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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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
而增加的。
——冰心：《我到了北京》
上面说过，1913年，谢葆璋接到了当时的海军部长黄钟瑛令他北上北京，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的电报之后，他就立刻启程，北上赴任了。
几个月以后，在这一年的初秋，他的妻子杨福慈也收拾停当，带着他们的女儿冰心和三个儿子，由孩子们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陪伴、护送着，启程北上了。
这次举家北上北京，与十年前北上烟台一样，仍然是取道水路。所不同的只是，上次杨福慈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而现在，又多了三个儿子。
这一支由两个大人和四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大军，告别了山青水秀的故乡福州，开始了行程几千里的自南至北的漫长旅程。
他们先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在东海上航行了几天，之后，就进入了黄浦江口，到沪作短暂的停留和休整，然后，又登上了去塘沽的轮船，在渤海里航行了几天，最后，终于驶进了塘沽口的十八湾。
在烟台看惯了青蓝色的美丽的大海，又在故乡福州饱览了亚热带特有的郁郁葱葱和姹紫嫣红之后的小冰心，乍一看见十八湾的浑黄的河水和极浅的河滩，内心里立刻涌起了一股抑郁和烦躁的情绪，——她觉得这里的颜色，实在是太黄了，太单调了！
抵达塘沽之后，他们又坐上了火车，先天津，后北京。虽然陆路代替了水路，而令人抑郁、烦躁的黄色，依然不改。小冰心想起了初秋的南国——那里，是一片充满了生机的绿色。深绿，浅绿，翠绿，墨绿，相间交错，彼此映衬。而这里，初秋的北方，却只能够在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色的基调上，偶尔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色，点缀其间。车窗外面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总是黄多青少，虽然方圆十分辽阔，却显得缺乏生气。这些一望无际的缺少生气的农田，给热爱大自然、初次来京的小冰心，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当火车徐徐地驶进北京东车站的时候，谢葆璋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着自己的妻儿和妻兄。他把他们接出了站台，然后又把他们安置在站外等候的马车上。小冰心就这样，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北京，这座历史上的名城，它曾经是几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当时，又是袁世凯政府的所在地。对于一个初次见到它的仪容的人说来，它应该具有怎样的雄姿和怎样的魅力，才能算得名副其实呢？
冰心是在大海旁边长大的孩子，又刚刚告别了有着亚热带风光的美丽的故乡，她曾经饱览过大自然变幻无穷的神奇形象，以及绚丽美妙的色彩，这个从小就爱独自幻想的小姑娘，会对将要成为她的第二故乡的北京城，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关于北京，小冰心早就听到过不少不很诱人的说法。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舅舅们——老同盟会员杨子敬先生，还有正在大学读书的年纪较轻的舅舅，就在家庭里的闲谈中，多次地讲起过北京和那里的皇宫。他们讲过清政府的昏庸和腐败，讲过北京市容是如何的破旧和颓败，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贫穷和困苦。所以，当小冰心知道父亲已经为他们全家在北京租好了房子，母亲和舅舅就要带领自己和弟弟们到北京去，她却对这个将去的地方没有什么迫切的向往。
这时候，小冰心已经跟随着父亲、母亲、舅舅和弟弟们，离开了北京东车站。首先映入小冰心眼帘的，竟是一座灰色的又高又厚的城墙。小冰心坐在马车里，好奇地观赏着窗外的街景——果然象她舅舅们所说的那样，这个赫赫有名的京城的市容，原来竟是如此的破旧与颓败。除去又高又厚的灰色城墙之外，就是黄色的土路，这些土路是用黄土铺成的，只要风一吹，就尘沙飞扬。
再看看街上的行人，他们大都穿着色彩单调的衣服，个个都象满腹心事的样子，走起路来没有神采。有的迂缓，有的匆忙。在这些行人中间，还间或看到人力车夫，他们汗流满面，穿着破烂的衣裳，拉着坐客，或是疾走，或是奔跑。也有一些衣不蔽体的贫民，蜷缩在门洞里。这些人的形象，小冰心看了，都觉得心酸。
这一切，仿佛是向初来北京的小冰心，印证舅舅们早年对她的讲述，使这个喜爱大海和南国风光的女孩儿，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心绪。
十年后，当冰心长成为一个大姑娘，告别了祖国和亲人，到美国去留学之后，她在地球的那一面，想念北京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北京给予她的这个最初的印象。她不由自主地写到了北京的灰色的城墙，和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以及奔走着的流汗的人力车夫。可见她在少女时代第一次见到北京时，北京留给她的印象有多深！
那一次，坐在马车里，只是因为见到了分别半年之久的亲爱的父亲，才使她的茫然漠然的心绪，又渐渐地和缓了过来。
就在小冰心思前想后的时候，马车已经走进了东城一条宽敞的大胡同里。这条大胡同，后来因为演出过形形色色的历史故事而闻名中外，这就是有名的铁狮子胡同。
在这条大胡同的中间偏东一点儿，向北边斜插过去，还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叫做中剪子巷。马车逐渐地减慢了速度，弯进了这条小巷子的南口，停在了十四号的门前。——这个十四号门里，就是谢葆璋在北京安置的新家（为了找到中剪子巷十四号这个院落，笔者曾经三次去中剪子巷胡同寻找，又请教过几位对冰心老人十分熟悉的作家朋友，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时事变迁，门牌号码几经变更，实在难以确定哪个大门就是本世纪初的十四号。为此，笔者又专门请教了传主谢冰心先生，冰心在她1985年8月8日给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中剪子巷十四号旧居，是进铁狮子胡同，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根据冰心本人的指点，笔者又去中剪子巷寻访，在靠近中剪子巷胡同南口路西不远的地方，确实已经挤满了房子，因此确实已经无法辨认昔日的十四号，而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方位了）①。
