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患难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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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靳以去广州，经过香港时就去找正在编《文艺阵地》的茅盾。茅盾知道他们到广州就准备恢复《烽火》的出版，非常高兴。他回想到去年8月沪战刚开始时，他在上海就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向他提出准备编办一个“能唤呼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觉悟，开创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的刊物，当时获得巴金完全同意，记得巴金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丛》也将停刊，上海杂志公司的《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反常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出版社都忙着准备迁内地，作长期抗战的打算，顾不上出版新书、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体动手办，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负责发行。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不差，就可以接着办下去。”当时冯雪峰说：“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作为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四家的联合刊物，大家共同办起来，资金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茅盾听了十分高兴，当晚茅盾、巴金两人就分头找了黎烈文、王统照、靳以和黄源，取得了他们的一致同意，刊物就这样办起来了。刊物由茅盾、巴金发行，取名《呐喊》。但才出两期就被禁止发行。巴金到巡捕房交涉，没有结果，就另换了个刊名《烽火》，继续出版。当年10月，茅盾离沪去香港，刊物由巴金主持，直到上海沦陷，刊物又被禁出版，现在要去广州复刊，茅盾对巴金说，“过去为了应付上面的登记，你挂了个发行人名义，我挂了个编辑人名义；现在我不好再挂编辑名义了，这次我们就颠倒过来，让我挂发行人名义吧。好在我虽在香港，却经常去广州的。”这样，巴金到了广州就把《烽火》复刊了，不过为了使刊物每次出版的准备工作做得充裕一些，他把周刊改为旬刊，同时又协助靳以复刊了大型文学期刊《文丛》。
这时巴金已开始了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的创作。他又要写作，又要编刊物，还要跑印刷所，甚至亲自打包，扎好刊物送邮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却忙得无法抽身去参加。生活是这样紧张，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当然，他在广州一坐到办公室，还是首先写了一篇纪念罗淑的文章，并为这个早逝的友人编了一本遗作集《生人妻》，还替它补写了“后记”。他说：“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倘使我们不赶快做完一件事情，也许就永无机会做好它。今天还活着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场里。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的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草率地将《生人妻》编成了。倘使这草率的工作使得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世弥感到不满，那么还望她原谅我。”
巴金是以这样崇高的感情，在炮火连天、炸弹片横飞的广州，酬答了死者生前对他的友谊。后来他又继续收集罗淑的遗作，为她编成了第二个集子《地上的一角》和第三个集子《鱼儿坳》。
上海沦陷后，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新闻界人士大都撤退到广州和武汉。1938年的广州，它的夏天和秋天，始终是在敌人的轰炸之中。巴金、靳以他们来的正是时候。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办事处是在惠新东街上，这条不长不短的
巷子，过路人一听到警报就跑到办事处来避难，因为它在楼下，上面还有二、三层楼面，敌人掷下来的炸弹如果很小，也许还可以让人寄托不致被炸死的幻想。巴金在这里有时坐在写字台前写信看稿改校样，有时和客人进行热情的谈话，有时也放下笔从窗口望出去，看对门的石阶上那个穿黑色衫裤的瘦汉子在干什么……但是警报来了，他只好放下这一切，去等待着头上的敌机投下来的炸弹，究竟去肆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场合，去把哪一些人炸伤炸死。接着是我们这一边的高射炮响了，它那震耳的响声与敌人的炸弹声混成一片，然后警报解除了，他跟着人们去附近看被炸的惨状，他看到过一个人躺在一块空地上，血迹满身，肠子露在外面，脸色雪白，眼珠突出，却还在慢慢转动；有一次在警报来时他看见十几个壮丁站在树下说话，十几分钟以后却见那边只剩下几堆血肉……这些目睹的现实，使巴金更燃起仇恨的烈火，满腔的悲愤，但是当时全国人民在抗战初期所显示的敌忾同仇，敢于牺牲，勇于承担的坚毅精神，使他更为感动。他写信给正在上海编《少年读物》的陆蠡说，他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他说：“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房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
