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友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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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回到上海，已经是五月初。萧珊见到巴金，觉得他这次出访，与往常不同，出乎意外地反而胖了一些，知道他在日本生活过得比较愉快，心里也很高兴。巴金却发现萧珊瘦了不少，想必她工作太忙，国家还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品都需凭票购买，家务上要操心的杂事特别多，把她累坏了。巴金听萧珊说，杭州的方令孺托人带过口信来问，今年是否仍去杭州？去年她去北京求医，没来得及接待他，今年她可专程等着他们去。巴金访日回来要写的东西很多，如果在上海住下来，那就会被杂务绊住，会议通知也就会蜂拥而至，那自己心里要写的文章也都无法写了！这样，巴金就征得萧珊同意，决定两人应方令孺之邀去杭州写作。好在这时他们的女儿小林已经进市二女中读初中，儿子小棠也在小学里，离暑假还有一段时间。两个月后暑假到来，萧珊答应孩子们那时陪同他们另上黄山去。
巴金到了杭州，仍住在花港招待所。这时西湖的桃花虽已谢了，天气也渐渐热起来，但堤上杨柳青青，一片新绿，似乎春色尚在，使人顿然忘俗。方令孺在这里已当了两年浙江省文联主席，见到他们，仍像孩子似的和他们攀谈，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嘻嘻哈哈，讲得非常坦率，使巴金、萧珊都觉得她十分可亲。她还陪同他们去了灵隐，同时也邀请他们到灵隐附近白乐桥她那个幽静的屋子里作客，啄饮着龙井新茶，谈起一些往事，也相互询问了沪杭两地一些熟人的情况。巴金这时才发觉方大姐似乎在这个时候，流露出她一点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巴金这次在杭州住了不到一个月，却也写了两篇记述不久前东京之行的散文，又抓紧时间写了描写朝鲜战场的短篇小说《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小说还不曾写完，便接到通知，说龟井胜一郎要在月底来上海。巴金想起龟井先生在东京曾热情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代表游富士山，还和他一起在金泽市兼六公园看樱花，他的恳切友好的笑容，一直留在巴金的心里。现在知道他要来上海，巴金很高兴，就决定回上海去。这时又由上海转来沙汀一封信，问他从日本回来后的情况怎样，巴金写信告诉他，说自己已在杭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天下午就要回上海了。自从与他分别以后，起初因眼睛发炎，休息了几天，到了杭州后，写的第一篇访日散文《我们永远站在一起》已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报纸版面篇幅有限，给删了几句，恰好把提到与沙汀一起在飞机上“畅谈一月来访日见闻”的话删掉了。巴金在信中还将日本作家访华团就要来沪，自己准备赶回上海的消息告诉沙汀，说自己正在继续写访日散文，同时也看到在报上发表的冰心的文章《日本归来》和叶圣陶的《樱花精神》，希望沙汀也写篇访日散文，表示欢迎龟井等日本作家访华。巴金还在信中说：“我初来杭州，天气还不错。这两天忽然大热，前天和昨天真热得可怕。今天稍好些。你们最好在春秋佳日来玩玩。的确有值得留恋之处。”
在“热得可怕”的两天，方令孺因年龄比巴金大，已不大能经常从家里出来陪同巴金游览了，但巴金在晚饭后还是照常出来散步，有时还和他同住在花港招待所的另一个作家一起，走到京剧艺人盖叫天自己预置的墓地，才折回住处。那时天色已晚，行人很少，却有月光如水，透过树丛，照得沿路都是柳姿、竹影，常使巴金记起年轻时代与丽尼、陆蠡等带着于粮在这里有说有笑，甚至计划分译屠格涅夫几部长篇小说的情景。现在这些友人，有的
已经去世，有的也已远离上海，想起来不免感到寂寞。当然，晚上散步，有时也有巧遇，就在那个白天比较炎热的傍晚，夕阳西下，气候稍稍转凉，巴金和往常一样，散步到墓地，登上台阶，却见老人盖叫天正坐在墓前的石凳上，望着他自己设计的红字墓碑，看坡前的景色。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谅天十字坡”，虽在黄昏，仍的然可见。巴金看过盖叫天的戏，对他的武松戏也有较深的印象，在北京和上海也曾几次在会上相见，这次意外奇遇，更使两人感到高兴。大家谈戏，也谈景；谈上海，也谈杭州；谈过去旧事，也谈眼前现状；但更多的是谈京剧发展前途，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信心。谁知这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以后他们虽偶然在会上见到，但都来不及招呼，五年就过去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巴金到西湖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却已听到盖叫天在靠边受批斗的消息，巴金这时也胆战心惊，自顾不暇，对盖叫天的事不但不敢问，也不敢闻，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
一九六一年六月下旬，巴金一回到上海，就被几个大小会议困住。先是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改选，他的老友金仲华被选为主席，他和周谷城被选为副主席。然后是接待以江口涣为团长的日本作家访华团，从欢迎到欢送，他都参加了；到七月中旬，以龟井胜一郎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才到上海。巴金在上海龙华机扬迎接他，当他一下飞机，巴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向他问好，这时巴金的脑子立刻出现了富士山雪白的峰顶，好像他与龟井先生的旅行还不曾结束，要继续这友谊的旅行。当天晚上，巴金又和上海一些作家设宴招待了由龟井先生带队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还和他们在上海大世界杂技场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夜，巴金为看到客人们的笑容而感到高兴。
