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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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不仅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还应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的要求，与靳以合编了一份新的文季刊物《文季月刊》。1935年11月，巴金去北平住了三个星期，曾为《文学季刊》停刊帮助靳以把工作结束。上海的《文季月刊》编辑工作，实际是北平《文学季刊》的继续，不过把原来的季刊改成了月刊，发稿的节奏律更强罢了。这时郑振铎也已由燕京大学返沪，李健吾也来到了上海，加上原在《申报》编《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肖乾，大家经常在一起。巴金在上海的朋友更多了。
编辑工作的忙碌，并不曾使巴金放弃自己的创作。在1936年，他仍每个月至少写一万字。白天，他总在几个地方奔波，从事与编辑、出版有关的业务；晚上才回到狄思威路麦加里家中写自己的文章。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部在昆明路德安里，营业部和收发室则是在福州路436号《大公报》的三楼上，而《文季月刊》的编辑室却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中。尽管巴金当时已很出名，从1929年开始，已出版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十本短篇小说集，六本散文集，十七种翻译作品，总共写了三百多万字，但他的生活还是挤电车、住亭子间，在狭窄的房间里办公，在没有电梯的大楼上跑楼梯，过着十分忙碌、非常辛苦的生活。
有一次，他给一个青年读者写信，这样诉述他的一天：
“我在大太阳下面跑了半天的路，登了五十级楼梯，到了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刚刚揩了额上的汗珠坐下，你的信就映入我的眼帘。我拆开信封，你那陌生而古怪的笔迹刺着我的眼睛。我看了几个字，把信笺放回到信封里；我又去拆第二封。……我把别的几封信都匆忙地读了，同你的信一起放在衣袋里。我和这个地方的人说了几句话，便又匆勿地走下五十级楼梯，跑到街心去了。刚好前面停着一辆无轨电车，我一口气跑了过去。车子正要开动，我连忙跳了上去。车厢里的人很少，我占着宽敞的座位……我便取出你的信来，仔细地但很费力地读了一遍……电车到了一个站头，我下了车。我半跑半走地到了另一个地方（北四川路），又登上了几十级楼梯，在窄小的《文季月刊》编辑室里坐了下来，我开始校对一篇我的稿子（《文季月刊》纪念”九。一八“的《卷头语》）……我校完那篇短文……发回给排字工人……有人来通知说，一个从乡下来的朋友在下面等着我。我便走了下去……我们到附近一个咖啡店里去淡了一个钟头……我回到编辑室，看见写字桌上有一封从北方来的信，也是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写的……过了一阵，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再到我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匆忙地走到无轨电车的站头。无轨电车又把我带到先前来过的地方。我又登了五十级楼梯走到三层楼上。在这里
我和不曾约定而无意间碰在一起的几个朋友，谈了将近一个钟头的话。
我又应该回到一点多钟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因为那边还有朋友等着我一道吃饭……“
作为当时已全国闻名的大作家、总编辑巴金，过的是这样劳累的生活，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这当然有旧中国的时代影子。巴金的生活是这样，当时的一般作家当然过的日子更差。就在这个时候，巴金接到缪崇群从南京来信，告诉他他的夫人患肺结核去世了！巴金想起几年前在北平的一个秋夜，他在缪崇群住的公寓里作客，崇群的夫人怎样从她父母家郑重其事地搬来一
床新缝的棉被为他安排床铺，白天又怎样和崇群热情地陪伴着他去看电影、游故宫，后来这对病弱的新婚夫妇又怎样挥着手送他上火车，给他带来多少友情的温暖，而现在她却抛下和她同样病弱的崇群，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崇群给巴金的信中说：“她临死的时候还说，她死后我将是世界上一个最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要飘泊，她就没有给我说，连我也不知道。”这样绝望的倾诉，更使巴金感到悲痛，更为他的那个善良的朋友感到不安。他的心变得沉重了，禁不住为他们落泪。
巴金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亲自答复他们的提问。他倾听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同情他们的不幸，必要时还给他们以具体的帮助。曾有个姑娘因受刺激到一个地方带发修行，不幸陷入人家的圈套，她从杭州西湖边尼姑庵写信给巴金要求帮助，巴金就约鲁彦、靳以同往，假扮“舅父”身份还清她的欠债八十元，把她从虎穴救了出来，并资助她到上海与舅父团聚。巴金作品的读者面非常广泛，青年读者更多，他们都把他作为知心的朋友和尊敬的老师。巴金自己也把心交给读者，一方面听取他们对他作品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倾诉，经常把自己对事情的想法坦率告诉对方，把所有的读者都当作诚实可靠的人，从不预先设防。他曾把类似缪崇群这样朋友的不幸遭遇告诉读者，并向读者申述自己心里的悲痛，和对社会的不平。他有时也告诉读者自己怎样在一条大街上遇到突然的交通封锁，因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有特权可以把许多中国人在中途拦住，让他们任意搜查。他还给北方一个青年读者复信，发表自己对某些文学现象的意见。那读者对上海当时文坛有些看法，他认为“上海显然有一种倾向：要搅入无谓的笔战里。”他告诉巴金：“北方的青年很为这件事忧愁过。”因而他向巴金发表自己的意见，说：“这里（指当时的华北）连话都不准说，在上海的人却在嚼舌头，内争，有什么好争，北方读者读到那些文字，心更凉了些。”巴金读了这样的信，就回答说：
