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在杭州和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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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旧回来后第二个月，巴金到北京去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在这次会上，决定了同年五月要召开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指定要巴金在会上有一次发言。巴金回到上海，当晚就坐在武康路家中二楼书房写字台前，准备拿起笔写发言稿，但不知为什么，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这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正根据上级指示，配合政治，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在文艺上“挖祖坟”，开始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展开批判。巴金没有想到上海的这个会，后来竟然开了四十九天，在群众中得出了个“托尔斯泰没得用”的结论，把西欧文学也彻底否定了。幸而这场讨论，巴金得到孔罗荪的照顾，以巴金“不搞理论”和“社会活动多”为理由，不曾叫巴金参加。巴金就以准备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发言稿为名到杭州去了。浙江省文联主席方令孺是他的朋友，十年前巴金曾与她一起去山东老解放区访问过，去年他与萧珊到新安江采访，也曾路过杭州，承方令孺像对待亲人一样的接待。这次他们再去杭州，虽说是去准备发言稿，但也是为了去看看方大姐，她待人热情，和她相聚，使人感到愉快。哪知两人到了杭州，她却到北京看病去了。浙江省的同志安排他们住在西湖旁边的招待所。这里环境幽静，干扰很少，确是写文章的好地方，但是那个发言稿还是写不出。几次写了几个字，又不得不把它撕掉，实在说，在这样的时刻写这样的发言真是太困难了，他为此心里感到烦躁。
有一次，他独个儿来到湖滨散步。虽说日子已经五月间，这里还是柳丝飘拂的一片翠堤，他望着静静的湖面，什么都不想。偶然记起那要写的发言稿，思想却又被一九五六年三月自己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发言内容所掩盖。说真的，一九五六年那次发言，他是掏着心说出来的啊：
“……我被人称为作家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肩头挑上了沉重的担子，我的责任感也加重了……要做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同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是创作的泉源……作家要是没有一肚皮的话想告诉人，他怎么能写作？作家要是没有自己想说的话，他为什么要写作？……我们可以造一万把式样完全相同的椅子，或者照一个美观的图样做一百只景泰蓝花瓶，我们却不可以写一篇内容和己发表作品相同的小说……因为创作里必须有自己的东西……”
巴金记得当时在他的发言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而且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与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吴敬梓写不了《红楼梦》，曹雪芹也不会想到写《儒林外史》。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人是好朋友，但是李白写不出杜甫那样的诗……即使是具有同样正确世界观的作家也会有各人不同的工作方法，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面，也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我说创作是集体事业，还因为作品必须在读者中间起作用，在群众中间产生好的和坏的影响。即使一个作家花去五年十年的劳动写成一本坏书，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发表他的作品，让它在群众中间产生坏的影响。他应当考
虑怎样再花若干时间重写他的作品……“
巴金记得当时他的那次发言，在最后还这样郑重地提出过要求：“让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充分的时间，至少也得拿起笔写完若干字的时间，而且还得有执笔以前的酝酿、思索的时间……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所以必须有作品。但是作家写作品也需要时间，这不是零零碎碎的几小时或几天，这应当是一段较长的时间……写作也需要强度的、忘我的劳动……草率决不是成功的方法，我们单革看一页托尔斯泰的手稿就知道创作需要什么样的劳动了。要繁荣创作，要提高创作的质量，就得让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作家的学习和改造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们也得跟作家的创作活动结合起来，才可以产生效果。”
