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节心声、掌声和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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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萧珊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家中，在大门口刚按了一下电铃，就听见那只日本种小狗在里边闻声欢跳。接着，巴金的两个妹妹就出来开门，她们见巴金、萧珊和孩子们都面色红腴，脸露笑容，知道他们在南方过得很好，也就十分高兴。毛色黄白相间的小狗在大家脚边摇头摆尾，跳来跳去，欢天喜地，九姑李琼如就告诉巴金，说小狗在他们出门期间，每天早晨跑到楼上，等候在他们紧闭的房门外，巴望着他们能起身开门出来。现在发现一个月在外旅行的主人们回来，小狗那股高兴劲真是难以形容。它先是摇着尾巴嗅大家的脚，然后迈开大步，在院子里急急地绕着圈子奔跑。这使原来就生气蓬勃的巴金家庭，这时更加热闹，大家还来不及安顿好行李，就连声唤呼：“包弟，包弟！”特别是小棠，禁不住把它叫到身边，搂在怀里。
那只小狗，本是住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里的一个瑞典人豢养的。它的名字叫“斯包弟”。后来瑞典人回国，就把它让给住进那幢房子里去的作家唐弢.唐弢三年前调北京工作，他想到巴金家有院子，有草坪，比上方花园的条件更好，就在临行前几天，征得巴金、萧珊同意，将“斯包弟”赠给巴金。巴金一家都很欢喜这只小狗，为了叫唤它时更顺口，他们把它改称“包弟”。萧珊与小棠对它更有兴趣，也十分关心它的生活。但它来的不是时候，正碰到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人尚且“有啥吃啥”，狗的饲料也就更难尽如人意了，幸而当时巴金能每月凭十几张票证带着萧珊进政协文化俱乐部进餐，萧珊也就有机会在餐桌上随便收拾一些残余带回家去喂包弟，或者干脆向服务员打个招呼，讨几根肉骨头带回去让包弟啃。包弟也真能讨新的主人欢喜，它每晚在院子里主动值班，凡篱笆外面有点脚步声，它就叫了起来，路人一过，它就停歇，从不无故惊扰屋里当家的。白天在客人面前，它常把旧主人教会它的那套直立作揖的本领露出来，博取满堂哄笑。有时日本朋友来，就更为主人添话题，因为包弟原是日本种，日本客人看到它，特别感到亲热，有些隔了一二年没见面的日本朋友，重见巴金时，还会问起：“你家的小狗怎样了？”巴金总是说：“很好，它还是这么可爱。”
在上海住了还不过一个月，到这一年三月底，巴金又到北京开会，这次主要是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对巴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强调了“要进一步发扬民主”，并明确地指出的几句话：“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错误的。”隔了二十天，即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到了四月底，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宣部的《文艺八条》，交由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下发各地文艺单位，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在这些日子里，巴金在北京还听了周扬等人传达周恩来与陈毅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里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观点，对待知识分子：一、要信任他们；二、要帮助他们；三、要改善关系；四、要解决问题；五、一定要承认我们过去有错误，应对
过去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向同志们道歉；六、承认错误，还要改。陈毅则在会上说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对他们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对你们行‘脱帽礼’。”
巴金在北京与作家中的许多老朋友如茅盾、周扬、夏衍、老舍、曹禺、沙汀、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邵荃麟等都有较多时间的会晤，更到过叶圣陶、冰心及沈从文三个老友家中欢聚。这是他历次赴京叙旧最畅的一次。特别是在沈从文家里，他看到沈从文已完全恢复过去那种对事对人乐观、豁达、宽厚的神情，巴金更为高兴。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似乎兴趣越来越高，他对历代瓷品、民间工艺和古代服饰的发展过程都有研究。他在向巴金叙述时，讲得头头是道，使巴金反而感到自己乏善可陈，心里有点空虚。巴金想，从文是这样踏实能干，而自己虽下决心要深人生活，却始终深不下去。现在浮在上面，经常参加各种活动，结果总是抓不到切实的东西。现在，领导上又安排从文参加政协，也让他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文了，看来飘浮在他头上的乌云似乎已经散去了，阳光也已照到这个忠厚的老友身上，巴金得到安慰。
巴金乘着心头这股东风，从北京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在积极准备召开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还要孔罗苏动员巴金在上海的第二次文代大会发言。后来石西民还带了他的夫人到武康路巴金家里访问了巴金，鼓励他畅所欲言。这时巴金真感到四周一片阳光，心境十分舒畅。
就在这一年五月八日上午，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友谊电影院开幕了，这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经过多次折腾，又终于恢复五十年代初期那种充满着祥和气氛的聚会。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上海文学》，已开始积极贯彻双百方针，组织、刊登些题材、风格多样化的作品。各报副刊也开始改版，重新振作精神，想在贯彻“双百”方针中，扩大组稿范围，让更多作家、艺术家来写稿。在会场上，人们面露笑容，相互寒暄，有不少人在反胡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曾遭受过拂逆，现在又回到队伍里面来，老友重逢，不免悲喜交加，当然主要还是“喜”字领头。在这个时刻，最明显的，则是在一些女演员身上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在她们的头发上出现了蝴蝶结，穿花衬衫的人多起来了，而流行在这个季节里的淡黄色薄绒线衫，穿在她们身上，更叫人看出向农村下放大批干部让他们以穿破衣为荣的“跃进”时期已经过去。
巴金主持了这个大会，在开幕式上，宣读了经过作协党组看过并送市委宣传部审阅了的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虽然，从这个开幕词所运用的形容词，诸如“极其辉煌”“无比丰富”等字眼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痛快地把这几年来说“大话”的习惯丢掉，但是从总的精神来看，大会要求文艺界写出和演出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态度是恳切的。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工作报告，则是叶以群、孔罗苏在北京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后，根据这个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精神写成的。他们事先曾经与中宣部负责人周扬交谈，听取中央领导对上海文学界的期望。