“你这一段活，我是料不到的。可是我读到它，我几乎要落泪了。这时候窗外正响着兵车的隆隆声，一个不可知的奇怪的命运在前面等着我们。也许明天我和这周围一切都不会存在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个我并没有一点害怕。但是一想到和我同时代的无数的年轻的心，我总有一点留恋。朋友，甚至在最后的一刻，倘使我还有一点卢力量，我也要拿来给年轻的心添一点温暖。所以我无论如何要静下心来给你写这封信……你们北方青年可能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形不大了解。我自己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文艺论争，但我得说一句公平活，这绝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论争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要经过几次的论争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
当时以鲁迅为旗帜的上海革命文艺运动确是如火如茶。就从1933年开始来说，影响最大的日报《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担任主编，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在上海舆论界起了很大的作用；茅盾的《子夜》与巴金的《家》出版，为革命文艺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群；许多新作家如沙汀、艾芜、欧阳山、张天翼、靳以、曹禺、何其芳等人，继巴金的出现而初露头角；一些进步电影上映，如田汉的《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的《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都在观众中得到好评；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影评小组，几乎占领了上海所有大报的电影副刊。当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没有停止，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在1934年2月底，国民
党上海市党部正式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命令，查禁“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举凡鲁迅等人著作，一律禁止印行和出售。禁书名单中涉及的作家计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即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华汉、冯雪峰、钱杏邮、巴金、高语罕、蒋光慈等二十八人。凡是这些人的著作、翻译，一律禁止。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巴金的长篇小说《萌芽》在现代书局出版被查禁，改书名为《雪》拟在《文学》月刊发表又被检查抽掉，最后又易书名为《煤》仍不准发行的原因。特别使人愤激的是连巴金在《文学》写的一篇“新年试笔”，国民党检查官也勒令把“巴金”两字改作“比金”，才允许发表。国民党政府这样倒行逆施，遭到由开明书店领衔的二十多家书店联名反对，他们向国民党市党部两次“请愿”，抵制这种扼杀进步文化的禁令，国民党不得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而在读者拥挤的书市中，越被禁的书越受欢迎。因此国民党感到单靠检查书报、电影还不够，就用暗杀、绑架手段来对付革命文艺工作者，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了三次大破坏，不少左翼作家遭到逮捕，有的还被杀害。
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侵略，和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这样一个严峻局势，鲁迅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应“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而在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却很早就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当然做过不少工作，也有一定成绩，但他们的圈子比较小，团结面不广，甚至都没有争取像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等这些正直的作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而对鲁迅也仅止于尊敬，虽被他们尊称为“盟主”，最后却连鲁迅自己也说“实际上他们把我也关在门外了。”直到萧三从莫斯科写信来，劝导他们按照陕北党的政策，纠正“左”的倾向，他们才下决心把“左联”解散，以求抗日联合阵线的队伍扩大；但后来他们又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按照萧三与鲁迅的意见，在解散“左联”以前发一个宣言，讲清为什么要解散“左联”。这使鲁迅与“左联”一些实际负责人之间增加了距离。鲁迅支持胡风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宣言书上签字。而当时作为“左联”行政书记的徐懋庸，更背着周扬、夏衍等人擅自写信给鲁迅，坚持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情绪，提出不少不正确的看法，和足以影响革命作家内部团结的意见，以致激怒了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它阐明了鲁迅拥护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使当时进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进入结束阶段，许多人逐渐同意了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在信中，鲁迅还针对徐懋庸对巴金、黄源、胡风等人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评。鲁迅说：“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这样义正辞严、是非分明的声辩，不但澄清了视听，还使这场
论争的意义引向深入，没有人再写文章反对鲁迅。
