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离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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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秋天，上海开埠还不曾到一百年，帝国主义的大班们已不满足于外滩三号的“上海总会”喝咖啡聊天。他们在江西路汉口路口筑起一座新的工部局大厦，作为他们制定有关上海重要决策的议事大厅。当时所有的工部局董事，都是黄头发的白种人，而在这个新兴的国际大都市里，公共租界的纳税人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黑头发的中国居民。而且有的税金还用在“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事业上。这种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现象，起初并不曾为来自农村的近百万包身工、人力车夫和上海滩上的其他劳动人民们察觉到；只在最近三四年来，或者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在一小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口中，听到他们的几声不平之鸣。这对于外国大班来说，却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事了。他们在上海习惯于坐在黄包车上，用皮鞋脚踢车夫屁股指挥行路方向，很少看到老实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文明措施，露出过不满的神态。尽管如此，这些洋人还是在1923年翻造了外滩12号汇丰银行营业大楼。这座希腊式的七层花岗石大厦，门前的两头巨大的铜狮子，血盆大口，虎视眈眈，不仅为这座“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增添了威严，而且确实象征了辛亥革命后上海汇丰银行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它既掌握了中国政府的关税与盐税的保管权，又取得了中国铁路借款的承贷权。
但是，惊雷来自无声；几人合抱的大树，起源于路边无人注意的小苗。
站在滚烫的铁镬边，用细嫩的双手撩拨蚕丝的童年包身工，她们苍白的脸上，有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为破产的农民后代寻找出路的上海，像命运往定似的要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3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它的稚嫩并不曾阻碍它在这里找到自己依靠的对象，浦东的上海卷烟厂工人首先向“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的军阀统治，举起了第一面罢工反抗的旗帜；接着是汗流满面的黄包车夫，为反抗被巡捕房随便撬掉照会而云集外滩，迎着黄浦江上外国兵舰炮火的威胁，高呼要求减免捐税。
十九岁的李尧棠——这位几年后就要成为著名作家的巴金，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即将爆发的前夕，跟着他的三哥尧林，从遥远的川西盆地出发来到上海的。
在由成都到宜宾的途中，木船在河面上缓缓前进。沿岸都是经济萧条的农村，虽然是春天，田野上还是疏疏落落，一片衰败景象。尧棠站在船头上，展眼前景，心绪万端，风吹拂着他的头发，长杉的衣角也在飘动，这时又忽然想起家里的许多往事来，一些在不合理制度下受难牺牲的人，他们悲苦的脸都若隐若现的闪动在他的脑海里。他禁不住又像在大哥面前那样暗暗地喊道：我要对旧礼教进行控诉！我要反抗！临别时，大哥流着眼泪送他们，他要求他们以后要回来重振家业；而尧棠离开家庭，却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经过一天的航程，天色逐渐黯淡，船也快要靠岸，他不知道要停靠在哪个码头旁，更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路程后，他将到的城市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感到有些迷茫，但又觉得总有一种光亮在他的面前指引他，他有信心前进。就在这个时刻，诗神降临到这位未来的文学巨匠身上。在成都时，他曾从文学研究会办的刊物上读到过不少新诗，这时他自己也不觉吟出一首很有当时流行风格的短诗，后来寄给《妇女杂志》发表了。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
尧棠与三哥尧林，就是这样乘着木船，晓行夜宿，沿路靠站，直到宜宾，然后在宜宾改乘火轮，经沪州到重庆，再换长江上的大轮船经过宜昌、汉口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在将近一个月的路程上，他们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旅途生活，兄弟两人遇事互相商议，互相帮助。尧林虽只比尧棠大一岁多，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上耐心也细心，尧棠受到他多方照料。
上海终于到了。两人上了码头，人地生疏，正在踌躇的时候，却见岸上有人跑来和他们打招呼，一问才知是一家小旅馆派来拉接客人的，尧棠兄弟便让他代雇了一辆马车，准备到旅馆住宿。谁知路上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巡捕说他们触犯交通规章，被拉到巡捕房里罚了一元六角钱。当晚，兄弟两人就由那个上码头来拉生意的人介绍到“神仙世界”（娱乐场）对面一家小旅馆里住宿。第二天，他们才到《新申报》社，去找一个远房本家李玉书，请他帮助解决住宿问题。李玉书给他们安排在离《新申报》社不远的一家申江旅馆里，那是在汉口路上，是当时上海的一个闹市中心。尧林尧棠兄弟住进旅馆后，急于找寻一个能供膳宿的学校去读书，而现在还在暑假中，无法去报名投考。
