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返国-正文-冰心传-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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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返国
我的脚已踏着了祖国的田野,我心中
    复杂的蕴结着欢慰与悲凉!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八》
    北京的夏末秋初,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这时,天空显得极其高远,又蔚蓝,又辽阔。而夏末秋初的燕园,也正处于一年之中最美丽的时刻,——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和楼群,以及蜿蜒曲折的小径,在一片蓝天的映衬之下,显得轮廓分外鲜明;苍翠的树木及绿茸茸的草皮中间,点缀着迟开的花朵:金色的矢菊,紫色的藤萝,淡紫色的、白色的以及各种各样颜色的大朵菊花,还有点点滴滴或一簇一簇的色彩鲜艳的不知名的花朵;而在这一片深绿、浅绿和姹紫嫣红的包围之中,更有一洼清澈的湖水衬托着秋景,使得这所美丽的校园,显得极其宁静、清幽。
    从美利坚合众国留学归来的冰心,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明媚的季节里,在1926年的夏末秋初,一个新的学年度刚要开始的时候,回到了她的母校,回到了她与之阔别了三年的美丽的燕园的。
    然而,这时候的谢冰心,已经不再是那个才思敏捷、温柔恬静的女高材生,而是一名严肃端庄、为人师表的女助教了。虽然她仍然象三年前离开母校时那样——个子瘦小,聪慧的目光中还是时时流露出纯洁的稚气。
    这个有着瘦小的个子和丰满的面庞的年轻女助教,不仅是她的双亲、她的弟弟、她的家庭的掌上明珠,而且也是她的母校——燕京大学的骄傲。当她在燕大本科读书的时候,她就是《燕大季刊》编辑部国文组的编辑,还是闻名校内、校外、文坛、知识界的青年女作家。当她从本科毕业的时候,她获得了金钥匙的奖赏,又获得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而当她留学归来,在异邦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就又被燕京大学同学会推举为执委常务委员,燕大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中的校友代表。《燕大月刊》编辑部在聘请一些名流学者当顾问时,又把年轻的冰心当作名流,聘为诗歌顾问。《燕京学报》还把助教谢冰心聘为自己刊物的编委,在1927年出版的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大学者王国维,第二篇文章就是冰心早已脱稿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元代的戏曲》。可见燕京大学对待自己的高材生谢婉莹,给予了多么显赫的荣誉。
    冰心到燕京大学教书以后,冰心的父亲就又南下,迁回了上海,在那里定居了。
    谢葆璋的家位于上海市区西部的徐汇区,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房。笔者曾就上海旧居的具体地址一事请教过谢冰心先生。谢冰心先生答复说:她只记得是在徐汇区,当时的法租界内,她父亲的房子,与当时的非租界区(即华界)只隔着一条河,但是具体的路名与门牌号码,已经记不清楚了。①事后,笔者曾专程到上海市徐汇区去寻访。——现在的徐汇区,已是马路展宽,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化的景象了,既找不到那条河,也找不到昔日的房子了。
    父亲带领着全家南下之后,就只留下了冰心一个人在北京,住在燕园之中的朗润园里。这是一座大园之中的小园,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安静美丽,很合冰心的口味。虽然仍是想念南方的双亲,和分散在各地、努力求学的弟弟们,还有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青年学者吴文藻。但是,一个刚刚走入了社会的年轻学者和作家,总要能够独立于家门之外,何况先前已经只身在美国,经受了三年独立生活的锻炼呢。
    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冰心,一生具有谦逊的美德,到了老年之后,这位中外闻名的老前辈,仍然总是自谦地说:“我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②其实,她在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就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青年女性学者了。她生性严肃,恬淡,没有功课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园中之园的书斋里,或者是到校门东南侧的图书馆里去读书,写作;需要上课的时候,就走出图书馆或书斋,到教室里去,到学生中间去,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清晨或傍晚,她也喜欢散散步,沿着曲曲弯弯的柏油小路,流连于湖畔,在绿草地上行走,或是登上低低的小丘,在亭子上的矮凳上小憩。她一边踱步或小憩,就一边细细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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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谢冰心先生1986年3月17日下午对笔者的谈话。
    ②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燕京大学位于北京的西郊,远在西直门外,靠近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的地方。校园内又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树红花,加上最先进的西式设备,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极其舒适而又美丽清幽的生活环境。冰心身在这样幽雅的大学校园之内,过着最典型的学者式的生活,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是十分美满的。
    然而,校园虽然远离喧闹的城市,但在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外面,世界却是很不平静的:
    在这一年的春天,冰心返回祖国之前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等八国,为了阻挠中国的国民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天津布防,竟然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强横的通牒,之后又炮击了中国的大沽。面对着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爱国的北京大、中学生,又象七年前五四运动时期那样,在3月18日这一天,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之后又整队游行至位于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向政府当局请愿,并向日本帝国主义者表示抗议。不料,做为执政府首脑的段祺瑞,竟然命令自己的卫队,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学生开枪,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当场饮弹身亡。这个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的现场,就在离谢葆璋家很近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1926年这一年,各派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也愈演愈烈。4月份,直、鲁两系军阀,趁段祺瑞被迫辞职的时机,进逼北京。5月份,吴佩孚又企图组阁,却遭到了奉系军阀的反对。下半年,待冰心返回燕京大学之后,国内政局呈现复杂的形势。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湖北、江西、河南等地已是战火纷飞。10月24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之后,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9月份,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因在四川万县境内撞沉了十余只中国民船,被中国的地方当局扣留,此事发生之后,英国停泊在宜昌与重庆的军舰竟然直趋万县,炮击了万县县城,使中国的四千名无辜百姓死在英国海军的炮火之下,因而导致了中国反英运动的爆发。
    这些在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事件、斗争,越过了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把火与血的残酷现实,摆在了如冰心这样的知识分子们的面前。这种情景和世态,就不能不影响到冰心的思绪。虽然冰心后来曾经自谦地宣布:1926年回国以后直至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里。如今那些信件,还堆在藻的箱底。现在检查数量,觉得那三年之中,我并不是没有创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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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全集·自序》
    其实,住在燕园中的冰心,仍在默默地思索。她过去一贯歌颂童心,歌颂善良,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虽然也有过关于“爱”还是“憎”的思索和怅惘,不过那还只是有些踌躇,有些疑惑,因此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仅仅含蓄地写到了自己的思考。
    但是,到了这时候,随着世事的变化和她本人年龄的逐渐增长,以及思想的逐渐成熟,她的思考也就更加深刻,困惑也就更加明朗了。
    她虽然平时忙于授课,寒暑假忙于到上海探望双亲,生活过得充实而幸福。但是,这个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都适意、幸福的冰心,却又时时感到内心充满了“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这种“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是谁给她造成的呢?——当然都是社会生活给她造成的。她在《往事集·自序》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盲者,
    看不见生命的道途,
    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领,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头有说不出的虚空与寂静,
    心头有说不出的迷惘和糊涂,
    小孩子,你缓一缓脚步,
    让我歇在这凉荫的墙隅。
    她曾经多次歌唱过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爱恋,互助与匡扶;她是多么地希望,人与人之间永远是如此地充满了善意。
    她在这首《往事集·自序》中仍然这样地期望:
    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
    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
    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
    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但是,社会现实似乎并不如此理想,它使善良的冰心十分灰心:
    我听得见大家嘘气,
    又似乎在搔首捋须;
    我听得见人家在笑,
    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
    失望里猛一声的弦音低降,
    弦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虚无,
    我越弹越觉得琴弦紧涩,
    越唱越觉得声断喉枯!
    这一来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听见欣赏的嗟呼。
    只无人怜惜这干渴的歌者,
    无人怜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间是同情带着虚伪,
    人世间是爱恋带着装诬……
    那个引导盲者的纯洁的孩子,就是冰心一向十分珍重的童心的化身。然而纯洁的童心固然可爱,可敬,可佩,却解决不了冰心内心的矛盾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她只得非常伤感地唱出了: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众生伤损,
    大人的罪过摧毁了你无辜,
    觉悟后的彷徨使你不敢引导,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撇在中途!
    在她写于1929年4月22日的一首短诗《我曾》中,她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和惆怅:
    我曾梦摘星辰,
    醒来一颗颗从我指间坠落;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惆怅?
    我曾梦撷飞花,
    醒来一瓣瓣从我指间飘散;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凄怆?
    我曾梦调琴弦,
    醒来一丝丝从我指间折断;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感伤?