当时的十四号院有一个不大的院门②，左边门框上挂着一块写有“齐宅”两字的黑底金字牌子，这是一所典型的中等人家的宅第。齐家是这所宅子的房东，他们是旗人。户主齐老太太年轻时当过和敬公主府的奶妈子，公主府的后门就在十四号门的旁边，而大门则开在铁狮子胡同。谢葆璋家居住的房子，是向齐家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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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笔者《为冰心写传》一文，载1986年1月28日《文汇报》。
②这是根据谢冰心先生本人的记忆描写的，见冰心《我到了北京》。
齐、谢两家在这所宅子里合住，但从房子的布局来看，他们又自成格局，互不干扰。进院门后往右边走，一座两扇门内，那是齐家的住处。而进院门后往左边走，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外院，再走进一座朝南的四扇门，则是一个不大的三合院。这个三合院，就是谢葆璋家的住所。
三合院里，有三间正房。正房前面有廊子，里面东西两边还各有一个套间，每个套间里都盘着砖炕。这五间北房，就是谢葆璋夫妇和四个孩子的卧室。
五间北房里，除去东西两个套间之外，三间正房，是两明一暗的，它们修得很讲究：有玻璃的后窗，还有雕花的槅扇，槅扇上的每一个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画，是水墨的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是我国古典诗人的名句。这样讲究的装饰品，小冰心在烟台或在福州的家里，从未看见过，因此很喜欢，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进入老年之后，她还能够背诵其中的一首七律：
飘然高唱入层云
风急天高忽断闻
难解乱丝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当路口三叉误
人便江头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计
柱亲书剑负耕耘
除去正房之外，还有三间东厢房，两明一暗，这是谢葆璋的书房兼客厅。东厢房对面是西厢房，也是两明一暗，用作冰心舅舅的卧室，兼作冰心弟弟们读书的书房。从这个三合院正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一个很小的院子，这是厨房和厨师的住所。
谢葆璋家就在这座三合院里，一共住了十六年。
辛亥革命虽然已于两年前就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一年前的元旦，又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可是不久，在封建军阀的压力下，孙中山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流血牺牲，好不容易得来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一个心怀叵测的无耻之徒袁世凯窃取。这个曾经向西太后告密，用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头颅和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子的卑鄙小人，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3年6月，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开始为复辟帝制和他本人日后登基大造舆论，竟然利用手中的职权，通令各省尊孔祀孔。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进了海军部之后的谢葆璋，这位拥护共和，向往民主，思想开明，热爱祖国的军官，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冰心到了八十岁的高龄，还记得她小时候，父亲进京的前几年，在烟台海边的沙滩上，对她说过的一段话：“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啊，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①但是现在，辛亥革命毕竟已经胜利了，腐败的清朝政府毕竟已经被推翻了，时代不同了，谢葆璋满以为就可以大干一场，振兴中国的海军了。没想到，袁世凯控制下的官僚衙门，比腐败的清朝衙门好不了多少。他兴冲冲地从故乡赶到北京，却被困在一个阴谋小人所控制的封建衙门里，他的处境和心情，自然就与他在烟台大办海军学校时不一样了。所以在女儿冰心的眼睛里，他是消沉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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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童年杂忆》
后来，待冰心长大成人之后，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她曾写了一篇描写辛亥革命后不久北京衙门状况的小说《去国》。这篇小说里的人物之一朱衡，他的心理状态，就很有一点儿当时谢葆璋心情的影子。朱衡在辛亥革命前就是同盟会里的重要人物，他为辛亥革命贡献出了父亲遗留给他的万贯家财，为革命忘我地奔走，怀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热情，过着“今日海角，明日天涯”，“剑外惟余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的日子，终于盼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然而，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官场内依然是腐败不堪，封建军阀们一言战，金钱就消耗在硝烟弹雨里；一言和，金钱又耗费在应酬疏通中。可是一遇见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事情，政府就一个钱也没有了，什么事都不做了。这样的政局，使这个老同盟会员十分寒心，十分悲愤。他和他的革命同志们为之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得来的原来是这样的共和。这样的结局，简直是太令有志之士失望了。虽然朱衡绝不就是谢葆璋的艺术再现，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来：朱衡这个人物的心境，尤其是他对当时政治局面的失望，确实包含着当时谢葆璋心情的成分。谢葆璋当时的处境，谢葆璋当时的心情，一定给女儿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这位女作家后来构思这篇小说，提供了创作的素材。
