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赞歌”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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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转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已在眼前了。尽管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到当年年底，已发觉问题严重；但由于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坚持继续反右，虽然时间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天，“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在全国各地迎风飘扬。报纸还因为国庆十周年就快来到，变本加厉地宣扬着“三面红旗”给伟大祖国带来的新气象。报纸的版面一反常态，不仅用红色套印连续报道来自各处的“胜利”消息，而且所用字体越来越大，画面越来越多，因而版面发稿字数也就越来越少。最受用的，还是那些在报社工作的校对先生们，他们因为校样字数的减少，而感到工作轻松起来。
随着新闻报道水稻亩产万斤等神话的出现，文艺界的奇迹也突然应运而生。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市区，到处举行着赛诗会和赛歌会。就在这些会上，往往一个晚上就涌现出千百个作家和诗人，有些地方甚至连念惯符咒的巫婆，这时也都重又冒出来，变成了能唱善哼的民歌手。工厂的车间里，不仅在墙上，就连机器上也都贴满了“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这一类的诗句。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也日夜赛诗赛歌，鼓声锣声不断。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劳动，作家也像一群鸭子似地被一阵潮流冲了下去，这本来也许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让他们看到基层的实际；但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大家看到的情况大都属于假象，许多人一到工厂就闭起眼睛歌唱“大跃进”；一到农村，就说“吃饭不要钱就是好”，毫不怀疑地相信毛泽东所夸说的“中国可以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
经过反右，在“大跃进”中胆战心惊的巴金，虽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中青年作家那样在热火朝天的高潮里，变成随口乱喊的良歌手；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忙于应付眼前的各种任务，用散文形式写了不少“赞歌”。这些“赞歌”，跟郭沫若写《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茅盾写《跃进中的东北》通讯一样，都受了当时许多虚假现象的蒙蔽，以致都犯了浮夸的毛病。郭沫若当时写的诗，还经常由新华社编发，由于他的诗所记述的生产数字，跟不上每天“跃进”数字的变化，所以他的诗从写成到发稿，常有多次的数字更改，这从现在他留下来的诗句就可以想象到。如“番薯争取亩产一万斤”，“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又如“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的诗句，即使不算是当年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典型，也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郭沫若在创作中所作出的可怕牺牲。巴金当时的“赞歌”虽然还不曾出现诗人般如许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样，出于对旧社会的厌弃，对新社会的热情，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也跟着大家唱出了对夸大了的现实的颂歌。
巴金在一九五九年为上海报纸写的《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颂扬大跃进“震惊了全世界”，他描写我们的社会：“人们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好像去吃喜酒一样；公社里吃饭不要钱；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基本上扫除了全国的文盲；千百万首诗，几千万幅画在各地方出现；技术革新的花在每个角落都开得鲜艳异常。”他甚至把在法国信仰无政府主义时背熟了的凡宰特对理想社会的描写“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到光明”，也搬来套用在对当时工厂“大跃进”景象的记述：
“每个脑筋都在开动，每双手都不休息，每一样东西都发生作用，每个人的精力都取得成绩，每一颗心都充满力量，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光明。”
一到一九五九年九月，面临国庆十周年纪念，全国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拥到巴金家中逼稿，这时他家的大铁门早被人拆去大炼钢铁，改换的红色木大门挡不住如此巨大力量的冲击，也只好开门揖“道”，来者不拒，他连写了七篇迎接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收获》的《我又到了这个地方》，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最大的幸福》，发表在《文汇报》的《无上的光荣》，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发表在《新闻日报》的《星光灿烂的新安江》，发表在《上海文学》的《迎接新的光明》和发表在《萌芽》上的《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些文章中，有几篇写他在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访问利在新安江工地“下生活”后所见所闻，虽然免不了受当时的浮夸风影响，但是有些具体人物形象的记述，因为有生活依据，通过巴金流畅的文笔，读来还是可以看到当年建设者的形象。比如他在新安江工地，曾遇见过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管子工人，他从东北来，已经在新安江安了家。但他不久又要离开，因为管子工人总是比一般人先到工地，离开工地也比别人早，厂房建好，安装机器的时候就不需要他们，他们又要赶到别的地方去做同样的开辟工作。这个工人去过河北的官厅，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以后他当然还要不断的到其他水电站工地上去。他对巴金说：“我跑的地方越多，我越高兴，这说明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越来越兴旺了。”
