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惊弓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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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中，想乘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进攻，妄图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也许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确是铁一样的事实。
紧张恐惧的气氛，不仅存在于被划为“右派”的人们心中，还普遍地笼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中，巴金家也不例外。他的许多熟人在报上被公开点名，过去经常来自己家中闲谈的朋友不来或者少来了。不久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过去”的这样一个说法还在耳边响着，眼前呈现的景象却分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社论从呼喊“鸣得很不够，放得很不够”，忽然急转直下，要求“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使巴金一时转不过弯来，在自己脑子里回忆着这几个月来写了哪些文章，在哪些会上讲了哪些话，有哪些话容易被人找作话柄，因为确实有些类似的话已被别人上纲上线，当作“靶子”批判了。使他特别感到意外的是：正是那个为向领导提意见要不要全面问题而与他开过笔战的姚文元，在这场运动中，正站在运动的最前沿。他的名文《录以备考》，正被作为冲锋枪，向人们迎头击来。
恰好在这时，巴金又被通知到北京去开会。他到了那边，私下庆幸“领导”没有把他划成右派，让他参加“反右”活动，一面又觉得左右的界线并不分明，有些人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实在冤枉，特别是他的那些朋友，他最了解他们，他们不过有点牢骚，甚至他们某些见解并不比他更“右”，他们怎么可能是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右派”呢？他这样想，却并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讲一句公道话，而且还时时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唯恐自己也让人当场揪出来。恰好这时《人民日报》来向他约写“反击右派进攻”的稿子，他想起在离沪前刚给《文汇报》写了一篇题目叫《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文章，应付面临的险境；现在到了北京，看来局势比原来更严重，自己不得不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当天便写了一篇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文章内容相似的文章，题目叫《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反正《人民日报》记者也不计较两篇的题目、内容都差不多，大家都只求过关，第二天就把它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代表们都住在前门饭店，和他同住一间房的是沙汀，斜对面住的是同从上海来的杂文家林放。林放和他一样，原来爱说笑话，现在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巴金记得在前一时期，林放也曾发表文章，谈过群众对领导提批评免不了片面的问题，而且他还与巴金几乎是同时写文章批评过正在流行着的“有啥吃啥”说法。现在他们两人心中都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七上八下动荡；互相看看各人的脸，只是心照不宣，暗暗互祝平安。他们所参加的人代会上的四川小组，有两个人己成为当时反右运动的目标，那就是章乃器与潘大逵。这两个人开始接受人家对他们的猛烈开火。巴金在小组会上一句话不说，私下庆幸自己一直不善于在会上发言，因而这次人家也没有对他期望有什么精彩演说。林放则在会上作自我检讨，希望能顺利过关。果然他的发言，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认为他的检讨非常及时，并得到暗示，把发言改成短文，连夜打电话给他自己所主持的《新民晚报》发表，更由此得到谅解，被肯定那是一篇认真的自我检查，一切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都要像他这样低头认错，作出像样的检讨。
巴金虽没有像林放那样受到公开的肯定，但心中有了榜样，同时让他参加各种会议，他也不免心里充满感激之情；然而仍无法摆脱对朋友如宋云彬、萧乾等人遭遇的牵挂，由此心里惴惴不安。七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召集文艺界人士在紫光阁开会，巴金迟到了，走进会场，只见已有许多人在座，在他还不曾选定座位前，抬起头，忽然发现老友萧乾，正低着头独个儿坐在后座，没有人理他。巴金早就听说萧乾已被他当时所在单位《文艺报》社点了名，老友情绪紧张又低落，他心里有所不忍，就很自然地坐到他的身边去。萧乾两眼无神，绝望地望了他一下，说自己愿意“下生活”去。巴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不要紧的，你别怕嘛，不要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决心改吧，思想上有认识就好了。”但说实在，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提高认识。就在这时，忽然周恩来总理在上面点名，要巴金坐到前面去。巴金站起来，一边向台上应声点头致意，一边又弯下腰小声对萧乾说：“要虚心，要冷静。”说着，就跑到前面去。虽然这时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已经在十天前发表，但是知识界对这场风暴的到来，确实是思想上毫无准备，因为他们虽然都各有朋友，但从未意识到朋友中有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事情实出意外。
尽管几天以后，巴金又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邀请的座谈会，在郭沫若的主持下，听了周恩来、陆定一、周扬等领导人的讲话，鼓励文艺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击“右派”斗争。但是巴金在会后的第二天，也即是他返沪前一天下午，还跑去找他的老朋友冯雪峰，仍把他当作无话不谈的知己，还应邀同去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巴金像在重庆与他同住在一条街上时那样，向他直率诉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反右提出疑问。他以为雪峰是党员，应该比他了解得多，谁知雪峰自己就是这场斗争的对象。他夫妇陪着巴金吃完饭在马路上走了一阵，对巴金的提问只能讲些人们早在会场上听到过的话，也许这正是雪峰自己已经意识到大祸临头的思想反映，而巴金一点也不知道，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这个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引导不少作家靠拢党的人，竟然是反党分子。当然，他更没有料到再隔一二个月以后来北京，他竟然会被迫上台与靳以作联合发言，“揭发批判”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和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以及艾青的“到处串连”。
