夜即事》诗也。这诗“劣”吗?尤其是颈腹二联。十三岁的荣府哥儿作的呀!自然难说就能与李商隐比美,可也总算“难为了他”吧?再看——
    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
    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
    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
    水亭处处齐纨动,簾卷朱楼罢晚妆。
    此《夏夜即事》诗也。别的且慢表,只看那中间两联将麝月、檀云、琥珀、玻璃四个丫餐的名字巧妙运入句内,何等自然贴切。一结二句,风致特胜。
    绛芸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浸茜纱。
    苔锁石纹容睡鹤,井飘桐露湿栖鸦。
    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此《秋夜即事》诗也。若说这也是“劣”诗,只怕稍欠公平。虽不敢说是清新俊逸,也自潇洒风流。
    梅魂竹梦已三更,锦蘮鹴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
    女奴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此《冬夜即事》诗也。写的诗境还是那么好,四首之末,亦绝不见笔弱才尽之态,神完气足。以我个人拙见而论,“舒金凤”颐展绣衾之佳句,但“落翠花”者何也?便似稍晦,或有深意,我尚未明。但第五句暗用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写那种高雅孤秀的东方文化女流的神采风度,来喻写《红楼》中人物,却是极为精采而又含蕴。
    这些闲言表过,言归正传——就要问了:他写这四首诗,安排在这个地方,用意何在呢?
    我请你注意思索几点:
    第一,为什么不作四时白日即事诗,而单作“夜”诗?
    第二,为什么在四首诗中,“霞峭云幄”、“抱衾金凤”、“锦蘮鹴衾”就三次特写夜里的豪华精美的“铺盖”(被褥)?
    第三,为什么四首诗中,“鹦鹉唤茶”、“荷杯倾露”、“不眠酒渴’、“拨烟烹茶”、“侍儿试茗”、“扫雪烹茶”这么多的“饮事”?
    我这三大问题,请你先答。答出来,太好了。答不出,只得听拙论一讲。其说如下:
    原来,这并不是什么“即事”,而是我开头提出的“伏脉千里”范围中的又一奇绝的手法!
    宝玉此时作的“享乐”之诗,实际上是在遥遥地射伏着他自己日后的“受苦”之境。这大约也可以算在戚蓼生所说的“写此而注彼,目送而手挥”的令人惊异不置的新奇笔法之内。在雪芹原著中,当读者阅书至后半时,看到的并不是今甘流行的程、高篡改本那样子,而是贾府彻底败毁了,大观园成了荒墟废土,宝玉落难了,无衣无食,也无住处。他与“更夫”为伍——或是本人充当了此役,或是无以为生,最后替更夫打更,然后谋求一个借寓栖身之地。
    更夫有什么稀奇吗?没有稀奇,但“不寻常”,他们是昔时最穷最苦的人,五冬六夏,职业是为人巡夜打更。“更”是夜伺报时的古法,将一夜分为五个更次,宫中特殊,要打六更,专名叫做“虾蟆更”(也换言“蛙更”)。一般人们安眠热寝中,总是在那最寂静的夜空里传来清脆达远的柝声,柝是木头做的,中空,道理与木鱼相似,俗称“梆子”。柝声总是由远渐近,近在耳边了,然后又由近而远,渐渐地听不到了——但他又会有规律地循环转回来。那时候,人们大致是初更开始夜息,室内活动,三更为夜深,一般都入睡了。五吏开始渐渐破晓,早作之人即起床了。而更夫则要轮班巡夜,他们穿着最破烂的衣裳(夜里没人去“看”那“服装”),腰里挂着响铃、一动就响,手里不停地击柝,也有专打着灯笼的,叫做“帮更的”。尤其在隆冬寒夜,苦不堪言。但最苦的还是他们的住处:更房,冬季无火,无有足够御寒铺盖,只有稻草、鸡毛等物,厚积于地},打更回屋,卧于其中取“暖”……。
    日后的宝玉,深谙了这种“生活”滋味。怡红院中,绛芸轩里,茜纱窗下,百种温馨(不但“即事”诗,前章引录的那回晴雯、麝月冬闺夜起的氛围,令人如身在境中矣),最精美的衾裯毯蘮,最可口的荷露雪茶,侍儿的服奉笑语,沉烟檀雾的馥氛,翠钿宫镜的光影……,一切一切,日后俱化云烟,如同远梦,——更房的苦况,与之构成了人间世的最强烈对比的两种“境界”!
    当读者看书看到宝玉受苦时,再回顾这四首“即事”诗,方才如雷轰电掣、冰雪泼头一般地恍然大悟!一面为宝玉的身世处境感泣,一面为雪芹的艺术笔法惊叹!
    宝玉“帮更”时,渴极了,连一滴水也没得可饮。这就又是“即事”诗里再三再四特写茶汤酒露的奥秘之所在。
    宝玉真的落到那种地步了吗?谁说的?有何为证?莫随意附会,信口编造。
    不是附会,也无编造,有书证,有人证。——本书为讲艺术,原不涉考证,今为取信于读者,略列一二。
    书证的发现与存在,最早见于甫塘逸士的《续阅微草堂笔记》。其文云:
    《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吾辈尤喜阅之。然自百回以后,脱枝失节,终非一人手笔。戴君诚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不与今同:荣宁籍没后,均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时未曾谈及。侯再踏软红,定当假而阅之,以扩所未见也。
    此书证也。人证则是杭州大学姜亮夫教授《我读红楼梦》所传:其少时在北京孔德中学图书馆见一钞本(我后托友人询知尚能忆为十六册),所叙宝、湘重会时,是为更夫之宝玉将巡更所执灯笼置桥栏上小憩,而湘云在舟中,见其灯,识为荣府旧物,遂问之,聆声识为宝玉。
    这样,我就要提醒读者:你可还记得我在前章讲到香菱咏月诗(第三稿)的颈联吗——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那儿出现了更柝之隐隐远影与微音(其实“隔巷蟆更”那句,早已透露了)。
    《冬夜即事》诗中还有重要的一句:
    女奴翠袖诗怀冷。
    怪哉!怡红院中从未闻晴、麝、纹、痕等丫鬟中有一个女诗人此何谓也?原来又有奇妙——也是清代人陈其泰,在他的“桐花凤馆”《红楼》批点本中,有一段记载他祖父陈石麟在乾隆时于吴菘圃(璥)相国(大学士的别称)家见一钞本〔2〕,宝、湘重会后,于贫苦中值除夕守岁,二人遂感今追昔,对饮联句,用的韵就是第七十六回凹晶馆中秋黛、湘联句的原韵!他祖父极赏其中几联警句,常常自己背诵击节〔3〕。
    这才明白,那“女奴”正遥注日后的湘云而隐伏了暗笔,因为湘云大约是由于其家也同时获罪,籍没作了奴婢(一条资料说是“佣妇”,亦即此义也),与沦为乞丐当是先后阶段的不同。
    这就是《红楼》艺术中运用诗的形式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那些批评《红楼》诗“劣”与可“厌”的人们,当然没有想到雪芹设置在书中的诗,既“是”诗,又“不止是”诗。孤立、片面地“赏”他的这种奇诗,所见自然是毫厘千里了。
    〔1〕可参看拙著《曹雪芹小传》所举略例。
    〔2〕按陈石麟,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即甲戌本《石头记》书之年,与雪芹为同时人。吴璥官至协办大学士,故称“相国”。此据徐恭时先生赐示,他推考吴得此珍本,当在乾隆四十八年左右。即在程、高伪全本印行之前十多年。
    〔3〕请参看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卷末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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