进了海军部之后的谢葆璋，再也不能够陪伴着心爱的女儿，到海边去骑马，去散步了；他似乎也再没有过去那样浓厚的兴致，与女儿谈天说地了！他过去在海边，曾经时常带领着小冰心，到海军军官学校去玩耍；可是现在在北京，他却决不带女儿冰心到衙门里去。
他排遣自己郁闷心情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种花。大概是要把南国的色彩，转移些到土黄色的北京来，谢葆璋在自家住的三合院里，砌了一个小花台，每天下班回来，就卷起袖子种花。
但是这个小小的花台，还满足不了谢葆璋爱花的欲望，他又在外面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搭起了一个葡萄架子，栽上了葡萄秧子。这些葡萄秧子，都是他在海军学校的老朋友们，从烟台给他寄来的。
继而他又把自己的花园，渐渐地扩展到了大门以外的地方。他在门口种起了容易成活生长的野茉莉和蜀葵。
光是花园还不够，他又为孩子们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子，引来了十四号周围的儿童。这群孩子一边在这里玩耍，一边就给这个有秋千、有花园的地方，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中剪子巷的儿童们聚会的地方，除了看花和打秋千之外，他们还在这里跳绳，踢毽子，放风筝，抖空竹，练自行车，等等。因为有孩子，又招引来了“打糖锣的”担子，这担子里面真可说是包罗万象，——有糖球，有面具，有风筝，有刀枪，价钱很便宜。锣声一响，孩子们立刻从四面八方跑来，谢家的三个男孩也会从院子里飞奔而出。
这时，“谢家大院”就会比平时热闹多了。
这院内院外的场景，就是小冰心初到北京后生活的世界。
冰心初到北京之后，没有进学校，白天父亲去上班，她就在家里陪伴着母亲和弟弟们。这时候，母亲的身体比以前更差了，常常觉得臂腕酸痛，小冰心就常常帮助母亲梳头，并开始学习着做女红，料理家务。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家，这时候已经开始懂得了母亲的难处——原来，料理家务是一件极操心、极不容易对付的事情。
她的唯一的消遣，是翻看母亲订阅的几本杂志。象《小说月报》，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等。那时的《小说月报》上，既有图画，又有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林纾、周瘦鹃等人翻译的外国小说，还有笔记，文苑，新知识，谐文，译丛，风丝雨片等专栏，真可说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对于这位十三、四岁的少女说来，比她童年时候在烟台的大海边，以及后来在福州她祖父的书房里，看到过的那些书，还要引人入胜。她当时并未料到，七八年以后，她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在自己现在如此热衷地阅读着的杂志上，发表她自己写作的“问题小说”。
在晚上，她就帮助弟弟们复习功课。复习完了，就给他们讲故事。故事的内容，都是她在现在，或过去从中外古今的小说里或杂志里看来的。她从小就熟读《三国志》、《水浒》、《聊斋志异》、《孝女耐儿传》、《说部丛书》、《西游记》、《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大部头小说，还有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今译作《大卫·科波菲尔》——笔者注）等外国小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聊斋志异》中的人，鬼，狐狸精，《天雨花》与《再生缘》中有才干的女孩子左仪贞及孟丽君，都是小冰心在童年时代就十分神往的人物。现在，她又从诸如《小说月报》等杂志里，看来了新创作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小说，与新翻译过来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小说。再加上她的一点想象，一点虚构，编成冰心式的体裁，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讲给弟弟们听。直听得他们如醉如痴，有时微笑，有时流泪。冰心后来长大成人之后，曾经在她自己的组诗《繁星·八三》中，写过这样一段：
小弟弟！
你恼我么？
灯影下，
我只管以无稽的故事，
来骗取你，
绯红的笑颊，
凝注的双眸。
含着深情，回忆了她与弟弟们亲密相处的情景。而少女冰心当时的讲故事，就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口头练习。一年之中，她竟给弟弟们讲了三百多则故事，真是一位少年多产的口头文学小作家。
有时候，她也领着三个弟弟在院子里做游戏，玩北京的儿童们最喜欢玩的花样——老鹰捉小鸡之类。
除去口头讲述故事之外，她又象童年时代那样，第二次提笔练习写作小说。她写了一篇讲述一位女革命家事迹的《自由花》，又写了一篇《女侦探》，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那时，倡导文学革命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冰心的写作尝试还没有使用白话文，而是使用文言文）。而且都是没有结局的长篇小说。这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第二次笔头练习。
这时的冰心毕竟是孩子。有时。她也和弟弟们一起去玩耍——看花草，打秋千，跳绳，踢毽子。有机会的时候，还极有兴趣地观看王府后门出来进去的满族贵妇人，她们身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和坎肩，脚蹬高底鞋，梳着“两把头”，髻后拖着很长的“燕尾儿”，彼此见面、告别，都要不住地蹲下去、站起来，站起来、蹲下去，请安问好，频频寒喧。这种架势，小冰心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觉得新鲜极了。除去观看旗人习俗之外，只要“打糖锣的”担子一来，她也跟着弟弟们去参观。这“打糖锣的”担子给冰心的印象极深，直到老年之后，她有机会与民间艺人面人张相识，还请这位面人张给她捏了一副“打糖锣的”担子，把它摆在自己的书柜里，用来纪念自己少年时代的这段生活。
至于“谢家大院”以外的世界，她就几乎很少接触到了。——那时候的北京城里，可去的地方很少。故宫、景山和北海，都属于紫禁城区，不对百姓开放。只由舅舅带着，去逛了一趟东四牌楼的隆福寺庙会。隆福寺离中剪子巷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
庙会里十分热闹，各种各样的卖货小摊儿，栉比鳞次。有卖北京小吃的食品摊儿，什么煎饼，油条，糖火烧，蜜麻花，蒜泥灌肠，白水羊头肉，豆腐脑儿，江米切糕，驴打滚儿，炒肝儿，小枣粽子，等等，真是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也有卖服装鞋袜，各式帽子，布头儿，胰子，牙粉，胶鞋，雨伞，各种日用品的小摊儿。还有卖古玩玉器，金银手饰的。除去卖东西的之外，还有说书的，变戏法的，唱小戏的，算命的，练武术的，也都竭力地在吸引着逛庙会的人们。
