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过去了的“死城”
-
一九六○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代表到各地视察，巴金报名选择了赴西南的一条路线，因为云贵高原一带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留有他的足迹，他对它们比较熟悉，好像老朋友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经大会安排，决定让他到云南昆明，并去锡城个旧。
巴金到了昆明，禁不住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孤岛”上海写完长篇小说《秋》后，第一次来到昆明时的情景。当时当地的开明书店负责人卢芷芬，把他接待住在书店栈房里。那栈房本是个书库，地处一个人家的花园中心，四周都是花木，环境十分幽静，他在这里写完了《火》的第一部。在写作过程中，每遇空袭警报，卢芷芬夫妇总进屋子来喊他一起去找地方躲避。有时，他的未婚妻萧珊从西南联大来看他，碰到敌机空袭，也总和他一起跟随着卢家夫妇到城外去，经常躺在树下小河边斜坡上，看敌机在天空中盘旋；待警报解除，重又回到城里。有时看到敌人施虐后，街上房屋焚毁，同胞遇难，路面上血迹斑斑，死难者家属哀哀哭声不绝……
现在，战争年代早已过去了，昆明经过十年建设，马路拓宽，出现了不少高楼大厦，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着，莫说当年恐慌地四处躲警报的现象早已没有，就连巴金在一九四一年第二次到昆明住过的地方——钱局街金鸡巷被称作“先生坡”的那幢房子，也已经被拆除，改建成一排整齐的公房。虽然国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在饭馆和点心铺门口，和别的城市一样，出现着拥挤排队的现象，但从旧社会和历次运动中所延续下来的人们不安定心态，这时似乎已经消失，人们脸上都有愉快的微笑。
这次他来昆明，主要是去看离昆明有二百多公里之遥的个旧市。个旧是座锡城，以产锡著名。巴金在去个旧路上，途经石林，他在这个游览胜地，与三四个同行者在石山上走得满头大汗，也算作了一次畅游。幸而有个在昆明工作多年的四川同乡青年，一路上照料着他的生活，使他得以在当天晚上安宿在路南彝族自治县。这个青年很了解个旧情况，他对锡城热情的描述，引起了巴金对个旧的许多回想。
这个晚上，巴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他一边踱着，一边听着同乡青年的谈话，自己却想起一九三二年春天“一。二八”事变后，和刚从日本回国的朋友黄子方、伍禅一起住在上海法租界步高里时的情景。当时自己刚写完中篇小说《海的梦》，正在另写一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有一天，在住处与黄子方闲谈。黄子方是云南人，他告诉巴金，他本来准备到锡矿公司做事，到了那边，一看到当地矿工的生活，就再也没有兴趣在那边工作了。原来个旧的锡矿工人，都被叫作“砂丁”。他们有的是逃犯；有的是被骗卖身受愚的外乡农民；有的发觉被骗后想逃跑，便被武装警察锁上脚镣强迫劳动。他们大都穿着麻衣，拿着铲子爬进洞去，挖到锡块就放在自己背着的麻袋里，慢慢地爬出洞，把锡块从麻袋里倒出来。他们脸色发青，呼吸困难，倒在地上，像个死人。有人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苦，想在倒锡块时逃走，但只要一开步，武装警察就会立刻向他开枪。黄子方目睹那种惨状，就对介绍他去参观的同学说：“你们使的都是昧心钱，我不想要一个。”便离开了那里，再也不去了。
黄子方讲的话，留给巴金很深的印象。他至今还记得黄子方当时对他讲这些话时的情景，子方的两眼噙着晶莹的泪水，最后他又说：“要是我不离
开那边，那我可能会患精神病；或者被他们抓去，甚至枪毙。“
一九三二年五月，黄子方离沪时，巴金已把《春天里的秋天》写完，迁居环龙路（南昌路）花园别墅一号舅父家，恰逢新创刊的《申报月刊》向他约稿，他就想到黄子方向他讲过的“死城”个旧这个故事。当时巴金只到过煤矿，却没有去过锡矿，更没有机会亲临“死城”。但是黄子方讲的故事使他激动，他终于花时间，把《砂丁》这个中篇写了出来。当然，因为缺乏生活，他对这个中篇并不太满意，但在我国西南有那么一个“死城”，有一批人在那边以别人的生命，为自己谋取血腥钱；另一批人则在受欺骗，受苦难，受迫害，这个印象在巴金脑海里始终存在，没有消除。以致今天解放十年多了，他一听到人们谈起云南，就想到那可怕的“死城”个旧；即使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他也难以忘怀当年黄子方所描述的锡矿工人生活的印象。当年巴金写《砂丁》的时候，他根据这个印象，塑造了一对青年恋人的悲惨经历，主人公升义死在锡矿的一次事故里，他的情人银姐却还在一个公馆里照常帮工，天天祷告神明保佑她的升义哥早早发财回来。而在锡矿里，公司没有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又招来了新的砂丁。公司每年照常拿进许多万晶亮银元。老板们发了财，把钱存在大都市的银行里……日子平淡地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新的变化，一直继续到现在，而且要继续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