    我曾梦游天国,
    醒来一片片河山破碎;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怨望?
    社会生活给予她的是彷徨和困惑,而逃避困惑和彷徨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投向家庭与亲人的怀抱。她在思念双亲的同时,也非常思念仍在大洋彼岸留学的爱人,因此,对自己的爱情一向视如珍品,极少在文中披露一点儿端倪的冰心,第一次在燕园写出了为吴文藻而歌唱的诗歌——《我爱,归来吧,我爱》。
    但是,当她拿起笔来,欲给吴文藻写诗,请他归来的时候,这位为社会和祖国时时忧虑的女作家,却不是用自己的柔情召唤自己的爱人,而是用祖国母亲的声音呼唤他——一位留学异国的游子,一位热爱祖国、热爱母亲的青年。这首写于国耻纪念日(1928年的5月7日)深夜的诗,在呼唤这位热爱祖国、热爱母亲的年轻人,请他快快地归来,回来拯救自己的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
    这回我要你听母亲的声音,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看她颤巍巍的挣扎上泰山之巅!
    一阵一阵的
    突起的浓烟,
    遮蔽了她的无主苍白的脸!
    她颤抖,
    她涕泪涟涟。
    她仓皇拄杖,哀唤着海外的儿女;
    她只见那茫茫东海上,
    无情的天压着水,
    水卷着天!
    只为的是强邻欲壑难填,
    只怕的是我海外的儿们
    将来——
    还不如那翩翩的归燕,
    能投到你宗祖的堂前!
    归来吧,儿啊!
    先把娘的千冤万屈,
    仔细地告诉了你的友朋。
    你再召聚你的弟兄们,
    尖锐的箭,
    安上了弦!
    束上腰带,
    跨上鞍鞯!
    用着齐整激昂的飞步,
    来奔向这高举的烽烟!
    归来吧,儿啊!
    你娘横竖是活不了几多年。
    拚死也要守住我儿女的园田!
    儿啊,你到来时节,
    门墙之内:
    血潮正涌,
    血花正妍!
    你先杀散了那叫嚣的暴客,
    再收你娘的尸骨在堂楼边!
    ……
    ……
    我爱,归来吧,我爱!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你听泰山的乱石惊鸣,
    你听东海的狂涛怒生!
    我爱,归来罢,我爱!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我爱,归来吧,我爱!
    我要你听母亲的哀音!
    诗中倾诉出来的这种忧心如焚的情绪,已经不仅是对于社会现状的彷徨和困惑了,而是表现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女作家,对于外侮的憎恨,和希望孱弱的祖国强盛起来,希望青年一代拯救祖国、保卫祖国的热烈的赤子之心了。1929年,吴文藻博士学成归国。这一年的6月,冰心与吴文藻举行了婚礼。
    这时候,冰心已经二十九岁了。关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冰心在到了八十岁的高龄之后,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很早就决定迟婚。那时有许多男青年写信给我,他们大抵第一封信谈社会活动,第二封信谈哲学,第三封信就谈爱情了。这类信件,一看信封也可以看出的。我一般总是原封不拆,就交给我的父母。他们也往往一笑就搁在桌上。我不喜欢到处交游,因此甚至有人谣传我是个麻子。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很多人围着来看我,原来是想弄清楚冰心是不是麻子。我是留学回来以后,二十九岁才结婚的。”①
    而当有人问到她,为什么在许多男性朋友之中,独独选中了吴文藻的时候,冰心说:那是因为“他的率直与真诚,臂如别人初见总是‘久仰久仰,拜读过许多大作’那么敷衍。他却不那么着,在通了没有几封信时,他便老实地批评我念书太少了。他成了我的畏友,之后我们时常互相寄书传看,每星期总有两次。”“他的兴趣很广,除了社会学之外,哲学文学都是他所爱好的,若论读书,他念得比我多得多了,对文学他只看些名作,不象我这样‘死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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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秦牧:《一代女作家的光辉劳绩——祝贺谢冰心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②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他们的婚礼极简朴,也极富有诗意。他们悄悄地离开了燕园,在更加荒僻的西山大觉寺里找到了一间简陋的客房。这个客房中只有一张普通的木床,一张没有涂上油漆的方桌。这张方桌还只有三条腿,另一条腿是用几块砖头垫起来的。这两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和硕士,就在这样一个好似位于荒山野岭之中的房间里,度过了新婚之夜。这是一个安谧宁静的初夏的夜晚,有冰心曾经歌咏过的明月、星星和天空与他们相伴,为他们庆贺。他们的新婚之夜,好似一首充满了浪漫情调的优美的诗歌。
    新婚之后,他们就双双南下,蜜月旅行去了。先到上海去见冰心的双亲,然后再去杭州、莫干山,与蓝色的湖水和翠绿的竹林相伴了。
    冰心和吴文藻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他们双方都极有教养,互敬互让,相亲相爱。
    1929年的下半年,冰心在燕京大学被提升为讲师。从这一年至1931年,她除了在燕京大学教书之外,还在女子文理学院兼课,作国文系的讲师。
    然而,再美满的生活,也会有不顺心的事情来打扰。一向顺利、有福的冰心,在她与心爱的人度过自己一生中这段最甜蜜的日子的前后,却是她的亲爱的母亲病重,乃至生命处于垂危状况的时刻。正如她自己后来所说的:“我们结婚以后,正是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藻的父亲相继逝世。我们的光阴,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这时期内我只写了两篇小说,《三年》,和《第一次宴会》。”①
    冰心与吴文藻结婚之前,她的母亲杨福慈就病倒了。生的是一种令病人自己和侍疾的人都极痛苦的病症:骨痛,“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渐渐下降,全身僵痛,日夜如在桎梏之中,偶一转侧,都痛彻心腑”。②虽然病得骨瘦如柴,痛苦万分,却还时时惦念着她的唯一的爱女的婚事和幸福。这个女儿已经二十九岁了,她有着超人的聪慧,和在女性之中少有的学问和修养,但在慈母的眼睛里,她永远是个娇憨的孩子,除了三年留学之外,她从未离开过自己的膝下。自己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不把爱女的终身大事了却,做母亲的能放得下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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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全集·自序》
    ②冰心:《南归》
    在那篇自叙传性质的小说《第一次宴会》里,冰心就很动感情地描写了慈母如何为女儿的婚事操心的情景。
    小说中的“瑛”和“桢”,无疑地就是冰心和吴文藻的化名。
    杨福慈把最无私的母爱奉献给了亲爱的女儿,在一般的父母都做不到的历史背景下,开明的杨福慈就支持自己的女儿选择了好学校,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又忍受着思念之苦,支持女儿到万里之外的异国去留学。这样有头脑、有见地,又温柔、又体贴的好母亲,在自己重病缠身,痛苦异常,甚至生命垂危的时刻,却在为无力送给女儿贵重的陪嫁而伤心。在小说《第一次宴会》里,冰心曾经这样描写过女主人公“瑛”的母亲:“是可给的都给了女儿了,她还是万般的过意不去。觉得她唯一的女儿,瑛,这次的婚礼,一切都太简单,太随便了!首饰没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几件;新婚没有洞房,只在山寺里过了花烛之夜!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亲却觉得有无限的惭愧,无限的抱歉。觉得是自己精神不济,事事由瑛敷衍忽略过去。和父亲隐隐的谈起赠嫁不足的事,总在微笑中坠泪。父亲总是笑劝说,‘做父亲的没有攒钱的本领,女儿只好吃亏了。我陪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钱,乃是一肚子的书!——而且她也不爱那些世俗的东西。’”这种思想,这种情感,这种作派,不正是冰心和她的双亲的活生生的、绘形绘声的表白和写照吗!
