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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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
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
新鲜的朝气。
——冰心：《默庐试笔》
1937年，对于中国人民说来，是充满了灾难的一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吉星文部奋起抵抗，从此，宁静而美丽的文化古都北京城，就再也不宁静了。勇敢御敌的爱国将领佟麟阁等战死在疆场，大批大批的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北京，文化古都北京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之下。
三个星期之后，7月28日的清晨，一群涂有日本国旗的轰炸机，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西苑兵营，扔下了三十多颗炸弹，把这里炸成了废墟。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者，其野蛮凶残的程度，比火烧圆明园时的八国联军还要猖狂。中国的警察，在燕京大学校园所在的海甸区，被日本侵略者的步兵活活地砍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大队一大队的穿着深黄色军服和戴着奇形怪状的尖顶军帽或钢盔的日本兵，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登上了西直门城楼，挂上了日本国的膏药旗，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城楼上狂笑。
昔日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和米市大街一带，商店挂起了日本招牌，收音机里响起了日本的音乐。在故宫，在北海，再也看不见穿着长褂的或穿着西服的中国游客了，在那里高视阔步的，是一些穿着军靴的或者穿着木屐的日本游客及日本大兵。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二十年前，这个曾经是热血青年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示威游行的地方，这个曾经是学生时代的冰心，与同学们一起为被捕的大学生们募捐，进行爱国宣传的地方，也变成了日本兵和膏药旗逞凶肆虐的地方。他们的机关枪队，监视着零零落落的中小学生，强迫这些已经变成了亡国奴的中国孩子，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庆祝”所谓保定、南京等地的陷落。
北京，这个有着爱国传统的城市，中国人民珍爱的文化古都，现在，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已经到处都悬挂起了五颜六色的异国旗帜：日本的，意大利的，德国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等等，等等，就是不见了中国自己的旗帜。
美丽、庄严的北京，这座昔日如此可爱、可亲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沦陷敌手的城市，成了一个令人悲愤的皮囊。
面对着这一切，从小就熟悉甲午海战的故事，读书时又参加过“五四”反日爱国游行的冰心，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却又怎能咽得下这口气，在北京忍辱偷生呢？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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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默庐试笔》
于是，在1938年，冰心夫妇把冰心年老的父亲谢葆璋安顿好，就带领着三个孩子，启程出发了。他们离开了陷入敌手的北京，辗转到达了祖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
昆明，这座春之城，花之城，四季如春的温暖的气候，滋润了树木和花草，到处可见色彩鲜艳、形象别致的花朵，以及根深叶茂、翠绿欲滴的大树，整个城市都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所包围，显得极为美丽和幽雅。这里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听不见炮声，看不见炮火，也没有令人厌恶的、趾高气扬的异国侵略大兵，一切似乎都象战前一样。
在靠近市中心的一条深幽的巷子里，立着一座庄严的大门。门内是一条盘旋向上的石阶路，宁静幽远，情景好象北京西郊的风景区，——这就是云南大学的校址。抵达昆明之后，吴文藻教授就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教书。而女作家冰心，则自愿地到了云南省的呈贡县，在当地的简易师范学校里，义务教课。
呈贡县位于昆明市的郊区。昆明市区虽然美丽，但昆明的郊区更美。这里几乎是处处皆景，——西山，龙门，滇池，金殿，睡美人，一个接着一个，风景连着风景。有的郁郁葱葱，有的巍峨壮丽，有的秀美多姿，它们都能让你徘徊反顾，流连忘返，有时简直就象步入了神仙世界。用一句让人们用
滥了的语言来形容，这里才真正称得上是：美不胜收，目不暇接。
冰心所住的呈贡县，位置在昆明西山的东北。西山，是昆明郊区的风景区中最为著名的风景区。出了城门向西，要经过极为葱郁的片片树林，沿着蜿蜒曲折的柏油公路，盘旋而上。山路虽不险峻，但盘旋曲折，蜿蜒多姿，因而使得周围的山景和树木更加引人入胜。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龙门，陡峭惊险。然而只有登上这里，才能将流淌于脚下的滇池之水，一览无余。——这是一大片美丽的湛蓝色，泛着柔和的涟漪，它的温暖的气息和柔美的颜色，就象整个昆明的风姿一样，柔媚，动人。
位于西山东北方向的呈贡，也是一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地方。冰心在呈贡所住的楼房，就建在一片碧绿的松林之中。她的书房，后窗朝西，从窗中向左右望去，就可以看见呈贡县八景中的三景，只听名字，就能想象得出景色的优美，这三景是：“凤岭松峦”、“海潮夕照”、“渔浦星灯”。热爱自然的冰心，把自己的书案放在了这面窗户的下面，每当她备课、写作得稍感疲倦的时候，只需抬头遥望窗外，便可欣赏到窗外奇妙的景色。
这所楼房的前廊朝东，清晨可以看日出，看朝霞，黄昏可以看晚霞，看月上。阴天，则可以看风雨。即使是风雨，这里也比别处的风雨来得别致：“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①不用下楼，就可以看到这样五光十色，变化莫测的美景。
如果走下楼去，就是更为开阔，更为深邃的景致了。若下楼出门转向东北，那是一片茂密的翠绿的松林，在这片翠绿的松林中间，又参差地长着红穗的荇菜，有的深红，有的浅红。这深红和浅红，点缀着绿色的树林和黄色的土地，还有灰色的院墙，十分鲜艳夺目。若下楼出门向南，再出荆门，走上北边的一个斜坡，又可见已经成林的一片棕色的栗树群，这个林间有一片广场，隐约还可看见林外的山影和湖光。如果是在清晨，这里尤其清静，只有淡淡的云露，与和暖的爽风，陪伴着这片美景。冰心最喜欢在黎明时分，到这片广场上来散步，沐浴着和暖的晨光和晨风，赏心悦目。她有时一个人坐在林间的草地上，静静地看书；有时也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到这里来玩耍，看着她们快乐地游戏，奔跑，心中充满了甜蜜和愉快的感觉。