他看到这里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界限正在消灭，人们让出自己的住房给老弱妇孺作避难所，人们冒着被压伤的危险在危楼下抢救被炸的同胞。在献金台前，群众的救亡歌声彻夜不绝，献金的队伍也络绎无间断，甚至乞丐也来到献金台前献上自己的“余钱”。敌人的残暴，教育了全体中国人，谁也要千方百计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心，尽一份力。
虽然敌人这样狂轰滥炸，在广州生活十分危险，巴金意识到广州是个炸不垮的城市，他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工作，他觉得太满意了。因此当7月初，上海急电需要他去修改《爱情三部曲》时，他也只回到上海工作了两个星期，就在当月底又急急赶回广州，并在这次把他的未婚妻陈蕴珍一起带了来。
陈蕴珍笔名“萧珊”，也用“程慧”名字写过作品。她是上海爱国女中的高中毕业生，原是个进步青年，爱好文学，也喜欢动笔，三年前在上海中学为了参加学生运动，曾被反动校长开除，不得不回到家乡宁波迎风桥，在自己家中住上几个月，才再来上海考爱国女中。当时爱国女中在英租界的南阳路上，是个历史悠久的学校，教师很赏识萧珊的才华，也鼓励萧珊看各种课外书。萧珊一接触到巴金作品，就让巴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以及他那流畅的文字吸引住了。1936年的一个早晨。她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巴金，诉说她对他作品中人物的同情，并告诉她自己所在家庭、学校的情况，和自己思想的苦闷；同时还给他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巴金给了她一封回信。以后她就经常去信提各种问题，并谈她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巴金像平时对读者复信一样，总是很坦率他讲出自己对某些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样，就在1936年那个使许多青年人憧憬未来、憧憬革命的年月里，他们的心接近了，也终于见了面。他们俩的第一次会面的地方是新雅饭店。巴金发觉那是个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的姑娘，既诚恳又热情。而她又终于鼓起勇气，请他到学校去演讲，因为她是班级里的什么长。巴金起初婉谢，因为他深知自己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讲话，更不善于演讲，所以一再推辞，于是陈蕴珍又请
巴金邀约李健吾去学校演讲，并要他努力促其成，巴金没奈何，便邀了李健吾同去。李很会讲话，讲得很生动，果然受到同学们很大欢迎；巴金只讲了几句，而且讲得并不流畅，但是他的作品同学们读得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大家很熟悉，他一上台大家就像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听了他的话更感到他的心和大家的心连在一起。因此，他的话虽然不多，却仍获得大家热烈的鼓掌，而且经久不歇。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还有人记得他当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四川人”，使人觉得他讲得真实，也很恳切。那天的会由萧珊主持，她非常兴奋，脸上泛起红晕，同学们都感谢她能请到这样一个使人倾倒的作家来给大家见面。学校对作家讲课很感到兴趣，再要萧珊来请巴金，并叫他们的学生会主席陶肃琼一起来请。两人到了福州路436号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四楼出版部，巴金就向他们介绍了靳以，靳以拗不过她们的邀请，就到学校去做报告，从此他就与陶肃琼相识。以后，萧珊给巴金写的信更勤，她更关心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她对他说：“我很愿意知道你现在的情形，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故事吧。那么我们中间会了解的。”于是巴金就只好选择自己的一天生活经历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她：他怎样冒着炎暑，跑了半天路去出版社上班，又怎样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遇见一些朋友，然后又到另一个刊物编辑室去工作，读到一篇怎样的稿，然后怎样接待一个从乡村来的友人，邀请他到咖啡馆听对方讲些什么……巴金把自己一天的故事都向她讲了，然后对她说：“你说：”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给了我战斗的力量。‘朋友，你把我过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气，真的有那力量，那么应该说是社会把你磨炼出来的。