    度过蜜月之后,冰心又从杭州返回了上海,为重病之中的母亲侍疾。她整日地陪坐在母亲的病榻前,当母亲的精神稍微好些的时候,她就象小的时候那样,偎依在母亲的身边,与母亲说些甜蜜的知心话。她们共同回忆着在芝罘,在福州,在北京度过的那些快乐的、幸福的时光,共同思念着冰心的两个不在上海而远在异地的弟弟——一个弟弟正在北京求学,另一个最小的弟弟继承父业,正在大洋中航海。
    母亲看着这个刚刚度过了燕尔新婚的唯一的爱女,心中很高兴。但是,她的无所不在的博大的爱心,却又使她觉得还欠女儿什么。她觉得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不仅是要把她栽培成人,还要使她成家之后,过得安适,舒服,应有尽有。为了歌颂这种博大无边的母爱,冰心在《第一次宴会》里,还细致地刻画了“瑛”的母亲的心理,又描写了一支银花插的故事:“瑛”的父亲是一个廉洁的清官,没有积攒起什么财产,使“瑛”的母亲不能好好地陪送她这唯一的爱女,这使她的心里很过意不去,但是她又尊敬和爱戴自己的丈夫,觉得清官比贪官正直得多。她想遍了自己的私房和体己,还只剩下了一朵珠花,这是她自己的老母亲过去留给她的,她要把它郑重地送给女儿做纪念。这样做了,她还觉得很不够,又看定了小圆桌上的一支银花插,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银花插,它有盘绕圆茎的座子,还有朝上开着的五朵喇叭花,花筒里正插着美丽的绸花。这个银花插,是她丈夫的一个英国朋友去年送给她作生日礼物的。因为这个英国朋友一向爱面子,所以她想这个银花插可能还值几个钱,而且那五朵喇叭花,每朵都是可以脱卸下来的,可以重叠着套在一块儿,女儿带着旅行也方便,就把它也送给了女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不久,已经是罄其所有了,把她能够给的一切,都给了女儿。这种无微不至的慈母之心,不正是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对待她的唯一的爱女的一贯态度吗。
    结婚以前的冰心,是双亲膝下的爱女;结婚之后的冰心,是丈夫眼中的爱妻。冰心既爱她的可亲可爱的父母,又爱她的可亲可爱的丈夫。这种父女、母女之间的爱与恋人、夫妻之间的爱,虽然是同样的浓烈,同样的深沉,但是,其性质与个中的甘苦,又是绝对的不同。特别是在慈母病重与自己新婚同时出现的时候,一个远在上海,一个又在北京,一颗心同时悬念着两地,那么,是在母亲身边侍疾,还是在丈夫身边陪伴,这个问题,大概也曾使既是深爱着母亲,又是深爱着丈夫的多情的冰心,有点儿苦恼。
    她在《第一次宴会》中,就借着女主人公“瑛”,含蓄地表达出了这种爱母与爱夫之间的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她写了“瑛”的母亲,在重病之中,虽然非常希望心爱的女儿陪伴着自己,但是,想到北方还有一个人——刚刚新婚不久的女婿,还在盼望着女儿早些归去,就勉强地打点起精神来,催促女儿快走。她怕女儿放心不下她自己,还反过来劝慰着女儿:“自昨夜起,我觉得好多了,你去尽管放心……”
    冰心用“瑛”的母亲的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爱心,再一次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以至于深爱自己丈夫的“瑛”都会起了这样的念头:“她竟然后悔自己不该结婚,否则就可以长侍母亲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牵两地,她母亲也不肯让她多留滞了!”
    “瑛”在母亲的病榻前陪伴了一个月左右,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之下,决定启程北上。她含泪告别了双亲,又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母亲的充满了病痛的,但是又勉强克制着痛苦的面容,父亲的充满了忧虑的苍老的脸庞,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惦念着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泪。就这样地,一路从上海回到了北京。“瑛”的这种体验和感受,不正是新婚之后不久,却遭逢慈母病重的冰心,当时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吗。
    冰心和她的温存的、体贴的、新婚的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安置了他们俩人的新家。
    这个新家座落在燕园内偏南一点儿的燕南园里。这也是个园中之园,十分安静,有青青的松柏和翠竹,在松柏和翠竹之间,是盖起不久的形式各异的两层小楼或平房。冰心和吴文藻的这座小楼,是专门为他们夫妇造的,打图画样时,他们两位都参加了意见。
    这些楼房或平房,各成单元,互不相扰,这一座和另一座之间,都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互相之间却又用石子铺成的甬道连接起来。总之,是个非常幽雅的去处。
    在这对新婚夫妇的新居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也不是什么珍奇的古玩,而是许多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善本书,除去各种各样的出自中外古今各种名家之手的杰作之外,也有许多名贵的字画。至于新出版的各种杂志和学术刊物,则更是丰富多彩。冰心把它们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客厅里的半圆雕花红木桌上。别小看这个半圆形的红木小桌,它是最吸引来访的朋友或学生的目光的地方,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一迈进冰心、吴文藻家客厅的门槛,就都会不约而同地先走到这张红木小桌的前面,翻看最新出版的杂志和书刊。
    这是一对有学问的、有教养的夫妇,建立起来的一个和谐的、幸福的家庭。
    然而,他们这个小家刚刚建立起来不久,就在半年之后,这一年的冬天,12月14日的中午,冰心和吴文藻刚双双地从城里回来,就在家里客厅的桌上,看到了一封从上海拍来的电报,这是谢葆璋老人用了十分谨慎的措词,向女儿发过来的一行字:“……母亲云,如决回,提前更好。”①
    冰心看过这封电报之后,知道母亲的病,一定已经到了危险关头了。她决定立即南下,赶快回到母亲身边,“即使是猪圈,是狗窦,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我也要蜷伏几宵。”②
    温存的丈夫体贴她,怕她急坏了身体,轻声慢语地安慰她:“这无非是母亲想你,要你早些回去,决不会怎样的。”③她仍是感到“全身颤栗,如冒严寒”④,内心充满了怔忡和恐怖的情绪,夜晚睡在床上,也仿佛睡在冰窖之中。她是多么地害怕,怕这位给了她伟大、无私的母爱的慈母,会永远地舍弃她,离开这个世界啊!
    在战战兢兢的心情里,收拾好行李,清理好学校里的事务(这时离放寒假还有几个星期)之后,冰心便于18日的下午,乘快车到了天津。新婚的丈夫一直随车把她送到天津,然后就等待轮船开船的日子。由于内心的焦虑,住在旅馆中等船的时候,她的老病——慢性盲肠炎就发作了。她呕吐,神志模糊,到南下的轮船启程的时候也未减轻,但她还是坚持要走。吴文藻只得把她送到预先订好的舱位里,哽咽着对她说:“你病得这样!我是个穷孩子,忍心的丈夫。我不能陪你去,又不能替你预备下好舱位,我让你自己在这时单身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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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⑤冰心:《南归》
    冰心坐在南下的轮船上,看得见的,只是窗外的海面,——先是溏沽海域的碎裂的冰块,后是渤海、黄海的滚滚的洪涛;听得见的,只是同船人们的嘈杂的谈话声,笑骂声,和令人难以忍耐的呕吐声和涕唾声,夹杂着油味,垢腻味,烟味,咸味,等等乱七八糟的气味。过惯了安静的书斋生活,和住惯了清静的房舍的冰心,忍受着这一切,紧闭双目,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不饮不食。就这样,熬过了几天。
    22日的下午,轮船终于驶进了吴淞口,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停靠在浦东码头边。12月底,天时已短,夜幕开始缓缓地拉下,这时候,冰心却还没有过江去,又找不到来接她的家人,她又疲倦,又冷,又失望,又害怕,只好顶着凛冽的寒风,坐到颠簸着的摆渡上,急急地过江。等摆渡摇到了浦东的彼岸,冰心的脚终于踏上了外滩的土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又冷又累的冰心,终于奔回了父母的家中。
    母亲病得已经不成样子了,骨瘦如柴,全身疼痛如割,有时甚至昏迷不醒。但是这位有着伟大的母爱和坚强的性格的母亲,对于自己的病痛,都是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痛哭,不狂喊,而是仍象平时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言语间充满了慈爱,没有一句性急的话语。当她得知她的唯一的爱女,要回上海侍疾的时候,她想的不是女儿将会给她带来的安慰,而是心疼她这亲爱的孩子,怕她受惊,怕她吃苦,怕她伤心,轻声地说:“可怜的,她在船上也许时刻提心吊胆的想到自己已是没娘的孩子了!”①
