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是我替崇群编辑的。他的遗著原不只这么一点儿,可是这几年中间我搜集到的就只有这八篇短文。记得三年半前崇群逝世后我去北碚看他的遗体(其实我看到的只是筑在一个斜坡上的新坟),曾和几位朋友谈到刊行崇群的遗著和编印全集的计划。我希望Z 兄②负起整理遗著的责任。因为Z兄是崇群的好友之一,他当时住在北碚,崇群的丧事还是由他料理的。他读过崇群的日记,崇群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寄发文稿、信函,都要在日记中写下篇名、日期。根据日记来整理他的遗著,应当有令人满意的成绩。可是这些年Z 兄一直在忙碌中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从文喜欢用的句子),而跟着“胜利”来的又是出版界的不景气。我始终没有得过Z 兄的消息,而出版全集的希望也在“不景气”的冷风中给吹散了。我不知道Z 兄是否还在进行整理崇群遗稿的工作。 可是我不能够等待下去。我手边还留着这八篇费了力搜集起来的短文。 我耽心会把它们失去。一九三八年冬天在桂林东江路的木屋里,崇群做过几天我的客人。我读过他那时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称赞他:信写得好,我说他不像我:“写信时拿起笔随便乱涂几下就算完事。”我还带笑地对他说我要替他编辑一本厚厚的“崇群书简”。他没有表示抗议。从那时候起,我就留意搜集他的信札。一九四○年七月我第三次离开上海去内地时,上海的书斋中还保存着几十封崇群的旧信,有的从昆明寄来,有的从石屏寄来,还有些是他从贵阳寄到桂林,我又从桂林随身带回上海的。可是这些信在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以后,被留在上海养病的我的哥哥完全烧毁了。我去内地后在桂林的书房里又积了一大堆他写的信函,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大火中它们跟着文化生活社的全部存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最后在重庆我又得到十多封他的来信,我把它们全保留起来,我珍贵这一束遗札。胜利后的第二年,我在重庆买不到船票东下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愿意为我先带两箱书物去上海。崇群的遗札就在这些书物之中。这一次居然又遇到意外。箱子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早晨送上了船,到两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它们的消息。崇群的最后的几封信也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前两天偶尔跟一文①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也保存了一些崇群的书札,但是胜利后在重庆却被人当作烂纸卖掉了。可见在这个年头要不让一件东西毁灭,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我的耽心更不是多馀的了。 然而这里也收了他的五封手札。《短简》一、二都是写给我的,因为发表在他生前,它们才逃掉了毁灭的恶运。《短简三则》是写给他一个昆明朋友和另一个石屏女学生的信,却是为了他的逝世周年纪念在昆明某报上发表了的。那个学生当时还是一个女孩,现在则已做了孩子的母亲了。 用《碑下随笔》作这集子的名字,自然是我的私意。但这些短文的确全是在“碑下”写成的,连《短简三则》也是,就除了那两封给我的信。H 兄① 在他的《晞露新收》编者序中曾提到那本“没有完成的定名为《人间百相》的书”,崇群生前也对我谈过他有意描写“人间百相”,而且他读到靳以的《人世百图》的时候,还写信给靳以讲他的“人间百相”的看法和写法。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只写出了“百相”中的几相,大概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更生》、《流民》几篇吧。也许还有更多的,可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机会见到。 ① 《碑下随笔》,缪崇群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② Z 兄:即左恭,胥之。 ① 一文:即田一文(1919—1989),当时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① H 兄:即韩侍桁,崇群的老同学。 H 兄编选《晞露新收》时,曾经写过:“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吧。”今天,在炎热的七月下旬的正午,我坐在阳光满室的小楼中校完了崇群的遗稿,市声嘈杂地送进我屋子里来,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透过这些杂音,一个熟习的声音向我的耳朵慢慢挨近,我明明听见他在唤我的名字!那是崇群!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声音。我放下笔。可是我带着痛苦地想起了H 兄的话,我和他有同感。然而我又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世间真的就没有不跟着肉体同死的友情么?” 我不相信。对于我,他的友情是不曾死的。我就靠着它活下去。是的,我是靠着友情活下去的。 1948 年7 月25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62—3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