那次发言，到现在整整四年过去了！当时只在《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一些，以后就开始反右运动、反右倾和大跃进运动，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这个发言，连他自己差不多都把它忘掉了！而当时他所提出的问题，眼前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变本加厉。虽然被称作“作家”的人越来越多，而作品却越写越滥，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更加严重。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就要召开了，又要叫自己发言，能讲些什么呢？说实在，他自己的思想也非常混乱，竟不知一九五六年三月那次会上讲的究竟对不对。想起这几年的被人批判，和批判别人，这笔糊涂帐，连自己回过头去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啊！
他在湖滨走了两三个小时，隔夭又到西山公园的竹亭里坐了一个上午，望着自己熟悉的西湖景色，禁不住愣住。这样来来回回，挨了好些日子，又换了三个招待所，终于在花港那个住处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发言稿，题目是《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按着当时流行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说法，讲了许多豪言壮语，把形势夸张了一番以后，提出要求作家迅速把大批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反映到作品里来。同时，他又借这个时机，再一次承认了自己需要思想改造，并劝说大家都要重视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以指导创作。
这个发言稿拿到大会去宣读时，已经是在七月下旬了，因为那次大会因筹备时间来不及，延迟到七月二十二日才开幕。事情的戏剧性还在于，虽然在会上从陆定一的祝辞、郭沫若的开幕辞到周场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和茅盾作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报告，以及巴金的发言《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都强调了要作家们赶上大跃进时代，迅速反映大跃进中的大量新人新事；而就在开会前的一个月，巴金在上海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本来可以大量登载反映时代的作品；却由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来通知，因“大跃进”经济失调，加上“自然灾害”，物资缺乏，纸张紧张，不得不停刊。巴金想到靳以发起创办的刊物，却让他来收拾掉，心中十分难过，但也无可奈何。他转而一想，把刊物停办，腾出一些时间来自己多写些作品也好。这样一到秋天，他就可以下决心在上海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去故乡成都，专心从事写作，以求完成自己在上海作协会上所订的“创作跃进规划”了。
果然，这一年八月，他在北京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闭幕式，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后，就在第二个月开始恢复从事小说创作。自从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写过一篇题目叫《活命草》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他有整整四个年头零四个月不曾写小说了。反右以后的这几年，他一直在战战兢兢、忙忙碌碌地应付政治运动和各种日常事务，不是开会，就是出访，即有写作，也多是散文随笔，而且大部分是为了去完成眼前的任务，有一些还是为了应
付国际和国内斗争的需要。说实在，有些问题也不容他细细思考，斟字酌句，大都匆促上马，旨在表态，写成后也不想再看。有时把这些文章编到他自己署名的文学作品集子里去，他还不很愿意，因为把它们算作文学作品，是很勉强的，所以有的甚至干脆扔掉。写小说，他一般总是作为他创作生涯里的重点工程看待。自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拿起笔来写《灭亡》之后，几十年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中止过小说创作。现在他下决心，定下心来，写它几篇。
从北京回到上海，虽炎暑气温尚未降低，但他在离京前曾偕同萧珊带着小林和小棠，与沙汀一起去北戴河住了几天，随身也带回一篇写朝鲜战场的小说草稿，这是他住在北戴河招待所时，晚上乘着凉快写的，题目叫做《副指导员》。回到上海，他又把它修改了一下，终于顶住上海的暑气，将它定稿。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在他的亲哥哥英勇牺牲后，怎样坚守战斗岗位，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在战火中抢救一个朝鲜老大娘出险，并由此激励了另一个年轻的战士。
