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来到编辑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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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事情时过境迁，往往为后来人所无法设想；但是历史总还是铁一样存在着，不容置疑。在二、三十年代，在旧中国，确实经常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带着自己朴素的理想，以对事业献身的精神，办过不少在今天看来可能被有些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跟在闽南办平民学校一样，日本国学生吴朗西和他的朋友伍禅、郭安仁（丽尼）在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鉴于当时出版商只热衷于竞时尚，办刊物，追求利润，却不大愿意为知识界实际需要认认真真地出几本好书，他们决心自己动手，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原没有什么资本，只是准备联系个印刷所，然后把自己写的或组织到的稿本交出去，委托他们把它印出来，到时凑几个钱去支付印刷费。他们的第一本书是他们的朋友白石（许天虹）所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本便是丽尼自己试译的《田园交响乐》，那是法国作家A.纪德写的一对青年爱情的故事。他们开始是用“文化生活社”名义出书，并冠以“文化生活丛刊”字样发行；同时又借用他们的朋友巴金的名义作主编。当时巴金还在东京，正用“黎德瑞”名字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里，当他接到吴朗西他们的来信，要他去参加他们的创业，并主持编辑业务时，这使他立刻想起在闽南住在破庙里与学生打成一片办平民教育的朋友们，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培植新的一代的成长，无私地耗费心血，这情景曾经使他十分感动，要想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因为自己对事业的志趣更近于文学，而终于没有国下来，他常常为此而心头不安。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在文学领域中出现，并需要他去贡献力量，他觉得义不容辞，因为他一向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牺牲，而不是在于接受与获取。他决心把自己对文化事业的理想，与这个即将到来的工作结合起来。
巴金于1935年8月回到上海，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最黑暗年代。那时上海《申报》主笔史量才已被暗杀于沪杭公路上；瞿秋白、方志敏也相继在闽、赣监狱中被害；上海《新生》周刊不仅因发表《闲话皇帝》而被勒令停刊，主编杜重远还被判徒刑入狱；国民党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周知全国，“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而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年写了旧诗《亥年残秋留作》赠许寿裳，以“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预示黑夜将要过去，黎明就要来到，并在同月托史沫特莱代发贺电给陕北中共中央，祝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宣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吴朗西他们以热情的期待心情，欢迎巴金的归来。他们相信有了巴金，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就有希望。巴金想的则是怎样首先依靠前辈作家鲁迅和茅盾他们，再团绪一些有希望的青年作者把事业办起来。他想起去年在北平时，曾经与靳以合编过一套丛书，包括了十个作家写的作品，其中有沈从文的短篇集《八骏图》，靳以的小说《珠落集》，郑振铎的文论《短剑集》，卞之琳的诗《鱼目集》，李健吾和曹禺的剧本《以身作则》、《雷雨》等。当时曾交给立达书店，并收过三百元钱的预支稿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付排出版。他想把它要回来，由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伍禅更把自己买彩票中奖的钱拿出一部份给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资金，巴金也垫出三百元寄给靳以，要他把这十本书稿赎回来。巴金觉得这套丛书十本还不够，还须听听鲁迅的意见，并请他领头支持。因此他与吴朗西、丽尼、伍禅等商