假如走到这座山坡的尽头，那里还有一个松柏环绕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有石块和石礅，可以坐着休息，也可以站着观景。由这里向下望去，可以看见昆明城内的街市和房屋，错落有致。而由此处向南边望去，则可以看见城外的三景：龙街子山上的“龙山花坞”，罗藏山的“梁峰兆雨”，城南印心亭下的“河洲目渚”。这个平台，以及这个平台上的石礅和石块，是冰心的朋友们最喜爱的谈话与休息的场所。尤其是年纪较轻的朋友，只要走到冰心的家里来，必定要跑到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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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默庐试笔》
的草坡上，游戏，谈笑，或者横躺竖卧在松柏树下，领略自然的风光，不到开饭的时候，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
昆明，这个处处皆景的美丽城市，曾经令多少人向往，又令多少人倾倒啊！尤其是她那四季如春，花团锦簇的郊区，更是令人喜爱，依恋。冰心自己说过：“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①不但是冰心在美国留学时去过的伍岛，白岭，无法与默庐相比，即使是冰心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比起呈贡来，也显得山过于高，水过于深，不如呈贡的风采来得诱人：“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姿华斯的诗！”②
住在这诗一样的呈贡的冰心，她的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得到了满足。这里是大后方，生活也过得“妥帖，快乐，安稳”③，丈夫、孩子们都在身边，按说她可以乐而忘忧，乐而忘返，心满意足地在这里过日子了。
但是，处身在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之中，又过着快乐的生活的冰心，却又无时无刻地不在苦恋着已遭沦陷之苦的北京，虽然她这里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④
为什么这样苦恋着北京呢？因为：“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⑤，——这一切，都十分牵动冰心的感情，使她不能忘怀。除去这些令她苦恋的人物与经历之外，还有北京香山的红叶，大觉寺的杏花，故宫的金壁辉煌的殿堂，北海的巍峨壮观的白塔，隆福寺的庙会，甚至于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沿街叫卖的冰糖葫芦，糖炒栗子，这些满渗着浓重的北京风味的一切，都勾起了冰心的记忆，使她思念，使她苦苦地留恋着她的第二故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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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冰心：《默庐试笔》
④⑤冰心：《默庐试笔》
但是，她也知道，她是不能回去的，她绝不能够回到那个被敌人蹂躏着的第二故乡去，她不能看着这个在敌人铁蹄下呻吟着的美丽的城市而不动愁容，她觉得自己如此热爱与留恋的第二故乡，好象已经死去了！“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地死去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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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默庐试笔》
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处于最困难的阶段里。3月份，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承认和支持。从5月份开始，侵华日军即从已经沦陷了的武汉，发动了西犯的攻势，企图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我国的大后方——四川和云南。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政府不是积极抗战，却把精力用于对付自己的同胞——真正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7月份悍然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8月初，日本侵略军一方面配合国民党的剿共计划，大举进犯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一方面又派出大群大群的轰炸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使这座山城燃起了大火，几日不灭。8月底，日本侵略军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云南，把无数的炸弹丢进了美丽的春城昆明。
就在这一年，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在惦念着远在万里之外的爱女、女婿和外孙、外孙女儿，又忧心如焚地关注着艰苦抗日的战局的焦虑的心情中，与世长辞了。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热衷于消灭异己的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却要打出抗日的招牌来。也是在这一年，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用前后同学的身份，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呈贡的冰心。其中的意思是：你躲在昆明的呈贡，不能参加抗日的工作，欢迎你到重庆来，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以便直接地投入抗战活动，等等。宋美龄的本意，是想让这位有名的女作家，出来为国民党当局装装门面。其实，冰心1923年去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作研究生的时候，在这所大学里读本科的宋美龄早已毕业离校了。她们两人在美国，从来没有碰过面。但是，女政客宋美龄，要想拉拢有名气的女作家谢冰心，就利用了这种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所谓同窗之谊，而且把这种政客耍弄的权术手段，加上了一种堂而皇之的抗日的名义。由于这样的一个因由，这一年的冬天，冰心全家便离开了昆明，到了被国民党政府明令为陪都的山城重庆。
重庆这座城市的面貌，与昆明相比，实在是大不相同的。——昆明有象北京一样的蔚蓝的天空，有象北京一样的和煦的阳光；而重庆这座山城，却常常是雾，常常是雨，再加上老是爬不完的上上下下的台阶。还有许多令人一望便会触目惊心的断壁残垣，在碎石烂木中间，大火燃烧的痕迹，仿佛是涂抹的墨黑的颜色，这是几个月前，日本侵略军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留下来的灾难的印记。重庆是陪都，有许多国民党当局的要员，各种各样的机构，有许多从内地迁来的大学，众多的教授，学生，作家，艺术家。这里也有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有广大的爱国志士，有工人，有农民。有许多新闻记者，也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等等。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也聚集着愈来愈多的普通人。这里真是又拥挤，又忙乱。