    等到女儿已经到家,在她身旁服侍的时候,她还时时惦念着女儿的饥饱和冷暖。天气冷了,她就忍受着自己的病痛,劝女儿要多加点衣服:“你的衣服太单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骆驼绒袍子,省得冻着!”②
    在她痛苦得难以忍耐的时候,竟然仍是心疼着在她身旁服侍的女儿,看着女儿喘息着说:“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过去了,你好好的睡几夜,便回到北平去,那时什么事都完了。”③
    她为子女操劳了一生,弥留之际,却是十分的满意。她对女儿说:“我自小千灾百病的,你父亲常说:‘你自幼至今吃的药,总集起来,够开一间药房的了。’真是我万想不到,我会活到六十岁!男婚女嫁,大事都完了。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次病了五个月,你们真是心力交瘁!我对于我的女儿,儿子,媳妇,没有一毫的不满意。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再享两年你们的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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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南归》
    ②③④冰心:《南归》
    有着这样的胸襟和情怀的母亲,是多么地让儿女们敬爱啊。他们的心中虽然已经雪亮,知道母亲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在轮流看护、轮流休息的时候,背着母亲,总是偷偷地流泪。但是在母亲面前,却都勉强地笑着,高兴着,让母亲看到他们的努力装出来的笑脸,哄着母亲高兴,用娇憨的语言劝慰她。为了宽慰母亲,也是为了报答母亲对他们的爱,他们愿意在母亲在世时的有限时光之内,多给母亲些欢乐。
    除夕的时候,家家户户正在高兴地过年,而谢葆璋家里,却是一片紧张的气氛。除夕的这一天,杨福慈的自我感觉很不好,她难受,着急,频繁地催促女儿为她请医生。冰心立即为母亲请来了上海最有名的德国医生V大夫,这位医学权威诊断了杨福慈的病症之后,用英语低声地告诉冰心说:“没有希望了,现时只图她平静的度过最后的几天罢了!”①
    元旦过后的第三天,是谢葆璋的生日。四十年前,他选择了自己的生日举行婚礼,因此,这一天,也是他和杨福慈结婚的四十周年纪念日。孩子们决定借着这一天,给母亲一个最后的慰藉:“1月3日,是父亲的正寿日。早上便由我自到市上,买了些零吃的东西,如果品,点心,熏鱼,烧鸭之类。因为我们知道今晚的筵席,只为的是母亲一人。吃起整桌的菜来,是要使她劳乏的。到了晚上,我们将红灯一齐点起;在她床前,摆下一个小圆桌;桌上满满的分布着小碟小盘;一家子团团的坐下。把父亲推坐在母亲的旁边,笑说:‘新郎来了。’父亲笑着,母亲也笑了!她只尝一点菜,便摇头叫‘撤去吧,你们到前屋去痛快的吃,让我歇一歇’。我们便把父亲留下,自己到前头匆匆的胡乱的用了饭。到我回来,看见父亲倚在枕边,母亲朦朦胧胧的似乎睡着了。父亲眼里满了泪!我知道他觉得四十年的春光,不堪回首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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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冰心:《南归》
    在悲痛欲绝的情景中,强颜欢笑,——这是儿女们对即将辞世的母亲的最后的安慰。这次聚会之后,杨福慈的病急转直下,两天之后的夜里,困极倦极的冰心,在睡梦中被母亲与父亲的大声争执声惊醒,“我赶紧起来,只听见母亲说:‘你行行好吧,把安眠药递给我,我实在不愿意再俄延了!’那时母亲辗转呻吟,面红气喘。我知道她的痛苦,已达极点!她早就告诉过我,当她骨痛的时候,曾私自写下安眠药名,藏在袋里,想到了痛苦至极的时候,悄悄的叫人买了,全行服下,以求解脱——这时我急忙走到她面前,万般的劝说哀求。她摇头不理我,只看着父亲。父亲呆站了一会,回身取了药瓶来,倒了两丸,放在她嘴里。她连连使劲摇头,喘息着说:‘你也真是……又不是今后就见不着了!’这句话如同兴奋剂似的,父亲眉头一皱,那惨肃的神宇,使我起栗。他猛然转身,又放了几粒药丸在她嘴里。我神魂俱失,飞也似的过去攀住父亲的臂儿,已来不及了!母亲已经吞下药,闭上口,垂目低头,仿佛要睡。父亲颓然坐下,头枕在她肩旁,泪下如雨。我跪在床边,欲呼无声,只紧紧的牵着父亲的手,凝望着母亲的睡脸。四周惨默,只有时钟滴答的声音。那时是夜中三点,我和父亲颤栗着相倚至晨四时。”①又强挨了一天半,到了1月7日的早晨,“母亲的痛苦已到了终极了!她厉声的拒绝一切饮食。我们从来不曾看见过母亲这样的声色,觉得又害怕,又胆怯,只好慢慢轻轻的劝说。她总是闭目摇头不理,只说:‘放我去吧,叫我多捱这几天痛苦做什么!’父亲惊醒了,起来劝说也无效。大家只能围站在床前,看着她苦痛的颜色,听着她悲惨的呻吟!到了下午,她神志渐渐昏迷,呻吟的声音也渐渐微弱。医生来看过,打了一次安眠止痛的针。又拨开她的眼睑,用手电灯照了照,她的眼光已似乎散了!”②
    一家人挣扎着,救护着,但终归无用。到了这一天晚上的9点45分,这位给了冰心三十年母爱的,温柔而又高尚的慈母,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
    这位把自己纯洁无私的母爱,“慈怜温柔”地施予她儿女们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③接受过这样的母亲的恩泽的儿女,一旦失去了她的爱,将会感受到怎样的痛苦,失望,孤独,寂寞,悲哀,大概是人人都能想象出来的吧:我从此是没有娘的孩子了!这十几天的辛苦,失眠,落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的悲痛,我的伤心,岂是千言万语所说得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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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④冰心:《南归》
    ③冰心:《我的母亲》
    我再不要领略人生,也更不要领略如十九年一月一日之后的人生!那种心灵上惨痛,脸上含笑的生活,曾碾我成微尘,绞我为液汁。假如我能为力,当自此斩情绝爱,以求免重过这种的生活,重受这种的苦恼!②
    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③
    在极度痛苦之中,她只有写信给远在北京的爱人,在那里找寻另一种同样深沉,也同样无私的爱:
    我从前有一个心,是个充满幸福的心。现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宝爱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前天两点半钟的时候,母亲的钢棺,在光彩四射的银架间,由白带上徐徐降下的时光,我的心,完全黑暗了。这心永远无处捉摸了,永远不能复活了!……
    不说了,爱,请你预备着迎接我,温慰我。我要飞回你那边来。只有你,现在还是我的幻梦!④
    但是,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冰心,同时也知道,必须“自家料理着回肠,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⑤。在伤心的同时,也要料理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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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③④⑤冰心:《南归》。
    在她母亲尚未瞑目的时候,她就与父亲一起,为母亲选定好了钢棺,又为母亲选择好了墓地。
    母亲寿衣的材料,以及帽子、手套、袜子、袍子,等等,都是冰心冒着严寒,上街亲自选购的。又是冰心背着母亲,悄悄地叫来了裁缝,把寿衣的式样、尺寸、颜色,不厌其详地一一交待给裁缝,一件一件地精制出来的。
    母亲去世之后,还是她,帮着父亲料理好了亲友们告别遗体、入殓、出殡等等丧葬的事宜。
    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心,她剪下了自己的一缕头发,同时还把母亲生前一直珍重地收存起来的她儿时的胎发,以及她在大学毕业时得到的“斐托斐”名誉学位的金钥匙,连同父亲的和弟弟、弟媳的,以及侄女小菊的头发,都装在了一个小白信封里,放在棺内母亲遗体的旁边。
    在冰心的安排之下,逝去的母亲的遗体,被安放在万国殡仪馆的一间紫色的屋子里,她安稳地仰卧在矮长榻上面,盖着一床深棕色的锦被,旁边绕着鲜花,点着一对白蜡烛。当全家人和亲友与这遗体告别之后,他们才将母亲的遗体安稳地装在钢棺内,让她枕在一个白绫簇花的枕头上,再给她齐肩罩上一床红缎绣花的被子,棺盖是玻璃的,彼此看得见,棺前仍然点着一对高高的白蜡烛。在紫绒的桌罩下立着一个银色的十字架。他们就这样,又体面、又肃然地,把慈爱的母亲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家中再也没有欢乐的气氛了。彼此看着身上的孝衣,是一片素白。弟弟把钟摆停在了9点40分的地方,不忍再看到它走到母亲停止呼吸的钟点——45分。母亲昨天还躺在上面的床,已经搬走,空出来了一片地方。家里显得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冰心怕老父支持不了,就日夜都守在父亲屋中,陪伴着他,白天与老父作伴,每到晚上,勉强睡下,也是常常惊醒。有时她一个人走进母亲生前起坐的屋子里,其中的一切,都会使她回忆起母亲生前的情景,即使是炉中炭火的光亮和噼啪声,也会使她无限地思念已经逝世的母亲。她觉得辛酸,又觉得害怕,于是便写信给远在北京的爱人,向他诉说:“母亲死后的光阴真非人过的!”①
