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书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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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的上海，竟然比夏天的重庆还要炎热，这使巴金感到意外。
他身上生满扉子，白天简直无法工作，只好把编书工作也挪到晚上做。这一个晚上，他坐在霞飞坊家中三楼的靠窗桌子旁，一口气看完了卢剑波寄给他的全部稿件，全身不禁微微颤动。
他好像又看到了这个在成都担任教师的老朋友，他那多病的身体似乎比从前更瘦了，想起来他还不过40岁，怎么会衰弱得那个模样呢？但是从他这四五年来所写的几十篇短文看来，他内在的生命力却是这样坚强，虽然他已经经受了很长时期的精神折磨，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曾彼军阀政府拘捕过，也曾为爱情的苦恋受到创伤，而为追求理想与自由燃起来的心火，则从未熄灭。他虽然病弱，却歌颂“生命的欢乐”。他以他对生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他爱一切生命，甚至“以怜悯的心眼哀矜愚昧与痴顽”；从枯黄的草叶上，他也能看到早晨的露珠，想起自然寄托在每一茎草叶上的爱。
巴金非常敬重这个在贫病中挣扎，而又在追求中坚强如铁的友人，虽然环境逼迫他后来变得像一只封闭在茧子中的春蚕，像一头在沙漠中踽踽独行的骆驼，但他对未来还是充满着希望；他在青年学生中间，看到朝阳带着新生的光与热冉冉上升。
巴金喜欢这样的一个友人和他的文章，他把他寄来的稿件选取了其中的二分之一，在灯下编成一本散文集，书名叫做《心字》，是作者自己起的。
卢剑波是他在1921年故乡成都时就开始通讯的朋友，192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曾经有过共同的理想，现在虽然分子多年了，但无私的友谊，如高山流水，永久存在。这种真挚的友情，如皎洁的垦月，点缀在夜空，使巴金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庄严和美丽。
巴金为友人编作品集，已经不是这一次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友人罗淑编过四本书：
《生人妻》是巴金在广州烽火连天的岁月中编成的，当时罗淑逝世不久，巴金在“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的情景中，抓紧时间把这个短篇小说集子编进“文学丛刊”里；
《地上的一角》是罗淑原需要整理和加工的小说初稿，但在还未动手加工整理之前，她就患产褥热离世了。巴金曾在逃难途中，在敌机的连续轰炸中，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写，因为原稿的笔迹很为潦草，在付排前非把它誉清不可。1939年6月巴全回“孤岛”上海时把它编好，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鱼儿坳》是巴金1941年3月住在重庆沙坪坝时，在一个细雨如丝的春夜中把它编成的。那是罗淑写的另一个短篇集，虽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却渗透着作者对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现在，1947年，巴金又把罗淑的一本译文集《自甲骑兵》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那是他在1941年8月就给她编成的。当时他在昆明，天天面临着敌机的轰炸，“是在一种抓彩的情形下过活。我们每天都在抓彩。抓的不是金钱，却是死亡。倘使一旦抓到，则在轰然一响之后，我的心灵就会消灭，我也没有机会来做任何事情了。”巴金是在这样的生活情景下，把罗淑的书编成集子的。而且他每把罗淑的书编成一集，就给它写一篇短序，向读者介绍作者，也向人们推荐作品。
巴金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寄托了他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同时也对读者绝对负责，让他们读到一本书，必有所得。他确实如鲁迅所称赞的那样：“他工作得比别人更认真”。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曾为艾芜编成一本书名叫《逃荒》的短篇小说集，他编书决不仅仅为了个人的友谊，还因为在这时期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
他在编成《逃荒》后的第二年冬天，又在重庆为“曹禺戏剧集”编发第四个剧本《蜕变》。他曾在曹禺的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几乎每个晚上，都坐在一间楼房里，与作者隔着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在一盏摇晃的清油灯下，进行着长时间的谈话。巴金情不自禁地向作者透露了自己读曹禺作品时的感动。他是曹禺最初三个剧本的第一个读者，从《雷雨》到《日出》，到《原野》，都是经过他和靳以的手送到读者面前去的；这次《蜕变》是个例外，因为它在出版以前，已有个油印本，在各地演出了。但是当巴金读到这个油印本时，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一口气读完了它，并掉了眼泪，还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向作者透露自己的愿望：愿意继续担任作者作品的编辑者，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个剧本，让读者分享自己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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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为人编书，不仅仅为了友谊，也不仅仅为了让自己工作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有时甚至纯粹是为了要让自己的感情散发给读者，让读者也与他一样来从自己爱好的作品中有所感受，有所得益。