冰心全家到了这里之后，住在郊区的歌乐山腰，她为这个住处取名叫“潜庐”。据冰心本人告诉笔者：全国解放后，她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重庆视察，曾经去过歌乐山；但是，潜庐所在的那段山腰，因军事设施之故，而不能随便出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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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冰心1986年3月17日下午对笔者的谈话。
冰心这样描写了这个新家：“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屋子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蜿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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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力构小窗随笔》
知道冰心抵达重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以及邓颖超的朋友刘清扬，便专程拜访了冰心，并把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背景和其中的复杂情况，通报给冰心。当她知道这个所谓指导委员会的内幕之后，正直的冰心，便立即退回了该委员会送给她的薪金与聘书。这时候，冰心一家的经济是很拮据的。但是，清高的冰心，不愿意与污七八糟的指导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因此，刚刚与这个组织割断联系，冰心便立即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
住在歌乐山腰的冰心，虽然躲掉了国民党政客的纠缠，却躲不开敌机轰炸的灾难。当一群一群的轰鸣着的日军轰炸机，从“潜庐”的屋顶上飞过，惊醒了她的熟睡着的孩子们的时候，她是多么地希望，自己柔弱的手里，也能握上一杆钢枪啊！她在刚刚来到重庆之后不久的这一年的除夕，写了一首名叫《鸽子》的诗：
砰，砰，砰，
三声土炮；
今日阳光好，
这又是警报！
我忙把怀里的小娃娃交给了他，
“城头树下好藏遮，
两个孩子睡着了，
我还看守着家。”
驮着沉重的心上了小楼，
轻轻的倚在窗口；
群鹰在天上飞旋，
人们往山中奔走。
这声音
惊散了隐栖的禽鸟，
惊散了歌唱的秋收。
轰，轰，轰，
几声巨响，
纸窗在叫，
土墙在动，
屋顶在摇摇的晃。
一翻身我跑进屋里，
两个仓皇的小脸，
从枕上抬起：
“娘，你听什么响？”
“别嚷，莫惊慌，
你们耳朵病聋了，
这是猎枪。”
“娘，你头上怎有这些土？
你脸色比吃药还苦。”
我还来不及应声，
一阵沉重的机声，
又压进了我的耳鼓。
“娘，这又是什么？”
“你莫做声，
这是一阵带响的鸽子，
让我来听听。”
檐影下抬头，
整齐的一阵铁鸟，
正经过我的小楼。
傲慢的走，欢乐的追，
一霎时就消失在
天末银灰色的云堆。
咬紧了牙齿我回到屋中，
相迎的小脸笑得飞红，
“娘，你看见了那群鸽子？
有几个带着响弓？”
巨大的眼泪忽然滚到我的脸上，
乖乖，我的孩子，
我看见了五十四只鸽子，
可惜我没有枪！
吴文藻的一位老同学，正在重庆主编一个名叫《星期评论》的刊物，知道冰心来到了重庆，就找上门来，约请冰心为他的刊物写稿。这时候，年关已到，冰心为了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就答应为他撰写。用后来冰心自己的话说：“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①于是，在《星期评论》的第8期上，就登出了《关于女人》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最尊敬体贴他们》。这篇文章署名“男士”，是冰心为自己取的一个别致有趣的笔名。冰心为何不用自己原来那个极为有名的冰心，却改用“男士”呢？冰心后来说：“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这就好象一个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淘气事儿，自己虽然很高兴，很痛快，但也只能对最知心的好朋友，悄悄地说说。”②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就是：冰心不愿意在重庆使用自己的笔名，鉴于那件妇女委员会的事情，她不愿意卷入那种带有政治背景的事儿，当然也不愿意国民党当权者来纠缠她，包围她。郭沫若后来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追述过这样一件事：“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③可见这位清高、温柔的女作家，自有她的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奉承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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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②冰心：《〈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③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在1941年这一年，冰心从1月至12月，接连地为《星期评论》写了九篇《关于女人》的文章，它们的题目是：《我最尊敬体贴她们》、《我的择偶条件》、《我的母亲》、《我的教师》、《叫我老头子的弟妇》、《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我的奶娘》、《我的同班》。
《关于女人》的九篇作品发表以后，受到了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叶圣陶就以翰先为笔名，在《国文杂志》上，把《关于女人》中的一篇《我的同班》作为范文，进行了评讲。文字修养功底很深的叶圣陶先生，在篇首这样介绍说：“‘男士’当然是笔名，究竟是谁，无法考查。但据‘文坛消息家’说，作者便是大家熟悉的冰心女士。从题取笔名的心理着想，也许是真的。现在假定他真，那末，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①
1943年春天，当时有一家“天地出版社”，想要出版《关于女人》的单行本：“今年春天，‘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关于女人》，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经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②这样写出的三万字就是《关于女人》后面的七篇：《我的同学》、《我的朋友的太太》、《我的学生》、《我的房东》、《我的邻居》、《张嫂》、《我的朋友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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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国文杂志》桂林版第1卷第4、5号合刊。
②冰心：《〈关于女人〉后记〉》