你这个’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倒是你说了正确的话：“去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把我鼓舞起来，使我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路途！在这半年的战斗中，我得着不少的生活知识与宝贵的经验。我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集体的生活当中。我爱群众，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是的，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和青春献给他们。’你看，现在是你给了我勇气使我写出上面那些事情的。那么让我来酬你吧。”巴金和萧珊的友谊，他们相互之间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战争开始后，他们的心更贴近了。巴金比战前更忙，萧珊也临近毕业，但为民族解放斗争而吹起来的号角，使她在忙于应付毕业考试的同时，还跟着同学一起去战地参加救护队，为抢救被炸受伤的同胞而付出自己的劳动。她觉得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替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出点力是一种幸福。她的这种热情，勇敢的精神，和善良的心情，给巴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她终于高中毕业了，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都显示了一个姑娘对自己未来前途的期望与憧憬，在这个时候她特别希望巴金对她的帮助。她早在一年前就曾隐约地表示过要想早些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当时巴金对她说：“倘使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我觉得就应该给你一个警告了。但是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我就赞成现在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不要以为我就偏爱大家庭。我绝对不会。我只想提醒你，使你把周围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说过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在羽毛还未丰满的时候，一只小鸟是不能远走高飞的。天空固然广阔，但到处躲着凶猛的老鹰，它们具有尖锐的眼睛，和锋利的嘴爪，准备着捕食一只迷途的幼禽……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给一时热情的冲动，决定一个计划还得靠一副冷静的头脑。”现在一年过去了，战争锻炼了她，又等着她去投奔这个正在飞速前进的时代。而且她已经从中学毕业出
来。她究竟升学还是就业？她究竟在孤岛上，还是到大后方去？这些都要求巴金进行帮助。而且她也确是这样热切地期待着巴金，并多次要求他把她带到他工作着的地方去。
巴金终于满足了她的要求，把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租界，带到炮火连天炸弹横飞的广州。
临行前夕，萧珊睁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问巴金：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一个战士。”巴金答道：“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也可能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以死命。”
到了广州以后，他们住在惠新东街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办事处里，巴金像接待朋友一样安排了萧珊的生活，并暂时让她在出版社里尽义务帮助工作。
广州依然在日夜遭受轰炸之中。那天下午，巴金正准备给上海的陆蠡写信，忽然来了一个客人，巴金就放下笔和他谈话，还不曾谈上几句，却听见有人喊“飞机，飞机，”接着是高射炮的炮声响了起来，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些过路人要求躲避，他们进来后都蹲在地上不动，然后天空中有一阵“飒飒”声传过来，随着一个炸弹在远处落地，爆发出一个沉闷的炸声。空气这样紧张，还不曾给人透一口气，又听见一阵“飒飒”响声，接着是“轰”的一声巨响，坐在藤椅上的巴金，只感觉到一股风吹到他的腿上，房子似乎也摇动了一下，知道这次显然是邻近地方被炸了！他定了定神，发觉屋子里还是那么静悄悄，只在桌上多了一层灰，蹲在地上的人都慢慢站起来，和他原来在一起谈话的朋友脸上好像蒙了一张白纸。飞机远去了，警报也解除了，那个朋友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巴金却见正在广州办《宇宙风》月刊的林憾庐来看他，说在他住处后面落了三颗炸弹。巴金就跟着他去看灾区。一到那边，发现他们那条街好像经过了一次激烈的巷战，电杆木歪倒，电线落在街心；房屋坍了好几间，不少原来整齐的房屋都变成断垣残壁，和一个没有屋顶的空架子。这天市里共出动了二十多辆卡车，到灾区去装载受伤的平民，送他们进医院急救。一些小孩因伤势沉重，躺在卡车上号哭。据说有人在轰炸时被炸断手臂，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拿着那断臂还不断奔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个脸，还抱着她那无头的婴儿……
