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战后-正文-冰心传-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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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战后
含辛茹苦再来收拾,再来建设,再来创造。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时刻想念着第二故乡北京的冰心,终于在1946年的7月返回了北京。
    这时候,冰心的老父谢葆璋先生,已经去世了六年。
    回到北京之后的谢冰心,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奔回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去。这是她青年时代读过书,和留学之后教过书的地方,也是她结婚以后,与吴文藻共同经营的小家庭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的校园,与战争爆发前一样,仍旧是郁郁葱葱,幽雅清静。湖水依然清清地漾着,树木青草依然绿绿地长着。大礼堂、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建筑群,在一片湖光树影的衬托之下,也仍然象战前一样,翠瓦飞檐,富丽堂皇。
    只是冰心和吴文藻战前在燕南园所住的房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廊子前种植的红月季和白玫瑰,通通被人连根拔去,一株也不见了;小院里搭起来的一架紫藤萝,连花带藤带架子,也不翼而飞。但是,最令冰心伤心的,是楼上吴文藻教授的书房里,四壁皆空,吴文藻的几十盒笔记教材,都荡然无存了!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的住所,吴文藻的书房,就是日本宪兵拷问教授们的地方,吴文藻的笔记、教材,连同装存它们的书匣子,早就被日本宪兵运走了,不知去向。她又赶紧离开燕南园,跑到了另外一个珍藏她的爱物的地方。那是另外的一座大楼,这座大楼的顶阁,就是她们全家离开北京前,存放书箱的地方。冰心视为珍宝的东西,上面提到过的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朋友和许多“小读者”写给她的信件,吴文藻从做学生时候起就坚持写作的日记,她父亲年轻时在海上写给她母亲的信和诗,以及许多中外作家和学者送给她的亲笔签名的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册,善本书,画集,字画,笺谱,艺术品等等,共十五只大木箱,冰心都把它们存在这间顶阁里,结果也同燕南园的书房一样,也都变得四壁皆空了!冰心和吴文藻视若珍宝的一切,都已不翼而飞,荡然无存了!
    冰心兴冲冲地从大后方飞回北京,没想到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的燕园,内里却遭到了这样重大的劫掠。她面对着眼前见到的一切,心里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就慢慢地落了下来。学校的工友见到她这样,就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轻声地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了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8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①
    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作家和学者说来,大概没有什么损失,能比丢失了最心爱的书籍和资料更重大了!聪明才智堪与李清照媲美的冰心,这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才思敏捷的宋代女词人:“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贫困……充分描写了战争中文化人的末路!”“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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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②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1946年的冬天,吴文藻博士做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的职员,到日本进行社会考察。为了陪同丈夫东渡日本,冰心把孩子们分别寄养在舅舅家里,于这一年的秋天,和吴文藻一起来到南京,进行出国远行的准备工作。离开中国之前不久,在这一年的10月,冰心写了一篇别有情趣的散文《无家乐》,讲的是她远行之前,把小家庭暂时解散,三个孩子寄养舅家,她与丈夫准备远行,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
    冰心自从结婚以后,直到这时,已经做了她的小家庭的十七年主妇,尤其是抗战八年,这位作家兼家庭主妇的担子更重,她自己就用爬行的蜗牛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在下雨或雨后的天,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一番怜悯,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结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而背拖着这厚壳,咬牙蠕动的时候居多!”而现在,当她把孩子寄养在弟弟们的家里,只剩下了她与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她便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无家一身轻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她不必再为菜单、算账、洒扫之类的事情来动脑筋了。所以这位幽默的女作家,便说自己的眼睛更亮了,耳朵更灵了,过去听不见的声音,现在听见了,过去看不出的颜色,现在看出了,过去想不起来的人物和事件,现在又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摆脱了重担之后的轻松,使她没事也想找点事情来做了。
    可是,当她尝到了这种一身轻的快感之后,却又忽然地感到了空虚和怅惘,就象是在童年时候,盼望着过春节,而一过了正月十五,却又感到寂寞一样。也象那只爬行的蜗牛,虽然尝到了解脱责任的自由,却又常常想念背上的厚壳。她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之中,跟随着丈夫吴文藻,在南京、上海做着出国东渡的准备,又忙里偷闲,在远行之前到杭州西子湖畔休息了三天。她在秀丽的西子湖畔,散步,看湖,并流连于苏堤之上,一方面饱览着美丽的风光,一方面也在思索着八年抗战带给人们的惨痛的教训。她发现“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自己仍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①她坚信她自己在青年时代就形成的爱的哲学:“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风般的飞机,巨雷般的大炮,鲨鱼般的战舰,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拥有最大威力的,还是飞机大炮后面,沉着的驾驶射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类”。
    “机器是无知的,人类是有爱的”。“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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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②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她就抱着这样的思想,带着自己最小的女儿,与丈夫吴文藻一起,于这一年的11月到了日本的东京。抵达东京之后,11月29日,她就写了一篇阐述她的上述观点的散文《给日本的女性》,向异国的妇女讲授她的关于母爱的看法:“母亲的爱是慈爱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她看见了满天的火焰,满地的瓦砾,满山满谷的枯骨残骸,满城满乡的啼儿哭女,……她的慈爱的眼睛,会变成锐明的闪电,她的温柔的声音,会变成清朗的天风,她的正义感,会飞翔到最高的青空,来叫出她严厉的绝叫!”
