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颠沛流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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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萧珊从汉口回到广州，已是1938年9月底。到了10月初，整个战局形势已有很大变化。当时日军已开始进攻广东。它们从大亚湾登陆后，由于中国军队事先没有作很好的准备，日军入侵几乎是长驱直入。可是广州市人民不了解真相，还是斗志昂扬，在10月10日“国庆节”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八万名壮丁从河南宣誓以后，列队向汉民路进行，经过海珠桥，一路上火炬在黑暗中闪动，不但参加游行的壮丁精神抖擞，连夹道观礼的群众也都信心百倍，非常感动，认为广州至少还可以坚守几个月。
那个晚上，巴金也在哥伦布咖啡店二楼，和几个朋友一起，看了游行队伍在店门前通过。当时广州为了战时节电，晚上在9点钟以前都没有电灯。
咖啡店里只有黝暗的烛光。游行队伍远去了，他从咖啡店里出来，从惠福东路到惠福西路，路上一片漆黑，两旁浓密的树林更把夜装饰得更加神秘。可是他的心却仍为刚才看到的火炬队伍而激动，他感到自己的心也像熊熊的火炬那样在燃烧。此刻虽然游行队伍过去了，而保卫大广东的歌声仍在他的耳边响着，他想，虽然广州现在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但人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是无穷的，抗战终必胜利。刚才在咖啡店里看到的情景已与过去不同。他去汉口以前，咖啡店总有不少浓妆艳抹的妇女，现在却很少见到或者说已完全没有了，眼前大都是穿军装的青年，有些本来不是军人现在也穿起军装来，甚至有的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教授也全副武装，准备参加保卫广州。他回到家里已经10点钟了，这时电厂已经发电，他可以扭亮电灯工作了，他把案头上放着的稿子校样读了一遍，想着一个星期以前他编好的《烽火》与《文丛》两个刊物的稿件，至今还搁在印刷局里，不曾印出来。心里有点遗憾，原因是印刷工人已有一部分撤退，书店也在开始迁移，不知今后日常工作怎样维持下去？继而一想，这些还是小事，值得忧虑的是在这个城市还有几十万人民，似乎目前战局对他们毫无影响，因此他们照常上班，也不想作什么应变准备，更不考虑逃难。有的人还正在打算参加巷战，与入侵之敌进行肉搏战。这些现象又应该怎么看法呢？他有点迷茫。
隔了几天，他接到《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给他一封信，向他详细地陈述了目前战局的真情。《救亡日报》在八。一三沪战开始时创刊，同年11月中国军队西撤后迁到广州长寿路（即现在的曙光路）办公，1938年1月复刊。报刊每晚请当地的《国华报》印刷厂代为排印。
5月，广州市内遭遇到一场大轰炸，几千人被炸死，国民党派驻在报社的汪馥泉逃往香港不再回穗，另一人张镰因贪污案也离开报社，这样报社内就都是“自己人”了。这里除了复衍，还有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彭启一、周钢鸣、华嘉等。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高灏、高汾也给他们当过记者，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也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对他们封锁消息，使他们不大容易迅速摸清战局真情，不过比一般老百姓还是知道得多些。在10月10日晚上火炬游行“庆祝大捷”以后，当地的党政机关实际上已开始每晚悄悄地撤退，那些做官的家眷则早在日军登陆前就逃往香港。看来当局已早下决心放弃广州。夏衍这时便写信告诉巴金，叫他作好准备。
巴金读了夏衍的信，很感谢复衍在这样的时刻给予他这样真诚的友谊，使他多知道一点当前战局的真情。那天他帮萧珊去银行汇款，在交通银行门口看到“警报期间，停止营业”的布告，跑到上海银行门前，也贴着一张布
告，写得更干脆，说他们已迁香港营业。他联想到电报局、邮局及各种公用事业机关办事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广州一定要被放弃。到了10月19日傍晚，但听见警察正挨家挨户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请趁早离开市区。”这时市区内一些平民正在慌乱中携箱倒箧，整理行装，听到警察前来告急，更急急忙忙奔往穷乡僻野去。警察则在这些仓惶出逃的人们背后，捡拾他们来不及拿走的东西。尽管报纸天天报道战事节节胜利的消息，但敌人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甚至增城早已失守，而报纸还在宣扬“前线大捷”。当地十几家报社已有七八家迁走或者干脆停刊了，只有《救亡日报》和少数几家报纸还在按日出版，准备与这个城市共存亡。
