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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
S 是在澳洲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驻澳的外交官——十七岁那年才回到 祖国来。她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同学,在她考上大学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带她 来看我,托我照应。她考的很好,只国文一科是援海外学生之例,要入学以 后另行补习的。
    那时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们家里吃茶点。我 陪着她的祖父谈天,她也一点不拘束的,和我们随便谈笑。我觉得她除了黑 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像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用极其流利的英 语,和我谈到国文,她说:“我曾经读过国文,但是一位广东教师教的,口 音不正确……”说到这里,她极其淘气的挤着眼睛笑了,“比如说,他说: ‘系的,系的,萨天常常萨雨。’你猜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是的,是的, 夏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说着大笑起来,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说:“大学里的国文又不比国语,学国语容易,只要你不怕说话就行。 至于国文,要能直接听讲,最好你的国文教授,能用英 语替你解说国文,你在班里再一用心,就行了。”她的祖父就说:“在国文 系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语解说国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组里吧,一切拜托了!” 我只得答应了。
    上了一星期的课,她来看我,说别的功课都非常容易,同学们也都和她 好,只是国文仍是听不懂。我说:“当然我不能为你的缘故,特别的慢说慢 讲,但你下课以后,不妨到我的办公室里,我再替你细讲一遍。”她也答应 了。从此她每星期来四次,要我替她讲解。真没看见过这样聪明的孩子,进 步像风一样的快。一个月以后,她每星期只消来两次,而且每次都是用纯粹 的流利的官话,和我交谈。等到第二学期,她竟能以中文写文章,她在我班 里写的“自传”长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她 已成了全校师生嘴里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学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没有我的功课,但因为世交的关系,她还常常 来看我。现在她已完全换了中服,一句英语不说,但还是同欧美的小女孩儿 一样的活泼淘气。她常常对我学她们化学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东话, 常常使全客厅的人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时忽然说:“×叔叔,我祖父 说你在美国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则为什么在北平总不看见你同女友出去?” 或说:“众位教授听着!我的×叔叔昨天黄昏在校园里,同某女教授散步, 你们猜那位女教授是谁?”她的笑话,起初还有人肯信,后来大家都知道她 的淘气,也就不理她。同时,她的朋友越来越多,课余忙于开会,赛球,骑 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也没有工夫来吃茶点了。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 出浑身解数的在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 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巾包 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球;一 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 布长裤;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 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 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 着高跟鞋,戴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馆界的人们,吃饭, 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了业。她 的祖父非常高兴,并邀了我的父亲来赴毕业会,会后就在我们楼里午餐。她 们祖孙走后,我的父亲笑着说:“你看 S 像不像一只小猫,没有一刻消停安 静!她也像猫一样的机警聪明,虽然跳荡,却一点不讨厌。我想她将来一定 会嫁给外交人员,你知道她在校里有爱人吧?”我说:“她的男朋友很多, 却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特别好的,您说的对,她不会在同学中选对象,她一定 会嫁给外交人员。但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书虫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 P 先生宣布订婚,P 就是她的同班, 学地质土壤的。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问起 P 的业师们,他们都称他是个 绝好的学生,很用功,性情也沉静,除读书外很少活动。但如何会同 S 恋爱 订婚,大家都没看出,也绝对想不到。
    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住在 S 祖父的隔壁,我的父亲有时带我们几个 弟兄,去拜访他们。他们家里简直是“全盘西化”,家人仆妇都会听英语, 饮食服用,更不必说。S 是地道的欧美主妇,忙里偷闲,花枝招展。我的父 亲常常笑对 S 说:“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国公使馆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国公使馆”的 P 先生,却如同古寺里的老僧似的,外 面狂舞酣歌,他却是不闻不问,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 书室里,到了吃饭时候才出来,同客人略一招呼,就低头举箸。倒是 S 常来 招他说话,欢笑承迎。饭后我常常同他进入书室,在那里,他的话就比较的 多。虽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惮烦的告诉许多关于地质土壤的最近发现,给我 看了许多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 谈话。他对 P 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对我说:“P 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 最坚固的磐石。S 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 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 P 家走走。那时 S 已 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 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 所以当 S 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 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P 也只笑了笑,说:“×先生, 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看。”
    从此又是三年——
    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那时已近黄昏, 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山后 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 牵着马走了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 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 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 S 是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 不嫌我手湿,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P 在 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P 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 欢呼了起来。四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 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去,替我喂马。
    S 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 在绳子上。S 一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 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 问起我的父亲。S 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菜油灯周围 坐了下来。S 补着袜子,P 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S 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 ×叔叔!这座茅屋,就是 P 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 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 是 P 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 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过家家’似 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 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 P 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 露营的生活,笑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 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 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 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 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 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 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 P 的书室里,这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 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 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洲中 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想法!
