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愉快的东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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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本来还想再住一个时期，争取把早已装在心里的另外两个题材也写成小说，但没有想到北京来了个通知，要他作好思想准备，在三月中旬去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而且内定他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
这样，巴金只好在春节前赶回上海。一九六一年的上海春节，虽然仍按一九五九年以来的办法，凭票证供应年货，显示出物资短缺现象还未消除；但人们已经听到消息，说上面己在批评“大跃进”刮的“共产风”，指出“人祸”为害不小，必须赶快解决；这样，大家心头的疙瘩逐渐解开，特别是在文艺界，思想又开始活跃。
巴金没有想到自己离沪四个月，形势已有好转，心情比较舒畅，他很快准备了一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稿，抒发了自己对世界的期望，说我们亚非人民最美好的理想，就是“从世界上消除一切压迫、剥削、罪恶、灾难，使整个世界充满自由、和平、友爱、幸福”；他要求“世界上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家携起手来，共同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诗篇。”
这次一同出访的作家代表，大都是他所熟悉的老朋友，如冰心、沙汀、刘白羽、林林和叶君健。但当时我国与日本还不曾建立外交关系，在日本访问，到处遇到阻力，犹如在荆棘中行路，需要十分的小心谨慎。幸而日本作家中有不少进步友好人士，乐于和新中国作家们推心置腹交朋友。他们主动向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伸出援助的手，因此在日本一个月，巴金仍走了不少地方，也结识了不少日本作家，汲取了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友情。
巴金他们作为新中国的作家代表到了日本，首先得到的是广大爱国华侨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中国作家，从住宿、饮食到交通，都给予方便；甚至还暗中保护他们，唯恐他们受到伤害。代表团一到东京羽田机场，巴金就看到无数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热烈地欢迎他们。一个在东京侨居多年的年轻华侨小韩，为巴金当了将近一个月的义务翻译，他还替巴金的访问活动沿路摄影，等于为中日作家的友谊发展，作了很好的生动记录。小韩和巴金白天在一起，为他作翻译，为他摄影；一到晚上又要和其他华侨朋友一起给大家安排第二天的行程，经常弄到深夜一二点钟才能睡眠。和巴金一样，冰心也有个为她专作口译的华侨青年小缪。她与冰心感情融洽，几天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久别重逢的母女那样亲热。巴金从心里感谢这些华侨对代表团的关怀，但是他们说：“只要祖国有人来，哪怕我们再忙，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巴金发现“祖国”两个字在这里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他自己也一样，一登上飞机，机身离开大陆，自己就有离开母亲的感觉，越是离开得远，离开得久，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他完全能理解这些年轻华侨嘴里吐出来“祖国”两字的分量。
得到这些华侨朋友无私的热情帮助，巴金在日本的访问是非常顺利，也非常愉快的。他结识的日本朋友，都是非常友好的，不少人还是比巴金年长的日本文坛前辈。他们大都在国内享有盛誉，有很成功的专著，并在民主斗争中有光荣的经历。其中有一位青野季吉先生，他七十多岁，是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也是日本文艺评论家，一九五六年曾和另一个日本作家字野浩二先生一同来过中国访问，巴金和他认识，这次又见面了，不但在亚非作家会
议的欢迎晚会上，而且还到他环境幽静的家里作过访问。巴金发觉青野先生比五年前瘦多了，也衰老了一些，据说他患了胃癌。在欢迎晚会上见面以后，第二天开大会时巴金就听说他昨晚回家路上昏厥，所以上午没有来出席大会。下午，青野季吉先生却出人意料地拄着手杖出现在朋友们中间，而且坐到中国作家代表团座位上来和巴金叙旧，他告诉巴金他在日本侵华期间曾来过上海，那时上海很复杂，各方面人士都有，他一到上海，日本便衣侦探便一路追踪着他，当时他还很年轻，比较机警，终于把他们摆脱掉。但是，一个月后，他从上海乘轮船返回日本，登上岸就给日本侦探逮捕了。他称颂中国得到解放，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受到朋友们的友好相待，很希望有机会能再到中国看看，因为他对中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他的话很使巴金感动，觉得他确是日本文艺界的一个坚强战士，但他又为青野的健康担心，今后是不是再能在上海接待他，心中实在无数。