巴金的行李原留在香港，不曾带到广州来，本来想过了10月，再去香港取回。看来现在已去不了香港。而他又很不愿意与广州告别，他爱这个城市，他想象不出明天的广州将有一个怎样可怕的结局。夜深了，大概是午夜两点多钟，他还站在自己住的四层楼的阳台上，面对夜空，从黑影中他还能分辨出前面的建筑物是大新公司，是新亚酒店，是爱群大厦……现在都沉睡着。难道一到明天，这些高大的建筑，都要让敌人的炮火摧毁吗？他知道在这个城市中，有不少人已经离开。有些热闹的街道已经荒凉起来，但是来不及走的人还是很多，今晚不可能有更多的交通工具把他们送走，那么剩下来的人怎么办？他为他们担心，也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同时他又对当局早些时候所表示过的准备牺牲的“悲壮剧”没有演出而感到不满。他想他们比老百姓还逃得早，逃得快，这是多么可耻！在自己的印象中一向认为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明天海珠桥真还能继续把珠江两岸连在一起吗？珠江它真能不染一滴血吗？他心忧这个城市的前途，也心优住在这个可爱城市里的人民。只是没有想到他自己。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安排自己命运的。
10月20日早晨5点钟警报就响起来了，接着就是高射炮在附近高楼上向空中发射。显然，敌机就在人们的头上。炮声像巨人怒吼，震耳欲聋，但大家听惯了，也并不觉得怎样可怕。不久，在报社工作的青年记者叶广良来了，他请巴金赶快撤退，叫他赶紧准备好行李，并告诉他到码头上船的时间。于是巴金把这个消息去转告萧珊、李采臣和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弟弟张宗和。张宗和是为了看他的女朋友来广州的，临时走不了，只好找上巴金。大家把行李整理好，便根据约定时间来到了岸边，并与林憾庐父子及《宇宙风》社三个职员一起集合，等着叶广良来到。这时已经5点半了，街上连卖菜人都没有，人力车也销声匿迹，只有码头上人多而乱。太阳一早就露面，使人感到又是个燥热的天气。大家正焦躁地等候着，忽见叶广良跑来，露出一种怅憾的惜别之情，对巴金说：“就这样要走了！”巴金问他是否一起走，他说：“我要留下来的。等着城里筑起工事，我就下乡去打游击。”原来他已与他的哥哥约定，日军一进城，他就回到家乡石龙，与他哥哥一起去参加游击队。但他不相信明天日军就会进城，他认为他在这里至少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刻他好不容易帮巴金、林憾庐一行十个人雇到一只小艇，准备摆渡到停在江心的一艘大木船上去。临行，准备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办事处的陈雅卓在岸上为他们送行，他是广东新会人，这时他不停地向大家招手，巴金把头伸出舱口外，对他大声地喊道：“你要小心啊，该走时就走啊！”巴金知道这个人一旦回到家乡，那就会有很多朋友邀请他去参加抗敌工作。船终于慢慢离岸，连岸上的树木、沙袋也渐渐不见了，最后终于整个广州市都在他们的面前消失。
大概花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木船从水路经过了容奇、禄步、都城等地，到达了广西梧州。由于在船上生活了几天，一上陆地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愉快，那天他们一清早就在梧州街上散步，却意想不到在一个机关的大门前看到一张通告，这才知道广州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即10月21日，就被日军占领了！
不久，巴金接到留守在书店里的陈雅卓来信，更知道了广州沦陷时的一些实情。陈雅卓在信中说，21日早晨，他先在公园附近听到隆隆炮声，然后又听到密集的枪声自远而近，一到街上，只见逃难的人群，像潮水涌来，连军警人员也杂在老百姓队伍里，和大家一起飞奔，当时浓烟黑雾满街，但闻呼儿喊娘之声，哀声遍地。沿路市民都埋怨当局为何不在路边上挂个箭号指出逃难的路线方向。而敌机为掩护敌军入侵，连续投弹，不到半点钟就把海珠桥炸断了。消防队员则弃消防车而逃。虽有大火，却无人扑救。渡河时则因人群拥挤，老弱妇孺纷纷落水。一个妇女背负着一个孩子，双双跌入河中，孩子淹死，那妇女爬到浅水里，望着孩子尸体哀哭，却没人去理她……