那个李玉书曾到四川成都去过，二叔、大哥和他熟悉，在尧林、尧棠离开成都临行时，二叔、大哥就安排好让他们去找他；同时还叮嘱他们有时间可以到嘉兴去一次，看看那边的祠堂是否在重新修建。李家的原籍在嘉兴，从尧棠的高祖李介庵做官在四川定居，到这一代方始五世，所以成都李家至今还与嘉兴的宗族有着一些联系，而且嘉兴塘汇镇还有一所李家祠堂。
在与老家的四伯祖取得联系后，没几天尧林、尧棠即随族叔李玉书去嘉兴塘汇，得到热情接待。四伯祖年过八十，须发皆白，还在私塾教书。一见到这两个远道来的侄孙，真是喜出望外，拉着说个不休，并准备好一间空房让他们住，以便他们专心地温习功课。兄弟俩读书之余，常在黄昏时分，出门散步，想到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曾经留有李家先人的足迹，对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特殊的感情。浙江原与四川一样，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属于富庶的省份，而且有许多名城，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值得人们纪念的人物。尧棠从小读《说岳全传》，知道浙江杭州原是南宋建都的地方，当时抗击金人入侵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就在杭州西湖旁。他不能忘记故事中有关岳飞被奸臣陷害后，岳飞的亲友偷偷来到岳坟前祭扫的动人描写。他还从西湖，想到另一些近代与古代的爱国志士，如“风雨亭”边的女侠秋瑾；还有明代的抗清英雄张煌言，在杭州慷慨就义时，曾有“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畔有我师”的诗句。尧棠对这些英雄的事迹十分神往，目前虽身在嘉兴，但杭州离嘉兴不过一百多里路程，要是有机会去看看就好了。尧林也对西湖心向往之，只是一想到暑假一结束就要去报考高中，得用心再读一些书，做一些习题，这样两人只好把这桩心事暂且搁在一边了。
尧棠和三哥在嘉兴住了三四天，回到上海，这次由二叔在海关工作的一个朋友丁桂岑介绍，住在虹口武昌路一个叫“景林堂谈道学舍”的学生宿舍里，靠近北四川路，住的人大都是互不相识的学生，等待着暑假过去学校开学。他们在这里温习功课，相互指点，偶尔也到北四川路走走。这里当时还
不算公共租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虽不及苏州河南边热闹，也到处是店铺和地摊，乱糟糟的使人心烦，虽然如此，这里的房租比较便宜，不少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工人和穷学生，都在这里居住。暑假过去秋季学期开学，许多学生都去考有住读条件的学校。尧林尧棠兄弟也离开了这里，考入南洋中学去做住读生。南洋中学在法租界斜桥，是上海一家较为正规的中学，但是学费相当贵，寄宿费也不低，两人被分别插入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班级里，只读了半年书，一到年底，就不得不考虑转学。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年龄都不小了，想到南京补习功课，以求”跳班“；还听说南京的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风正而收费低，这样两人就从上海来到南京。当时南京也是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下，人民同样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两人考入东南大学附中后，借住在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一间空阔的屋子里，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两人同睡在一张床上，早晨一起上学，下课一同回家，逢到雨天两人合用一顶伞，回家把小皮箱作凳子，对坐在一盏煤油灯下，靠着一张破桌做功课。两人人地生疏，来往的朋友很少，总是怀念着成都的家，关心着大哥的处境。他们每星期各人给大哥写一封信，大哥也几乎每星期给他们寄回一封家书。这个学期尧棠看了很多书，还在课余学习世界语，并根据英文和世界语，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半年后，他们又迁到另一间房子里，比原来的狭窄得多，而且十分阴暗，但是为了省钱，两人不得不住下去。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看到门上插着一封大哥从成都寄来的信，兄弟俩忙把它拆开，才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致死。大哥在信中悲忿地叙述了三姐出嫁后在陈家受公婆欺压，以及由于丈夫的不负责任，以致临产受难的情形。信最后叙述了大哥与继母在三姐临终前到医院去看她时的凄惨情景，信上这样写着：
“时己十时半，医院已闭门，母与兄不时为尧彩调药，正十一时，服药甫毕，声息即无，虚脱而死，呜呼痛哉！当即命人到陈府报信，料理衣物，又命人为尧彩净身移正，诸事略备，痛哭不已。此夜大家守至天明，泪眼相对，回视尧彩瘦不赢把，伤心惨目未有如今夜之甚者。兄当时受刺激过甚，头痛欲裂，天明即出院，兄返家时家人尚酣睡未醒，兄服药即眠，八时后至医院，则不过泪眼相对而已。
2时入棺，2时半大殓，3时出院，3时半抬至东门外普慈寺暂寄。陈府事事推矮，对尧彩后事极其冷淡。兄当时气极矣！伤心极矣！……“