这“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眼前的年月：一九六○年春天？巴金这时深信不疑。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终于在一个早晨，坐着车子离开住过一个晚上的路南彝族自治县到个旧。一路上兴奋地想着就将看到的锡城新貌，虽然他也遗憾于他的那个老朋友黄子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个旧终于变了！首先让巴金看到的，是金湖宾馆门前美丽的景色：喷水池边的石栏杆上放着各种盆景，宾馆每一层玻璃窗上挂着浅红色窗帘。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幢幢蜂色和灰色的楼房，那是新建的工人宿舍。这使巴金想起自己小说里所描写的旧时代阴暗潮湿的炉房，和那两座光秃秃的老阴山和老阳山；而现在连这两座山边也绿树成荫了。巴金住进这家从乱坟堆中砌造起来的宾馆，从窗口望向市街，意识到个旧这一“死城”，现在真的新生了！
他在这里住了六天，有时也在门前院子里散步。但他把主要时间，安排在参观矿山工人的生活上。他到处去找寻自己当年所描写的遗迹，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只听说这里的工人在劳动时曾经从矿渣里挖出当年遗留下来的脚镣，有些脚镣是铁铸的，有些则用铁丝扭成，有些甚至还带着枯骨。据说过去进锡矿当砂丁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
现在巴金看到的则是满街振奋人心的标语，和反映工人生活的壁画。人们唱着歌去上班，也唱着歌走进宽大的坑道，或是来到露天矿场劳动。人们再也不用穿着麻衣，掮着麻袋，去爬洞口了；现在多的是昂头挺胸的青壮年工人，他们使用的是风镐、电钻、水枪和电铲车，再也不用双手一块一块地挖矿。连几年前到这里访问过的人，也觉得自己好像走错了地方，因为就是这几年，一个小小的炼锡厂，变成了一个有一百米高烟囱的大厂，锡水长流，由工人当家作主了。巴金也下了矿井，替他引路的是个检查安全的工人。他们来到离地面两百米的坑道里，看到几匹马正拖着运送矿砂的车辆，在沿着铁轨前进。据说这个矿山里有三百匹这样的马，现在依靠技术革新，不但人们减轻了过度的体力劳动，连马也沾了光，不再驮负笨重的矿砂，只要拖车
就行了！
巴金在这里也接触了一些先进工人，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了一些有关建国前共产党人在锡城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有个从北京回来叫李鑫的大学毕业生，他曾在昆明工业学校当过教师，后来被上级派到矿山工作。他为了把工作做好，在进矿前，先作了一些准备，第一是把身上的皮肤晒黑，第二是每天到河边用砂石擦足，使自己的脚板起了厚茧，这才换上破衣来到矿山当矿工，与工人打成一片，随时随地联系实际，启发工人分析现实，认识现实，提高大家的觉悟，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不久，他就被敌人发现，与几个同志一起被逮捕，被审问，被判决，终于走向刑场。即使这样，他们并没有屈服，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他们还一路上宣传着自己的革命理想……
巴金还在个旧市文化馆看了“矿工今昔展览会”，他在这里看到的工人宿舍，当时称“伙房”，实际是一种吊脚楼，矿工们从活动的梯子上爬进去后，门就被矿警锁上了，四周则是监视他们的碉堡。矿工睡在“伙房”的地铺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盖的是破席和烂稻草，他们在碉堡的枪枝监视下，像猫爪下的一群老鼠，缩成一团，动都不敢动。巴金想这些矿工过去的生活，原来比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写小说《砂丁》时所想象的还要可怕。
现在他看到的是个旧新一代的矿工，穿着新衣服，捧着决心书，准备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去当标兵；听到的是一些先进工人对他的谈话。他们向他申诉个旧工人过去生活的苦难，并介绍从小被骗到矿山戴过脚镣下洞的老“砂丁”和他认识，还在晚上陪同他去京剧院看《杨八姐游春》，在看到戏中皇帝出丑和杨八姐骂昏君时，巴金和这些工人一起欢笑。