自己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女性味儿”十足的女性——性格温柔，举止娴雅，既是一位贤惠体贴的妻子（身边有一位非常理想的丈夫），又是一位慈爱宽厚的母亲（膝下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儿女），有着一个知识妇女所能拥有的最为美满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却要装扮成一个“男士”，假托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而且是一个“条件”（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好的男子——他有着很好的工作，有着很好的家庭背景，还很有点儿名气，却尚未娶妻，是个“超大龄未婚男子”。用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物的笔，来写文章，对于这位善于歌颂爱，歌颂美，歌唱温情的女作家来说，可以算作是第一次尝试，也是一种极有意思的创举。
聪慧的冰心，她在这部系列创作的一开始，就别出心裁地引用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大段话，作为该书的《抄书代序》：“……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绣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既借用了曹雪芹这个男人的笔，表达了女作家自己创作诸篇的谐谑笔调；又借用“何妨用假语村言”这样的词句，含蓄地表明了女作家的真实身份。
在《我最尊敬体贴他们》里，冰心用了很多幽默、游戏的笔墨，说自己“在二万万零一个男人之中，我相信我是一个最尊敬体贴女性的男子。认得我的人，且多称誉我是很女性的，因为我有女性种种的优点，如温柔、忍耐、细心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很荣幸。同时我是二万万零一个人之中，最不配谈女人的，因为除了母亲以外，我既无姐妹，又未娶妻”。但是在这类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冰心却又借助这位极有教养的“男士”之口，极讲道理地阐述了她的男女平等的观点。她在谈到有的男人给自己罗列了二十六个择偶条件这件事时，极为明智而合理地指出：“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事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一般男人都喜欢找个长相美丽的妻子，冰心劝他说：当你提出这类条件时，请“先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一般男人又都喜欢找个性格温柔的妻子，冰心又劝他说：当你提出这类条件时，也“得反躬自省，自己是否一个绝不暴躁而又讲理的人”。诸如此类的条件，冰心都一一耐心地，而又非常合情合理地，给以规劝。在当时——四十年代，就已存在着知识妇女的事业与家务之间的矛盾，冰心这位“男士”深深地理解，一个女人，假如她“不幸而被恋爱征服，同时又对事业不忍放弃”，那么就糟了，“这两股绳索就会把她绞死”！在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假如夫人是位职业妇女）的家庭中间，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假如饭生菜不熟，或小孩子喧哗吵闹，做丈夫的就会以责备的眼光看太太，太太却以抱歉的眼光来看”丈夫和客人，而客人“只好以悲悯的眼光看天”。
“我心里真想同那做丈夫的说：‘天哪！她不是和你一样，一天坐八小时的办公室吗？’——我不是说一天坐了八小时的办公室，请客时就应当饭生菜不熟，不过至少他们应当以抱歉的眼光对看，或且同以抱歉的眼光看”客人。“至于把这责任完全推给太太的办法，则连我这一个女性的男子，也看不过了”。
正因为冰心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表现了彻底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所以她才借用一个男子的言语来自嘲，说：“有一个朋友看了这一段，以为象我这样尊敬体贴女人的人，可以做个模范丈夫，必不难找个合式的太太。”
在第二篇《我的择偶条件》里，冰心更是运用戏谑诙谐的语言，给自己罗列了二十五条“择偶条件”，虽然这一大串择偶条件，都是出自一个有教养的、通情达理的、中年男子之口，带着很大的玩笑成分，但其中却也不乏严肃的内容，表现了冰心对于妇女的美及修养等问题的看法。比如，冰心笔下的“男士”就希望自己将来的配偶要懂得雅致的美，“希望对方也不浓施脂粉，厚抹口红”，“希望对方不穿浓艳及颜色不调和的衣服，我总忘不了黄莘田先生的两句诗：‘颜色上伊身便好，带些黯淡大家风。’”还希望自己将来的配偶要有较为高尚的生活情趣，“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所以希望对方至少能够欣赏文艺”。“因为我很择客，所以希望对方也不招致许多无聊的男女朋友，哼哼洋歌，嚼嚼瓜子，把桔子皮扔得满地”。“因为我颇有洁癖，所以希望对方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我对于屋内的挂幅，选择颇严，希望对方不在案侧或床头，挂些低级趣味的裸体画，或明星照片”。“因为我自觉是个‘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汉子（看见或摸着个把臭虫时除外，但此不是大事），所以希望对方遇有小惊小怕时，不作电影明星式的捧心高叫”等等。
读了冰心在上面两篇文章里所运用的这些诙谐、幽默、戏谑、游戏的笔墨，就会使得了解“男士”的真正身份的人，读来觉得韵味无穷，而喜笑颜开。即使过了四十几年之后，当“男士”即是冰心已为读者所知的现在，再来重读这些文章，仍然会觉得余味无穷。
冰心本人是女人，并且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她认识许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人，而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性，她自己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认识的女性，往少里说，也有一千个以上：我的姑姨妗婶，姐妹甥侄，我的女同学，我的女朋友，我的女同事，我的女学生，我的邻舍，我的旅伴；还有我的朋友的姑姨妗婶，姐妹甥侄……这其中还有不少的惊才绝艳，丰功伟烈，我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但是这些女人，一提起来，真是‘大大的有名’！人人知晓，个个熟识，我一生宝贵女人的友情……”