好像什么事都难以预料，似乎一切都只有天知道，唯有祈求在冥冥中自己有个福分，能顺利度过这个难关。想起这一年来他写的十多篇杂文，和在几次鸣放会上的发言，有些话正是眼前人家在批判会上所批判的话，这就使他更感到心惊肉跳，甚至迷迷糊糊中认为自己真的说错了话，因而也急于要求改造思想。回到上海，萧珊也为他担心，禁不住在暗地为他奔走，到有关的场合去听听有没有不利于他的风声。
就在这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头上有个“紧箍咒”，以后只要人家一念那本经，把他前一时期真心实意地写成的文章和发言一提，他的头就痛了起来，思想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活跃了。原来准备丢开杂务，专心致志写的那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群》，这一创作打算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忙于应付当前的过关！哪里需要他去浇水救火，他就去浇水救火；哪里需要他去跟着人家向井里丢石子，他就跟着去哪里丢石子。像有千万双眼睛盯住他，要他继续写反右文章，应声说“反右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还用“余一”笔名在报上连续写了三篇“过关谈”，谈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过关”，改造思想，以响应“反右”的“伟大斗争”。在
上海的人代会上，他又与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联合发言，揭批孙大雨；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他虽未发言，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作会议的主持人，让别人来批判“右派”作家。那些作家，有的还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到了年底，好不容易反右高潮过去了，他如释重负，在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苏联去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典。临行的晚上，他苦笑着对萧珊说：“看来一九五七年的难关已经度过，我真是个‘福将’吗？”但他并不相信他今后能长期保持着太平无事，他总感觉到那些一手拿棍子，一手拿框框的人正在镜视着他。他们决不会把他放过。果然，从北京到上海就有一批人似乎有计划地在第二年发动了一场对巴金的围攻，巴金在一九五八年的日子，并不比一九五七年好过。这场围攻，当然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进行的。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还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这就给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左”派在“大跃进”的混乱中以可乘之机。《文艺报》首先组织读者来信，要巴金对他所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一文作出检讨。因为他们认为巴金对美国作家法斯特脱离共产党声明的批评十分软弱，只是表示“惋惜”，甚至寄予同情，逼令巴金当众认错；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的徐景贤又奉命写了一篇《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以响应《文艺报》的批评。然后他们又唆使出版界的人发表文章，批评巴金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这就是“文艺应该还给人民”，逼使巴金又不得不认错，说自己“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几十年，始终钻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因而“必须彻底改造自己”。接着，一场规模庞大的对巴金作品的批判，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对巴金的批判，当时的所谓“讨论”，先由姚文元在《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篇题目叫《论巴金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长文作为开场。大家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他本来是胡风的敬佩者，他曾把他的“胡伯伯”请去他工作单位——上海卢湾区团委作报告，自己又专心研究胡风的作品和理论，并已开始动手写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而在一九五五年听说要批判胡风后，就立刻把手上所写的学习胡风理论的书，改为分篇发表的大批判文章，一跃而成为反胡风运动的健将。他在一九五七年本来也参加大鸣大放，写了不少反对“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的文章，并主张“批判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而一听说反右，就立刻掉转枪口。他的《录以备考》，是张春桥在看到了毛泽东发交党内干部阅读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同他通了气后，当夜赶写出来的。并不真是“姚文元阶级斗争嗅觉特别灵敏。”这次要批判巴金了，他当然也奋勇而上，而且动作非常敏捷。他一开头就用文坛主人的口吻俨然把界线划清，将所有老作家都划归到“客座”即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他说：“老作家写创作经验谈，我们是欢迎的；问题在于是站在新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有区别有分析地对待过去的著作呢，还是站在旧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无批判地肯定一切呢？”这种踞高临下的审判者身份，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老作家著作，自认为是改造者，而别人则是被改造者。当时客观环境造成双方的不平等地位，使姚文元在巴金著作面前更加趾高气扬。
尽管巴金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号《文艺月报》上谈他的早期创作《灭亡》时，一开头就承认自己写这本书时是受了外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我
今天无法再讳言我思想的局限性。“姚文元从他”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出发，仍要求巴金在二十年代法国写作的文学作品《灭亡》来为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服务。他和他的伙伴们把小说主人公的思想行动都当作作者的思想和行动来批判，把文学艺术的特性都化作乌有。
