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初秋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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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上海人民为鲁迅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沿途高呼爱国救亡口号，声音响彻云霄，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也是一次上海革命力量的总检阅。能有这样的一次盛举，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地下“文委”，通过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已把这支队伍连夜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由于上海文艺界当时已在鲁迅旗帜下团结起来了。原来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党内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受到批判后，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月，曾由冯雪峰和茅盾、郑振铎的力促，使上海文艺界各方人士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签名的二十一个人是：鲁迅、郭沫若、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供深、林语堂、茅盾、陈望道、夏丐尊、周瘦鹃、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傅东华、郑振铎、郑伯奇、黎烈文、赵家壁、丰子恺。这个宣言由茅盾、郑振铎起草，冯雪峰定稿。这张名单充分体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文艺界力量的集中壮大，为抗战开始后文艺界团给一致抗敌御侮，作好了准备。
正当作家们团结抗日，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版界却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就是1936年12月，国民党政府竟然颁布命令，查封了上海十四家杂志。其中既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和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也有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孟十还主编的《作家》。
《文季月刊》是在1936年6月创刊的。那时在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刚刚被迫停刊，巴金为它写了停刊词后回沪，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壁向巴金表示，希望他和靳以能帮助良友图书公司另编一个文学刊物。巴金商得靳以同意，决定将季刊改为月刊，还亲自为刊物写了发刊词。《文季月刊》就这样办起来了，它不但保持了《文学季刊》的原来作者队伍，还扩大了组稿范围，约请了一些不曾在《文学季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丁玲、蹇先艾、草明、欧阳山等人写了稿，此外，还刊登了刘白羽、邵荃麟、葛琴、田涛、齐同等当时一些新作家的不少优秀之作。
不料《文季月刊》才出了七期，又被迫停刊了，这对巴金、靳以两人说来，虽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但这绝未影响他们献身文学事业的决心。就在1937年3月，他们又办起了一本二十六开本的月刊《文丛》，由靳以主编，巴金以“李国桢”的假名担任发行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外形虽然小些，内容依旧丰富，更具战斗性，版面设计上还有许多创新。到了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了。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次中国驻军进行了奋力还击。震惊世界的号角响了起来，炮声把全中国人民的心都唤醒了。救亡的歌声响遍了城市和乡村，谁也不愿做亡国奴，连国民党的一些官僚也不想把汉奸的臭名戴在自己的头上了。接着是8月13日日军偷袭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一致对日，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在闸北亲身遭受过外敌人侵灾难的巴金，现在他再一次领受了帝国主义给予中国人民的祸害。他知道一个个村庄正在被炸受毁，一个个城市正在遭到焚烧，灾区人民正在成批地死亡。他发觉死对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在于大家能不能摆脱对死的恐惧。他在淞沪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下午，就在上海的电车上，看到大世界前面落下一颗炸弹后上海人民对战争所显露出来的神情。他看见马路两边人行道上，人们身上带着血迹，正手牵着手，在结伴同行。他们的脸上十分严肃，没有一