一个多月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白区领导人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笔名，在《作家》二卷一期发表了一篇高水平的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争的意义》的总结性文章。它一开头就指出：“这次论争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这一点上吧。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论战过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渐克服了许多了。”“在这次论战的开始和论战以前，在文坛的一角确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但因有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后，形势变了，一边仍是以周扬先生为中心的原来的一些人，而胡风先生等却忽然中途不见了……却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出来给周扬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胡风聂绀弩诸人的态度。形势就一变而成为新的两种对照：周扬是主张用‘国防文学’口号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茅等却是主张抗日联合战线应用抗日的政治的口号，而不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扩大，但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可用，因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里显然是理论上的两派，而不是口号与口号的两派了。我们也很清楚：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适应于现在实际情形的；同时，论争愈发展下来，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也完全暴露了，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而改变态度了。这就是这次论争经过的大概情形。所以，这次论争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最后还有几句极其精辟、值得人们永远深思的结论。他说：“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我们若从新文学历史上去看，则如创造社、太阳社，后来的左联，各个时期都有各色各样的宗派主义的浓厚的表现。并且它有着艺术理论上的根源，即机械论，以及还有着客观的原因。——这个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历史性和客观原因，就证明着我们克服的困难，但同时更证明我们克服的必要了。”
巴金在给北方一个青年读者的复信中，说他虽然并没有参加这次论争，但他对那个北方青年为上海这场笔战表示忧愁而感到惊异，纵使当时国难临头，窗外响着兵车的隆隆声音，他也要静下心来，给对方写这封信，告诉他：“这绝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次论争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要经过几次的论争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他不仅预言了这场论争的意义和最后结局；而且实际上他自己也井没有置身事外。应该说，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论争的。虽然他并没有在论争中写过文章；但他站在鲁迅一边。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宣言的同时，他与黎烈文一起起草了经鲁迅最后修改定稿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他们宣称，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他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徬徨，犹豫。他们将更加紧紧地把握住现实，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担负起艰巨的任务。同时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有鲁迅、茅盾、巴金、曹靖华、曹禺、靳以、黎烈文、鲁彦、胡风、唐弢、孟十还、张天翼等四十二人。
当时巴金已经从狄思威路麦加里搬到拉都路敦和里21号，这里本是马宗融夫妇住的地方，由于他们去桂林教书，巴金就在这幢房子里为他们看家，当然，周围环境比麦加里清静了一些。那时他刚刚开始写《激流》三部曲的
第二部，即《家》的续篇《春》。这部小说的开头，是在麦加里那个弄堂里的楼上亭子间写的；到敦和里才开始大段大段的写下去，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但《春》的写作，还来不及写完四分之一，《文季月刊》就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同时被封闭的尚有其他十二家期刊。这时，鲁迅先生不幸去世了。
巴金是在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当天就听到噩耗的。当时他真无法相信鲁迅会这样早离开了大家。他记得4月间他还在一个宴会上再一次向鲁迅约过稿，请他继《故事新编》之后再编一本集子，以便收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第四集《文学丛刊》里去，鲁迅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并在不久托人带了口信来，说他的那本集子名叫《夜记》。后来他病了，把这件事搁了一些日子，但不久巴金知道他又在写文章，并已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编好，准备把它们收在《夜记》里，他是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会突然离世的。对于鲁迅，巴金和他见面次数并不太多。但对鲁迅的印象，已不是最近几年、而是很早就深入到巴金的心坎里来了。当他在1923年离开成都，转道重庆，坐轮船来上海的时候；当他在1925年在北京考大学，因病没有进考场，寄居在北河沿一个公寓里过着寂寞难耐的生活时，鲁迅的作品都是鞭策他、鼓励他继续前进的力量。多年来，在他的旅途中从不曾忘记带着《呐喊》、《徬徨》和《野草》。