在战时的重庆，他见到了冰心，当时出版界出的书，内容大都有关抗战，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但是巴金觉得在书店里买不到像冰心这样的作家在抗战前写的作品，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他难以忘记他自己在十几年前曾是冰心作品的爱好者，他十七岁时从成都出发乘船去重庆，经过泸县，还上岸买过冰心的一本诗集《繁星》，和他的三哥尧林一起念诵她的诗句。他们从冰心的作品里，曾重温失去了的母爱，并看到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因此，当他一天见到冰心，他就说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出版。不论是否在战时，冰心的作品都有助于一个人品质的修养。冰心愉快地接受了巴金对她的建议，她本来也是巴金作品的颂扬者，信任他的为人，这时就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受到她的委托，便在几个窗外响着淅沥的雨声的夜晚，对着一盏油灯，怀着激动的心情，重新读了冰心的作品，分成三册把它们编成一部《冰心著作集》，并得到她的同意，交给重庆开明书店出版。他还给它写了一篇“后记”，说他自己固然“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本《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巴金为朋友和作家的作品编集子，也为一些索不相识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的作品，从事编辑校对工作。在战争年代，在上海，在香港，在广州，在昆明，在桂林，在重庆，他都曾接受过一些年轻的作者的要求，成为他们作品与读者见面的媒介人。他从未见到过田涛，只是因为战前曾接到过他寄来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原稿，经他介绍给一家书店而没有下文，几年来他一直把它挂在心头。战争开始了，作者奔向解放区，虽从未接到他的来信催询，巴金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而原先寄来的一部分原稿转给那家大书店又一时无从查询，他只好自己花功夫把作者散发在各个刊物里的作品搜集拢来，有的甚至还要一字一句的誊写成篇，编成一
集，这就是“文学丛刊”第六集中的《荒》。另外一个青年作者屈曲夫，在抗战中失去音讯，下落不明，巴金也怀着十分想念的心情，回忆着他在战前曾为《文季月刊》写稿的印象。他不相信朋友们对屈曲夫的安全作不幸的猜想，他认为得不到一个友人的音讯原是常有的事，总有一天屈曲夫会与大家重逢的。巴金话是那么说，但显然他也并不放心屈曲夫的安全。在深夜，在没有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翻阅那些旧杂志，重读作者的旧作，禁不住百感交集，无法入睡，他终于给这个青年作者编成一本短篇小说集《三月天》，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在他主编的一百六十本“文学丛刊”中，这样的青年作者是很多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集，是作者生平的第一本书。他们都是通过巴金的手，成为有著作出版的作家。罗淑、田涛、屈曲夫等人之外，还有个郑定文，他是上海沦陷时期储能中学的一个办事员，他的几篇小说大都发表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而且都在突出的位置上刊出，编者还每次都写“编后”加以推荐，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不幸的是在抗战胜利时，他在苏南敌后根据地的一个村子里，因为跳水营救一个同志而牺牲了。他的遗稿经朋友托人交给巴金，巴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它一篇篇读完，十分感动，他并不认识作者，也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喜欢这些作品中所写的那一个个平凡的故事，和生活中看来似乎非常细小的一些情节。巴金也十分同情作者笔下所描写的一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同时充分肯定作者的文笔朴素，抒写自然。他立即写信给那个向他推荐作品的魏绍昌，答应为这本书亲自做编辑工作。他在从事编选的过程中，也为作者的短暂一生感到惋惜。他想这样一个有写作才能、又有艺术良心的青年，如果不是在贫苦的境遇中生活，而有个安定的环境，让他自由地写作，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多。他读着这些优美的文字，为作者编成一本题为《大姊》的短篇小说集。然后他说：“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块垒。”