巴金没有想到当时全国人民期望的“保卫大广东”，却原来是这样的一出悲剧！他意识到自己对现实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一行10人，在梧州住了几天，等候机会买去柳州的船票，以便转道赴桂林。当时巴金在梧州日报社门口看到人头攒动，人们正在争阅战地快讯，他走过去一看，却在《梧州日报》读到武汉撤退的消息，不觉心情黯然。但是当他在南华酒店门前看到一大群男女青年在热情地高唱救亡歌曲，并作誓死保卫广西的演讲时，他又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独，他觉得人民的心总贴在一起，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不管战局如何逆转，政府如何腐败，中华民族决不会屈服，最后的笑声总属于我们，而不属于敌人。几天后，他们买到了票，乘一艘去石龙赴柳州的拖渡船，终于到了柳州。柳州和梧州不同，它还没有受到轰炸，所以景象竟是十分平静，市面也很好，有一些可以安静谈心的地方。他们在新柳江饭店二楼吃茶，虽人声嘈杂，却有屋外柳树丛中悦耳的鸟鸣声传到室内来，使人顿时忘却战时旅途的疲劳与烦躁。午后，巴金又和林憾庐一起去中山公园，在茶棚里饮茶，树荫挡住了灼热的日光，周围花木飘香，环境非常幽静。两人谈起这半个月共同的所见所闻，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抗战初期所不曾有过的黑暗现实，如有些城市不战而退，有些地区不少人发国难财，给这两个善良的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他们结论是一致的：人心不可侮，光明总在前头。他们从来不曾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晚上，林憾庐父子还约巴金、萧珊和李采臣等到广东酒楼吃饭。这家酒楼是沿江建筑，很有特色。他们凭着窗栏远眺江景，但见月光皎洁，江波晶莹闪烁；一艘艘渡船，在水上飘落，露出灯光点点，衬上山影一片，使人感到这样的景色仿佛只有画家笔下才有。当时林憾庐饮了一点酒，微笑着，比往常显得更加温和，他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更乐于与非宗教徒为友，是个抗日战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与巴金各人办一个刊物，各人支持一个出版社，又同样从“孤岛”上海奔向战火笼罩下的内地。他编的《宇宙风》，质量不算很高，但他从他兄弟林语堂手里接受这份事业下来后，始终认真严肃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它效劳，他从不责怪他兄弟向他摆的洋派架子，相反，他遇事总先看看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他的心比今夜月色还要纯净明亮。巴金把他作为知己，因为自从抗战开始后他经常和他来往，他觉得他是很能了解人的，也很能帮助人的。巴金记得上海刚沦陷时，他在租界听到一些传说，也接到
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把那些话打电话告诉林憾庐，而林在电话中则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乐观与镇定增强了巴金的勇气。巴金对林语堂印象并不太好，但他觉得林憾庐确是个善良的人。他给的友谊，使巴金感到温暖，觉得自己并不孤独。今晚，在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夜里，他又听了他谈的关于抗战现状的看法，他再一次感到在这个人身上富有光彩，因为他心地坦率。理想高尚，而且忠诚而又热情地爱着我们共同的祖国。
他们到了桂林，住的地方在漓江东岸福隆街，也就是林憾庐的寄寓。憾庐对巴金很尊重，他把他的住处安排得很好，使他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巴金很欢喜他这个“家”。小小的板房，纸糊的窗户，长满青苔的天井，一片绿色的菜园，真太使人满意了！而且望过去，对面不远就是七星岩，是个天然防空洞，一听到警报，就可以跑过去。可惜到七星岩来躲警报的人太多了，进去后常使人感到胸闷，而且警报一解除，大家抢着奔出来，每每使洞口阻塞。所以有时听到警报，巴金还是上月牙山去。但月牙山后来被县政府当作办公的地方，不许闲人进出，这样就又只好到七星岩去了。
这时桂林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文化城”。许多文化人因武汉、广州的沦陷都迁到这里，巴金的挚友王鲁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作家，在泉州黎明中学时就与巴金结识，但是不论在福建，还是在上海，或者在汉口，巴金都不曾见到他有过非常爽快的笑容，他总是愁眉苦脸，看得出生活担子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到了桂林，巴金发觉他身体比以前更差，但是鲁彦的脾气还是十分倔强，对现实不肯屈服。巴金在桂林碰到的还有一个老朋友，这就是丽尼，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认识的一个散文家。1933年12月，巴金曾带着他的处女作到北平，推荐给靳以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来又把另一组散文介绍给黄源，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里。