写好了这篇小说，他决定出发到成都去。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接到过沙汀和吴先忧从成都来信，要他到那边作客。实际上，巴金自己在四年前的一个冬天，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到四川视察后回到上海时，就对一个记者表示过，打算在以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工作，“如果上海不允许我有较多的写作时间，那我就决心回成都去。”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又把他困住了这么多年。现在故乡有那么多熟人在等待着他，又有几个好朋友在热情邀请他，特别是成都市长李宗林，已经为他安排好一切，等他回去。他就决定再回一次成都。但是当时因为要准备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发言稿，而且那时又刚从云南回来，得把准备写的个旧纪行那篇文章先写出来交卷，同时还要主持一个欢迎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大会，这样就耽搁下来。现在他写信给沙汀，决定在九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动身去四川，但上海的统战部长周而复临时却又把他留了下来，要他参加一个有关统战工作的座谈会。这样，他在十月初，才又回到阔别了四年多的故乡成都。
李宗林见到巴金，非常高兴，他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四年前曾陪同巴金在成都进行过访问，还陪巴金一起去正通顺街看他的旧居，拍了不少照片。巴金是多么关心着故乡的建设，怀念着故乡的朋友和亲人！这次李宗林把他安排住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他知道巴金这次来成都与上次不同，必须
有个清静的环境，让他专心从事创作。
巴金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在那里度过了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到二月中旬才返回上海过春节。他在那座幽静的小楼上，接着《副指导员》以后，又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为他的不朽之作——长篇小说《寒夜》作了精心的修改。这一年他五十七岁，已年近花甲，但他几乎仍保持着中青年时那样旺盛的创作精力。
从朝鲜战场回来将近十年，巴金还不曾忘记他在战场上与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们二起生活的日子。虽然当初他也写过很多篇作品，也有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这类曾被多次收入各种选本之作，但其他都写得比较仓促，艺术上不够完美；这次写的几篇小说，却比较动人。不论描写一个身负重伤还抓了个敌人回“家”的志愿军战士，
还是记述一个与志愿军战士共患难同生死的长征干部，或者刻画一个“只手生擒六十三个敌人”的志愿军英雄，巴金都显示了自己在战场上与志愿军战士亲如兄弟般的感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魅力。
有一位在志愿军某团阵地当过通讯员的战士，当年曾陪同巴金在前线采访过，据他说，那时巴金脸色红润，宽阔的前额下有一双智慧明亮的大眼睛。他身着草绿色的军装，脚穿一双发给志愿军团级以上干部的红牛皮马靴。巴金曾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过祖国学生的参军、淮河的疏浚、宝成铁路的通车，也谈到志愿军归国代表在上海做报告时广大听众在大雨滂沱中巍然不动一直坚持的动人场面。当同志们向他介绍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时，巴金总是一边深思，一边摘下那顶被涔涔汗水浸透了的军帽，把它放在桌上，又从军装口袋里取出一个本子，快速地记录着。有时战士们晚上越过封锁线护送巴金回驻地，巴金还沿途向大家询问部队的一些情况，谈得高兴时，巴金还曾向战士背诵过西蒙诺夫的诗歌《等着我吧》和《战斗后的夜晚》。他一边背，一边微笑着点头。有一个夜晚，这个通讯员战士曾把巴金送到临津江边某团团部指挥所，在巴金住的一间草屋里，窗户、门子都用绿色的雨布密封起来，虽然天已经很晚，巴金还让团长和政委围着一支烛灯，向他介绍了一个连队坚守佛冈山七天七夜，毙敌五千名的事迹。巴金边听边记录，还询问了战士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细节和战时心理状态。当同志们离开巴金的住处后，巴金仍在暗淡的灯光下整理记录稿，陪同他的通讯员战士在里屋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只见巴金还坐在桌边不断写着……