尧棠看完大哥的信，禁不住与三哥抱头痛哭起来。一年前三姐在出嫁上轿时苦苦挣扎的情景，又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三姐比尧棠大五岁，二姐去世后，他与尧林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她也一直爱护着这两个弟弟，她与他们为怀念着共同爱着的母亲而心始终在一起。现在她离开他们了，他们永远见不到她了，尧棠又一次的感到心痛。隔了几天，他与尧林又接到年轻的六叔来信，他对尧彩的死，心中也十分不平，说他拟了一副挽联，准备送到三姐的婆家陈府去，这副对联这样写着：“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后来六叔又来信告诉他们说三姐死后不到一个月，三姐夫就找上新的对象，打算择吉成亲，不久果然张灯绪彩，做成了第三次新郎。尧棠读了六叔先后来的两封信，不免满腔忿怒，想起他童年时代，在他的两个姐姐的房间里看到的那本《烈女传》，图画上的一些美丽的古装女人，她们为了奉行封建礼教，作无辜的牺牲，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河里沉溺，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这些故事使许多妇女都心甘情愿地去做“烈
女“，落得极其悲惨的结局。尧棠联想到在辛亥革命后，他的一个表姐还抱着一个已死的未婚夫的牌位去夫家”成亲“。他禁不住又为大哥和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新一代的亲人们担心。
封建制度是这样可怕！人们是多么需要自由，青年该如何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尧棠觉得自己迫切地需要选择道路，而又时时感到迷茫、苦闷。不久，曾在苏联与高德曼见过面的同学秦抱朴介绍他给爱玛。高德曼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过去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读到她的文章时的感想，并诉说了自己在现实中的烦恼。
出乎意料的快，高德曼的复信来了，她是这样热情，信里这样写着：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谈出我是怎样深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青年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痛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会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百上的，只要遇上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年仅二十岁的尧棠激动地读着爱玛。高德曼的信，他觉得两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他读她那有着丰富学识、雄辩论据和煽动性很强的文章时，他一边读一边流泪，是何等感动，而现在她对自己的鼓舞，又是这样亲切，这样毫不困难地占有着自己的心灵，她的巨大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呼唤着他去为理想努力。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足以为它奋斗终生的事业。以前为了念书考学校，曾对安那其主义冷淡过好一阵子，这时又开始热衷起来，并向索非（当时他在北京）编的《国风日报》副刊《学汇》投稿，用“芾甘”名字写了不少宣传安那其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里也有些幼稚过激的话，如关于国家问题，及对列宁个人的看法，为他后来自己的实际行动所纠正与否定。
五卅运动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个当时拥有八十万产业工人的大城市，用为死者报仇的旗帜，覆盖在被帝国主义杀害的工人顾正红的棺木上。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宣称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的时候已经来到。接着是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又接着全国范围内响应起来了。南京并没有例外，新街口的游行队伍里有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学生中有精神振奋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李尧棠，他们的队伍从东南大学出发，当尧棠看到校门口肖楚女站在土墩子上向大家高声演说的时候，他的整个心灵都震动了。当时他还听了比自己低两个班级的同学胡风的演讲。这次游行为李尧棠一年后写他的第一本书《五一运动史》和后来用“巴金”笔名写中篇
小说《死去的太阳》，增添了感性认识。
当年八月，尧棠终于高中毕业了。根据他的志趣，他希望去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校长是以民主治校的蔡元培，还有不少在反帝反封建中作过贡献的进步教授。而且《新青年》等刊物，当时还在北京出版。而三哥尧林却向往于东吴大学读英文，东吴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在那里可以有英国教员直接指导。于是这两个在二十年中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兄弟，不得不分手了。
