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和靳以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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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到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访问，是与一些作家同去的。在这些作家中间，与巴金最接近的，就是曾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章靳以。
靳以在一九三一年就与巴金认识了，那时他还在复旦大学读书，已经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有时两人作品还在同一期刊出。两人又曾多次共同编过刊物，后来靳以到重庆复旦大学任教，两人不在一起了，但一九四四年三月巴金一到重庆，靳以就又经常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来看巴金，成为日常相互谈心的挚友。抗战胜利，两人先后回到上海定居。解放以后，又在作协上海分会共事，还常有机会一同去北京开会。靳以也去过朝鲜战场，还与巴金一起访问过山东老根据地。一九五七年开始，两人又像解放前那样合办一个刊物，这就是《收获》。这是接受中国作协书记处委托而创办的。在《收获》的编辑工作上，靳以比巴金付出了更多的心力。刊物筹划在反右运动以前，而正式出刊恰逢运动开始之时，这种遭遇是建国后许多编辑所引以为苦的常事，而《收获》恰恰碰到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九五七年初靳以就与周而复、孔罗荪等谈起要办这样一个大型期刊，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设想，当年四月巴金也同意了靳以的要求，与他分拴刊物正副主编名义，并决定了《收获》的名称，便开始按计划组稿。但是第二个月，反右的风暴就来了。到了六月间，靳以不得不在已经编好的第一期刊物上，补写了一篇符合当时运动标准的“发刊词”，急如星火地寄给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巴金，让他这个身任“主编”的人签署，还让他征求一些在京编委同意。
巴金知道靳以工作很努力，在政治上更积极靠拢党，在运动中总是十分热情投入，而且常常一马当先，虽然有些事情他自己也并不很理解，心里有时有疑问，但靳以相信毛主席不会错，共产党不会错，所以虽然身体不太好，患有心脏病，总还是热烈响应，累了也不太注意保养。他到工厂、农村去的次数比巴金还多。在反右时，或在“大跃进”中，写的文章也一篇接着一篇，在老作家中，怕只有老舍才赶得上他那么高速度。面临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到来，巴金写了七篇歌颂祖国的文章，靳以比巴金写的篇数一倍还多，他日夜不停，一气写了十五篇散文、随笔和诗歌。
巴金和其他朋友，看到靳以这样生龙活虎，都为他高兴。大家知道靳以是这一年五月入党的。这十五六篇作品，都是他在入党前后写的。他确实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但他入党后仍像入党前那样谦虚、热情待人，对朋友乐于帮助，不像有些人一入党就和党外同志疏远了，巴金也并不因为朋友人了党而觉得有隔膜，他自己虽从未打过要求入党的报告，但朋友人党，他也为他们高兴。
比靳以入党稍早一些的唐弢，当时曾根据上级有关同志的嘱咐，在一次与巴金的闲谈中用十分随便的口气对巴金说：“老巴，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要求了。”巴金笑了起来，很快回答说：“我这多年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恐怕还得努力。谢谢你的关心，我想还是留在党外的好。”巴金说的是实话，他自从对青年时代那个美丽的理想感到不切实际以后，就从来不曾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过怀疑。相反，他是这样热情地歌颂着眼前的现实，即他所说的“空前的春天”，认为“六万万中国人用跑步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是“用‘千军万马奔腾’的字眼来形容它，还嫌不够！”但他确实没有想到过要打入党报告，因为他觉得自己长期从事创作纯然是个
体劳动，自由自在的惯了，毛病一时改不了，眼前还是以不受任何约束为好。但是对朋友们入党，巴金总为他们高兴。许多人了党的朋友，他还是照常和他们一起谈笑，一起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仍非常相信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为人。靳以就是其中的一个。多年来，巴金和靳以一直共患难，同甘苦。抗战前，他们曾为合编的刊物《文季月刊》被禁止出版而同感忧忿，抗战中他们又为《烽火》《文丛》从上海迁广州而一起忙碌奔彼，解放后他们曾为人民取得胜利而欢欣若狂，互相激励，一起下生活，一起去革命根据地参观，到朝鲜战场采访，又一起到苏联访问：反胡风和反右则又同感疑虑，而又无可奈何，几次都以联合发言的方式，求得共同过关。
一九五九年恰好是靳以五十大寿。在“大跃进”中，靳以以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比巴金加倍的努力，连写了十五篇歌颂“幸福的日子”的散文和随笔，替自己的生辰增添了更多的光彩。他几乎每个晚上都给巴金打电话，和他讨论《收获》的编辑工作，并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自己又写成了一篇怎样的作品，用什么形式写的，似乎有意在激励巴金与他竞赛。但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何况靳以实际的健康并不好，在十七岁时就发现心脏有病。而靳以却很少考虑自己的体质，能否适应这样一个使他经常处在兴奋状态的形势，甚至医生多次给他警告，他都并不在意。在巴金向他诉说自己最好能活到一百岁，才能把工作一件一件做好时，靳以就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还不够，工作永远做不完。他几乎每天都是晚睡早起，奋力写作。