虽然在朝鲜战场的七个月访问，早已成了过去的事情；但当时接触到的各种印象，巴金到一九六○年冬天和一九六一年春天，并没有淡忘。相反，现在有了这一段不受烦琐事务的干扰，集中精力的时间，他的写作比前一时期顺利多了。这几个短篇在艺术上都是比较完整的。至于那部十六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则是以一个新来的连队年轻通讯员杨林，和他的两个伙伴为主体，写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杨林出生在四川农村，自幼丧父，由寡孀的母亲把他养大；因为贫困，没有很好进过学校。入伍后，他由一个不识几个字的文盲，变成能学了写快板诗和决心书的战士，后来牺牲在一次激烈的战斗里。故事的中心，是写这个战士的成长。他性格纯朴，思想积极，勤于学习，又热情劳动。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特别是受同志们的献身精神所感染，逐渐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作品中有不少地方写到他从别人嘴里听到的英雄故事，特别是从指导员身边听到这个指导员当通讯员时，他怎样受教育，有许多生动的描述。这本小说在一九六一年写成后，没有出版。直到三十年后，当出版社准备把它编进《巴金全集》里去的时候，巴金还在小说的前面写了那么一句话：“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原来，巴金两次到朝鲜战场，在志愿军部队生活了一年多，交了不少朋友，单是和他们的谈话记录以及积累的英雄故事，就有十多册。他确实从内心爱像杨林这样纯朴的战士，但他觉得仍没有把他们写好。当时《三同志》脱稿后，他曾交给萧珊看，萧珊也同意把这部小说锁在箱子里，不拿出去给人看。她只说了一句“小说要有点情节”的话。巴金了解所谓缺少情节，主要是由于自己还不够深人生活，探索到人物心灵的活动。到了九十年代，巴金在给《巴金全集）编者王仰晨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时，他说：“其实写自己不熟习的生活，写自己不熟习的事情，对作家来说，是自讨苦吃，除非深人生活，把不熟习的变成熟习，作家就难写出一个活人，更
不要想写出什么成功的作品了。“
但是一九六一年的成都，巴金在完成《三同志》写作的同时，还是感到好久以来不曾有过的心境舒畅。原来他正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他正在校改长篇《寒夜》，他觉得改得很痛快，很符合自己的心愿。他喜欢《寒夜》，虽然不久前还有人在批判它，说什么“没有写出党的力量”，但他现在有了信心，纵然他过去自己也说过这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但现在他经过思考，深知它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更不是一本绝望的书，相反，它是一本希望的书。因为他写的这本
书，在控诉旧社会，旧制度；目的在驱除黑暗，迎接光明！他写《寒夜》，比写朝鲜战场小说顺利得多，因为《寒夜》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是按着他长期经历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所过的生活提炼成的；并不是临时“下生活”听人家说说写成的，更不是从别人闲聊中偶然听到一两句话演化而成的。
他在成都生活安定，工作顺利。但是当他走出自己所住的小楼，却发觉成都经过“大跃进”，也跟其他地方一样，“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物资缺乏。他看到街上有的地方挂着“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有的地方则写着“供应凉粉”的字样，从那边过来的人，端着碗在埋怨“就这样一点点”。而当巴金去姑母家，却发现他少年时代十分亲近的“香表哥”濮季云，正从灌县都江堰退职回来，他身体不好，人很瘦，国家经济困难，年龄还不满六十，人家就把他打发回老家来。巴金见他意志消沉。打不起精神的这副模样，想起年轻时表哥在李家谈得晚了，就留下来与三哥尧林和自己睡在同一个床上。三个人躺在一起太挤，大家便横着身子睏觉。这个表哥与三哥同一个班级，在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是巴金学英语的启蒙老师，有时还告诉过他不少科学常识，巴金对他印象很深。这次巴金约他一同到中山公园喝茶，这也是青年时代一起来玩过的地方，而现在人事全非，更增加了香表哥无限伤感。
过了一些时候，巴金又去姑母家，却见表哥已躺在病床上，无法起来迎接他。巴金见他的床边桌上放着满满一杯药汁，还不曾喝，就端起杯让他喝了。表哥喉咙比过去更嘶哑了，他说自己是“肝火旺”，医生讲过“不要紧”。但巴金后来听自己的侄儿李致说，他在医院恰逢濮季云在那边看病，看来他患的病，有点像肺结核，曾劝他住院治疗，但他不愿意，因为在国家经济困难期间，病人更倒霉，住院不见得有好的护理，也不见得有好的饮食。他终于搬住到城外他儿子住的宿舍里去了。巴金请他的侄女李国莹去看他，回来说他的神色越来越不好，营养不良，要吃挂面也买不到。巴金连忙设法替他弄了一些挂面，叫侄女骑自行车送去；几天以后，消息传来，他去世了，没有追悼会，没有丧仪，一死就把他的遗体火化了。巴金知道后，觉得出乎意料，同时也感到十分难过。他对香表哥，像对自己的哥哥一样，有多少话要对他说！但是太意外了，就这么快，离开了这个世上！他这个时期正在修改《寒夜》，而他的香表哥，竟也像小说中的汪文宣一样，咽了一口气，就把这个世界扔下了！巴金的姑妈也为儿子死得凄凉而十分悲愤。老人家过了没多少日子，也去世了！巴金觉得对这一家人像欠了一笔债似的，感到不安。
巴金觉得知识分子长期受苦的悲剧应该很快终止，他把校改过的《寒夜》校样，从成都直接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第二天就乘火车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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