量，他们都觉得巴金这个主意很好，有鲁迅带路，路就更开阔了！丽尼还以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稿本推荐给巴金，希望他能把它一起编进这套丛书里。正在这时吴朗西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也是巴金的老朋友黄源来看他们，他当时正帮助傅东华编辑《文学》杂志，又协助鲁迅编辑去年9月创刊的《译文》月刊。他想编一套《译文丛书》给生活书店出版，但他的计划不曾为生活书店所接受，问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考虑。巴金觉得既是这样，就不妨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来出版，好在黄源与鲁迅很熟悉，鲁迅十分支持他的工作。《译文丛书》也必能得到鲁迅支持的。
原来去年9月创刊的《译文》杂志，最初的三期实际上是鲁迅编的。在这以前，黄源在劳动大学编译馆工作时，听过鲁迅两次演讲，替他做过记录。后来他到新生命书店当特约编辑，鲁迅为了推荐一部书稿，即苏联作家革拉特柯夫的小说《士敏土》译稿，要代这个译者看校样，曾与黄源联系。黄源听人说，鲁迅不容易对付，最好不与他发生关系，就把校样送到内山书店，即使看到鲁迅，也躲着他。黄源后来才知道那些话是别人的造谣中伤，鲁迅不是什么不容易对付的人，恰恰相反，鲁迅是很容易接近的。那是在去年夏天，黄源接到茅盾来信，说鲁迅想和茅盾以及刚摆脱《自由谈》编辑工作的黎烈文合作，三人发起创办一个纯文学的翻译杂志，他希望黄源能就近与生活书店联系一下，并请黄源出面担任个名义上的编辑。因为几年前由于出版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乱译、抢译，声誉不好，译作销路一度下跌，使书店老板一看到译稿就摇头拒绝出版，许多刊物也以“不收译稿”来迎合读者口味。鲁迅对这现象非常痛心，下决心要改变出版界这种不正确的看法，同时还要纠正乱译、抢译的歪风，所以他准备“以少数志同道合者的力量办一种小刊物，并没有销它一万二万的大野心，但求少数读者购得后不作为时髦装饰品，而能从头至尾读一遍。所以该刊的印刷纸张力求精良，译文亦比较严格。这刊物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给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茅盾给黄源信）。黄源收到茅盾的这封信时，想到自己在《文学》杂志社工作十分忙，恐照顾不过来，但既然茅盾信中只要他当个挂名编辑，并明确“看来稿、校对等事，皆我们办”，他也就没有顾虑了。这样他就与生活书店联系，当时生活书店在新书业中还是有远见、有冒险精神的，他们一听说由鲁迅主编，总算答应了，就由书店经理徐伯听出面，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茅盾和黎烈文，讲清楚：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不支一文，若销数超过几千份能保本，则再订合同补救。鲁迅也不计较自己的工作全无酬报，就按照书店决定9月16日的创刊日期，认真严肃地干了起来。他不但自己翻译了三篇外国作家的作品，还让黎烈文译了两篇，茅盾译了三篇，同时他又亲自动手做具体的编辑工作，从审阅稿件，配制插图，精选木刻，到设计书样和版面，无不一一照顾到。最后鲁迅就请茅盾约黄源同在茅盾家中会面。那天，黄源先到了茅盾家，不一刻，鲁迅也就穿着一件白色的夏布长衫，挟着一只书包，冒着炎阳进来了。茅盾准备介绍，鲁迅却点了点头，连说“见过的”。说着就解开书包，拿出稿子，和预备翻印插图的画册交给黄源。黄源一看，鲁迅把《译文》创刊号的篇目排列次序及每篇译稿所用字体，及插图大小，都写得一清二楚。最后谈到开本大小，鲁迅说：“我主张别致一些，人家办刊物，多用十六开本，我们用三十二开本，怎样？”茅盾黄源都说好，鲁迅便又对黄源说：“排版格式，你来决定吧。”黄源同意了，说等校样出来就给鲁迅送去。鲁迅却亲切地说：“路很远，你送来送去不累吗？我看还
是你校一校吧。“黄源看到鲁迅对他像对待很熟的朋友一样，随便说着话，并无半点架子，也就把心放了下来，并有了工作的勇气，不考虑自己的忙碌，接受了校对的任务。后来在工作过程中，黄源才知道《译文》创刊号中，译果戈理的《鼻子》的许遐，译立野信之的《果戈理私观》的邓当世，译格罗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的茹纯，都是鲁迅的化名。起初黄源并不了解为什么鲁迅连译文署名都要用这么多笔名，等鲁迅写信告诉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他们肯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至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黄源这才理会到鲁迅这样隐姓埋名昔苦的干，全是为了对付检查老爷的干扰，以便将自己的乳汁顺利地哺育千百万青年。《译文》创刊号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不但再版加印，而且达到第五次（版）加印，鲁迅为此感到高兴。第二期，他又用了几个笔名，译了五篇小说和散文，其中有一篇就是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后来在《译文》中连载。第三期出版后，鲁迅笑着对黄源说：”下期起，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但他与茅盾、黎烈文以后还是尽力支持《译文》，有约稿总是几天内就如期赶出来。而黄源为了照顾鲁迅身体健康，有时故意把鲁迅的译稿搁着缓发，使他知道《译文》稿源充足，并未闹稿荒，这样让老人家放心，不再为《译文》操劳。