三哥尧林在南京浦口送尧棠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在站台上把行李送给刚进入车厢中的尧棠，然后亲切地说：“今后一个人单独生活了，要自己当心身体，注意安全。”尧棠答应着，把行李放好，又从窗口伸出手来，握着尧林的手，想谈些什么话，心中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火车“鸣鸣”地叫了几声，就响着隆隆的声音启程了，它把挥动着双手的三哥丢在后面。尧棠坐在车上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在他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自从离成都出来后，他们俩总在一起，而现在却分开了，他感到寂寞。幸而他带着几本书，一路上读着，特别是鲁迅的《呐喊》，这本新出版的红封面的小说集，里面有的作品如《狂人日记》，他早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但他还是一遍两遍读着，他觉得这些短篇小说，为他提供了各种人物形象，还为他提供了许多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
到了北京，正碰上风沙迷漫的季节，使他领略了祖国北方的风光。他住的地方是北河沿同兴公寓，离故宫很近，离北海也不远，但他还是忙着先去北京大学报名，报名回来在等候体格检查和考试日期的通知时，可以有机会游览故宫和北海的。那天正想出门，却来了一个通过信没见过面的朋友沈茹秋，同兴公寓正是通过他介绍才住进来的。他是《国风日报》社的一个编辑，继索非担任《学汇》副刊主编，见面后尧棠才知道他原来还是朝鲜人。因此尧棠和他谈起四年前在成都参加《半月》杂志的编辑工作时，也曾结识过一个朝鲜人。这个人姓高，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念书，人很热情，有一天，他在《半月》上读到尧棠一篇提倡世界语的文章，就找上门来，要求与尧棠做朋友，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世界语爱好者。后来尧棠曾向他学过世界语。这次尧棠到北京，见到沈茹秋热心为他安排住宿，就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认为热情待人，认真办事，大概正是朝鲜人的性格。尧棠把他的看法对沈茹秋说了，哪知第二天晚上，沈茹秋就给尧棠带来一个更为热情的朝鲜朋友柳絮，他们坐在同兴公寓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给他讲有关朝鲜爱国者为了争取独立、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斗争的事迹，一直讲了半夜。这个晚上的讲话，不仅使尧棠意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祖国，他们将遭到怎样的灾难，而且他们还给他提供了几年以后写小说的素材。
过了几天，尧棠接到通知去北京大学招生处检查身体。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他的肺部，又看了看他清瘦的脸，沉吟了半晌。偏在这时尧棠咳嗽了几声，医生禁不住连连摇头，意思是觉得他的肺部有问题，然后在体检表上不知写了些什么。这好像给尧棠心头浇了盆冷水。青年时代的尧棠，性格本来就比较忧郁，而且非常过敏，医生在他的健康问题上下了这样一个摇头的“结论”，这使他对进北大读书的计划，感觉到绝望，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法，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那天傍晚，他回到住处，正碰上北海公园第一次开放，
他就到公园去散步，在漪澜堂前，静坐了两个小时，他望着静静的北海，觉得夜晚是那么宁静，而他自己的心头却是那样不安。人们知道，肺病在二十年代是个可怕的疾病，它曾夺去无数个年轻生命，在这样的时刻，尧棠不能不想起他的二姐，想起二姐在祖父寿庆演戏之夜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他担心自己得肺病，决心不去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了，但他仍手不离卷地一遍二遍反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它给他慰藉，也给他很多力量。
他回到了南京。善良的三哥并不曾责备他擅自作主，不去参加北大入学考试，而是对他给以更多的同情。他把尧棠的行李接了过去，帮他安顿好，安慰他不要焦急，第二天他就陪他到一个熟悉的医师诊所去复查身体。那医生是他们的同乡，他确诊尧棠有轻度的肺结核，需要好好休息，并注意营养。然后，兄弟二人一起登山去鸡鸣寺看南京风光。那是个非常幽静，也是十分美丽的地方。回到住处，尧林就接到苏州东吴大学的通知，他入学考试成绩优良，被录取了。于是尧林给尧棠先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让他回上海休养，因为上海医疗条件好，而且尧棠在上海朋友多，他们也希望他回去一起参加办刊物，写文章。这次又是尧林在浦口车站为尧棠送行，他劝他多注意休养，少一些活动。宁可多读些书，也不要把精神消耗在没有意思的活动上，这是三哥的看法。三哥自己去苏州东吴读书后就是这样生活的。但是这对那时的尧棠并不合适，他比三哥更年轻，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劲头十足地办起一个《民众》半月刊，并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单这本刊物的发起人，就有十六个，他们是真恒、吴健民、沈仲九、李少陵、黄培心、卫惠林、李芾甘、禅林、吕千、周索非、毛一波、沈茹秋、姜种因、卢剑波、秦抱朴、陆不如。