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和第二本散文集《鹰之歌》，以及以后的《白夜》，都是由巴金经手编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里的。这些作品实际是中国文坛散文诗的先驱之一，可惜这位十分有成就的作家，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命运多乖。为了生活，他曾进一家机关工作，没人向他约稿，他写了稿也不知寄给谁去。这次他随机关路过桂林，住在旅馆里，出来闲逛，却出于意料遇到了巴金，巴金为《文丛》向他约稿，第二天早晨他就到福隆街来看巴金，把一篇散文交给他，还说还有几篇文章准备校改后交给巴金，另外还翻译了契河夫的几部剧本，都藏在他的行李里，打算过一些时候交来。巴金听了很高兴，与他谈得正起劲，外面却响起了警报，两人就从后面出去到月牙山上躲避。哪知一上山就看到敌机向城里投弹，看方向估计有可能就投在丽尼所住的旅馆所在地区。警报一解除，两人急急下山，丽尼来不及与巴金道别，就匆匆忙忙地奔回去。巴金回到住处，不放心丽尼的安全，想进城去看他，不料街道已经给封锁，无法过去。等到第二天下午，街上秩序恢复了，就去旅馆找丽尼，哪知面前只有一大堆瓦砾，黑烟还在迷漫，在烟雾中只见丽尼和几个老人、中年人在一起翻砖瓦，他看见巴金，苦笑了一下，说：“烧光了！”巴金难过地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还是笑笑：“机关迁移，来这里原是过路，今天就准备走了！”巴金又问：“那么，稿子呢？”丽尼还是笑：“反正现在没用，也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巴金听了，心里好像被刀割了一下难受，也仿佛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就对丽尼说：“你别这样说，你再写吧，写了寄给我，我们要的。”那天丽尼果然离开了桂林，后来他也果然又重译了契诃夫的剧本，但再没有读
到他那富有诗意又有爱国激情的美丽的散文了！
由于“大后方”重庆国民党控制思想文化太严，人们受不了，从重庆来桂林的人也不少。而广西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桂系集团”所统治的地方，而且还有李济深、黄绍竑的影响。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还亲自向白崇禧做过工作，所以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桂林“气氛”确是比别的地方好一些。不仅国民党各派系都要在这里建立据点，就是坚持要与中共合作的各种进步组织也多在这里活动。夏衍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坚持出版到10月21日日军入侵那一天，工作人员才从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全部撤退。他们选择了桂林这个文化城复刊，原因也就在当时桂林确比较“宽松”一些。这里有个组织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挂名担任正副会长，实际负责人是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欧阳予倩、张东荪、张志让、夏衍、姜君辰、千家驹、范长江等。李任仁还是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巴金到桂林半个月以后，恰逢他们设宴招待来桂林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就和胡愈之、陶行知等一起被邀出席，此外当时被认为日本的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也参加了。隔了两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参加的多是从广州、汉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地点在当时著名的集会场所倚虹楼。巴金与夏衍都被选为分会理事。当时或稍迟来到桂林的，还有茅盾、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丰子恺、胡风、周立波、邵荃麟、杨朔、骆宾基、端木蕻良、方敬、叶浅予、关山月等人。报刊除了《救亡日报》，还有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聂绀弩等主编的《野草》，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设立了桂林办事处，续印了两期《文丛》，那是在广州撤退时就打好了纸型的，巴金一到桂林，就各给它们加写了一篇卷头语，他说：“本期《文丛》付排的时候，编者（指靳以）已经‘入川’了……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现在我还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他又说：“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这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此外，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的《旅途通讯》。林憾庐也在这里筹备了《宇宙风》的复刊工作。此外，那时艾青在编《广西日报》副刊，王西彦在编《力报》副刊。