现在黄源知道巴金开始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业务，并担任了总编辑之职，就建议将鲁迅译的《俄罗斯的童话》作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田园交响乐》之后出版的《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三本书。黄源还代译文社邀请巴金与吴朗西参加9月15日《译文丛书》编委会在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交换对《译文丛书》出版计划的意见。那天晚上，巴金又与鲁迅会见了，而且还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和他们的八岁孩子海婴；还有茅盾、黎烈文、胡风、傅东华等人。那时鲁迅刚译完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根据高桥晚成日译本转译），并在《文学》月刊连续发表了六篇《论‘文人相轻’》，身体却不很好，人也瘦了一点，虽然两眼仍炯炯有神，还很健谈。而且思路敏捷，讲话条理清楚，既风趣乐观，又幽默动人。他听说巴金回来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工作，很为高兴，对文化生活出版社愿意接受为生活书店拒绝出版的《译文丛书》，更表示支持；知道文化生活出版社就要把他译的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发到印刷所去排印，还告诉巴金，他正在打算把A.阿庚的《死魂灵百图》翻印出来，这样更有助于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大家对果戈理这部杰作都很有兴趣，对这部作品所刻划的五个个性非常突出的地主典型，都觉得读后有鲜明的印象，特别对其中的普柳什金嗜财如命，贪婪成性，果戈理用“含着眼泪的微笑”来对他进行入木三分的嘲讽，表示非常赞赏。当然，这些也有赖于鲁迅译笔的信达，得以传神到中国读者面前。因此，在这个场合上，巴金很自然地想起曾听说鲁迅自己打算写一部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不知现在是否动笔，如能把这部长篇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那就太好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鲁迅听，鲁迅却仰着头，抽了一口烟，微微而笑，然后回答说：“想做的事情很多，总是做不完。目前只能就现在来得及做的，先做。”他又说：“我还想过，准备写一本中国文学史，并把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译过来。只是时间不够。”巴金听了他的话，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以发表当代作家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丛刊》，第一次出十六本，已经组织到
郑振铎、沈从文、吴组缃、艾芜等十个人的近作集，想再在上海约请六个人各编一本集子出来，这样丛刊的第一套就能一齐出版了。“周先生，你也在最近编一个集子给我们吧。”巴金终于把要求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鲁迅听说这个丛刊开本是三十二开的，每本字数不多，也就点了点头答应了。这时茅盾也在一旁，巴金也把同样意思向他讲了，茅盾也答应把自己最近写的一本中篇小说《路》交给巴金。巴金听了非常高兴，黎烈文也说：“今天的聚会，不但解决了《译文丛书》的出版问题，还为《文学丛刊》落实了计划。”大家都很满意。傅东华虽在现场不曾吭声，事后却把饭桌上的事情在无意中告诉了生活书店。哪知生活书店知道了很不高兴，认为黄源拿生活书店的工资，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做事，就要撤掉黄源《译文》编辑职务。他们请鲁迅到新亚酒店赴宴，在席上把这个主意提出来。鲁迅心想，这不是他们在和我“吃讲茶”吗？怎么会专横、小气到这个地步！一气就放下筷子，一言不发走了。不久，《译文》也就这样停刊了。而且黄源在《文学》的编辑职务也因此卸除。直到第二年3月，上海杂志公司才把《译文》接办过去，仍由黄源主编。