第二天，巴金又在自己家里接待了龟井胜一郎和井上靖。当时巴金还不曾到过龟井先生的家（第二年他再访日本时，才有机会看到了龟井幽静古雅的客厅了），却曾在井上靖先生美丽的积雪庭院逗留过几个小时；现在他们两人的回访，无疑给双方本来就存在的良好友谊，增添了美丽的色彩。巴金不但请他们在自己的客厅中喝茶吃点心，自由谈笑，共叙离情；还让他们到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虽然樱花开花季节已经过去，但篱边的两株樱花树有满树美丽的绿叶，象征着中日人民的友谊常青。客人在巴金家中畅叙两小时后离去，那一支在东京听到过的《东京——北京》歌曲，却似乎在巴金耳边重又响了起来。
在巴金到机场把日本朋友送别后不久，巴金就经杭州来到黄山，住在半山腰的紫云楼里，把上月在杭州开始写的小说写完，并将它们与去年冬天在成都写的《军长的心》、《李大海》、《再见》等几个短篇一起编成一个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内容都是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关的。巴金在把它们编成集子时，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虽然写的是别人和别人的事情，可是他觉得他自己也在小说里生活。因而他在这本集子《后记》中说自己“好像回到九年前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见到了许多勇敢而热情的友人。”又说：“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
这次巴金来黄山时，和他结伴同行的，有他的好友金仲华，与上海的另外两个作家。其中一个是杜宣。大家都住在紫云楼上，各人都有一些写作任务，但金仲华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去了。虽然时间是盛夏，但到山上还是要穿
棉大衣，在紫云楼则比较凉快，穿夹衣就可以了。巴金的夫人萧珊则在巴金来到前一个星期，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黄山，因为早在五月间她就答应孩子们来这里住一个短时期。现在暑期到了，正是孩子们扩大视野过一个愉快假期的时候。对孩子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来黄山，特别是男孩子小棠，爬山看日出，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何等的诱惑！巴金让他们在山上住了三天，看云雾怎样在山腰绕缭，松树怎样张开臂膀在迎接游人！巴金为此在给他的故乡老友沙汀写信时说：“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登山，小棠很感兴趣。黄山的确不错，我们在这里也过得好，可惜你们一家没有来；不然我们可以重温北戴河的旧梦了。”从黄山回来，已经是秋天了。在这一年秋冬季节，巴金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迎送一些国际友人等事情之外，他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写作上。他先把在杭州和成都就开始动笔写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写完，接着，他就写《谈自己的创作》。这组文章原为回答读者来信而写的，这些读者也包括海内外一些巴金作品的研究者，因为他们经常提些问题要求巴金答复。文章共有十篇，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开始写了，最早完成的是谈《家》的一篇，原为英译本《家》写的《后记》，后来进行了改写。其后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写了《谈》、《谈》、《谈》、《谈我的短篇小说》与《谈我的散文》。这次他写的是《谈》、《谈》、《谈》和《谈和其他》四篇。他从十月下旬开始执笔，到第二个月下旬就完成了，四篇文章计五万多字，不过花了一个月时间，是写得很快的，也很顺利的；同时又因为一九六一年不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刚经过反右，许多事情都要担心人家上纲上线；现在心里的话可以坦率地说出来了。细心的读者读了巴金谈《第四病室》、《憩园》、《寒夜》和《新生》的文章，是能够发觉这四篇文章比巴金一九五八年写的几篇相当拘谨地谈自己创作的文章，要痛快得多了。
当然，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比一九六一年更加使人心境舒畅，虽然那时国家经济困难还不曾完全过去，但“眼前物资供应紧张，在精神世界里就让大家宽松一些吧”这样的传说，本身就使人们从心底感到高兴。一九六二年一开始，中央就有个“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这几年的主要缺点错误，认为除了经验不足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毛泽东还作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朱德在小组会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上下通气，我很满意。”邓小平也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强调要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过来。周恩来则分析了经济形势，布置了一九六二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各项工作。陈云也认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而他以为“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低估了。”
这样祥和的政治气氛不能不影响知识界。巴金在这前后，首先听到的消息是他的几个老友萧乾、黄裳等在“反右”后头上戴的帽子摘掉了；其次是接待外宾，似乎清规戒律少了一些，他与日本友人交往，再也不用过去接待法国作家萨特时那样提心吊胆，唯恐讲错话了。不久前，他在家请继龟井胜一郎而来上海的日本作家三岛一先生吃了晚饭，还送了他一个从成都带回来的竹器笔筒，以表示心意；使这个在东京时曾经热情指挥中日作家合唱《东