而在她所认识的女性中，她第一个要写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冰心这样写到她：“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冰心写到她的母亲如何有着政治的头脑，如何在辛亥革命前为同盟会传递着消息，如何在辛亥革命后“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五四”以后，又如何对新文化运动感到兴趣，而看书看报。在家庭里，她又是如何地匡护着丈夫和子女，把无私的爱交给他们，是一位最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在这样的母亲的教养和熏陶之下，冰心和她的弟弟们都长成了有着良好教养和端正品格的一代新人，以至到了中年的冰心，“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象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这位T女士的原型，就是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教她历史、地理、地质等课的老师丁淑静。不过她不曾教过冰心代数，也没有给冰心补过课，给冰心补课的是另一位外校教师——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老师。但文中“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①在《我的教师》里，冰心为读者刻画了一位“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年轻女教师的形象。她很年轻，却很负责任，很有学问，性格很温柔，很自尊，又很孝顺。这位长相美丽的T女士，一辈子过着严肃而有意义的生活，虽然“至死未结婚”，但她逝世后，“追悼哀殓她的”，却“有几万人”。当冰心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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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
在《关于女人》中，冰心刻画了好几位性格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也不相同的知识妇女形象。除去T女士之外，象《我的同班》中那位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受到男女同学一致爱戴的“学生领袖”——闽南大姐L女士。象《我的同学》中那位“鸡群中的仙鹤，万绿丛里的一点红光”的容貌美丽的C女士（C女士的原型就是冰心在贝满女中及协和女大上学时的同学陈克俊）。象《我的朋友的太太》中的那位很有审美素养的学生物的“居里夫人”L太太。象《我的学生》中的S，《我的邻居》中的M（M同时也是“男士”从前的学生，“男士”的同事的女儿），《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K老太太。其中还有一位法国的知识妇女，这就是《我的房东》里描写的那位白发盈颠，“绝等漂亮”，“绝等聪明”，且又“温柔雅澹”的巴黎老小姐——R小姐。
在冰心笔下的这些知识妇女的形象中，我们不会忘记那位聪明、有才、自幼爱好写作、勤奋学习的M太太（《我的邻居》）。本来她会有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因为嫁了一个不通人情的丈夫，又有一位不通人情的婆婆，再加上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不便与通货膨胀，她又是个只知读书不会理家的人，生活便一天天地困难，人也便一天天地憔悴下去了。这个在北方长大的女人，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在有着浓郁明艳的风光的南方，写一点诗，写一点文章，教教书啊，这些本来都是她非常擅长的事情。然而，丈夫和婆母的偏见，使她不得不终日地缠绕于琐碎的日常家务之中，身体不支，精神不振，让远在北方的父母也时时为她操心。这篇作品虽然也涉及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但从它的主题看，却是冰心早在“五四”时期就非常关心的那个家庭问题的延续。不过在《我的邻居》这篇作品里，不象在《两个家庭》那篇作品中那样，冰心谴责的是M这个不通人情、自私狭隘的男性作家。
我们更不会忘记《我的学生》中的S。她是这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男士”的学生，这是一位在知识妇女中少见的，兼有聪明、活泼、要强、能干、肯吃苦、会生活、坚韧刚毅、乐于助人等等品质的十分难得的人物。S是个外交官的女儿，自小在澳洲长大，说得一口极流利的英语，是个完全洋化了的女孩子。在她刚一出场的时候，她给作者留下的印象就是：“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象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的作风也象欧美女孩子一样，既活泼又淘气，会模仿教授们的方言土语、南腔北调，对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唱歌、跳舞等等事项，无所不会，无所不精。
其实这个生性活泼的女孩子，生活态度却是极其认真严肃的。这不仅表现在她自己努力读书，学习成绩门门优异上，尤其表现在她对恋爱婚姻的态度上，她选择丈夫的标准上。——她并不理会那些围在她身边，陪着她跳舞，陪着她打球，陪着她玩耍和游戏的男朋友们，却独独地选定了一位恰如古寺里的老僧一样的地质学家P做丈夫。因为P虽然对唱歌、跳舞之类绝对外行，在他的老师们的眼睛里，却是一个绝好的学生，极为用功，性格又极为踏实、沉静，除去读书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对于狂舞酣歌，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一进入书房，一看到标本，立即就会精神百倍，一谈到专业，立即就会口若悬河。难怪一位很有见识的老者这样评价P：“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
S能够选中这样的一个人物当丈夫，足可看出她评价人物的标准，以及她的生活态度的严肃。但是有了这样一块“磐石”当丈夫，也并不妨碍她把自己的家庭布置成为“澳洲中国公使馆”，S本人完全是欧美主妇的派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姆、洗衣妇、厨子、园丁、司机，都会听英语。习惯于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过活的S，抗日战争爆发后，却毅然决然地跟随着丈夫到了大后方，过起了节衣缩食，艰苦朴素的生活。自己动手盖房子，打家具，做咸鸭蛋和泡菜，在溪边的流水里洗衣服，补袜子，还自己开垦了菜园，种上了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茄子，又自己喂养了鸡、羊、犬、猫、白兔、松鼠。S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从早忙到晚，把这个处在水边山后的茅屋，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其整洁和美观说来，绝不比北京的公使馆逊色，因此S自己，也戏称这是公使馆的“山站”。
这个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妇女，不仅把精力贡献给了丈夫、孩子和家庭，也把精力贡献给了从北京撤退到大后方来的同事、朋友和当地的老百姓们。乡下孩子有病，也抱出来给她看。P的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热心助人的S，便自己开着汽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又义务地服侍了她三个星期，还输给了病人400cc血。这位太太的丈夫不在身边，又不肯自己出钱买血、请护士，一切重担便都落在了热心助人的S身上。而当那位太太的丈夫回到了太太的身边，S终于返回了自己的家中，见到了累坏了的P，苦坏了的孩子们时，S自己却因为失血过多，营养不足，操劳过度，而瘦得不成样子，终于支持不住，躺下去了！原来S的身体早就有些不支，只是她太要强，仍旧勉强支撑着局面，这次重大的损耗，使她患上了黍形结核症。这种不治之症，终于夺去了这个美丽、年轻的生命。
冰心非常喜欢这个S，所以当她在这篇作品的结尾处，写到第一人称的“我”接到了P写给他的报告S病逝的信之后，心中立即涌出了沉痛的哀思：“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街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实际上，S是把自己的充满了活力的生命，间接地、默默地贡献给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了。