过了几天，鲁迅请黄源告诉巴金：他准备编入“文学丛刊”的那本书是短篇历史小说集，书名叫《故事新编》，除了已发表过的《不周山》等几篇外，还有三、四篇正在动笔写，等写好了，一起送来。巴金想，鲁迅健康欠佳，估计短期内完成不了三、四篇小说的写作，只好等待一个时期再说了。哪知丽尼他们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的广告很快登了出来，还宣布了第一集十六本的书名和作者名字，并说要在旧历年底前出齐。鲁迅看了广告，心里发急，觉得如果再不动笔把那三、四篇历史小说写好，就要影响巴金的计划了，老人终于日以继夜地把《故事新编》未完成的《出关》、《采薇》、《起死》三个短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赶写了出来，和先前所作《不周山》（即《补天》）、《奔月》、《铸剑》、《理水》等五篇，编为一集，并写了一篇序，于当年12月下旬托人带交巴金。当时许广平见鲁迅写得辛苦，劝他歇几天再写，鲁迅还说：“我怎能不写呢？不写就要耽误书店出书了！”黄源把鲁迅夫妇的这些对话，在闲谈中讲给巴金听，巴金对鲁迅这样支持他的工作，从心底感激，后来，《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本书出版了，他翻开《故事新编》，就想到鲁迅对待人的诚恳与热情，和他对工作的认真与负责态度。从鲁迅帮助黄源创办《译文》过程中所显示的热情培植青年的精神，巴金现在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感受到了。应该说，鲁迅的伟大人格影响了巴金。
巴金从事的编辑工作，越来越忙，读者给他写的信也越来越多，他几乎没有一封信不认真处复。他开始从读者中找到朋友。有的人因为他的热情鼓励而成长为作家；有的人由于他的指引而解除心头的烦闷，找到了思想的出路；有的人则因为读到他所编写的书而奔向革命；还有人在危难中得到他的无私救援而逃出火坑。
这时巴金已离开他舅父家，而在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定居下来。和他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仍是索非夫妇。他再也不像几年前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居住时那样寂寞，他有了很多作家朋友，也有了千万个读者在他心里，他们的大量来信来稿，更增加了他工作的热情。他从友人处得到温暖，同时也把自己身上的热量散发给别人，使别人也觉得在他的身边是这样暖和。这时和他来往得最勤的仍是从法国归来的马宗融夫妇，虽然他
们住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06弄敦和里21号（现改为22号），与他的住处溧阳路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但是他仍和索非等几个熟人，每个月总要在拉都路那边相聚几次，甚至住几个晚上，因为他们几个人碰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理想，总是谈兴很浓，谈到深夜。当时马宗融应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之约，正在为他们翻译一本法文哲学著作，非常辛苦，也很紧张，而他的习惯总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所以有时即使有客来，也让客人在楼下谈天说地，自己却在楼上埋头苦干。而每当巴金来到，他总是兴高采烈，放下译笔，走下楼来，与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参加大家无拘无束的谈话。他的夫人女作家罗淑也就陪同马宗融搬凳移椅，招待客人，有时还替大家张罗饮食，在马宗融与客人的谈话中，插上几句，使周围的气氛更加活跃，更加欢愉。在这个家庭中巴金经常被当作小弟弟一样接待，是他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巴金也把马宗融夫妇当作大哥和大嫂，有些事情总找他们帮助解决。
有个曾在厦门工会工作过的朋友，因参加了当地电灯公司工人罢工活动而被捕过，出狱后到东三省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有一次来沪看巴金，巴金外出，他就去开明书店访索非，因为索非也是他的熟人，他还把一只皮箱寄存在索非家中。这一年（1935年）冬天，恰巧日本有个水兵叫中山秀雄的，在沪被人杀害，日本侵略者就趁这个机会想消灭上海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在虹口的一些弄堂里，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抄。当时巴金和索非的住处恰好也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索非夫人鞠馨提醒索非，那个在东北当义勇军的朋友所寄存的箱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三个人就把箱子打开一看，发现箱子里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一支手枪和一百颗子弹。巴金没法，只好把那只箱子带着，乘了一辆人力车，冒险通过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警戒线，来到法租界拉都路敦和里马宗融家中。马宗融和罗淑听巴金讲了这箱子的来历，二话不说，就把它搬到楼上藏起来，直到他们在一年几个月后去广西教书，将房子转让给别人时，才把箱子设法托付给了另一个朋友，让他以后转还原主。
《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本书，终于在1935年旧历年底前陆续出齐。