    阳光射在我的脸上,一阵煎茶香味,侵入鼻管。我一睁眼,窗外是典型 的云南的海蓝的天,门外悄无声息。我轻轻的穿起衣服,走了出来,看见 S 蹑手蹑脚的在摆着早饭,抬头看见我,便笑说:“睡得好吧?你骑了一天马, 一定累了,我们没有叫你。P 上班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等着你一块 儿吃粥。”说着忙忙的又到厨房里去了。
    我在外间屋里,一面漱洗,一面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四周审视。“公 使馆”的物质方面,都已降低,而“公使馆”的整洁美观的精神,尽还存在, 还添上一些野趣。饭桌上蒙着一块白底红花土布,一只大肚的陶罐里,乱插 着红白的野花。桌上是一盘黄果,——四川人叫做广柑——对面摆着两只白 盘子,旁边是两把红柄的刀子,两双红筷子,两个红的电木的洗手碗,两块 白底红花的饭巾……正看着,S 端了一盘鸡蛋炸馒头片进来,让我坐下,她 自己坐在对面。我们一面剥黄果,一面谈话。
    白天看 S,觉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许多,但精神仍旧是很好,身上穿着蓝 底印白花的土布衫子,短袜子,布鞋;脸上薄施脂粉,指甲也染得很红。我 笑说:“你的化妆品都带来了吧?”她也笑说:“都带来了,可是我现在用 的是鹅蛋粉,和胭脂棉。凤仙花瓣和白矾捣了也可以染指甲。”
    我们吃着 S 自制的咸鸭蛋和泡菜,吃过稀饭,又喝了煎茶。坐了一会,S 就邀我去参观她的环境。出到门外,菜园里红的是辣椒, 西红柿,绿的是豆子,黄的是黄爪,紫的是茄子,周围是一片一片的花畦, 阳光下光艳夺目,蜂喧蝶闹。菜园的后面,简直像个动物园!十几只意大利 的大白鸡,在沙地上吃食,三只黑羊,两只狼犬——我的那匹马也拴在旁边 ——还有小孩子养的松鼠和白兔。一只极胖的蓝睛的暹罗猫,在篱隙出入跳 跃。
    转到山后,便看见许多人家,S 说这便是市中心,有菜场,有邮政代办 所,有中心小学校。P 的“地质调查所”是全市最漂亮高大的房子,砖墙瓦 顶,警察岗亭就设在门边。我们穿过这条“大街”的时候,男女老幼,村的 俏的,都向 S 招呼,说长道短。有个妇人还把一个病孩子,从门洞里抱出来 给 S 看。当我们离开这人家的时候,我笑说:“S,如今你不是公使夫人,而 是牧师太太了!”她笑了一笑。
    大街尽头,便是五六幢和 S 的相似的房子,那是地质调查所同人的住宅。 S 也带我进去访问。那些太太们大都是外省人,看见我去都很亲热,让坐让 茶。她们的房间和 S 的一样,而陈设就很乱很俗,自己是乱头粗服,孩子们 也啼哭喧闹。这些太太们不住的向我道歉,说是房间又小,佣人又笨,什么 都不趁手,哪能像北平,上海那样的可以待客呢?我无聊的坐了一会,也就 告辞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S 请我先走,说她还要到小学里去教一堂课。我也便不回 来,却走到“地质调查所”去找 P,参观了他们的工作。等到 P 下班,我们 一同走出来,三个孩子十分高兴的在门口等着,说是“妈妈炖了鸡,烤了肉, 蒸了蛋羹,请客人回去吃大馒头去!”
    午后我睡了一大觉,醒起便要走路,S 和 P 一定不肯,说今晚要约几个 朋友来和我谈谈。S 笑说还有几位漂亮的太太。我说:“假如你们可怜我, 就免了这一套吧,我实在怕见生人;还有,你也扮演不出‘公使馆’那一出!” P 说:“也好,你再住一天,我们不请客人好了。”S 想了一会,笑了,说:“晚饭以前,我还有事,你们带这几个孩子到对山去 玩去,六时左右,带些红杜鹃花回来。”我们答应了,孩子们欢呼着都跑在 前面去了。
    我和 P 对躺在山头草地上,晒着太阳。我说:“你们这一对儿真好,你 从前是那样稳静,现在也是那样稳静。S 从前是那样活泼,现在也是那样活 泼,不过比从前更老练能干了,真是难得。”P 沉默了一会,说:“×先生, 你只知道 S 活泼的一方面,还没有看她严肃的一方面。她处处求全,事事好 胜,这一二年来,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她一个人做着六七个人的事,却从 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你知道她喜欢引用中文成语——英文究竟是她的方 言,她睡梦中常说英语——有时文不对题的使人发笑。有一天,我下班回来, 发现她躺在床上,看见我就要起来。我按住她,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有什么。 只觉得有一点头晕。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忽然说:‘P,我这个人真是“心 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心里忽然一阵难过,勉强笑说:‘别胡说了,你 知道“薄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她却流下泪来,转身向里躺着去了。 ×先生,你觉得……”
    P 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觉愣住,便说:“我自然看出 S 严肃的一方面, 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认得你,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到内地来,她的身体 是不如从前了,你要时时防护着她!至于她所说的那两句话你倒不必存在心 里,她对于汉文是半懂不懂的。”P 不言语,眼圈却红了。
    这时候孩子们已抱着满怀的红杜鹃花,跑了上来,说:“我们该回去了,
    晚饭以前,我们还要换衣服呢。”
    一进家门,那“帮工”的李嫂,穿着一身黑绸的衣裤,系着雪白的围裙,迎了出来,嘴里笑着说:“客人们请客厅坐。”我们进到中间屋里,看着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点着辉煌的四支红烛,中间一大盘的红杜鹃花,桌上一色的银盘银箸,雪白的饭巾。我们正在诧愕,李嫂笑着打起卧房的布帘子,说:“太太!客人来了。”S从屋里笑盈盈的走了出来,身上穿着红丝绒的长衣,大红宝石的耳坠子,脚上是丝袜,金色高跟鞋,画着长长的眉,涂上红红的嘴唇,眼圈边也抹上淡淡的黄粉,更显得那一双水汪汪的俊眼——这一双俊眼里充满着得意的淘气的笑——她伸出手来,和我把握,笑说:“×先生晚安!到敝地多久了?对于敝处一切还看得惯吧?”