京——北京》这首歌曲的历史学者，在临行时激动得几乎哭了起来。巴金自己也从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国际友人对新中国前景的期望和向往。
从这个时期开始，巴金似乎已逐渐消除了五十年代中后期几次运动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国内外友人对他的真诚友谊，似乎又使他对自己祖国的理想，以及他自己在创作事业上的追求，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同时，他的善良和真诚，又不断驱使他对朋友和同志们，给与热情的期望与帮助，这也就使他日日夜夜忙于写作，又忙于生活，也忙于与友人交谊。一九六二年初，他已把《谈自己的创作》书稿继描写朝鲜战场的短篇小说集《李大海》之后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现在正是他结束前一阶段的创作题材，开步走向另一个创作进程的时候。乘着这个间歇时间，他与方令孺结伴去了海南岛。他们乘的是一部旅游车，从椰树成林的海口市出发，到过美丽的侨乡文昌，也到过著名的咖啡生产地兴隆，更游览了我国最南方的三亚市，在那边“鹿回头”的神话增添了作家们对椰林和大海的联想。他们还在“天涯海角”，看到了祖国边疆的南端。后来他们还还到过苏东坡被贬之地儋县，以及海瑞的墓地。当时巴金当然不会预想到这个明代大臣海瑞，几年之后他的故事在我们新中国竟然会被利用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是巴金对历代许多人夸大“青天”的作用，确是一直存在着疑虑，他想：如果我们自己不争气，凡事都靠一二个“青天”老爷，这真能解决问题吗？
至于宋代朝廷对苏东坡的贬谪，让苏东坡在此“垦地结荒”，远离自己的故乡和工作过的地方，这样的生活情景，巴金是能够想象的。因为他的不少朋友都经历了这种遭遇。这次来广州，巴金碰到了久别的老友陈洪有。这个一直献身教育工作的教师，他在一九三三年当广东省新会县西乡村师范教师的时候，曾陪同巴金去过闽南泉州，后来又陪他去过广东作一个月的旅行，曾使巴金对当时的南方社会增深认识，开拓了眼界。抗战期间，陈洪有还陪同巴金和萧珊从广州到武汉，去会见了当时在武汉主持文协工作的老舍、王鲁彦等作家。现在陈洪有仍在学校里工作，他在巴金从海南岛回广州后，特地来到宾馆看巴金。当时巴金正把刚从上海带着孩子来广州过春节的萧珊接到宾馆，看见老友陈洪有，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刚谈上几句话，洪有却给巴金带来了一个不幸消息：巴金在广东的另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友叶非英死了，而且死在下放劳动的场所。早在一九三○年秋天，巴金就与叶非英认识了。解放后，大家都忙于工作，巴金只知道叶非英、陈洪有仍在当教师，还参加了民主党派，却不料这次消息传来，叶非英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帽子，下放劳动。在国家经济困难期间，这个一生不曾建立过家庭的数学教师，就在劳教场中，大家以猪食充饥的年头，发病吐泻，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离开了人世。
巴金听到洪有谈的这个消息，想起叶非英早年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巴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也许自己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对他有过影响，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却害怕会累及自己。眼前虽是一片阳光，到处听到“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话，但为求平安，觉得还是不写算了。
萧珊是应一个朋友之约，带着两个孩子来广州过春节，眼前春节已到，方令孺约大家去看了花市。广州羊城的花市确实美丽又热闹，任何人都不免为之沉醉。方令孺当然比叶非英幸运得多，但作为知识分子，她的经历也十
分坎坷，巴金还是这几天才了解到的。那天她与巴金他们五六个人在海口市招待所等待回广州湛江的飞机，等了两天，还不曾有飞机来，大家闲得发慌，就用聊天来打发时间，在谈笑中问起方大姐为什么只是一个人。大姐这就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在年轻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厌弃富家少奶奶醉生梦死的生活，冲出封建旧礼教的樊笼，追求自由的斗争。她在离开了家以后，就努力学习知识，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环境，新世界，她有女儿，却不住在一起，她一直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不依赖任何人，人家以为她孤独、清高，实际上她非常热爱生活，热爱人民。与她在一起，久了就会觉得她是个正直诚实的人。她一点也不孤独，在大学教书时，许多大学生都与她接近；到了浙江，大概她刚到不久，人家不太理解她，所以有时她感到寂寞。她与萧珊非常亲近，什么话都讲，相互之间毫无阻隔，节前还和巴金全家一起共同愉快地生活住了两天。巴金的两个孩子，也都欢喜她。这一年农历除夕，在广州宾馆，巴金全家与方令孺一同到冰心房间欢聚，冰心看见他们，像看见一批亲人，大家谈得非常融洽。同在这一时刻谈心的，还有准备与冰心一起出国到开罗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叶君健与杜宣。这次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是茅盾、夏衍，他们几天后就要来广州，与大家一起出发，届时巴金将为他们送行。这夜他们谈话谈到午夜十二点钟，才各自回房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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