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第八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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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1935年到1936年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938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了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彩,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1980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
    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1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是不朽的!1990年2月2日雪夜
    (本篇刊载于《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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