不过，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卖玩具的玩具摊。这里有用彩纸扎成的戏装小人，有文官，也有武将。象舞台上的武将一样，这些戏装小人的武将，也是全副盔甲，头上也插着翎毛，背后也扎着几面小旗子。这个卖戏装小人的玩具摊，吸引了冰心和与她同来的几个小弟弟的目光，他们看啊，看啊，总看不够。
呈现在这里的，是一个红火的，纷乱的场面。有着浓厚的北方习俗的色彩，是生长在海边与南国的小冰心，不曾看见过的，因此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还有就是代表母亲，陪着房东齐家的女眷，到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去听过几次京戏。——那是杨小楼主演的黄天霸故事，还有梅兰芳主演的《汾河湾》。
然而除了逛过一次隆福寺庙会，听过几次京戏之外，生活的天地似乎始终限制在“谢家大院”以内的地方。见到的人，除去父母、舅舅和弟弟，就是房东姓齐的一家人。生活的内容，除去上面述说的那些，就是偶尔在夜晚，听见从胡同里传进来的叫卖声，——“赛梨的萝卜”，“硬面饽饽”，“羊头肉”，“铁蚕豆”，“热馄饨”，“肉包子”，……有的响亮，有的沉闷，有的悠长，有的凄清。还时而夹杂着算命瞎子敲出来的小锣声。这种生活情调里充满了纯粹的北京风味，但却常常使热爱大自然的小冰心，内心感到彷徨，而且烦闷。
这样的生活，她过了一年。
从年纪那样小的时候起，就一直默默地迷恋于大海的冰心，她对北京这座初来的城市，以及这个市井天地的狭小，和生活情趣的单调，感到烦闷和不习惯，这是非常自然的。这就象迷恋于市井生活，并常常能在市井生活中发现无穷奥秘的人，可能会觉得汪洋无际的大海由于远离人群，也显得过于单调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天地，都看你对它是否熟悉，是否热爱；假如你能将自己的热情，全部灌注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广阔得简直没有边际。自幼就被大海陶冶的冰心，在她长大成人以后，由于她的独特的艺术情趣和性格，写出了具有冰心风格的作品，形成了冰心特有的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她在少年时代就来到了北京，并开始接触了北京市井的生活，她却不可能，也决不会，在她以后的文学作品里，象老舍那样，写出充满了浓郁的北京风味的人物和故事来。
冰心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回忆起她少年时代初来北京时的感受时，这样说：
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的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①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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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我到了北京》
然而，正是这个在她的少年时代，曾是她的生命史上的第一段短短的隧道的北京，却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渐渐地变成了她所热爱的第二个故乡。这不仅是因为：她本人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又读完了大学，在这里发表处女作，在这里成名，在这里执教，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安家，在这里作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而且也因为：在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里也是她最爱的那个家——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弟弟们，居住的地方。当她在大学毕业后，到大洋彼岸去留学，她苦苦思念的，是北京和住在北京的亲人。当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她到云南去避难，苦苦思念的，也是北京，是住在北京的年迈的老父，和位于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她和吴文藻的家园。
她在四十岁的年纪，就这样写过：“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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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默庐试笔》
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孩子们从日本归来后，再一次定居在北京。她的孩子们象她本人年轻时一样，在北京读书和工作。她的相濡以沫的丈夫，安眠在北京。她在北京过着安静的晚年。
因此，正如本章题记所引的，冰心老人自己在八十一岁的高龄，所写的另一句话那样：
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家中闲居的生活，使聪明的小冰心觉得无聊。于是，在191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就向她的第一任启蒙教师，也是她的舅舅的杨子敬先生提出——她要去学校上学。
疼爱外甥女儿的杨子敬，赶紧向他那些长住北京的朋友们打听，可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他们便向他介绍了一所很有名气，校址又离谢家很近的学校——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谢葆璋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知道教会学校的教学认真，英语口语也纯正，而且除了教书和读书之外，并不勉强学生入教，所以，他就坚决地支持女儿去上学。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她一直鼓励女儿要好好读书，学些能耐，将来长大了，能到社会上去就业。她常常向女儿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伤心事情：那是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结婚的前一天，家里的长辈们都在忙着，为她的哥哥布置新房，她在旁边看着，只高兴地、好心地插了一句嘴，问：那小桌子上，能不能放上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件事给杨福慈的刺激很大，所以，她在结了婚，成了家，尤其是有了一个聪明过人的女儿之后，她就时时提醒小冰心说：“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①