林憾庐是福建人，巴金在一九三○年前在福建泉州黎明中学访问时与他相识。那天恰好他送他的儿子来上学，就碰上了。当时两人虽谈得不多，但巴金知道他立志改革社会，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后来他的兄弟林语堂从上海移居美国，把自己创办的《宇宙风》委托给他代管，他就放弃了原来教师兼医师的职业，从福建泉州来到上海，从事《宇宙风》编辑工作。他是个基督教徒，又是个忠诚的爱国者。为了争取刊物的自由出版，他把它与祖国民族解放的命运联在一起，随着战线的转移，把宇宙风社迁到广州。他的年龄比巴金大十几岁，巴金把他当作长者，还鼓励萧珊为《宇宙风》写稿。后来萧珊果然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用“程慧”笔名给它写过几篇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
不久，巴金又从广州去了一次武汉。那时武汉正处在大会战前夕，巴金的许多朋友都在那边。武汉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老舍是长驻
在这个会里的一个主持人。巴金早就想到那边去一次，可是在候车期间，却传来粤汉铁路又让敌人炸断了的消息，在武昌的朋友也劝巴金暂时不要去了，因为道路艰险，一般人是吃不起这个苦的。哪知眼前这样的情景，反而增强了巴金去武汉一次的决心，他要把对萧珊的感情，对朋友们的感情，都融化在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感情里面。他一定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去看看武汉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这个城市它的人民怎样生活着，战斗着。
陪同他和萧珊同行的还有一个广东的朋友陈洪有，就是五年前曾陪他去参观过广东新会西江乡村师范的那个热情的教育家。这个朋友对这里的路程比较熟悉。他和他们商量好决定先坐船去清远，再由清远乘汽车到银盏坳，然后搭火车到武汉。那时正是8月底9月初，天气还很炎热，去清远的船很小，乘客很多，虽然开了船，坐在船舱里还是觉得十分闷热，而且他们上船时，所有的帆布椅都让别人占领了，幸而这里的茶房（服务员）还比较客气，向他提出意见后，临时给他们添了三张。当巴金一躺到椅上，就再难“杀出重围”了，因为乘客拥挤，四周被重重包围，这是他们这次赴汉口之行所感觉到的第一个战时印象。一到晚上，沿途上船的人增加，船舱里更闷热了，有人还因此呕吐，感到头痛的人更是不少，不免有人埋怨，也有叹苦经的，忽然听得有人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否则这路途哪里来这么多人，我们哪会吃这种苦！我们只有同心协力，努力争取胜利，才有以后好的日子呢。”经这么一说，埋怨的声音顷刻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到了清远，然后他们租了一只船，冒着雨划过江去，来到汽车站，才知道汽车票卖光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陈洪有听旁边有人在谈论包车，就与他们搭讪，承这批人照顾，允许他与巴金、萧珊搭车，虽出高价，但并没有座位，只好坐在自己行李上，一路上摇摇晃晃，来到了银盏坳。这银盏坳，一直是敌人的轰炸目标，车站一眼望去，都是断垣残墙，碎砖片瓦。候车室没有屋顶，只剩一个空架子，里边杳无一人，连售票处也是临时搭的草棚。只有到了晚上，乘客才汇集拢来，空地即刻变为卖零食的市场，米粉担，饭铺，粥摊，样样有。人们像饿狼似的在这里等车挤车，并在摊头买东西吃。火车为了躲避轰炸，白天无法开；每晚总要过了12点，才姗姗来迟。火车来过后，乘客上去了，摊贩也散了，天一亮这里又变成一片空无一人的荒墟。谁也料不到天亮以前，这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刻正是晚上待车的时刻，人声嘈杂，各种场面都有。巴金在这里看见许多人正在为修复铁路，在路轨上调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的声音。而另一批工人则正在用葵叶为候车室盖屋顶，他们有的人爬在屋上面操作，有的人正把葵叶从地面上传递上来。他们点着煤油灯，毫不迟疑地劳动着。巴金想：敌机明天完全可能又把那铁轨炸断，把那房屋炸毁，但是我们仍会在行车前把铁轨修复，把房屋盖成。敌人能炸毁建筑物，却不能炸毁我们的工作精神。这正是我们抗战必然胜利的保证。
但是那晚许多人等车，等到深夜1点钟还不见火车驶来，却传来电话说今晚南下的车没有了，明晚才有可能有一班慢车。可是几个钟头以后，敌机又会来轰炸，像现在这样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那将会导致怎样的可怕的后果。这时车站站长也感到问题严重，便从清远叫了七辆大卡车来，重又把所有的候车乘客送回到清远去。巴金、萧珊和陈洪有都被挤散在一辆车子里，里面没有灯，四周漆黑一片，而且闷热不堪，行李也被分散在四处，只有萧珊总算找到一个座位，是坐在别人的行李箱上。巴金和陈洪有只好站着，回