在个旧逗留了六天以后，巴金曾经想把他在一九三二年所写的中篇小说《砂丁》进行改写，但是当时接连不断的“中心任务”干扰了他对自己的创作认真考虑。他还是被“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所困扰着，急于匆匆地反映眼前的“春天”。至于他所看到的春天里的个旧，究竟也只有短短的六天时间，他能写出两篇散文来表现它，应该说已经很不差了。至少他所描写的六十年代初的个旧，比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个旧，已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景象，这该是十分真实的。至于巴金在六十年代初所看到的锡城个旧，是不是全部，是不是还停留在表象上，那就要让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个旧人来回答当年“大跃进”时期，他们曾经用怎样的心态来接待过这个全国人民代表了。对巴金来说，他在一九六○年到个旧，还是和他在一九五九年到新安江工地一样，接触了一些现场，开拓了视野；但他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的思想和文章不能不受当时“跃进”迷雾的影响，当然，比一九五八年唱的“赞歌”，也许已经切实多了。
巴金这一年到云南视察，是在三月中，看来早已到了春天，但两年前对他的作品批判，留在他心头上的寒流，并未消除。就在他来昆明前的一个月，他还因一个朋友的遭遇而感到烦恼。这个朋友就是一直和他与萧珊有来往的杨苡。杨苡在南京大学教书，常与巴金和萧珊通信，也和靳以是好朋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靳以去世，杨苡按理是会亲自来上海向他遗体告别的，但她竟没有来，只拍个电报给萧珊，要她代送个花圈。原因是她的两篇儿童文学作品出了问题，受到了批判；人们还把批判会发言记录全部刊登在江苏省文联主办的刊物《雨花》月刊上。
一九六○年二月，杨苡悄悄地来到武康路巴金家中，她看到萧珊正在家中帮助巴金处复读者来信，还知道她在最近曾去建设工地和郊区农村人民公
社“下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使杨苡想起过去许多事情。那时萧珊还是上海爱国女中的学生，抗战一开始，她就抛弃舒适的生活，冒着敌人的炮火，走上前线去做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变成“孤岛”，她就来到内地在西南联大读书，还在晚上参加举着火把的抗日爱国游行。抗战后期，她和巴金组织了和睦的小家庭，变成了能够吃苦耐劳的主妇，一解放，她又学习俄文，力求上进，有了更多美丽的梦。她曾和杨苡随意谈笑中说她打算在前面的草坪上，竖起一个架子，装一个白色的长吊椅，一到春天，就可以和巴金坐在一起看书，然后摇呀，摇呀，说得大家全都笑得合不拢嘴。……现在，她正在看信，隔几天又要“下生活”去。看来她也有了变化。杨苡把有关自己最近被批判的事，告诉了萧珊，也告诉了巴金，并说有人甚至说她“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三个人坐在二楼卧室隔壁的大书房里，炉火虽然烧得很旺，但仍觉得非常寒冷。听了杨苡的叙说，萧珊忧郁地这样发问，却又好像在问自己：“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的呢？”她真不懂，杨苡也真无法回答她的发问。这时，巴金却悄悄地告诉杨苡，说：“靳以临死前，在医院里也听说你受到了批判，他很不放心，曾叮嘱我，要我帮助你……”
虽然杨苡得到巴金、萧珊的安慰和勉励，增强了生活的勇气；但说实在，巴金自己的心也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不久前，还有人在一家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用着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腔调，说《寒夜》中“人物的革命活动都没有和当时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有所结合和联系”，在今天如果不对此“加以批判地分析”，那就“对读者有极大的危害”。至于《寒夜》中，究竟有哪个革命人物，有哪些“革命活动”？那个批评家并没有指出，这就不仅使这部小说的作者巴金心中无数，难以回答；就是所有读者，怕也对这个批评家提出的问题，感到离奇。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