    虽然失去了这样一位慈母,说句公道话——比起社会中其他的一些人们来,冰心还是幸福的。她还有她钦佩、爱戴的丈夫,和她尊敬、爱护的老父,以及三个相亲相爱的弟弟。她要学习自己的母亲,用仁爱的心对待他们。正如她自己在《南归》中所说的那样:“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我有父亲和三个弟弟,以及许多的亲眷。我将永远拥抱爱护着他们。”
    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冰心的大弟弟从上海调到了广州。她便与尚在北京求学的二弟一起,把老父接到了北京。而将母亲去世的消息,死死地瞒住在外航海的最小的弟弟。当这个最小的弟弟,在大哥让他交给二哥的信封里,看见了一条系臂的黑纱,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偎倚慈怀的甜梦已经再也无法实现时,是接替母亲的责任的慈蔼的大姐,给了他抚爱和安慰。他在第二次离开祖国的土地,又踏上远航的征途时,曾经满怀着感激与信任的感情,写信给他的二哥说:“母亲是死去了,幸而还有爱我们的姐姐,紧紧的将我们搂在一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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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冰心:《南归》
    冰心帮助父亲,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又侍奉着老父,回到了北京。母亲病逝前后的这几个月的生活,使她感到非常的劳顿。但是,也算了却了人生与家中的一件大事。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她又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在1931年的2月,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子宗生(吴平),出世了。
    三十一岁的冰心,身体是弱的,她经受住了怀孕时的不适和分娩时的痛苦,作了母亲,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她要学习自己的母亲,把她曾经享受过二十九年之久的无私的母爱,再由她,传交给自己的孩子。
    她在教书之余,尽心竭力地抚育自己的儿子,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儿子长得又白又胖,而且活泼聪明。由于孩子的拖累,她写作较少了,在孩子出生之后的1931年,她只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分》,一篇散文《南归》,两首诗——《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阵风》,翻译了一本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所著的散文诗集《先知》。
    《分》是冰心根据自己在产院里分娩时的切身感受和观察、体验而创作出来的小说。这是一篇十分有意思的作品,它以巧妙的构思,把作者的丰富的想象融进了真实的生活里面,赋予两个刚刚离开母体的初生婴儿,以思考和谈话的能力。这两个初生婴儿之间的对话,给这篇小说涂上了寓言、童话的色彩,而冰心在这篇小说中表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已与她本人在过去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思想与情感,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两个躺在育婴室的小床上“对话”的初生婴儿,那个第一人称的“我”,白净秀气,是教授的儿子,而另一个有着圆圆的头,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肤,结实挺起的小胸脯的,则是屠户的儿子。他们两个,在医院的育婴室里,都穿着同样的白白长长的小衣服,床挨着床,可以亲密地、无拘无束地谈话,成了相亲相爱的好朋友。可是,这对初生的婴儿,一旦走出医院的大门,贫富的悬殊就会把这两个孩子分离开来,一个将到社会的上层去享福,一个将到社会的下层去奋斗。其实,即使住在医院里,他们两个表面上虽然是暂时平等的,但是,他们父母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的悬殊,也已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一个的母亲是住在头等病房里,一个人一间;而另一个的母亲则是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才第一次住进了医院,住在十几个人公用的大病房里。一个的父母在他刚刚生出来之后,就计划着他的将来,准备着为他储存教育费;另一个的父亲,为了谋生,却让孩子的母亲把儿子丢给祖母,到有钱人家当奶妈去。
    冰心前几年曾在她的小说《最后的安息》、《六一姐》等作品中,对那些家境贫穷、心地善良的孩子们,表示过怜悯与同情。而在这一篇《分》里,她却给贫困的孩子,抹上了自信自豪的光彩,那个又壮又黑的屠户的儿子,虽然也羡慕教授儿子的福气,却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对前途充满了自信。他把自己比做路边的小草,而把小朋友比做花房里的鲜花,他对那朵娇嫩的鲜花表现出了一种“似怜悯又似鄙夷”的态度。他骄傲地对他的小朋友宣布:“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周围,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他以自己贫苦的出身为荣,长大了决心继承父业,他高声地宣布:“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
    这样一种贫穷者对待富有者的态度,在冰心的作品中出现,的确是很新鲜的,非常地引人注目。而当他们脱下了医院里的白衣服,教授的儿子换上了一身温软美丽的婴儿装,屠户的儿子穿上了一件打着补丁的旧蓝布棉袄时,冰心知道,这两个出身不同的孩子,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
    同时,过去一向虔诚地歌颂母爱,认为在母亲面前个个自由,人人平等,唱出过:上天生人无厚薄,因为无论是贫还是富,无论是贵还是贱,造物者都给他预备了一个母亲来爱他的冰心,到了写作《分》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儿童都有享受母爱的福气,有时生存下去的需要比情感的慰安更重要。屠户的妻子象教授的妻子一样爱孩子,但是为了生存下去,她却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儿子,到有钱人家当奶妈去;而这个刚刚下生不过几天的孩子,虽然自己母亲的奶水极充足,他却必须要离开母爱的怀抱,到祖母跟前,去喝米汤。
    从全心全意地歌唱“爱的哲学”,到清醒地认识到“分”,这是冰心在思想上的一个不小的变化,因而引起了进步文化人士的充分注意。茅盾说:“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如果我们把她最近的一篇《冬儿姑娘》(见《文学季刊》创刊号)合起来看,我们至少至少应该说,这位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作家不但悲哀着‘花房里的一朵小花’,不但赞美着刚决勇毅的小草,她也知道这两者‘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①“《往事集·自序》写于1929年夏,到这个时候是五年了②;这五年内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解,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些‘消息’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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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茅盾:《冰心论》
    ②《冰心论》写于1934年夏
    在这一年写的散文《南归》,是为了纪念于1929年逝世的母亲的,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她写这篇散文的时候,距离母亲去世已将近两年了,她所以一直未把丧母的哀痛诉诸文字,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哀痛太强烈,太深沉,她一时半会儿还无法从沉痛的感情中自拔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她想把母亲去世的消息,瞒住自己远在海外航行的最小的弟弟,不愿意他在远离故土亲人的情况下,得知这个对他刺激太大的消息,直等到他回国了,敬谒了慈母的坟墓之后,对他体贴入微的亲爱的大姐,才痛定思痛,把这段情感的历程诉诸笔端。正如冰心自己在文中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不妨解开血肉模糊的结束,重历我心上的创痕。把心血呕尽,眼泪倾尽,和你们恣情开怀的一恸。然后大家饮泣收泪,奔向母亲要我们奔向的艰苦的前途!”