点恐惧或悲伤的样子，就像一些勇士在强暴的敌人面前从容就义。当时有十几辆车子受炸后的残骸还留在马路上，有一百多具的尸体横躺在一块空场里，普善山庄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在收拾这些无辜的牺牲者。这是巴金在这次战争中所看到的第一个景象。他想：“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
郭沫若从日本“别妇抛雏”回国，上海文艺界开大会欢迎他，巴金参加了。夏衍公开出面主持的报纸《救亡日报》出刊了，巴金与王任叔、阿英、邵宗汉、金仲华、茅盾、范长江、柯灵、郭沫若、夏衍等一起出任了这家报纸的编委。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决定成立的文艺界救亡协会，巴金和郭沫若、陈望道、汪馥泉、欧阳予倩等十一人被选参加临时执行委员会。巴金还与茅盾一起主持了《呐喊》周刊（后改名为《烽火》），那是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文学》、《译文》、《中流》、《文丛》四种文学期刊在战时的联合刊物，它是作家们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敌人进行搏斗的匕首。
这个时期巴金写诗、写散文，也写短论。他的诗，描写了人们曾经怎样为求得片刻的安宁而在屈辱中贪生，但是敌人一排枪、一阵火毁灭了我们的梦景；同时也带去了我们许多年轻的生命。他歌唱人们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他鼓励人们宁愿在战场上作无头鬼，也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巴金还写散文，批评一个日本社会活动家山川均，这个人曾经被我国翻译界作为社会主义者，把他的言论介绍到中国来，但日本侵华战争一发生，他就立刻站在日本侵略者立场上，用恶毒的语言来咒骂中国人民对日的抗战。巴金把日本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景象描写给他看：日本侵略者以八架飞机对付中国十辆运送难民的列车，经过五十分钟围攻，它们投下了十七枚重磅炸弹。当最初的两枚炸弹落下时，后面的四节车厢就被炸毁了。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接着头等车厢又着了一个炸弹，有的人被炸死了，活着的全从车厢里仓皇逃了出来。飞机飞得很低，急急地追赶着这些在站台上奔跑的人，并用机关枪密密地扫射他们，于是人群一排一排地倒了下来。巴金把这样一个惨象记叙后，接着问山川均：“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臂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地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我们素来憎恶战争。但我们绝非甘心任人宰割的民族。当我们的自由与生存受到威胁时，我们是知道怎样起来防卫的……而你们派遣重兵远涉重洋来毁坏文明的都市，和平的乡村，你们是为了什么而作战的呢？”
巴金义正辞严地告诉这些侵略者：“是你们的‘皇军’亲手普及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教育，培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煽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感情。是你们用飞机，用大炮，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个步骤，并非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
这时巴金还曾写信给一个远方的友人，——三年前曾经热情接待过他住在横滨的日本知识分子武田。巴金恳切地劝告这位忠厚老实的朋友从迷梦中
醒来，他告诉武田，日本占据了满洲，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日本人民也不曾得到好处，他们的肩上反而增加了一笔负担，还使二十万日本子弟变成炮灰。真正得到好处的，只是极少数的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他们升了官，发了财。巴金很关心武田的处境，他听说日本熊本师团的一部分人已经来上海作战了，武田是后备役，目前还轮不到，但总有一天他也会被迫来华充当炮灰。巴金想起武田的女儿文姑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已经是连虫声也静下去了的深秋了，你先生在这样静寂的夜里读书的姿态还在我的眼前浮现”。这些话使巴金想起当年在武田那和睦家庭里安静度过的日子，并想起了武田给他的友情。但是现在他觉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大炮把两人中间的友谊隔断了，它毁坏了我们这边的建设，并还将带来更大的祸害，他希望友人武田能行动起来。他写情给武田说：“我并不是来求助于你，我并不代表那无数受了损害的中国人民来求你们给一点点同情。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毁灭那个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已从昆明路德安里迁移到法租界巨籁达路（即今巨鹿路）福润里内。但它和其他书店、出版社一样，往常的业务差不多都因战争的发生而处于停顿状态中了。