《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K老太太，也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这是一位头脑清醒、通情达理、很有见识的老年知识妇女，她用极其鲜明的态度和干练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处理好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十分难解的问题，这就是她的儿子K及他的助教F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如果这种感情发展下去，就会波及到K的太太及他们的孩子，破坏他们原有的老少三代和睦的家庭。老太太不仅劝住了儿子，还把聪明能干的F小姐动员上了前线，保护了等在北京苦守的儿媳和孙子，保住了老太太辛苦维持了几十年的和谐宁静的家庭。她的远大的目光和豁然大度的胸怀，使她明智而又简单地解开了这个复杂的感情之“结”。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篇描写家庭问题的小说，但是，造成这种家庭问题的原因，却是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动乱和离散，所以，这又是一篇描绘社会问题的小说，正象作品中的K老太太对“我”所说的：“都是这战争搅得人乱七八糟的。”也如K老太太对F所说的：“战争虽长，也终有和平的一天。有一天，胜利来到，惊喜袭击了各个人的心，那时真是‘飞鸟各投林’，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虽然因为用了“男士”的笔名，冰心在《关于女人》里，常常使用一些玩笑的笔法，但是，细细地体味起来，她在《关于女人》中所刻画的许多人物，和在这些人物身边演绎出来的故事，作者的立意，又常常是极为认真和严肃的。
象《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她象《我的教师》中的T女士一样，终生从事着严肃的工作——她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医生，她那双灵巧的手，为这个世界接引降生了许多生命，当北京已经沦陷于敌手之后，笑口常开、性格开朗的她，却“常常深思的皱着眉”，对她的同学“男士”说：“我呆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当“男士”向她表示：“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时，她“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最后她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到了在西南的一个城市，剪短了已经灰白的头发，穿上了戎装，当上了军医，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继续地工作了。
冰心笔下的另外几个知识妇女，象M太太、S、K老太太等，她们的自身，虽然没有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她们却都在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境遇里，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种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同样表现在描写异国知识妇女的《我的房东》里。六十开外的R小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她为了自己的事业——终生全心全意地从事写作，而没有结婚。她有高雅的生活情趣，择友极严。但当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巴黎之后，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遭到了挑战和破坏。冬天的巴黎缺乏燃料，而如果家里没有德国军官居住，就不能领到燃料，但是以她那样的为人，怎能想象，她会允许异国侵略军的军官住进自己的家呢？“男士”顾念着她，她也顾念着回到了沦陷的北京的“男士”，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互相勉励：“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关于女人》中还有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这是为两位劳动妇女而作的。其中的《我的奶娘》颇富感情，写的是她幼时的乳母。这是一位忠厚、朴实、责任心强的农村妇女，她长相虽然不大好看，心地却正直善良。她的丈夫是被日本人欺负死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怀着仇恨和深深的戒心。她的唯一的女儿夭折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她哺乳的荣官身上，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为她报杀夫之仇，能“跨海征东”，“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她常常当着荣官父母的面，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及他们的种种兽行。冰心为何在这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怀念起了已经去世很久的奶娘，是很令人注意的。因为正是这位丈夫被东洋鬼子欺压而死的劳动妇女，第一个在冰心幼小的头脑里灌输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冰心清楚地记得她的聪明的预见：“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谢葆璋，每逢听到这里，总是连连地点头，称赞奶娘有见识：“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正象冰心自己说的：“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奶娘为她播种下的爱国抗日思想的种子，象父亲为她播种下的一样，在冰心的头脑里生了根。所以，当她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她一方面想念着自己的父亲，一方面又觉得“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而今天，已经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冰心，在抗日的大后方，又怀念起了为她播种抗日思想种子的乳母。她这样地告慰着九泉之下的故人：“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东征之期，不在远了！”