    诗两首——《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阵风》,都写于这一年的7月,都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
    《惊爱如同一阵风》,是在旅途中写的。那是身边的一个人,指给她看的一片晚霞,惊醒了她心中的诗魂。虽然全诗很短,却充满了如画的意境:
    惊爱如同一阵风,
    在车中,他指点我看
    西边,雨后,深灰色的天空,
    有一片晚霞金红。
    另一首《我劝你》,是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却又是带点儿玩笑的口吻,来规劝那类意志薄弱、心猿意马的女人的,请她们要当心那些轻浮的浪漫诗人引诱你去作的感情游戏;否则,假若你不谨慎,就将给老实的丈夫带来痛苦,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和幸福:
    最软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
    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在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的前后,冰心翻译的《先知》,先从4月18日起,在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副刊停止后,又于8月23日作序,由新月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做了母亲的冰心,在北京迎接了1932年的到来。在这一年里,除去教书和抚养孩子之外,她也继续从事着文学创作活动。
    这一年的夏天,她写了一篇名为《寻常百姓》的散文。可以说,这是《南归》的续篇。
    因为她写的虽然是一只小小的白燕,而这只白燕却是她的慈母的遗物——这是六年前,她的母亲健在的时候,在上海给孙女儿买的玩物。而今,已是燕在人亡了。她的深情的父亲,在爱妻去世之后,花了半价的车船票,把这只小小的白燕,从上海带到了北京。冰心对这只代表着她母亲遗物的小生命,十分地爱护,用来寄托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而当这只白燕突然于一个晚上失踪了之后,冰心感到难以言传的失望和焦急。失去了慈母的冰心,又丢失了她的母亲的遗物,内心的烦躁与惆怅,都在这篇散文中表现了出来。
    这一年,她还应北新书局之约,自己编辑了《冰心全集》,并于清明节写成了《冰心全集·自序》。分诗歌、散文、小说三集,由北新书局于1932年8月至次年的1月出齐。从1933年起至1934年,冰心除去在燕京大学教书之外,又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课,担任国文系讲师。
    在1933年的10月17日,冰心完成了一篇别具风格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这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我们的太太”,以及围绕着她的那一群男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诗人,文学教授,哲学家,政治学者,医生,女画家兼诗人,美国女艺术家,等等,总之,都是开口莎士比亚,闭口汤姆司·哈代,喜欢清谈叔本华的哲学,以及诗、词、美术、音乐、舞蹈等高雅话题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活跃在冰心熟悉的生活圈子里,与冰心属于同一个阶层。
    过去,当冰心写到这一个阶层的人物时,即使寥寥几笔,也总是把他们刻画成文雅、有教养、心地善良的君子。但是,在《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里,冰心却第一次在自己的笔下,把本阶层的一群无聊男女,描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神空虚,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俗物。
    这位太太用她作银行家的丈夫的金钱,布置了一个闻名中外的“文艺沙龙”,目的是为了突出她自己,让那些无聊的诗人学者们围绕着她,象众星捧月一样,还可以在她这里享受着眼福、耳福、口福。她一面用着丈夫的金钱,尽情地享受和挥霍,一面却暗骂自己的丈夫是丑陋的、猥琐的、世俗的,公然与那些吃喝她的丈夫的无聊男人们调情。而当她的女皇地位受到了那个美国风流寡妇的挑战时,又在中国男人面前与那个洋女人争风吃醋。她选择女友的标准是找“陪衬人”,在她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她只选中了一个又黑、又胖、又邋遢、又粗野的女画家作朋友,为的是衬托出她的莹白、苗条、服装和谈吐的斯文、高雅。
    作品中的那个“白袷临风,天然瘦消”的诗人,简直就象拆白党,专会用几句歪诗讨取阔女人的欢心,然后跟在女人后面,以打秋风为业。
    这是冰心生平第一次,对她所熟悉的本阶层的一群人物,作出的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
    继这篇小说完成之后不久,冰心又在同一年的11月28日,完成了另一篇描写劳动人民生活和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短篇小说《冬儿姑娘》。
    这篇作品的女主人公冬儿,是个被丈夫遗弃了的砸石工人的女儿,从八九岁的小小年纪,就做卖鸡子、卖柿子、卖花生等的小贩,用自己辛苦劳动的汗水,养活母亲和自己。
    她的形象,与几年前冰心刻画的劳动妇女形象——比如那位奶娘的女儿、忠顺的六一姐(《六一姐》);比如那位无父无母的孤儿、逆来顺受的翠儿(《最后的安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冬儿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姑娘,绝不逆来顺受,也绝不谦卑忠顺,她只是凭着自己的勤劳,自己的力气,用诚实的劳动,为母亲和自己换一口饭吃。她不信神,也不信邪,既敢与大兵粗声大气地讲理,也敢砸了香头的牌位。一个赤贫如洗的女孩子,在那样的乱世里头,竟然能够用抗争作武器,在社会上站住了脚。
    这篇小说完全是用第一人称的“我”,用叙述的口吻,来描述冬儿姑娘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的,而这个“我”的身份,就是冬儿姑娘的母亲。听她讲述冬儿故事的人,是她服侍的女主人(当“我”向她的女主人讲述关于她的女儿的故事的时候,这位第一人称的“我”,已经从一个砸石工人变成大户人家的女佣人了)。
    冰心赋予了冬儿姑娘勇敢坚强的性格,她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不再抱着从前那种悲天悯人的态度了,而是对象冬儿姑娘这样的劳动者,表现出来的某些自发的反抗行动,表示了叹喟和赞赏。
    作品中的这个姑娘虽然长相不佳,“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但是她的敢作敢为,敢说敢骂,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的开朗性格,却让读者非常同情和喜爱。
    除去上述的小说之外,冰心在这一时期,还写作了一篇关于教会问题的小说《相片》。冰心在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含蓄地指出了教会人士的伪善。这篇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位住在中国、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施女士,她是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初来中国的时候,正值她的青春年华,有一张美丽的椭圆形的脸庞,一头淡黄色的秀发,又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使她成了这所教会学校里的外国女教员中,最美丽的一个。但不知是为了什么,她并没有嫁给爱慕她的同胞毕牧师。光阴似流水一样地流逝,她的一头浅黄色的秀发,颜色逐渐地变成了灰白。毕牧师也早就有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太太。老之将至的施女士,只得寂寞地搬出教会学校的小楼,移居到了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种点花,养只狗,逛逛庙会,多数的时光则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地望着墙壁或炉火。
    一个中国小姑娘王淑贞的出现,改变了施女士这种寂寞的生活情调。王淑贞是一个前清老秀才的遗孤,她的父亲王先生,生前曾经当过施女士的官话老师。小淑贞的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王先生也跟着去世,无父无母的小淑贞,从此便来到了施女士的身边,成了施女士的养女。
    王淑贞长得非常瘦小,苍白,但却能够十分温柔、安详地陪伴着施女士。尤其是当施女士生病的时候,她更是十分细致、周到地加以看护和伺候。施女士愿意这个小女孩,永远呆在自己的身边,追随着自己,解除她的寂寞,安慰她的晚年。有时,施女士也会忽然想到,这个小女孩总有一天会长大,那时,假如她要结婚呢?每逢想到这里,施女士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怖,一种无法再次忍受的冷寂之感,立刻会袭上她的心头,使她的全身都打起寒战。不过淑贞尚小,人也非常老实,这种事情仿佛还是极其遥远的将来才能发生的,她仍然安静地陪伴着施女士。
    时光不知不觉地过去,淑贞终于长大了。施女士为了永远把她拴在自己的身边,就把这个中国姑娘带到了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这是施女士出生的地方。
    正是在施女士故乡的老宅里,王淑贞同住在这里的两个中国人——神学院的李牧师和他的儿子李天锡邂逅相遇了。后者是一位热爱美术的青年,但是因为没有钱,只能在神学院里听讲。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青年,有理想,有教养,爱祖国,爱艺术,温文尔雅。在这异国的偏僻小城里,只有中国姑娘王淑贞能够理解他。
    而当施女士终于在她的养女王淑贞的身上,看到了爱情到来的迹象,尤其是看到了王淑贞的一张相片,在这张相片上:“背景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
    做为一名信仰宗教的教师,此时的施女士,却表现出了极端的自私。她害怕孤独,害怕王淑贞会离开自己。她并不顾及养女本人的意愿,就擅自决定,立即带领这位动了爱情的姑娘,远离开她的恋人李天锡,返回中国去。难道一个信奉宗教的教师,就应该这样践踏别人的感情吗。
    1934年的年初,冰心发表了《新年试笔》一文。她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了她幻想中的理想国的形象:
    大地上处处都是光明,看不见一丝云影。山上没有一片焦黄的叶;一眼望去尽是参天的松柏,树上随意的乱生着紫罗兰,雏菊,蒲公英。松径中,石缝中,飞溅着急流的泉水。江河里也看不见黄泥,也不飘浮着烂纸和瓜皮;只有朝霭下的轻烟,濛濛的笼罩着这浩浩的流水。江河两旁是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整齐的灰瓦的农舍,家家开着后窗,男耕女织,歌声相闻。
    城市象个花园,大树的浓荫护着杂花。整洁的道路上,看不见一个狂的男人,妖的女人,和污秽的孩子。上学的,上工的,个个挺着胸走,容光焕发,用着掩不住的微笑,互相招呼,似乎人人都彼此认识。
    黄昏时从一座一座的建筑物里,涌出无数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人来。一天结实的有成绩的工作,在他们脸上,映射出无限的快慰和满足。回家去,家家温暖的灯光下,有着可口的晚餐,亲爱的谈话。
    蓝天隐去,星光渐生,孩子们都已在温软的床上,大开的窗户之下,在梦中向天微笑。
    而在书室里,廊上,花下,水边,都有一对或一对以上的人儿,在低低的或兴高采烈的谈着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所留恋,计划,企望的一切。
    具有细腻的艺术鉴赏力的茅盾先生,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评论1934年以前的冰心作品的总论——《冰心论》。茅盾从冰心所处的历史时代,谈到了冰心的思想,又从冰心思想的形成过程,谈到了冰心的作品,和冰心的家庭。他很有见地地指出:
    原来“五四”期的热蓬蓬的社会运动激发了冰心女士第一次的创作活动!