文生社的工作人员有的回乡，有的转业，有的撤退，有的到重庆筹备出版社迁川，唯有陆蠡挑起留守的担子。巴金则把主要的时间花在那本三十二开的小册子《烽火》周刊上，因为茅盾不久前离沪赴港了。环绕《烽火》周刊，他们还以烽火社名义，编发了《烽火文丛》、《烽火小丛书》（最初还编有《呐喊文丛》《呐喊小丛书》）两套小丛书，都是以宣传抗战作为主要内容。巴金为了让这些小册子如期出版，不仅自己彻夜赶写文章，还与朋友们写信广泛联系，与靳以一起组约稿件，在空中敌机盘旋下，在敌人的机关枪扫射声中，亲自跑印刷所，改槁子，看校样。他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前夕，为赶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坐人力车把沉重的印书用的纸张搬到印刷所去，一路上他看够了敌机在头上飞来飞去，听厌了从飞机中传来的机关枪声。他想起一年前站在鲁迅灵前，人们说过的话：“我们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现在我们实现誓言的时候到了！在前线开向敌人的炮火，在山间田野流着的中国战士的血，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向鲁迅先生生前所创造的事业的酬答。“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巴金不但把这两句话牢记在心中，还多次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
这一年的十一月廿一日，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因为四周的中国地界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一天许多人流着泪站在苏州河南岸，面对着浜北的大火，看敌人的铁蹄下，国土沦丧，同胞遭殃。巴金也像别的人一样，隔着一条苏州河，看到了对岸的沦陷景象。那是一片火焰：房屋在燃烧，生命在丧亡，电线、树木、家具、门窗、店铺、招牌全都化成灰烬……他知道他住过的闸北宝山路房屋，继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之后，现在又再一次在火海中毁了；他知道他短期住过的杨树浦房子，现在也该在火海包围之中。这些地方曾经留下过他多少生活的影子。结识过多少朋友，他们曾经给他过多么温暖的友情，现在他们都在哪里？此刻，在那里受难的都是他的同胞，他的朋友，他的兄弟：焚烧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土。这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理想在受着煎熬，受着摧残。他望着火海返照到天空中去的漫天红光，心如刀割，禁不住燃烧起满腔悲愤，满腔仇恨，想到亚。赫尔岑的《暴风雨后》的一句话来：“这样的几分钟会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复仇。”他发誓总有一天
要昂着头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他离开河岸，回到法租界自己住处，准备着怎样把上海沦陷的景象反映到《烽火》周刊上去。
但是一到年底，上海租界的情况就开始改变。虽然当时英美等国还不曾与德日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宣战，上海租界还可以暂时保留着一个中立的“孤岛”局面，日本军队还暂时无法进入租界控制一切，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租界当局已无法阻止敌伪从外面伸进一只魔手来进行干扰。所以当时上海的“中国地界”一旦沦陷，原在租界出版的一些报刊都纷纷停刊了，《烽火》也就在这时被禁发行，不得不考虑迁广州出版。直到1938年初，《译报》、《文汇报》等报纸以洋商名义登记的办法，可以拒绝敌伪检查，“孤岛”上海的新闻文化界才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继续坚持抗日的热闹繁荣景象。
这时，巴金已从拉都路敦和里迁到霞飞路霞飞坊（即今淮海中路淮海坊）59号索非家三楼，他在这里写完了在战争发生前就开始动笔的“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春》，这部小说原在《文季月刊》创刊时连载，边写边登，因刊物停刊而暂时辍笔。现在他连自己都想不到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在这样一段苦闷的日子里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他在写作过程中曾多次烦躁地掷下笔，准备马上离开“孤岛”上海到别处去，甚至坐在书桌前一个钟头还写不出一个字。但是他还是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使自己仍然回到那个大家庭的故事中去，这不仅仅因为自己并不曾因战事而把旧的生活经历遗忘，还由于开明书店正等着，准备在上海把这本书排印出版。他这才又拿起笔来把淑英和蕙这两个少女的故事继续写下去。他住到霞飞坊后，就很自然地常在黄昏时分，来到霞飞路一带散步了。这里马路宽，商店很多，但它两旁绿树成荫，房屋整齐，巴金在散步时常常看到一些青年学生从学校里放学出来，他们抱着书，和同伴说着话，慢慢地走回家去。他从他们年轻的脸上看到希望，看到理想。他常想为他们写些东西，觉得带一些温暖和同情给这些青年朋友，就是自己的幸福。