给予生活在贫苦角落里的青年人以有效的帮助，给予那些无辜受冷遇者，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以真挚的同情，这是巴金一生行动的准则。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受教育的机会，有讲话和爱国的自由，有控诉霸者和不受欺凌的权利，这正是巴金所日夜追求的。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中，在编辑方针和作者队伍的组织上，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文学丛刊》的160本作品，它们的作者除了鲁迅、茅盾、王统照、郑振铎、沈从文、鲁彦、冯至等是“五四”时期或稍后于“五四”的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外，极大部分是三十年代成长的作家，其中主要的力量如靳以、曹禺、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肖乾、曹葆华、芦焚、吴伯萧等是巴金在北平编《文学季刊》时结识的：另一些则是巴金通过与鲁迅来往而认识的，如胡风、萧军、萧红、艾芜、何毅天（周文）、沙汀、张天翼、舒群、蒋牧良、欧阳山、叶紫等；另一部分是一些在上海生活较久或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有较多关系的作家，如丽尼、陆蠡、荒煤、黎烈文、柯灵、唐弢、林柯（陈西禾）、海岑、一文等；最后一部分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认识的一些青年作家如方敬、刘北汜、穆旦、林蒲、李白凤、黄裳、陈敬容、阿湛等。另外一些则是巴金在登上文坛以前就认识，或虽已进入文学界而还是在青年时代便有来往的老朋友，如卢剑波、缪崇群、
罗洪、罗淑等。
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在《文学丛刊》中出版的书，既是他们的第一本书，也是他们的成名作。何其芳的《画梦录》、曹禺的《雷雨》、芦焚的《谷》、臧克家的《运河》、陆蠡的《海星》、丽尼的《黄昏之献》、刘白羽的《草原上》、肖乾的《栗子》、荒煤的《优郁的歌》等等，可说都是如此。这些著作在文学史上无疑都将各有它们自己的地位，而这些成果的出现，又都与巴金在文学编辑工作方面的不断耕耘有关。
《文学丛刊》并不是巴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唯一成果。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另一种丛刊《译文丛书》，在我国普及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俄国文学名著的工作中，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译文丛书》最初由黄源主编，抗战爆发后，黄源去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即由担任总编辑的巴金兼任主编。它出书先后共约五十种，最早出版的有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译）和弱小民族短篇小说集《桃园》（茅盾译），吴朗西也曾参与编务，后来则几乎都由巴金一手承担，从组槁审稿到校稿，他都一揽子包了。他曾为出版介绍旧俄文学与苏联文学作品，作过很大努力，有计划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著作，如《贵族之家》、《罗亭》、《前夜》、《父与子》、《处女地》、《烟》等，和契诃夫的剧本《三姊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海鸥》等，以及果戈里的《巡特使及其他》、《密尔格拉德》，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杜勃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冈察洛夫的《悬崖》，高尔基的《阿托莫洛夫一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穷人》等。除了俄国文学，《译文丛书》还介绍了法国文学，主要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两兄弟》、纪德的《地粮》等，英国文学作品有狄更斯的《双城记》、《大卫。柯贝菲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勃朗特的《简爱》和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凯旋门》等。
巴金在编《译文丛书》时，既依靠鲁迅、茅盾、傅雷等名家，又不断发现，培植新手，帮助朋友们校改译文。许天虹译的《大卫。柯贝菲尔》，高植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李健吾的《情感教育》等，他都给它们做过校对工作。汝龙则是在翻译高尔基、库普林、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过程中，得到巴金的鼓励与赏识，成为翻译界的名家。
文化生活出版社虽在抗战中遭受过不少损失，但胜利后由于巴金用全力支持编辑工作，再加上李采臣在经营上花了不少精力，所以业务曾蒸蒸日上，资产大增。可惜的是这样的情景没有能够维持得长久，大概在1949年初，出版社内部发生了人事纠纷，以至在解放前夕巴金就辞去总编辑职务，不问社务，一切全由吴朗西主持了。后来著名生物学家朱洗还被推选担任为新成立的董事会董事长。但从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整个利益未看，这样一个由作家、翻译家自己创办、经营的，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认真出书的出版社，让它随便散伙，那是很可惋惜的。特别像巴金那样，生活靠稿费收入，工作纯粹属于义务劳动性质，本人又非常熟悉编辑业务，对出版事业又非常热情，如鲁迅对他的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说的，“巴金工作得比别人更认真”，那么让他离开出版工作，损失的究竟是谁呢？
当然，这样的问题，要目光短浅的人来回答，是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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