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国文学-第八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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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60年的翻译工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11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
    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沙与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本诗集中的第51首,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先知》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译选集》第三册来看,一本677页的译诗中,只有两首是西方人写的,一首是美国杜波依斯的《加纳在召唤》,杜波依斯是美国的黑人,也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
    他在1959年和1962年曾两度来到中国,他说:“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员,也到过中国。我译了他写的一篇小说《巡逻》,讲的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略阿尔巴尼亚时的故事。
    总起来说吧,无论是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根据1963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崔荣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也正是为此,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1990年2月3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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