另一篇以劳动妇女为题的文章是《张嫂》。冰心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这是一位极其能干，而且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永远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地，挑水，砍柴，洗衣，织渔网，打豆子，做饭，打扫卫生，什么都干；总是在做，不是匆匆的进来，就是急急的出去，手上，肩上，背上，腰上，总不空着，总有活儿干；虽然贫苦，十二岁就当了童养媳，但却一直自尊自爱，从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无言地苦干。艰苦的劳动已经吞食了她的青春，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看上去却象三四十岁的人，但她从来没有怨言，只是一味高高兴兴地勤恳地苦干。冰心对象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充满了敬意，她借用作品中的“我”，这样地赞扬着张嫂：“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么？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用这样虔诚的口吻表示对劳动人民的敬佩的赞颂，并且谦恭地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加以对比而自愧不如，这样的态度，与冰心过去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相比，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起以前写作的《最后的安息》、《六一姐》来，固然是有了极大的不同，就是比起十年前写的，态度已有很大改变的《分》和《冬儿姑娘》来，也可看出明显的变化了。
冰心对于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中国妇女，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她在开头的那篇《我最尊敬体贴她们》里，就说过：“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我看见过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
冰心对女性的了解很深刻，评价也适当：“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正因为冰心对女性有如上这样一种看法，她才又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继续抒发了她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爱的哲学：“女人似乎更重视亲子之爱，弟兄姐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实际上，还不是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她是无条件的，‘摩顶放踵’的牺牲了，爱了再说！在这‘摩顶放踵’的过程之中，她受尽人间的痛苦，假如牺牲而又得不到代价，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象了。”“你说，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冰心这本《关于女人》，与她过去的作品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在冰心的作品群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象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样，又一次地女扮男装，不过这次不是穿上小军服，佩上小军刀，而是用自己的那枝生花妙笔，和非常俏皮的笔名“男士”了。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喜欢，笔头也极端胜任，因此使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扮相也十分美好。这样的扮演给作品增加了很多的幽默，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的情趣。冰心这位细心的“男士”，绝不显露自己女性的真身，但又常常运用一些妙语双关的神来之笔，使得了解作者真相的读者，不禁要拍案叫绝，赞赏作者的幽默，同时敬佩作者的聪明。比如：在《我的母亲》里，她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又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在《我的择偶条件》里，她又这样写道：“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在假设中，吐露出了冰心自己实在的情形，而又不露痕迹，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正因为《关于女人》的别致儁永，所以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地，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一版，再版，连续地出，连冰心自己也说：“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Best—Sellerinchingking’”①。TheBest—Sellerinchingking这句英语译成汉语，意思就是：重庆的畅销书。
除去这个集子之外，冰心过去的作品，还由巴金主持，重新编辑成为《冰心著作集》（包括《诗集》、《小说集》、《散文集》），在大后方的重庆出版了。关于这件事，巴金这样说：“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了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给开明书店刊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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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②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
除去《关于女人》之外，冰心还在重庆写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与诗。象上面提到过的以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为题材而作的诗《鸽子》，就不仅记述了日本飞机如何骚扰重庆的平民，还表现了冰心这位刚毅的母亲，如何用慈母的胸怀，保卫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象描写她在重庆的新居与生活点滴的《力构小窗随笔》。象纪念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抗战时期死在重庆的女农学家沈骊英女士的散文《悼沈骊英女士》。沈是一位自强不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踏踏实实的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最典型、最模范、最聪明、最识大体的贤妻良母。她有幸福的婚姻，又有美满的家庭，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中，终因劳累过度而死亡。还有象回忆性的散文《我的童年》，这是应一位名叫李曼瑰的学生之约，而为李在编辑的一个妇女刊物而写的。象为吴文藻的朋友罗莘田教授的一本“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蜀道难》所作的《〈蜀道难〉序》。其实这篇《序》中写的并非关于这本游记的本身，而是写作这本游记的这个人。象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久，在1945年8月9日夜完成的，悼念她的多情的老友——她在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时的同学，五四运动时期女学界联合会活动中的同伴，抗战期间对山而居的远邻，又是她的同乡的王世瑛的散文《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王世瑛是北京女高师的毕业生，“五四”时期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同窗好友，她有一个极为美满快乐的家庭，但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就病逝了。