他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他不仅向鲁迅作品学习到驾驭文字的方法，而且还像一棵小草那样，从鲁迅身上汲取像阳光那样的恩泽；特别是与鲁迅交往后，鲁迅的为人，他的平易，他的诚恳，他的对青年无限热情，和他那颗爱憎分明的善良的心，使巴金感到无比温暖。他永远不能忘记，不久前《作家》月刊编辑孟十还告诉他，鲁迅有一篇《答徐悠庸并有关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将在《作家》发表，现正在付排，巴金为此赶到印刷所去看，那是冯雪峰的记录稿，经许广平手抄，并有鲁迅的修改笔迹，关于巴金的几句话，也正是鲁迅亲笔增添进去的。巴金更从日常工作中，亲切地体会到鲁迅的办事认真，对工作绝对负责的精神。他对书稿的编校、印刷工作，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巨大支持，使文化生活出版社得以顺利发展。他在病中还为它写作，唯恐影响出版社的出书计划。从书的装帧、用纸、插图到内容的校对，他都十分关注，他亲自动手扎包裹，寄赠友人。他还曾垫出七百元钱给出版社，让它作为代印代发《死魂灵百图》的周转资金。他对现实生活观察细致，明辨是非，不畏强暴，同情弱者。他一生教导人们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并预言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将要到来，而他自己却为这个理想的实现做着铺路的工作。巴金曾以鲁迅做人的态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鞭策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正直的人。他想，鲁迅这样一个有伟大抱负、有伟大心灵的巨人，他怎么会忽然在一个早上在我们的身边消失？他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突然会在他的面前出现。但是这个善良的瘦小的老人果然离开了我们，巴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任它从脸上掉了下来。
当天，巴金与靳以、曹禺一起赶到了北四川路底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寓所。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鲁迅家中的朴素的陈设，使他一到这里就好像十分熟悉，很自然地认出那是鲁迅的家。他跑上楼，走进房间里，先看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她的悲痛的脸比以前消瘦多了，在她的旁边则是九岁的海婴，鲁迅留下来的遗孤。老人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双眼，似乎在养神。巴金真希望老人能醒来和他讲话，像往常那样，坐在他的身旁，
回答他的提问，并答应他的约稿要求，看到老人点着头的微笑。但是老人永远不会醒来了，人们已永远失去向他再作请教的机会了！这时巴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鲁迅寓所门口，站满了各国记者，除了中国记者，还有塔斯社的，路透社的，法新社的，哈瓦斯社的，以及日本同盟社的记者。在巴金来到鲁迅家以前，孙夫人宋庆龄已经来过了，她是当天早晨在家里接到冯雪峰的电话，知道鲁迅病危，就由冯雪峰陪同赶到大陆新村的。一上楼，进入鲁迅卧室，鲁迅已经溘然长逝了！许广平正站在床边哭泣。冯雪峰想自己是地下党员，无法出面料理丧事，茅盾又恰好去浙江乌镇老家探亲，就与孙夫人商量。宋庆龄想到沈钧儒，就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请他帮忙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很快就把事情解决，并与孙夫人一起主持鲁迅的丧事，和冯雪峰一起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其中有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冯雪峰向中共中央发了电报，中共中央同意把毛泽东名字列入治丧委员名单中，并发来了吊唁的电报，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鲁迅举行国葬，同时撤销对鲁迅著作的禁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接受，还派了特务分子来监督鲁迅的丧事。以夏衍、周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则发动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队伍，包括几千个学生、店员、工人、家庭妇女，前来参加送殡，他们沿途高呼爱国救亡的口号，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大游行。
鲁迅灵柩停在万国殡仪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群来瞻仰遗容。当时一些青年作家张天翼、黄源、黎烈文、靳以、欧阳山等都曾经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巴金更是连续两个晚上在鲁迅遗体旁边为老人守灵。夜是那样深沉，前来吊唁的人都散去了，巴金站在灵前，看到半截玻璃棺盖并不曾掩盖住鲁迅慈祥的脸，他想着自己从老人身上得到的恩惠，想着老人一生所遭受到的困苦与压抑，以及他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他为开辟中国未来幸福前途所作的努力，深感目前外敌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而国内统治者仍以鱼肉人民为乐，人民大众是多么需要像鲁迅那样的人来带路！现在他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一定要掮着鲁迅的旗帜前进！巴金噙着泪水，注视着老人的遗容，禁不住从心中发出自己的誓愿：
“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你会活下去，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
1936年10月22日，巴金参与了长达十几里的送殡队伍，并和张天翼、胡风、靳以、黄源、黎烈文、萧军、姚克共八位作家一起扛棺，亲自把鲁迅灵柩葬入虹桥万国公墓的墓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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