他当时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今黄陂南路14弄），与卫惠林、毛一波同住在一幢楼房的二楼上，卢剑波夫妇住在楼下。后来又和卫惠林一同迁到康梯路（即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1926年又搬到马浪路（即今马当路）住。卫惠林是山西阳城县人，年纪比他大几岁，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而且懂得日语。尧棠与他同住在一起，和他一起编刊物，有经常向他学日语的机会。他们收入不多，生活过得很艰苦，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当然三哥尧林在苏州还从家中寄来的钱分一些给尧棠，但数量极少，因为大哥在成都维持家庭也十分艰难。尧棠并不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放弃工作，他在这一年编写出一本《五一运动史》，同时也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为《面包与自由》）。这本书是克鲁泡特金在1886年写的，也是尧棠的第一本译著，它的内容是阐述作者对于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主张。他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机器，是足以使所有人得到温饱，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以保证人们安居乐业。但是他认为这个任务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因而他主张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多种社团的自由联合来代替国家的统治。在这本书中，克鲁泡特金表达了他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恶，和对理想的自由社会的热情追求。可惜这些理想不切实际，很难办到。当时尧棠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并不多，还不曾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考察，所以他从对旧的封建制度的憎恶出发，曾十分同情克鲁泡特金某些方面的观点，并写了一些论文。
这一年秋天，卫惠林提出要到法国去留学，问尧棠是否也有这个愿望，尧棠当然十分向往有此一行。寒假期间，他到苏州去看他的三哥，只见尧林
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里，过着十分孤寂的生活。因为学校里的教师与学生都回家去度假了，而他为了节省费用，既不回成都，也不来上海，还利用寒假为学生补习功课，自己也趁此时机多看些书。现在尧棠来看他，两个人像过去一样，又睡在同一张床上，谈了一夜的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对成都老家的关怀，特别是对大哥处境的优虑。大哥经常有信给他们兄弟俩，多次谈到家道的衰落，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和他自己心里的苦闷，大哥总是表达他对两个兄弟“学成回来，共振家业”的愿望。尧棠告诉尧林，有朋友要他一起去法国留学，尧林听了，沉吟了一下，说：“家庭也有困难”。然后两人又把话题扯开了，又谈到大哥、继母和留在家中的几个弟妹……
第二天吃了早饭，尧棠准备回上海，临行，尧林从怀里拿出一件东西交给他的四弟，说：“这个你拿着用吧。”尧棠一看，原来是三年前两人离开成都时大哥交给三哥用的一只旧怀表，尧棠犹豫地问：“你自己不用吗？”“我住在学校，用不着，你在外面东奔西走，更有用处。”尧林不等分说就把那只表塞在尧棠的衣袋里。哪知尧棠把它带到上海，才用了两三天，它就被扒手摸走了，也不知是在哪个地方哪个时候被摸走的。
尧棠回到上海，卫惠林问他去法国的事情准备得怎样了，尧棠答不上口，就写信到成都，要大哥给他准备路费及到法国之后一个短时期的生活费用。大哥回信诉述了家庭困难，问他能否等二三年后再去，也许那时家庭经济情况可以好转一些。尧棠去信还是坚持出国，并与他争论。可能信中的话讲得急躁了些，大哥写信给尧林，要尧林说服他，并说必要时可回成都筹商一下再走。尧林写了两封信劝尧棠体谅大哥的苦衷，但尧棠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尧林考虑到与其两个人从上海、苏州到成都走一次，还不如把时间和旅费省下来，让尧棠到巴黎去，就转劝大哥接受尧棠的要求，大哥终于同意了。他把钱汇到了上海，写信给尧棠，希望他到法国进大学，还是读工科，学到专长后回成都“兴家立业”。而尧棠想到还是离开成都时的两句话：“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尽管他身体不太好，但为此他觉得自己更应该奋发前进。
他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替他办好了出国手续，拿到了去法国的护照，他写信告诉了三哥，就在他出发前夕，收到了三哥的来信：
“你这次动身，我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以后你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越好。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相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卫惠林年长，经验足，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你到法国后应当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应当特别注意，有暇不妨多运动，免得生病……”
那些话充满着兄弟手足之情，但是对当时的尧棠，却并不十分中听。他想到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革命的向往，但他还是能理解三哥的。临出国前一天，即1927年1月14日晚上，他就给尧林写了回信，而且写到深夜。
当他把信写好，把笔搁在桌上时，他所住的上海法租界马浪路这条弄堂口，一个小贩正敲着竹筒，拖长着声音缓慢地喊着：“白糖——糯米粥！”海关大钟也像与这个小贩的叫卖声互相应和似的，用着同样懒洋洋的节奏，敲了整整十二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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