这一集不但有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还有巴金在日本时写的三篇小说汇集《神。鬼。人》，其中《人》就是他那篇被国民党审查老爷从《文学》杂志上删除的文章，现在他把它化装了一下，终于在自己编的丛刊内出书了。这套丛刊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不到半年，就重版多次。在每本书后，都有整套丛刊的书目，并标明售价。价格最高的是曹禺的《雷雨》，但也只卖四角半；其他如张天翼的《团圆》、靳以的《珠落集》、何谷天的《分》、肖军的《羊》，都是三角半：至于茅盾、鲁迅、巴金、沈从文、鲁彦、艾芜、吴组缃、郑振铎、丽尼、李健吾十人的集子，则都在三角以下；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只售二角。书后吸引人的还有两百多字的一则广告，那是巴金亲自动笔撰写，经与吴朗西、丽尼、伍禅和不久前来出版社工作的陆蠡共同商量定稿的：
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扛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语文范本贻误青年。我们的这套小小的丛书虽然也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
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我们不谈文化，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这里所说的这套“文学丛刊”的“四大特色”，确是名符其实的。不但第一集的十六本书都有根高的质量，在同年（1936年）七、八月份，文化生活出版社又编印出版了第二集的十六本书，各集仍都保持了题材、风格、形式多样的特点；而且既有成名的老作家的作品，更有不少新人的新作。除了当时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何其芳、芦焚、曹禺三位新进作家的作品外，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如陆蠡的《海星》，肖乾的《栗子》。陆蠡是吴朗西在中学时代就认识的朋友，他在1935年曾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教过书，1936年初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工作勤奋，事无巨细，都非常认真负责，既在昆明路德安里编辑部协助巴金从事编辑工
作，又在福州路436号四楼营业部帮助总经理吴朗西做会计，还和另外一个同事共同担负起出版部的各种事务，经常跑印刷所和装订所，作必要的联系；一到晚上，还在灯下译书、写文章，总是熬到深更半夜。他进出版社以后，发觉巴金虽然担任总编辑，却从来不曾有总编辑的架子，不但亲自审稿，还亲自做校对工作，亲自复读者来信，有时还为读者上街买书寄书，甚至动手打包裹。书一出版，不论自己写的，人家写的，他总是欣喜万分，有时还代作者寄赠朋友，甚至埋头做补书工作。
书对他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他经手编校的书，他经常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的爱护，偶然发现排校错误，他总是深悔自己粗心大意，没有把工作做好，首先责怪自己，从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为了把书能印得好一些，不出差错，他亲自跑印刷所，与排字工人打交道，和他们交朋友。有次一个青年工人为急于赴朋友的约会，嫌在校样上一改再改，显得不耐烦，巴金既体谅他的心情，又耐心向他讲清必须修改的道理，使对方乐于接受，而又心境舒坦，最后把工作做好，又能及时去参加约会。不少排字工人至今还在传说当年巴金与他们亲密相处的情景，当然这些工人现在也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工人了。他们很多已经退休，他们是在冬天的街心花园里，伴着阳光向人述说这些往事的。巴金还和鲁迅一样，经常积累国外出版的书籍，从它们中间借鉴装帧、设计的图样，把它运用到国内出版的书刊上来。他还收藏各种古籍善本，从中汲取精华，增强自己各方面学识。
值得提出的是巴金在出版社从事如此辛勤的工作，却从来是义务劳动，不拿一文钱的薪金。他的生活还是靠槁费收入。这一年年初，他的《爱情三部曲》已经出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和第二集也都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他把这两本书继去年出版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和《狱中记》，再一次赠给鲁迅，请他指教。鲁迅对巴金的作品是看得不少的，他不但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而且还认为“他是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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