    是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时期所有的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然而“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所以在《两个家庭》中,她一方面针砭着“女子解放”的误解,一方面却暗示了“良妻贤母主义”——我们说它是“新”良妻贤母主义罢,——之必要。在《斯人独憔悴》中,她勇敢地提出“父与子的冲突”来了,可是她使得那“子”——“五四”式青年的颖名,终于屈服在旧官僚的“父”的淫威之下,只斜倚在一张籐椅上,低徊欲绝地吟着:“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在《去国》这一篇,她使那位学成归国,满怀壮志的年轻留美学生终于灰心去国,“不如先去到外国,做一点实事”;而且这位青年留学生的父亲,——从前带了一箱炸弹,雍容谈笑进了广州城的老革命党,又是多么暮气颓唐。她的问题小说里的人物就是那样软脊骨的好人。
    她既已注视现实了,她既已提出问题了,她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去了。“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她躲到“母亲的怀里”了。这一个“过程”,可说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好人儿他们的共同经验,而冰心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这一年的7月,冰心、吴文藻夫妇,接受了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当时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先生的邀请,并自己出面,又替他邀请了郑振铎、顾颉刚、赵澄、雷洁琼、文国熊、陈其田、容庚等作家与学者,组成了一个“平绥沿线旅行团”,先从7月7日至18日,后又从8月8日至25日,沿着中国工程师詹天佑领导设计、修建的平绥铁路,前后作了两次社会调查性质的旅行。参加者之一的郑振铎,在写到这次西行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此行得友好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冰心、文藻夫妇。这趟旅行,由他们发起,也由他们料理一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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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振铎:《西行书简·小叙》
    这位留学美国的沈局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很有事业心,这次是想借用著名作家们的笔,将平绥沿线的经济状况、物产情况、民族分布、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古迹、风俗人情、风景名胜、旅行见闻、新鲜观感,等等,一起写出来,然后出版,还要出版英文的导游手册,以便让更多的同胞,还有国外的友人,了解平绥铁路沿线的情况,以利于发展西北的铁路事业,并进而开发大西北。
    7月份,正值北京的酷暑,这支由八位作家和学者(第一次旅行容庚先生未参加)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炎热的北京,从清华园车站登上了平绥铁路局准备好的公事专车,经过丰台、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城、宣化、张家口、大同、云岗、口泉镇等地,17日,到达了平地泉。因为铁路被山洪冲断,不能继续前行,八人商议的结果是:暂时返京,等铁路修好了以后,再来一次,直抵绥远。
    这生平第一次的塞外之行,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青龙桥车站瞻仰了“山峡之间,丁香花丛里”的“黯绿色的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又在车站的近旁,观望了万里长城的雄姿,那“雄伟高厚的城墙,飞龙一般的越岭蜿蜒”,使她联想起古代“城头拒胡,烽火烛天,戍卒无声的满山攀走之状”这样壮观的景象,使这位温柔细腻的女作家,也感到热血沸腾了。
    冰心又在宣化参观了市容,及北城门外的龙烟铁矿旧址,天主教修道院,回教清真寺。在张家口参观了市容,在大同参观了九龙壁及大华严寺等古迹。
    她还在山西云岗参观了有名的石窟,在口泉镇附近的永定庄参观了煤矿。她和同伴们都学着矿工的样子,穿上了很厚的蓝布套衣、套鞋,戴上了柳条编成的帽子,拿着镁光灯,柱着棍子,坐上吊车,缓缓地降到了离地面三百公尺的矿井里。这位一直过着温暖舒适的学者生活的女作家,也象真正的矿工那样,俯下了自己矮小的身躯,用手举着镁光灯,在只有六七尺宽的地道中慢慢行走。脚下是又湿又热的泥水,头上是用木柱支撑着的危险的洞顶,洞顶上和洞壁上还不断地滴答着污黑的水点,周围是污浊闷热的蒸气。等到她和她的同伴们从这个又窄又矮又闷又危险的矿洞中回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白晰的面庞上以及鼻孔和耳朵眼里,都塞满了黑色的煤末。这样的生活体验,大概会使她终生难忘吧。
    7月17日,冰心一行抵达了平地泉车站。因为卓资山一段的铁轨被水冲断,正在修复,火车不能继续前行,他们无法到达绥远。正在商量的时候,得知当时担任绥远主席的傅作义的专车,刚从北京开到这里,也是因为铁轨出事,不能前进,正停滞在这里。傅作义得知作家、学者们正在此地的消息,就专程到他们的车上来见面。冰心一行作为答谢,也到傅作义的行辕去回拜。在行辕,冰心第一次与傅作义先生的夫人刘芸生见了面。
    然而这一天给冰心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塞外草原的黄昏。那是一幅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才能见到的壮观静穆的图画:“晚霞艳极,四山青紫,起伏如线,萋萋芳草,平坦的直铺到天边。而四天的晚霞,由紫而绯红,而浅绿,而鱼肚白,层层的将这一片平原包围了来,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者,始于今日见之!”
    塞外的山,塞外的水,塞外的天空和土地,给冰心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感受。她在离开平地泉的前夕,写下了这样充满了感情的话语:
    这种无边高朗的天空,无限平阔的草原,无尽清爽的空气,是只有西北高原才能具备的,我愿个个南方孩子,都能到此一游,一洗南天细腻娇柔之气!
    这一天的午夜,他们乘坐的专车离开了平地泉,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了北京。
    二十天之后,这个旅行团的一行八人(其中的文国熊女士换成了容庚先生),再次从清华园出发。这次一直到达了绥远,又从绥远出发,经归绥,抵达了百灵庙,见到了当时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德王。沿途看见的蒙古包、蒙古骑手,还有大草原上的羊群、马群、骆驼群,甚至于狼,以及时晴时阴,时雨时雹,变幻莫测的塞外大自然的奇特风貌,都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他们又从原路返回了绥远和包头,参观了磴口、公积坂、李达召、旗下营等处,之后,再从绥远返回北京。
    这次离家半个多月,冰心很思念自己的老父及爱子。她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宣化给他们买了一筐葡萄,在沙城买了一瓶青梅酒,在南口买了一筐白桃。当她和吴文藻于8月26日返回家中的时候,她不仅带回了自己新鲜的见闻,还给家人带回了塞外的名产。
    为了纪念这两次为时共六个星期的旅行,她在半年之后写成了《平绥沿线旅行记》,和一篇散文《二老财》。
    她在8月9日的记事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晚,张宣泽先生约餐于绥远饭店,会见了许多绥远各界人物。席间又谈到王同春事迹,听到王同春女儿二老财的故事,大大的引起我的兴趣。将来拟为专文以纪此河套无冠帝王之公主!”这《二老财》一文,即是冰心该篇记事中预言的“专文”,写于1935年的11月。
    冰心在《二老财》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民国廿三年八月九夜,我在绥远的一个宴会席上,听到了一个奇女子的事迹。她是河套民族英雄王同春氏的独女,‘河套的穆桂英’,她的名字是二老财。”
    冰心笔下的二老财,究竟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应该怎么样的来评价她,笔者因对河套的历史知之甚少,实在难以判断。但是读了《二老财》之后,却对冰心这位女作家的善良,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上面已经说过,二老财的故事,是冰心在一次宴席上,从别人的闲谈之中听来的。而参加宴会的人中,又知道二老财的身世的人,必是当时傅作义的部下。他们对这位骑马佩枪的女人,抱着又惊慑,又爱戴,同时又夹杂着一点儿轻蔑,一点儿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他们在席间关于这位蓝衣皮帽、指挥自如的女人的谈话,却激起了冰心这位女作家的联想,使她对二老财这位稀奇的女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希望得知关于二老财的更多的故事,还想看一看她的照片。甚至想与二老财见上一面。
    冰心为何对二老财这个与自己相距甚远的人物,抱着如此之大的兴趣与同情心呢?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冰心自小是男装,看惯了大海旁边的军营,偏爱飒爽英豪的女性,在《红楼梦》里的那些女孩儿中间,她最爱“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的尤三姐,她曾经多次地谈到自己童年时代的禀性,自嘲为“野性”。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看出冰心的善良——她只是偶尔听说了一位“同性”的故事,就又兴奋,又怅惘的,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心里总是想着这个女人的事情,眼前总是闪现着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飒爽身影。一直到了返回北京的家中之后,关于二老财的念头,仍然萦绕在冰心的脑海里,她始终在惦念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孤身女人。甚至充满了同情地想象着:这个孤身的女人,是否正一个人郁郁地居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她去祭奠父亲的亡灵时,又该怎样地“泪随声坠”?