而在所有的这些散文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在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在潜庐之中的力构小窗下面，断断续续地写作而成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为什么这四篇写给小朋友们的通讯，会写了整整两年，冰心没有说明。但是，冰心在住进了潜庐之后，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房子里常常很静，孩子们一上学，连笑声都听不见。只主人自己悄悄的忙，有时写信，有时记账，有时淘米，洗菜，缝衣裳，补袜子……却难得写写文章！”①可见冰心在战时的重庆，辛苦劳碌的状况，生活方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这一次写《再寄小读者》，与1923年7月开始写《寄小读者》的第一封通讯，中间已经间隔了十九年半的时光。那时候，冰心还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即将出国留学的女青年，而现在，却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妇女了。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冰心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她长大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教师，作为一名知识妇女，她又多读了许多书，多走了许多路。这正如冰心自己所说的：“这二十年的生命中虽没有什么巨惊大险，极痛狂欢，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也有过晓晴般的怡悦，暮烟般的怅惘，中宵梵唱般的感悟，清晨鼓角般的奋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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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力构小窗随笔》
②冰心：《再寄小读者·通讯一》
然而，当她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再与小朋友们通讯时，她最喜欢歌唱的主题，仍然是母爱。当然，也还有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
她在1942年1月3日（阴历腊月初八）写的那篇《再寄小读者·通讯三》里，通篇都是对于母爱和自己母亲的歌颂。与二十年前在《寄小读者》里对于母爱的歌颂所不同的只是：那时她的母亲仍健在，而现在她的母亲却是早已去世了！然而慈母的形象和精神永远保留在她的心底：“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起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她在二十年来的奔波劳碌之中，常常希望能有母亲相伴在自己的左右，尤其是在她感到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更是希望能有母亲做自己精神的支柱，每逢这种时候，她就希望：“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的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然而，母亲确实是早已不在人间了，每逢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就感到了失母的莫大的悲哀。因此，她希望小朋友们“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她也希望：“没有母亲的小朋友”，能让自己“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二十年来，冰心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但是，过了不惑之年的冰心，似乎仍然不能给“生命”、“人生”下个确切的定义。她只能把生命比喻作向东流去的一江春水，有时会遇到巉岩前阻，有时会遇到细细平沙，有时会遇到暴风雨，有时会遇到晚霞新月，总之是并不平坦，而终于还会流进大海。她又把生命比喻作“一棵小树”，在春、夏、秋中成长，而在冬天的朔风中倒下，落在大地的怀抱里。她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而这每一个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又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使命。
《再寄小读者·通讯二》，可以算是冰心的“友谊篇”。她在这篇通讯里，向小朋友谈了友谊的重要、交友的艺术。她的“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的宝贵你的友情”、“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当你的心帆飘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等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对于今天的小朋友以至于年轻人，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住在歌乐山上的冰心，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理家和写作。有时，也与文化界的朋友们交往。1943年的夏天，郭沫若就托老舍把一张条幅转交给冰心，上面书写的，是郭沫若赠冰心的一首五律：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山楼。
碧帘锁烟雨，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1945年的8月，终于传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这是盼望了八年之久的消息啊！当这个消息象旋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重庆，传遍了四川，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的时候，冰心正在潜庐里。周围的小孩子们在放声地笑，周围的大孩子们在放声地哭，周围的朋友们在向她讨酒喝。而女作家冰心，却静静地沉默着。——她是在回想这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并思考着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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