这样，在1914年的秋天，杨子敬先生就带着冰心，到贝满女中报了名。
贝满女中座落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形的转折处，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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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
报了名之后，小冰心就被一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这就是贝满女中的校长斐教士，领到了一间教室里，让她坐在位子上，递给了她一道中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做“学然后知不足”。事有凑巧，原来这个作文题目是小冰心在家塾里早就做过的，于是她不费思索，拿起笔来，一挥而就，让这位美国女校长看得十分惊奇赞叹，立刻对杨子敬表示：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
就这样，冰心成了贝满女中的学生。
贝满女中是一所新型的学校，教学内容与过去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迥然不同，完全是从欧美的学校里借鉴过来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常识，语文，英语，体育，等等。冰心正是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在考进贝满女中之前，除了在福州女师预科上了短期学校之外，冰心所受的教育，都属于家塾性质。家庭教师——舅舅杨子敬先生，虽然思想维新，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所教授的功课，却仅限于文学、历史诸方面。所以考进贝满女中之后，她认为文科毫不吃力，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古文，大都是她早就看过，或背诵过的，引不起她多大的兴趣，她一边听着老师讲，一边就悄悄地看小说，或写数学作业。
她仍象童年时代那样，心中充满了幻想，脑中常常涌现出画意和诗情。一个微笑，一束花，一片大自然的风光，就能无意间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记忆之中。从表面上看，她正行进在学校生活的刻板轨道上。然而在她的心里，却总是保留着许多关于美，关于善的意念和印象。在她长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她还常常回忆起她在十五岁时经历过的生活画面，虽然她不曾讲起这是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是从她那美好的回忆中，你却可以了解她在少年时代的聪慧，以及她对善，对美的执着的爱：
这是她在十五岁时经历过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这场景一直保留在她的记忆之中。——“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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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笑》
其实，那时的冰心，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她忘不了她在路旁无意之间邂逅的这个孩子，也忘不了这个孩子手中的那簇花。正象她后来所说的那样：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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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往事》
这个爱幻想的聪慧的少女，她的作文实在好，一次竟被老师批了一百二十分。同学们很喜欢这个性格温柔的小作文能手，因为她的学名是谢婉莹，她们就给她取了一个亲昵的绰号，叫她“小碗儿”。又因为她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口音还是地道的山东烟台话，不会京腔，她们又戏称她“侉子”。这个小“侉子”，“小碗儿”，作文不仅写得快，而且写得好，同学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常来麻烦她，请她帮忙，让她替这些小懒虫们写作文。这些小姑娘们为了讨好这位在大海旁边长大的小作文能手，有的给她买冰糖葫芦，有的给她买糖炒栗子，害得这位外表腼腆，其实是极要强、极好面子的小小女作家，不得不在完成了自己的那份作文作业之后，再接受同窗们的请求，代替别人写作文作业。有时写完了自己的之后，还要再替同学们写出两三篇来。
然而这位擅长作文的小姑娘，将来并不准备当作家。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根底太浅——比如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学时，数学只学到加减乘除，而一到了贝满女中，数学就学代数，中间缺了一大段，没有学过，也没有补上，所以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月考，就得了个“不及格”的成绩。这个“不及格”，给了小冰心很大的刺激。她下决心要学好数学，不仅学好数学，她还要学好一切数理化的功课。同时，同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很强烈的竞争心，所以，小冰心就一天到晚地老做功课。而花费时间最多，用的力气最大的，就是数理化。“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①“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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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这位埋头攻读数理化的小姑娘，正幻想着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我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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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在学校里，冰心是一个严肃、勤奋的好学生——遵守校规，努力读书；在家庭里，冰心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亲爱的姐姐——尊敬父母，爱护弟弟。