    除去顾念和同情之外,冰心还对这个女人寄予了希望。她希望,在这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伸越长,西北的危难也刚开始的时候,做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女儿的二老财,应该起来,跃马佩枪,带领着自己的部下,准备好,与民族敌人决一死战。
    1935年5月,冰心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女孩儿,也就是冰心的长女宗远(吴冰)。这一年的10月,冰心接受了《妇女生活》杂志记者子冈的来访,关于冰心的两个孩子,子冈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当我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杂志的时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从楼上唱唱笑笑地走下来,彼此相逗着,看到我重又退到楼上去,拖了许多玩具下来。我和他们不通姓名地熟识了,由稍大的一个口里知道,小的一个是谢先生的孩子。脸上告诉人,他营养很足,一对小亮眼睛不住嘻笑,他四岁。——这是儿子吴平。
    这时有一个女仆抱下冰心的五个月的女孩儿来,白白胖胖的。
    把孩子抱在手里,笑着,“我们两个孩子全是吃羊奶,这里有一只瑞士羊。你来时我正给她洗澡,一早上就忙着这些事。——这就是大女儿吴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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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大女儿出生后的这一年的夏天,冰心曾经回到童年时代的居留地烟台小住。
    1935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春天也来得特别的迟,仿佛也特别的难。冰心听着窗外时时刮起的狂风,看着地面上被狂风卷起来的黄沙,就只能用雪莱的那个著名的诗句来安慰自己: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好容易盼到了一天,看见柳梢上出现了嫩黄色,春意就要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就下起了夹着雪花的冷雨。又好容易盼到了一天,院子里的桃花终于开了,粉红色的花朵,夹在绿叶中间,仿佛在向人间宣告,春天终于来了。不料,当天下午,又刮起了夹着沙土的黄风。喜爱明媚的大自然的冰心,在对于春的失望的情绪中,有一天,偶尔看到了四棵海棠树开放着玲珑娇艳的花。这些海棠花,是被浅浅的红与淡淡的白染成的,很象是一位“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这些可爱的花朵使冰心想起了快乐活泼的孩子,也使她感受到了春天的魅力。于是,在1936年的5月,她就为这些海棠花写出了一篇名为《一日的春光》的散文。
    在写作《一日的春光》之前的大约两个月左右,冰心还在或生病,或有杂事缠身的情况下,连续地写作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这就是3月8日写作的《一封公开信》,3月22日写作的《胰皂泡》,和3月23日写作的《记萨镇冰先生》。
    她在那篇《一封公开信》里,披露了自己写作的习惯以及自己关于“灵感”问题的见解。冰心的作品,都是她真情实感的自然的流露,倘若没有什么可写时,她就是摊着纸,拿着笔,使劲地想,就这样坐上几个小时,也硬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假若灵感来到,“即或时在夜半,我也能赶紧披衣起坐,在深夜的万静中来引导这思潮的奔涌”。冰心这样形容灵感的来到:“是很突然的,象一阵风,象一线闪光,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一种情感,在寂静中,烦闷中,惆怅中,忧郁中,忽然来袭,我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文思会通畅得象一股急流的水。”
    半个月之后,大概是思潮来到了,她忽然又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在22日写出了一篇名为《胰皂泡》的散文。从表面上看,这篇散文写的是她童年时代喜欢玩的吹胰皂泡的故事,细细体味,其中却又不乏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慨和苦闷。她这样地说到她自己:“生来是个痴孩子,我从小就喜欢做昼梦,做惯了梦,常常从梦中得慰安,生希望,越做越觉得有道理,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最后简直把昼梦当作最高的理想,受到许多朋友的劝告讥嘲。而在我的精神上的胰皂泡没有一破灭,胰皂水没有洒到我的心眼里使我落泪之先,我常常顽强地拒绝了朋友的劝告,漠视了朋友的讥嘲。”
    上面已经说过,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是谢葆璋的老师、上司和同乡,也是谢葆璋最崇敬的榜样和最亲密的朋友。谢葆璋常对家人这样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在父亲的影响下,冰心从小就很注意萨镇冰的一言一行,而他的言谈和行动,确实也使小冰心对他愈来愈敬仰,愈来愈崇拜。以至于她长大之后,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萨镇冰上将的传记。
    她在1936年3月26日夜完稿的散文《记萨镇冰先生》里,就叙述了几件有关萨将军的嘉言懿行。萨镇冰那种“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的模范军人风范,他那种清廉正直、爱兵如子、爱才如命的为人,他那种谨守时刻、温恭周到、风趣洒脱的作风,尤其是他那种临危不惧,勇敢坚毅,在庚子之变以后,以威德服人的大将风度,不仅令作者倾倒,在读者眼中,也堪称是模范军人中最令人叹服的模范。
    冰心十分感谢她的父亲,让她从小就认识了这样一个军人。在女儿冰心的眼里,谢葆璋是一位聪明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散文之外,这一年的7月,冰心还发表了一篇小说《西风》。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主题就是职业妇女面临的职业与婚姻之间的矛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
    大概自从妇女离开了锅台,走出了家庭,有了职业妇女这一名称之后,就存在着这个矛盾现象了。《西风》写的就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秋心,年轻时因把事业看得重于一切,而拒绝了一位爱她的青年男子——远的爱情,但十年之后,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虽然事业极其顺利,可是因为没有爱情,总是孤单一人,内心就常感到寂寞和惆怅。尤其是,她又在火车上与远不期而遇,看到十年前被她拒绝的远,依旧是年轻,潇洒,而且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位年轻的夫人。等到车船到站,远全家四口快乐地相聚,只有她是孤单的一个人。事业顺利,爱情幸福的冰心,看样子并不赞成妇女为了事业而牺牲了爱情。她在小说的结尾,让秋心看着阴沉的天空,又让萧萧地吹来的西风卷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格外地孤独和寂寞。
    这一年,茅盾继《冰心论》之后,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小说。
    与此同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评论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称它们为“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论了冰心的散文,称赞“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是……,这一首千古的杰作,我现在记也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这一年的10月1日,冰心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也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吴文藻博士得到了“罗氏基金会”的基金,出国考察一年。冰心也随丈夫吴文藻教授,到欧美游历了一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日益高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年的6月29日,冰心夫妇从欧洲取道苏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经过东三省,进入山海关,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年游历的生活和见闻,冰心自己在四十三年之后是这样追述的: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那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1936—1937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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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把炮口对准了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冰心正怀着身孕。这一年的11月,她的第三个孩子——二女儿宗黎(吴青)出世了。冰心一方面抚育着新生的婴儿,一方面维持着燕京大学的功课,同时做着撤离北京,迁居到大后方去的准备。她逐日逐月地整理着家中的东西,把她认为不甚重要的家具,该送人的送人,该捐的捐,该卖的卖了。而把她和吴文藻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象她在美国三年留学期间的日记,吴文藻从做学生时起就开始坚持写作的已有几十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两人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和朋友给她的信件,她的父亲年轻时写给爱妻的信和诗,她的小读者们的来信,以及她所尊敬与爱戴的学者、作家们亲笔签名的赠书,其中有鲁迅的、周作人的、茅盾的、老舍的、巴金的、丁玲的、苏雪林的、凌叔华的赠书,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等等。除此之外,她与爱书成癖的吴文藻多年来所收集购买的大量善本书,各种画集,笺谱,字画,和许多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等等,她和吴文藻两人带领着几名学生,逐个地登记,包裹,装箱。她常常是坐在地上,忙碌地收拾着,累了,饿了,就地喝点茶,用点儿点心,接着再收拾。全部整理好了之后,一数,已经装满了十五只大木箱。除去这十五只大木箱之外,还有吴文藻教授花费了十五年的工夫,编写好的装满了几十个布匣的教材和笔记。她和吴文藻把这些无法带走的珍贵的书籍和文物,都寄存在未名湖畔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她觉得这样一定万无一失,准备着将来从大后方返回北京的时候,再把它们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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