大会闭幕后，巴金与沙汀在日中友协的一个日本友人陪同下，曾去访问了青野季吉。他们坐在主人的客厅里，度过了一个友好亲切的黄昏。客厅虽然不大，但亮光充足，室内到处都是书，不但书架上下满是书，而且摊在地上的也不少。他们坐在书的围城里谈着话。青野友好的微笑，使他脸上的皱纹也叫人感到亲切；他讲的话不太流畅，声音也显得苍老，但他的真诚、坦率，使巴金和沙汀都十分感动。他通过自己的经历，讲了不少自己和别人的事，然后下结论说：“知识分子离开人民是找不到出路的，要不，就只有毁灭自己。”
这个对自己的理想十分忠诚的日本进步作家，他大概想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总想把自己心里的话，在与客人会面的很短的一个小时内，全部讲出来，但看来他的精力不足，显得非常吃力。在巴金和沙汀向他告别的时候，他还是把客人一起送到门外，并在他们的汽车边频频摇手。在离开东京那天，许多日本作家朋友都来送行，巴金认为青野季吉身体不好，估计他不会来机场，早一天就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名义写了封信去慰问他，向他致意，哪知第二天在机场，见他仍拄着拐杖，喘着气赶来送行。他带着忧郁的脸色来到机场休息室，坐在巴金身边，表示惜别，并不时向进来的熟人打招呼，还开玩笑对大家说：“我要跟着中国代表团到中国去。”巴金握着他的手，劝他早些回家，并不安地说：“你不该来送行，你的身体不好。”青野先生却说：“不，我应该来，我不来送行，那怎么可以？我还要去中国呢！”谁知不到三个月，这个友好的日本作家就闭上了眼睛，永远也不会到我们国家来了！
在东京附近的逗子，巴金和沙汀还去访问过日本的另一个年长的作家藤森成吉先生。那是个瘦小的老人，巴金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读过他的剧作。当时巴金寄住在日本横滨一个信仰佛教的日本朋友家里，后来他回到了东京，还常坐电车来逗子到叶山去看一个中国留学生，但当时巴金并不知道写剧本的藤森也住在附近，要不，他很有可能去拜访他，因为当时他对那个剧本有较深的印象。这次，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来这里，能看到藤森成吉，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藤森在几年前也访问过中国，与巴金见过面，现在他在写一本有关几个日本画家的书，这些画家虽然不很知名，却有生动的事迹，写出来足以引人深思。
藤森先生的书房比青野先生的客厅还小，但同样，他的书很多，书房放不了，连弯弯曲曲的走廊也都是书，而且不少书还摊在地上，作为资料等待
着藤森去查对。显然主人不仅是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个勤奋读书的知识分子。巴金还听说他在青年时代经常与体力劳动者打成一片，即使成名后也还经常深入工农群众生活，有时还当工人。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中国画也非常爱好，到了北京总爱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有一次还因在那边逗留太久而误了点，没有赶得上飞机，他就趁此机会，去西安领略中国故都风光。这个知识广博的老人，他比巴金大十二岁。那天他与巴金、沙汀聊天，一边吃点心，一边谈话，竟谈了三个钟头，主客双方一点倦意都没有，直等到窗外毛毛雨停歇，才相互道别。
与个子瘦小、须发花白的藤森成吉先生的形象相反，石川达三先生是个身材高大、体健力强的日本作家。他在早年曾流着眼泪写过一本深入人心的小说《活着的兵》。在这本小说中，他凭自己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勇敢地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和侵略野心。书里的几个细节和场景，多年来一直留在巴金的印象中。这次巴金在亚非作家会议的闭幕式上，听到石川先生所致的闭幕词，情切意真，义正辞严，禁不住与大家一起向他热烈鼓掌。有一次，巴金和刘白羽到石川家中访问，听他谈起他当年写《活着的兵》时，他用低沉的声调说，当时他明知这本小说会替自己招来麻烦，但他为了维护正义，出于作家良心，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的见闻完全真实，他不能在现实面前闭起眼睛瞎写。果然，他后来由此遭到迫害，受到监禁，但是他不后悔，他认为他应该对读者负责。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日本，除了参加会议以外，就是四出访问日本友人，但也有不少日本作家来中国作家住处访谈，比如一直热情为中日人民友谊奔走的三岛一先生和他的夫人，为自己的理想坚持斗争的广津和郎先生，以及“松川事件”被告中的杉浦三郎先生，他们都曾到巴金住处来过，进行了热情的访问。巴金从这些作家口中，知道了与会各国作家来往中的许多事情，从中汲取了作家之间的友谊。那一天，巴金和几个中国作家到了镰仓，住在旅馆里，恰巧碰到下雨，还不曾打算出门，日本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已赶来看大家。大家就在和光旅馆的小客厅里接待她。