姚文元如此这般在《中国青年》呼喊要在巴金作品“讨论”中“拔去白旗，插上红旗”，几乎是同时，北京的另外两个刊物又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虽然也有不少不同的看法，参加讨论的人也多数是青年，但基本结论都由策划者定了调子。其中还有一些大学生中以姚文元为榜样的“新生力量”和“理论尖子”，不但参加各报刊讨论，还出版了书册，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巴金创作评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巴金创作试论》等。
在“讨论”开展了一个时期以后，俨然以青年导师姿态出现的姚文元，又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论巴金小说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除了仍以他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分析评论文学创作《家》之外，在最后还以“讨论巴金同志的作品有什么重要意义”为插题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话：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土地上已经没有高家了，克明等等那一帮人正在劳动改造，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家》中的积极作用、进步作用只存在历史意义而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而《家》中那些消极的、错误的东西，在今天却显得非常突出了……《家》中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爱情至上主义、同情地主阶级的没落感情，和今天共产主义思想尖锐对立着……着重指出它消极的一面，展开思想批判，对巴金作品进行讨论，意义也就在此。自从大跃进以来，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飞快地提高。共产主义精神的高涨，集体主义思想的高涨，是我国当前思想生活中的特色。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高度的集中，是共产主义必然的发展趋势，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等等表现人民高度觉悟的新事物，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这类意识形态发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反映这些思想的文学作品的腐蚀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就越来越感到巴金同志有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和今天的生活不对头，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对巴金同志作品的讨论……澄清巴金作品在青年中的消极影响，正是青年们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姚文元这段话的戏剧性在于：历史证明《家》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如姚文无所说“已经过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封建意识在现实中还是严重存在，所以还有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人钻空子的余地。
至于巴金，他的作品成就，并不因为姚文元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所发动的这场围攻而受到损害。读者依然争读《家）、《春》、《秋》，巴金仍旧是青年们所敬爱的作家。但是相反，巴金自己却成了惊弓之鸟，他知道自己在“鸣放”中，说过“要独立思考”，“要把文艺交还给人民”等类的话，本来这些已经成为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了；现在再加上这场围攻中给他的这么多罪名，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有作好准备，继续检讨，举手投降了！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巴金再也无法根据早些时候自己心中的打算进行文学创作，他只能不断应付眼前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他写的随笔和杂文，有的是为了政治运动过关，有的是为了适应国际斗争和国际友谊的需要。除此之外，出于自己真心实意写的，也有一些，如《廖静秋同志》
和《悼振铎》、《谈我的散文》。但这些文章有的也不能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否则可能会讲得更舒畅，内容更充实。即以《悼振铎》一文来说，巴金与郑振铎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在北平一起编过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学季刊》，还共同在上海“孤岛”生活过一年，胜利后又长期在上海，他们开过笔战，却相处得很好。郑振铎为人爽直，待人真诚，他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去苏联时飞机失事遇难，巴金十分悲痛，如果当时情绪稳定，巴金的悼念文章决不致写得那么拘谨，那么单薄。至于这个时期巴金写的回忆创作生涯的文字，对自己作品的过分贬低，也显露了他在反右运动后的那种灰黯情绪。甚至有人向他反映他的作品并不会因为“左”的思想泛滥而受到影响，要求为《家》作宣传时，他也加以拒绝。那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他给当时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吴海法写回信说：“我不赞成您组织（家》的读书报告会。我并非不愿意人读《家》，不过我觉得倘使要组织报告会，推荐书的话，还是挑选一种反映新的现实的小说好一些。”巴金知道吴海法当时在苏北邳城一所中学实习。吴海法发现这个学校学生多人经父母包办婚姻，为启发学生觉悟，免作封建思想的牺牲品，所以准备组织《家》的读书报告会。但巴金迫于形势，竟无法支持。实际上在巴金的回信寄去时，那个读书报告会已经开过了。
巴金的这种灰黯情绪，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不少老作家的类似心境。一些曾经在鲁迅旗帜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作过各种斗争，解放以后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许多作家，在反右运动前后，迫于“左”的压力，如郭沫若、茅盾等人都写了些并非实事求是的违心文章，这无疑是个悲剧。而由于这些作家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不能不起一些影响，这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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