他的满面红光，朋友们还以为这是他健康的标志，不料这竟是他心脏衰弱的象征。终于他因两次心力衰竭进入华东医院。医师为他抢救生命，警告他工作不要过分紧张，情绪不要过分兴奋。但是靳以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照常上课教书，到作家协会开会讲话，在刊物编辑部讨论稿件，晚上常常坐在写字台边埋头写作到深夜，有时甚至不知东方之既白。在这年十一月初，他第三次进了医院，但谁也不曾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刻。当巴金到医院去看他，他还笑着拉着他的手，叫他不要再来，说自己过几天就要出院。他还向他谈起《收获》的下期内容。甚至在十一月六日那天晚上发病前几小时，他还高兴地向病友发表他对创作问题上的看法。但到了深夜十二点钟，护士听到靳以在床上打铃，跑过去看时，只见他脸色变白，双手按住胸口，说是气闷，要她叫医生来看急诊，医生赶到时，他只说了一声“难过，”就闭上了双眼，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开人间，他的夫人陶肃琼和他的孩子也都没有想到他会离开她们，和他交往有几十年的老友巴金和巴金夫人萧珊（陶肃琼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也都没有想到生龙活虎的才五十岁的靳以，会这样突然离开大家。
巴金夫妇听到噩耗，立时赶到医院，但是平时十分热情欢喜说话的靳以，早已一声不响地走了。他们后来又去靳以家中看望他的家属，巴金想起抗战前一年他怎样受萧珊的邀请，和李健吾一起去爱国女中和同学们讲话；后来萧珊又和陶肃琼到福州路四百三十六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部来，巴金把靳以介绍给她们认识。靳以后来和陶肃琼恋爱结婚。
现在，靳以走了。巴金来到了万国殡仪馆，他在院子里看到台阶下的那块黑色木牌，上面写着“章府”两个大字。院子里静悄悄，他才觉得他好像是在做梦。他想起一九五六年鲁迅遗体迁葬，他也曾与靳以一起扶着灵柩上车去虹口公园。而现在靳以也随着鲁迅先生去了，他与他的三十年友情也就那么匆匆地过去了。他似乎隐隐听见靳以的家属和靳以那个半瘫痪的女孩的
哭声。
靳以突然离开人间，这一现实与眼前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形势，显然很不相称。这使巴金忽然感到十分寂寞。靳以以他炽烈的感情，倾注在社会主义事业上。他和所有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对“大跃进”形势的歌颂上。但“大跃进”究竟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什么？靳以不惜舍命写出来的十五篇歌颂眼前现实的作品，究竟能在群众面前逗留得多久？看来谁也不会去想这样一些问题。然而，实际上，当时作家们的热情，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它随着“大跃进”夸饰现象的消逝而同归于尽了。
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靳以撤手西去的时候，人们已开始遍尝“大跃进”
带来的苦果。为了应付粮荒和日用品的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限制使用粮食和日用品的各种措施。从发粮票、油票开始，到发糖票、肉票、布票、鱼票、蛋票、香烟票、糕点票，以至于火柴票，反正要买什么，除了钞票，还要凭证，凭券，凭票，凭卡，而且数量有时还要随着货源多寡随时增加或减少。许多人家的主妇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吃饱，自已经常饿得眼睛发黑，身子摇晃。巴金家庭并不例外，萧珊为了保证巴金与两个孩子吃饱穿暖，自己在这个时期的体重显然下降。就连好朋友杨苡从南京写信来托她在上海买一件毛线衣，她也无法办到。因为在上海，这一年只给每户发过一张毛线票，而凭这张票也只能买一斤毛线，替两个孩子添冬衣还不够哩。
这时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也突然顾客盈门，有些政协委员在外面吃不到东西，只好到这里来讨个方便。但这使一些本来经常到那里就餐的反而裹足不前，因为他们上了年纪，无法与大家挤着抢菜要饭。翻译家罗稷南曾在家里苦笑着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文化俱乐部餐厅现在变成了打谷场，你去看看，人像夏天里的蝗虫在那边轰隆轰隆。我这个白发老人哪抢得过他们！”后来文化俱乐部餐厅采用了凭餐券进餐的办法，每月给每个委员十几张餐券，这样就比排队抢购好多了。巴金当然不会天天去文化俱乐部，但有了餐券，他有时也让萧珊伴着柯灵的夫人陈国容一起到餐厅买菜，各自带回家中受用。但更多的时候，是他自己带着萧珊和孩子去文化俱乐部吃饭，有时还有他的弟弟李济生参加，因为济生这时正下放农村劳动。在农村用力气的时间多，吃的却比城市更困难，所以这些下放干部一有机会回市区，许多人就千方百计找地方“加油”。巴金的胞弟也无法例外。
也就在这年的十月里，巴金的继母邓景蘧去世。她在四十五年前嫁给巴金父亲，在成都李公馆生活了还不到三年，巴金父亲就在一次流行性疫病中死了。她在丈夫在世时生了巴金的十二妹李瑞珏；在丈夫去世后一个月，又产下遗腹子李济生。邓景蘧与巴金的大哥共同支撑着老家，在旧社会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大哥死后，处境更为艰难，经济上多靠三哥尧林按月接济，巴金也时作支援。老人对李家第三代的抚养成长，付出过不少心血。当一九五
○年她和瑞珏随同济生自重庆来沪，巴金曾把他们安顿在淮海中路霞飞坊的房子里，五年以后又共同迁进武康路新居，在这里过了一段她一生中比较安定的生活。
继母去世时，恰巧巴金决心避掉一切活动在四川从事写作。行前他曾劝慰继母去医院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哪知在他走后一月，继母竟以肝癌不治去世。萧珊和济生联名打了电报向巴金报丧，劝阻他不必回沪，因为已有支援西北去宁夏定居的李采臣来沪奔丧，他们会把丧事办好。但想不到只在六年以后，安葬于万国公墓的继母墓地和早些年安眠于虹桥公墓的三哥尧林的
墓地，都在“文革”中被毁，这使巴金一家为此感到十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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