有吉佐和子有着鹅蛋形的笑脸，巴金曾在东京多次看到过她，但她到中国作家住处专程访问，这还是第一次。她和日本许多年轻人一样，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她到过美国，但美国有些人的种族偏见，使她终于放弃在那边“留学”的机会；她现在正在学中文，她想找个时机到中国去看看。她告诉巴金东京一家报纸正准备连载她的一部长篇小说；同时她还打算着手写另一个长篇，以描写广岛原子弹战争受害者为题材。当她听说在场的中国作家冰心也去过广岛时，她说：“原子弹投在广岛上已经十五年了，但是在去年还是有一百多个广岛居民死于原子病。现在，美国人在那边设立了原子病研究所，只是为了研究原子病的破坏能力，了解原子病人的痛苦有多深。”
巴金知道有吉佐和子过去写过一个短篇，那个短篇写一个人到广岛去探亲，到了那边，却看到主人正在发疯似地命令自己的孩子喝酒饮茶，因为他听说酒和茶能治疗原子病，但结果什么都没有用，都逃不掉悲惨的命运。的确，有吉佐和子非常熟悉广岛，她说她在广岛认识过一个年轻的姑娘，今年二十三岁，她在七岁时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影响，至今还不能正常走路，走几步就跌倒在地；这样她就只好整天躺在床上。对她最大的危害，还不是走路，而是她不能用脑，只要稍稍思考一下问题，她就会昏厥过去。
这样悲惨的故事，在有吉佐和子的心里装得很多。这位日本青年女作家
的来访，给巴金的印象很深。他从她那美丽的脸上，看到她内心的痛苦。应该说，这种痛苦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今后决不允许再有这样的灾难在人间发生了！巴金很想有机会也去看看广岛，可惜，因时间来不及，没有得到安排。他想今后总有机会去的。
这次赴日访问，巴金所结识的日本作家中，使他难忘的还有一位是中岛健藏先生。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举办的告别酒会上，日本文学界著名评论家中岛先生有一段极其动人、充满对中国人民友好感情的讲话，他讲完后从台上走下来，两眼噙着泪水，巴金禁不住当场上去和他握手，感谢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接着，他自己也掉泪了。在这一个月的访问中，中岛健藏总是在胸前挂了两架照相机，不断地找寻机会，抓镜头为大家拍照。他为人正直，诚恳，心地善良，爱自己的国家，也爱我们的新中国，他为中日人民友谊的发展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喜欢喝酒，酒量不小，虽然巴金向他劝酒，但又怕他喝得过多，影响健康，因而有时又劝他有所节制。中岛健藏工作并不顺利，还经常受人歧视，书店不出他的著作，文章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有时还要接到恐吓信。他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卖掉汽车，以所得垫补家用。他为正义斗争，这样的生活已有了一段很长时期。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在新加坡当随军记者，看到过日本军国主义随意逮捕、枪杀华侨。有些死者的母亲还拿着儿子的照片，要中岛健藏帮助她追查儿子的生死存亡。他为此感到苦恼，积储了对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他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选择了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要为这个目标奋斗到底。巴金很敬重他的为人，把他当作长兄；并把中岛以发展中日友谊作为他一生中最后的工作，称为“天鹅之歌”。在一九六一年这次访问中，他们两人曾在箱根温泉旅馆小涌园的小客厅里，对坐谈心，各抒己见。以后他们的友谊又得到了发展，相互间多次的来往，相知更深，直到中岛在一九七九年去世。
跟中岛健藏先生一样，井上靖先生也是巴金在一九六一年于东京结识，而后来逐渐发展为好友的日本作家。他是名著《天平之甍》的作者。巴金曾在这一年三月，在井上靖家中那个美丽的积雪庭院，度过一个气候寒冷而友情温暖的夜晚。他们坐在楼上的书室里，谈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井上靖广泛地介绍了日本中世纪以来的文化发展的情况，和近、现代作家的主要著作内容，最后还送给巴金几册他自己的著作。