写完《春》，看完开明书店给他的校样，那已是1938年的阳春三月。现在他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临行前却接到李采臣自成都来信，说马宗融夫人罗淑在产下一个男孩以后，不到二十天就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这个不幸的消息，使巴金比去年听到缪崇群夫人逝世时更感到悲痛。他记起去年夏天，在桂林教书的马宗融夫妇来上海过暑假时，马大哥临行原想把怀了孕的罗淑留在上海，哪知在他返桂林途中，却在湖南听到“八。一三”抗战爆发，就想重回上海把罗淑接回去，罗淑不愿他住返跋涉，力主自己单身赶回湖南与马大哥团聚。临走时，她对巴金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回到老马身边去，他像个大孩子，性子又像一团火，没有人帮助他不行。”这时巴金就让正准备去南京的华林陪同罗淑送上一程，他特地到西站排队，为他们购到两张车票。罗淑终于冒着沿途敌机的轰炸赶回到她丈夫的身边，当年11月，听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撤退的消息，夫妇两人拍电报来询问巴金的安全，劝他也回到内地去工作。这两年来，她与马宗融像氏兄长嫂一样关心他的生活，他们的家成为他们几个朋友日常欢聚的地方，朋友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二次聚集在这里谈笑。每次马宗融听到他们的声音，总是烧好一壶咖啡，从楼上跑下来，发出爽朗的笑声，而把热情藏在温厚外表里的罗淑，则每每在大家的谈笑中插几句十分得体的话，把客厅里的欢乐气氛很自然地增加到最高度。许多人说罗淑性格驯良，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但她有时又急公好义，勇于承担一切。罗淑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才华，她暗暗地进行短篇小说创作，却
不让人知道。当她的第一篇小说《生人妻》由巴金署上“罗淑”笔名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时，靳以还以为那是个陌生的作者，却不料竟是他所十分熟悉的马宗融夫人罗世弥。巴金发现了她的创作才能后，曾多次鼓励她继续进行写作，她后来果然又写了一些，如《刘嫂》、《桔子》、《井工》三个短篇。当她临行时还说有几个短篇正在修改，等改好了再寄来，但是现在巴金再也收不到她的槁子了。他感到很大的悲伤。他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一个长姐。这三四年来，在他生活上、工作上遇到麻烦，心境苦闷时，她曾多次开导，安慰他，有时甚至责备他，指出他的缺点。他认为她是许多朋友中给他帮助最多的一位。现在，她去世了，那么为自己也为大家所热爱的马大哥又将怎样呢？马大哥丧失了这样一个善良、聪颖的妻子，他面对着她给他留下来一个待送入学的女孩，和一个新生的男婴，他将怎样生活呢？马大哥习惯于整日在书斋里生活，他面临如此巨大灾祸，巨大悲痛，巨大困难，我们应该怎样安慰他呢？巴金揩干眼泪，给马大哥写了一封信，他借用了意大利爱国者玛志尼劝慰赫尔岑的几句话，对马大哥说道：“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我常常以为我们亲爱的人的死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的义务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欢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
巴金带着痛苦的心情在3月离开了“孤岛”上海，他准备一到广州后，就为罗淑写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烽火》周刊上。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广州筹设了办事处，《烽火》也准备迁广州印刷出版。这次巴金将与靳以一起到广州，在那边经手编发《烽火》复刊号稿件。到码头来送行的是在上海留守的陆蠡，他正与朱洗、金堤、雨田等人筹备编一本《少年读物》半月刊，因此得请巴金在旅途中为这个刊物写些稿件，巴金答应了。
陆蠡又名陆圣泉，原是吴朗西在杭州之江大学的同学。巴金早在几年前在福建泉州的平民中学见到过他，但那时他们并不曾交谈。后来他调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教书，1936年初才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在社里，不仅协助巴金做编辑工作，还帮吴朗西做过会计。此外，他还经常跑印刷厂，为书籍的出版把好印刷、装订质量关。他白天工作量经常超过八小时，一到晚上又在灯下埋头写文章，或从事翻译。他的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和翻译作品《葛莱齐拉》（法国拉马丁作）、《罗亭》与《烟》（俄国屠格涅夫作）都出自他的这种勤奋工作精神。鲁迅逝世的时候，他说：“鲁迅这样支持我们，我们把文生社的工作做好，才对得起鲁迅。”后来他去了一次北平，淞沪战争发生后，许多人离社，他却回到上海，以后就经常与巴金坐在一起工作，并经常在书房客厅里谈到深夜，这才相互更熟悉了。后来他们还是每隔一周到外边聚餐一次，参加的还有研究生物学的朱洗。巴金认为和陆蠡在一起，心里总是感到很暖和，他觉得那是个崇高的灵魂，虽然他貌不惊人，说话不多，但他心地坦率，忠诚待人。他不善交际，朋友很少，但是一旦相交，患难与共。他觉得朋友们把文化生活出版社交给这样一个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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