巴金在这个时候，除了写些散文，他还继续写他从1938年5月就开始的《火》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他在广州只写了第一章，在桂林他也写了几章，但没有完成；直到1940年9月在昆明才把它写完。《火》的第一部是以青年妇女冯文淑为主角，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八。一三上海战争开始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小说中冯文淑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做护士，实际上都是萧珊的事情。萧珊曾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过一篇通讯，题目叫《在伤兵医院中》，交给茅盾发表在《烽火》周刊上，用的是“慧珠”笔名。巴金听过萧珊讲过这些事情，看了这篇通讯，他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火》的第一部第二章。他写这部小说，前后时间较长，不像过去写别的长篇那样
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地，或忽断忽续地写它的。这当然是由于战时生活不安定，但也与他对这方面生活不大熟悉有关。但那时桂林遭受敌机轰炸，一次比一次厉害，那是巴金目睹的，桂林市区的建筑原本十分完整，后来开始大轰炸，他亲眼看到这个城市房屋一次一次被毁，后来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建筑变成废墟，以至到处是断垣残壁。他曾多次站在月牙山上，看到敌人投下燃烧弹，房屋怎样着火，市区怎样成为人海，建筑怎样变成焦炭，生命怎样受到毁灭。就在1938年的最后两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城市，被一大片火光笼罩着，天空迷漫着黑雾……每次警报解除，他都要到受灾的地区看看，他觉得敌人的暴行，可以增强对法西斯的认识。每一次从东岸跨过浮桥，由水东门进城，他都带着无限的仇恨去看同胞的受难，亲人的被害。但是由于当时抢救清理工作做得比较及时，他来到时往往被害者的尸体已经被车走了。有一次，在远处却看到一个人倒在一辆汽车残骸边，奔过去一看，却不是人，而是一个死人留下的印痕。尸体早给搬走了，留下来一些皮和血肉、头发粘在地上，烧剩的碎衣残布零落地散在旁边。据说那是个汽车修理工人，警报来时他来不及躲避，炸弹把房屋、汽车炸毁，也将这个正在汽车边工作的同胞烧死了。也就在这一天下午，十八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下，投下了一批炸弹，又炸死了许多人。当时在桂林的一个全国著名音乐家张曙，因躲避不及，就是在文昌门大火中牺牲的。这个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巴金在一个月前还在一个座谈会上见到过他，而现在就如此突然地离开了大家。他的死，给桂林文艺界带来了对日寇更大的仇恨。
巴金经常在这样的灾难中经受感情的折磨，他有不少熟人在这场灾害中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失，有的毁坏了住屋，有的失去了亲友，有的甚至捐献了自己的生命。有一次巴金还到桂西路去找过一家书店，哪知到达后只见到平地一片。他记起在这个书店里的三个和蔼可亲的店员，抬起头却只有细雨濛濛，举目四顾，竟然空无一人。不少热闹的马路，变成冷僻的荒郊；多少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刹那之间只剩下孤儿寡妇，站在废墟上响着哀哀的哭声。
“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复仇的日子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的飞机升到天空，把那些刽子手打下来呢？”
巴金相信这样的时候总有一天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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