但是，时代的风云并没有忘记这个温柔规矩的女孩儿。父亲谢葆璋在她的童年时代为她播下的爱国思想的种子，也在她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次举家北上途中，小冰心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都曾看见外国的警察如何欺侮中国百姓。抵达北京之后，又曾看见外国的军队，如何在东交民巷东边的驻兵操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耀武扬威。1915年日本军国政府利用袁世凯一心一意想要称帝的野心，以帮助他称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尽快地达到复辟帝制、本人登基的目的，竟然准备卖国投靠，同意接受二十一条。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谢冰心，也毅然参加了爱国学生反日讨袁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
她和贝满女中的姑娘们一起，列队从灯市口一直步行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这是一个春日，待她们的队伍走进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附近时，四周已是人山人海，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情绪，也象头顶上的春日一样热烈而饱满。贝满女中的领队之一李德全（后来成为冯玉祥夫人），那时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代表自己所在的学校，勇敢地走上了社稷坛，向着密密层层的学生队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性情恬静的少女冰心，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这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这一天过后，在中剪子巷十四号谢葆璋的书房里，就挂上了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这次国耻的。这个细节，正表现了谢葆璋一家热爱祖国的心情。
少女时代的冰心，在父亲的教育和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后来，待她步入青年时代之后，说出过这样充满了悲愤的话：“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如果再不救国，“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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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最痛快的一件事》
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除去教授功课之外，还向女孩子们传授宗教思想，教授《圣经》课。少女冰心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义，《圣经》故事，耶稣，爱，等等。这些思想开始向她的头脑里灌输，使得这位从小就陶醉在父母之爱的温暖怀抱里的小姑娘，逐渐地萌发了一种思想，即她想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她所认识、所接触的人，去对待她所遇见、所看到的事。这种思想，待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形成了冰心特有的处人与处世的哲学，这就是被她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的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不过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的少女冰心说来，这种哲学仍是一种潜在的、幼稚的意识，她只是愿意用充满了善意的眼光，去看人和看事，并且用充满了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这种待人处世的善良出发点，支配了她的一生，并且几乎始终贯穿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她的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她的杰出的成绩表现在其中，在纷乱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她的彷徨与惆怅也同样表现在这里。
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反对封建复辟的一片声讨浪潮中死亡。中国的政体，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制度。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仍有不小的市场。曾经一度在光绪年间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这时候，却又积极地唱起了尊孔的调子，他上书当时的代理大总统黎元洪，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仍然拖着长辫子的封建军人张勋，更做了极为反动而愚蠢的尝试，在1917年的夏天，竟然拥戴已被辛亥革命废除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再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气势汹汹的张勋，在徐州集结起他的辫子军人马，准备杀回北京的时候，北京城里，早已纷纷传说，野蛮而又愚昧的张勋辫子兵，就要开进北京城里来了。北京城里的老百姓，早就知道辫子兵是没有纪律的部队，假如他们闯进北京，必然要到居民家里骚扰，如果这样，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况且，谢葆璋一家和杨子敬先生的政治态度，都是拥护共和的。所以，谢葆璋决定，先把妻子儿女送到烟台去，暂避一个时期。
这样，十七岁的少女冰心，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