    我们都大笑了起来,孩子们却跑过去抱着S的腿,欢呼着说:“妈妈,真好看!”回头又拍手笑说:“看!李嫂也打扮起来了!”李嫂忍着笑,走到厨房里去了。
    我们连忙洗手就座。因为没有别的客人,孩子们便也上席,大家都兴高采烈。饭后,孩子们吃过果点,陆续的都去睡了。S又煮起咖啡,我们就在廊上看月闲谈。看着S的高跟鞋在月下闪闪发光,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机会跳舞玩牌了吧?”S笑说:“才怪!P的跳舞和玩牌都是到了这里以后才学会的。晚饭后没事,我就教给P打‘蜜月’纸牌,也拉他跳舞。他一天工作怪累的,应当换一换脑筋。”P笑说:“我倒不在乎这些个,我在北平的时候,就不换脑筋。我宁可你在一天忙累之后,早点休息睡觉,我自己再看一点轻松的书。”我说:“S,你会开汽车吧?”S说:“会的,但到这里以后,没有机会开了。”我笑说:“你既会开车,就知道无论多好多结实的车子,也不能一天开到二十四小时,尤其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物力还应当爱惜,何况人力?你如今不是过着‘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了,一切以保存元气为主,不能一天到晚的把自己当做一架机器,不停的开着……”S连忙说:“正是这话!人家以为我只会过‘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
    我拦住她,“你又来,总是好胜要强的脾气!你如果把我当做叔叔,就应当听我的话。”S笑了一笑,抬头向月,再不言语。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离开这小小的镇市。P和S,和三个小孩子都送我到大路上,我回望这一群可爱的影子,心中忽然感激,难过。
    回到我住处的第三天,忽然决定到重庆来。在上飞机之前,匆匆的给他们写一封短信,谢谢他们的招待,报告了我的行踪。并说等我到了重庆以后,安定下来,再给他们写信——谁知我一到陪都,就患了一个月的重伤风,此后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直到两月以后,才给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许久没有得到回音。又在两月以后,我在一个大学里,单身教授的宿舍窗前,拆开了P的一封信:
    ×先生:
    我何等的不幸,S 已于昨天早晨弃我而逝!原因是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S 发现了,立刻借了一部车子,自己开着,送她到省城。等到我下班,看见了她的字条,立刻也骑马赶了去……那位太太已入了医院,患处已经溃烂,幸而开刀经过良好,只是失血太多,需要输血。
    那时买血很贵,那位太太因经济关系,坚持不肯。S 又发现她们的血是同一类型,她就输给那太太二百 CC 的血。……我要她同我回来,她说那太太需要人照料,而又请不起特别护士,她必须留在那 里,等到她的先生来了再走。我拗她不过,所中公务又忙,只得自己先走……三星期之后,S 回来了,瘦得不成样子!原来在三星期之内,她输给那太太四百 CC 的血。
    从此便躺了下去,有时还挣扎着起来,以后就走不动了。医生发现她是得了黍形结核症,那是周身血管,都有了结核细菌,是结核症中最猛烈最无可救药的一种!病原是失血太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这三个月中,急坏了 S,苦坏了孩子,累坏了我,然而这一切苦痛,都不曾挽回我们悲惨的命运!……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享年三十二岁……
    如同雷轰电掣一般,我呆住了,眼前涌现了 S 的冷静而含着悲哀的,抬 头望月的脸!想到她那美丽整洁的家,她的安详静默的丈夫,她的聪明活泼 的孩子……
    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 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 了下来,在号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 流满了我的脸上了!
    (原载散文集《关于女人》,    1943 年 9 月,重庆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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