巴金的赴日访问，汲取了洋溢在中日两国作家心灵中的友谊，同时也游览了很有诗情画意的美丽的富士山。巴金在自己少年时代就听过他的两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叔叔讲起过富士山，说日本人很爱这座山，并把它称作“圣山”。这次，他在《知识分子的肖像》的作者龟井胜一郎先生的陪同下，坐了“观光车”，又乘了游艇，绕着富士山走了一圈。他们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导游员的导引下，有时透过茂林看戴着雪帽的山峰；有时又在湖上抬头看山顶；有时又低下头看水面上的富士山倒影。虽然很累，却从各种角度，看到了富士山的形象。给巴金留下更深印象的，则是龟井先生热情的友好的笑脸。他陪同中国友人绕着壮丽的富士山访问了好几个城市，几天中为大家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在离开金泽的前夜，他为照顾中国客人，左手被汽车门碰伤，还来不及包扎，就和大家一起参加作家座谈。等到会议结束，他才去医院治伤，回来后，他又在自己的房间里，若无其事地接待中国作家对自己的慰问，像亲人一样和大家欢叙。
龟井先生对内滩渔民的斗争，十分支持。他曾陪同中国作家到那边进行
过访问。巴金站在海边，看到灰色的海面很不平静，海水急急地拍打着海滩，他觉得海好像要向他发出控诉；龟井胜一郎在旁边指着远处迷雾中一处残破的小楼和一些土堆，对他说：“这小楼就是观测所的楼房，而那堆土，则是弹药库的残余。”原来这里就是日本人民当年反对美军建立军事基地的地方，附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零星的带刺的铁丝，是当初美军架起来的长达四千米的铁丝网，用以拦阻日本人民群众的冲击。由于日本人民坚决反对把内滩砂丘地用作美国兵的打靶场，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终于胜利，现在连兵营的大门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寂寞与凄凉。
当年“反对基地实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出岛权次，和副委员长滨田长松，陪着中国作家来到内滩渔村，村子里的居民带着微笑欢迎大家。这里有老人，也有中青年；有渔民，也有工人；有已经有了孙子穿着和服的老太太，也有在铁路上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就是这些人，他们赤手空拳，为保卫内滩斗争了三年，终于取得了胜利。
巴金和大家一起，在阳光下几乎走遍了整个村子。他充满了信心，认为只要赢得人民，和平总会战胜战争。
在金泽市，他们还曾在龟井先生的陪同下，到兼六公园的樱花树下散过步。巴金把满园的樱花看作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樱花十分美丽，开时一大片，几天风雨就落英满园，所以人们很欣赏它的“瞬间美”；也有人为此发出叹息，把它比喻为人生的短暂。但是巴金认为樱花看来好像每年只开几天，但在他的印象中，樱花是永久的美。他说他在一九三五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到过东京上野公园，那时樱花璀璨，曾给他留下第一印象，虽然当时他被日本刑事警察署无理拘捕放出来不久，心情不好，但樱花美的印象却永远留在心里，把它当作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因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几十年过去，他还是没有忘去它的美。一九五五年，他的家在上海迁居，院子里为此新种下两株樱花，年年开花，美还在心中。尽管开了又落了，但美的印象不变。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日本朋友听，日本朋友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以后一定要在樱花时节去巴金家中访问。
在日本访问了整整一个月，巴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同志们，每个人心中满载中日人民友谊，终于来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回国了。来送行的除了年轻的华侨朋友，更多的是新结识的日本作家，虽然临别时大家免不了掉泪，但是大家相信心连着心，美好的日子在未来，重逢的日子在不久之后。中岛健藏先生仍然赶来为客人们临别时的情景拍照；平时讲话不多的历史学家三岛一先生则指挥着大家唱《东京——北京》，他为客人们忙碌了几天，现在还当这支歌颂友情的歌曲的合唱指挥，巴金问他：“累吗？”他说：“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越来越多，累也是高兴啊！“龟井胜一郎也来了，堀田善卫先生也来了，藏原惟人先生也来了，甚至青野先生也抱病赶到，木下顺二先生还陪着客人从福田家旅馆坐车到机场，但这些主人都留在机场休息室，站在平台上不停地向中国朋友招手；只有石川达三先生和白石凡先生拿到通行证，陪着中国客人走到飞机的扶梯口，和大家握手告别。
“再见吧，朋友！”站在平台上的不断挥手，站在扶梯口的也不断地挥手，大家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心与心都相通着。
巴金坐到机舱内，和旁边的老友沙汀相视而笑，两人禁不住畅谈起这一个月愉快的旅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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