    冰心把未来的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各国妇女充满了正义感的母性之中,她希望各国的母亲,都来“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都来“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都来“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她希望全世界的母亲都要学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要失败的。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爱,只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
    冰心虽然是做为吴文藻博士的家属同去日本的,但是,由于她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抵达日本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为了向日本学生介绍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在翻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的小说《寂寞》,和散文《寄小读者》,他认为这是必须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文献,因此就着手翻译了出来。当他在1946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经来到了东京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去拜访了冰心。他对这位虽然早已拜读过作品,但却第一次会面的中国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样”,“在她热情温纯的心底蕴含着清澈的智慧,当对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讲出时,她就已经尽量想方设法满足你了”。①在这次会面时,仓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请她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吴文藻夫妇带着小女儿,一块儿到京都游览,仓石武四郎又邀请冰心,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为京都大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在此之前不久的1月6日,她还应庆应大学的《学生新闻》之约,写了一封《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面对着这样一个战败国里的青年学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远见,又有菩萨心肠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几条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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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她对这个战败国的青年们说:“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东半球上望衡对宇的唇齿之邦——中日两国的青年,更应该建立起开诚布公,恳谈互商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体贴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男性公民的日本国情,针对着日本当时女多男少的情况,把希望寄托于日本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她希望过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能够承认两性的平等,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日本,女多于男,如果妇女仍旧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无知的状况,如果不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她们的言论与思想,那么,日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见解,这些建议,对于一个战败国的青年来说,都是极为诚恳,充满了善意的。
    冰心在东京住了半年之后,1947年的6月返回祖国,先南京,后北京,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议,并看望了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时候,母校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园的教授的孩子们,听说《寄小读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园,便成群结队而来,想要看看这位了解他们、与他们有着共同语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6月16日抵达燕南园的,当天晚上,燕南园就有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席间,这些教授们谈起了南方的学潮。冰心告诉大家,前几天在南京,曾经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几位作家参加的茶会,大家谈起学潮,觉得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进医院;可是学生受伤了,却把他们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南京的军警,用极其粗野的手段对付游行请愿的学生,对女学生尤多侮辱,使得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看了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特务们大清早就闯进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着小衣服的女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冰心的叙述,使这些教授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除去南方的学潮之外,他们也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冰心本人是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但是,当她向这些教授朋友们说到参政会的时候,却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刚刚参加过的1947年的这届最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常常赞美日本人的合作态度,但是,在冰心看来,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所谓合作态度,其实只是顺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当局提倡民主,允许罢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罢工。而在1947年,听从美方意见的日本当局忽然禁止罢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罢工。尤其让冰心不以为然的是:日本妇女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妇女杂志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议员访问冰心,还有一名男议员作陪,由男议员提问,也由男议员作答,女议员不过是个陪衬。针对这种情况,冰心在日本的大学讲演时,就提出:一个社会若不尊重女权,就相当于一个人只用一只脚走路。这种走法,当然是既不快又不稳。而如果日本社会要想民主,要想向前发展,就必须治好另一条腿,让两条腿一块走路才行。冰心在观察了日本的现状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结论,就是:战败国的日本,现在只要求重新建设,自给自足,复兴民族,决对谈不上再侵略别国。将来是否还要侵略,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情况。冰心在国内小住之后,于1948年的6月又返回东京。这次到东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仓石武四郎安排的,应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邀请到东京大学讲学的。冰心为日本的大学生做了五次讲演,为这五次讲演作翻译的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讲演,受到了日本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讲演所在的东京大学三十九号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们纷纷提出要求,要把这几次讲演的稿子,印刷出来,结集出版。
    于是,仓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来。
    他先从研究室的小野泽精一、山井涌、山下龙二三君手里要来了冰心讲演的记录,并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帮助他作笔记,他边看这三位同事的记录稿,边回忆自己翻译时的情况,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译成日文的第一稿。仓石武四郎一方面为冰心的文稿进行着翻译,整理着记录稿,另方面还要写作自己的讲义,紧张的工作和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相当地影响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她要求,在她的讲演稿出版之前,让她自己过过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给冰心过目是没有用的,这样,仓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强语言学习为理由,请来了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的中山时子君,请她把他翻译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译还原成中文,然后将这份中文稿拿给冰心来过目。冰心把这份文稿仔细地阅读过之后,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话。虽然仓石武四郎觉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为冰心不愿意让这些话落实在文字上而流传开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强地同意了。在经过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劳动、过目、翻译、书写之后,这份稿子,终于由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誊写清楚,于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转送给了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这三天,再把由冰心审定的中文原稿改删译成日文,然后由他的同事小野泽精一与山井涌两位誊写清楚,交付讲谈社出版。这本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49年9月出版的讲演集,即是冰心所著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或译《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在这本书的正文的后面,还列有仓石武四郎所作的鉴赏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这是讲谈社的学艺课长洼田稻雄要求仓石武四郎附上去的。据说这是仿照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尔曼·海赛编辑《世界文学文库》所列书目表的例子,而提出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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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女作家兼学者的冰心,又在1949年至1951年,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任外籍女教授,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除去授课之外,她还应东京大学校刊及日本的妇女杂志之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文。如散文《丢不掉的珍宝》,就是应《妇女月刊》之约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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