到清远汽车站已经深夜2点多钟了，然后再雇船到了对岸，找到一个住处已经3点多钟，实在太疲倦了，大家一睡就睡到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下午5点多钟，又按照原来路线千辛万苦来到银盏坳车站，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银盏坳又变了样；它又被轰炸过了！昨天巴金散步过的地方被炸出了个大窟窿，人只好绕着道走路，汽车到这里只好停下来，不能像昨天那样把人和行李直接送到火车站了。这次他们总算买到了三张车票，但是月台上的三节客车车厢已挤满人和行李，连门都关不上。他们三人只好和一个铁路职工一起乘在一节没有窗口的货车车厢里。那职工对铁路沿线情况很熟悉，向大家讲了许多眼前交通线上的实情。过了一会，一个查票员上车来，谈到敌机在广州的一次轰炸中，人们所遭受的损失，他的脸上流露出愤怒之情，巴金就把陈洪有送给他的那本《日寇暴行实录》借给他看。他拿去仔细看了一会，然后把书还给巴金，只见他两眼噙着泪光，说：“多谢了，这仇恨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巴金从这些铁路职工的脸上看到他们共同的感情，战争把人们的心都贴在一起车子快要开的时候，又上来一些人，而且搬上来一袋袋邮包，巴金这才知道他们乘的车厢原来是邮车。邮包堆得半个车厢都满了。车开后，车头上的烟灰就像雨点似的落到大家头上，巴金的左眼被揉进了灰粒，好不容易才把它弄掉。天亮后，睁开眼才发现自己穿的白色西装全都变成黑色，抬头看看别人，只见他们的脸上也都蒙上一层灰尘。过了一会，到了英德，才有机会在车站上洗脸，吃饭，喝冷茶。这里没有警报，也没有遭到过轰炸，月台上人来人往，一片和平景象，使人几乎忘掉这几天又紧张又艰难的战时旅程。过了英德以后，在中途曾因为火车头出事而滞留了几个钟头，此后的路程便比较顺利，但因为是慢车，靠的站头很多，而且每个站头停留的时间都比较久，所以还是使人感到很疲劳。最后终于到了乐昌。找了个小旅馆休息了一下，准备第二天换乘“广武通车”，可以有较好的条件，乘上卧铺，直接到武昌去。
那天一早起身，三人就带着行李到乐昌车站去，途中遇到许多熟人，都是在清远和银盏坳候车时相识的，现在他们也跟着在这里换车去武昌了。三人买的是二等票，有卧铺，看来也许可以不像前两天那样心慌意乱地抢车了。车开后还未到砰石，火车却因躲警报，钻到一个山洞里停住不开了，洞内一股煤气味，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却也无可奈何。警报解除后，火车出了山洞，才使人感到眼明气清。过了几个钟头，终于到了衡阳，但已是晚上，巴金很想下去看看这个据说是未来的战时中心城市，却被列车员劝住，因为他怕客人下车，座位被军人占领，到那时就有理也不易说清了。第二天晌午，快到长沙的时候，火车才终于停住，这次是列车员劝说大家下来，原因是有了空袭警报。于是乘客纷纷下车，各人拣各人认为合适的地方跑去，连列车上的铁路职工也把车厢里的门上了锁，下车来躲炸弹。这时陈洪有就领着巴金、萧珊进树林里去，因为他知道树林后面有座瓦房，可以在那边歇脚。巴金和萧珊随着洪有走了一段路，果然看到那户人家的主人出来迎接，把他们三人引到自己的客堂里，叫他一个小女儿出来端茶倒水，十分客气。据主人说他原是上海商务印刷厂工人，这次是请假回乡来探亲，幸而此地离长沙还有三十里路，否则也可能被作为轰炸的目标。他说长沙最近几乎天天被炸，人口却并不曾减少。说话间，忽然听到空中有飞机声音传过来。接着，地面上的高射炮声音也响了起来。估计长沙又被炸了！主人叹息着，陈洪有却愤激地冲出门外去看天空，然后回来高兴地告诉大家：“我看到的，有一架中国飞
机去追击了！“不久，空袭警报解除，他们与那瓦房主人道了别，随着别的乘客从四面八方跑了回来，重新上车，互相叙述一个钟头里各人看到的景象。直到下午3时许，才到达长沙站。只见月台上一阵动乱，一群候车的乘客纷纷拥上车来，把车厢塞得满满的。巴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一座高楼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听人说这本是长沙著名的六国饭店，最近被敌机炸毁，当时有两对青年男女正在这里举行婚札。炸弹投下来后，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死了，另一对则死了新娘。情景十分悲惨。这些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巴金都一一把它们记在自己心里，以致半个世纪以后回想起来还好像历历在目。
隔一日，列车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武昌。在蛇山上巴金看到了战壕，马路上有人成群结队地在唱保卫大武汉的歌曲。然后他们三人又到轮埠搭船往汉口去。在汉口，巴金住了半个多月，会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在这里都工作得很好，许多人精神振奋，相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这些朋友的心态，与汉口马路上的景象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马路上不少地方都扎起了铁丝网，有些界区还装上了铁门，江边也沿着江堤筑起了工事，战时戒备的气氛是这样浓厚，但是人们却很镇定，看不出有些什么恐慌的情绪。朋友们一到晚上就络绎不绝地来到旋宫饭店看巴金。这里有胡愈之，也有王鲁彦……他们好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计划，中心就是保卫大武汉。巴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觉到寂寞，他在这里好像到了自己的家，因为他在这里朋友太多了，这些朋友在这几天好像也把巴金的住处当作自己会亲聚朋的场所。巴金曾经写信给上海朋友，说他在汉口半个月中自己的生活：“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长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疲乏。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患难中，到处都有知心的朋友。那个时期，确实使人难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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