巴金这个时期到农村，也到工厂和工地，多半还和别的作家一起去，有时还带上了萧珊，因为这时巴金与萧珊合作翻译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工作已告一段落，萧珊就有时间帮巴金做些其他工作。有时读者写信给巴金，适值巴金外出访问，无法亲自料理，萧珊就代为处复。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和编辑部人员到工厂农村去访问，萧珊也多次参加，她和巴金一样，纯朴地相信“下生活”对自己改造思想有利。到新安江工地访问，就是其中一次。
这次同去的，除了萧珊，还有柯灵、王辛笛、唐弢、魏金枝、罗洪等作家。他们到了那边，都非常积极地主动找工人谈话，因为他们知道新安江水电站这一项巨大工程，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制造的，所以都很感兴趣，都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这项工程建造过程中的感人事迹。他们都把这样的访问，作为接触工人群众的良好机会。萧珊和巴金都随身带了一本笔记簿，随时随地把沿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巴金除了采访做笔记之外，在工地访问中还随时照顾萧珊，怕她不注意安全。一到招待所安顿下来，则各人自理日常生活，巴金并不因为有萧珊在身边，生活琐事就全依靠她。他还是起早落夜，和别的人一样，把个人的生活料理得很好。只有在归程中，路过金华时，萧珊感染上丹毒，幸而就医及时，经过治疗也就好了。
在新安江水电站的访问，果真开拓了巴金和萧珊的视野。他们不但在那边看到了耸立在江面上的拦河大坝，还看到了大批民工在工地上日夜劳动的热烈场景。而在与众多工人的谈话中，更接触到了他们在艰苦岁月中的内心活动。
当然，巴金在国外也参观过不少地方，见到过不少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农村和工地上所看到的群众艰苦劳动，不能不使他回想起在国外所接触到的实际。在给报刊写纪念国庆十周年文章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谈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在彭浦公社参观奶牛场，禁不住想起了在苏联和民主德国集体农
庄里访问过的奶牛场，他们用的是挤奶器，而我们还是在靠人工挤奶。这时巴金当然意识到我们的落后，但是他还是十分乐观地说：“我明白这种差别不久便会消失。”这时他又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在眼前的现象上。他看到挤奶的人有男有女，他们坐在矮凳上，两只手动得十分灵巧，高大的、毛色光滑的荷兰奶牛服帖地听着他们的指挥。他听公社的人介绍，公社有五处牛棚，养牛二百九十七头，每天分三次将牛奶送到食品厂去加工。巴金看到年轻的农民们骑着自行车送奶进城去，车子跑得像箭一样地快，他感到高兴。
巴金就是这样把自己在工地、农村中所看到的一点一滴景象，加上自己美好的感情和想象，写了七篇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文章。当然也有不少当时十分风行而今天读来不觉使人厌烦的豪言壮语，确如巴金后来自己所说，存在着“越是空虚，越是需要装饰”的假象。同时在这些文章中，在字里行间，也有一些巴金从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讯息，很值得人玩味。这就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起他曾打算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他说：“解放前我见过不少有才能的人，他们不是贫病交加，壮年枯死，就是白白地耗费光阴，扮演了一辈子没有人欣赏的小丑戏……我想写几个我熟悉的人，也有可能写到我自己。这里面有教授，有医生，有工程师，也有作家。我当然不会替这些人吹嘘，但是我也不打算大出他们的洋相。我只想通过他们十年来变化，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面貌。”如果不是后来太多的运动干扰了他的计划，那么这部小说写成，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这真值得人们三思。
当然，这个时期，从巴金的另外两篇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与《创造奇迹的时代》来看，也不难回答人们在上面提到的疑问。就是这两篇报告，不论从巴金当时所花的艰苦采访劳动，和他所运用的文字功夫，都无可非议。但事实是瑞金医院医护人员发扬了救死扶伤精神和施展了高超技术进行抢救，才使皮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炼钢工人丘财康得以保住生命。而作品歌颂的主角却是病人，不是医师，不能不使人想到在当时所流行的思想指导下“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这个“左”的理论对作家和记者们的影响。应该说，丘财康事件的作家采访活动，是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型。先定好了工人是改造阶级，知识分子是被改造阶级这个框子，从这点出发，即使医生救治了病人，也只能写病人“挽救”了医生，而不许写医生挽救了病人。因此，真实的生活就不能不在政策的威力下低头。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迷漫下，无数事实被颠倒是非，而人们耳濡目染，见怪不怪，最后就孕育了“文化大革命”的诞生。作家的悲剧是，他们越尽心尽力，越得不到好心好报。他们的努力，只留下一批使自己感到痛苦的作品。巴金在经受了“文革”的煎熬后，从爱护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忏悔，是很自然的。他明白如若对过去历史的苦果仍觉得没有尝够，还是嗜“左”成癖，那么民族的灾难就会无穷。
在我们花费了巨大资金和人力，硬撑着腰，以比建国大典时规模更大的游行庆祝队伍，和震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度过了国庆十周年之后，“大跃进”给人们带来的困难，便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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