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然而，不，这次旅行简直象逃难，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地可怕，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所以，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军学司长的家眷，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度过了几十个小时的窒息、炎热、黑暗的海上生活。
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冰心赶紧走出货舱。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大海，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窒息的气息，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内心里轻轻地向它诉说着：大海啊，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谢葆璋的老朋友、现任的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一家，并把他们母子五人，安置在从前他们住过的房子的西半边。
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她又可以象她儿时那样，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去散步了。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长大，她觉得，面对着的自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还有沙滩，山峦，灯塔，等等，似乎与过去的它们相同，却又似乎与过去的它们有了一点儿不同。因此，在她的十七岁的心田里，就引起了许多的感触：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啊，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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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往事·八》
冰心非常愿意在她热爱的大海边多住些时日。但是，暑假就快结束了；而且，张勋复辟的丑剧只演了十几天，就匆匆地收场了，辫子兵被赶出了北京，象走马灯一样的，北京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政体。由冯国璋任代理总统，段祺瑞
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执掌了政权。所以，冰心这次只在烟台住了不长的时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就与母亲、弟弟们告别了父亲的老友，告别了过去的老屋，乘船离开烟台，又回到了北京中剪子巷十四号的家中，准备上学去了。
冰心在贝满女中求学的这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时期。当时，思想界的那些勇敢的领袖人物们，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等，都在这几年里，陆续地从国外回到了国内。他们立志要从启蒙青年的思想入手，于是，便开始大量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猛地向传统的封建教条及僵尸一般的偶像，发出了声讨的檄文。
他们都是当时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用后辈人的眼光看，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为了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都在热诚地向国内引进西方的哲学、法律、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掀起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主义那样的运动。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本留学，据说也到过法国。他十分赞扬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甚至法国的文学。胡适说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1915年，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时，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还在台上，正一心一意地梦想登基作皇帝，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刚刚回国的陈独秀，却勇敢地创办了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旗帜的杂志——《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赞扬拉斐特提出的人权学说，拉马尔克提出的进化论学说，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陈独秀对欧洲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都非常赞赏，他主张推倒传统的腐朽艰涩的中国古典文学，建设起完全新型的中国的写实文学来。②他说他自己不但爱卢梭、巴土特，更爱雨果和左拉，不但爱康德、黑格尔，更爱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爱培根、达尔文，更爱狄更斯和王尔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产生一批象他们一样伟大的作家。他热诚地表示：“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今译作雨果——引者注）左喇（今译作左拉——引者注）桂特（今译作歌德——引者注）郝卜特曼、狄铿士（今译作狄更斯——引者注）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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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②陈独秀的原话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绔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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