引起会场上轰动的，是第二天大会上的发言。虽然这些发言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但是看了他们的名字，谁都会想到那是各人代表了一个方面，即文学界的巴金，美术界的丰子恺，戏剧界的黄佐临，电影界的瞿白音。
人们都知道巴金平时除了主持大会宣读预先拟好了的开幕词，或在国际性会议上宣读讲稿之外，一般在大会上发言是很少的。就大家记忆，好像他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上海刚解放时，在逸园饭店举行的一次欢送全国文代会代表北上大会上，曾跟着冯雪峰、陈望道、熊佛西等人急匆匆地站起来结结巴巴他讲了几句话。此外，就只有反胡风、反右运动中的被迫表态和一九六○年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那次奉命发言《文学要跑在时代前头》了。这次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自心声的正式公开发言。他的发言，一开头就声明，那是他个人心里的话，他说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因此，他有时也为此着急，坐立不安。但有时却又因为“留下的东西不多，反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他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又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然后，他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作为作家，应该有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巴金在大会上，袒露了自己的缺点，说自己“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他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巴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在三年前，姚文元他们在北京几个刊物上对巴金作品进行攻击时，巴金接到过上海一个大学生给他的一封信，说他犯了错误，是因为他读了巴金的一本书，所以这个读者除了自己检讨，还要巴金也一起检讨。对这样的无理要求，巴金并没有理会，因为巴金认为让一本小说来负责一个读者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在会上说：“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说这样的话，巴金也有事实根据。他记得就在最近《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朋友欧阳山一篇以一个百货店女售货员为题材的小说，因为写法上与当前流行的写法有些不同，没有重复别人常说的话，编辑部就接到批评信。
因此，巴金说，现在许多人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都不敢稍露锋芒，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
在大会发言中，巴金还提到他有个外国朋友，这个外国朋友曾在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访问，他后来对人说起他在每一个城市都受到热
情接待，“但是他奇怪的是在不同的宴会上，他从不同的主人口里听到的差不多相同的谈话。”因而巴金说：“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红花似海、百鸟朝凤？为什么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还有障碍，障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的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的怕挨整的顾虑，是最大的障碍。”
接着，巴金很坦率地说，虽然他知道今天我们国家需要的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但当浮夸风盛行的时候，许多人也明知是非，却不敢出来讲话，包括他自己，因为怕乱棍打在自己身上。“我自己就应当接受批评，因为我也写文章替‘浮夸’宣传。”所以，巴金认为，今后作家一定要有勇气，“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他的发言，还向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提了个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作家的朋友，而不是作家的上级。
巴金讲这些话的时候，会场上有不少坐在前面的人向后面找一个熟面孔；坐在后面的人，又抬起头朝前边去找那个熟面孔。人人都知道那个熟面孔：圆圆的脸，瞪着的大眼睛，和一张方而阔的大嘴，那不是别人，就是张春桥的得宠者：姚文元。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记得，不久前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孔罗苏，还曾向石西民汇报，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也说姚文元文章简单粗暴，强词夺理，叫人看了生气。而这时姚文元正坐在中间，瞪着双眼，嘟起嘴，皱着眉头，不知在想着什么。
在巴金把他的发言最后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出现的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讲完后，全场响起上海历次文艺界大会上所少有的响亮的掌声。许多人都说巴金这次话讲得好，讲到我们许多人心里。巴金自己也觉得有一种很少有过的舒畅感觉通过全身透发出来。他禁不住为自己说出了心里话而感到喜悦。
下午发言的是丰子恺、黄佐临和瞿白音。子恺比巴金年长六岁，当时已六十五岁，但他鹤发童颜，富有幽默感。他与巴金是君子之交，很早就相互知道，互相尊重，但并没有很多交往。巴金在一九二八年从法国回来后，与索非住在一起，就经常听索非谈起丰子恺，因为丰是钱君甸的老师，而君甸则是《灭亡》封面的设计人。索非在开明书店工作，他对子恺十分了解，巴金喜欢子恺漫画，也喜欢他写的字，和他写的散文随笔。一九三○年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封面就是丰子恺题写的字。抗战时期，巴金在重庆开明书店见到子恺，后来还到沙坪坝子恺新居去看他。解放后，相互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但一般总在会议上，特别是在政协的学习会上。在这种场合上，子恺发言不多，和巴金有点相似。今天的文代大会上，出乎意料地，这个银须飘拂的老人，在话筒面前，讲话时间虽不太长，但滔滔如流，讲得又干脆，又富有幽默感。看来他在事先也有领导人向他作过思想动员，鼓励他“畅所欲言”。他讲得有条有理，显然有些准备。他表示非常拥护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的想法，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他以为要百花园繁花如锦，必须按照每种花树的特征和个性，顺着自然规律让它们发展，不能把各种花树与冬青同等看待，把它们剪得一样齐。但是现在有人却像拿着一把大剪刀，把文学艺术搞得千篇一律。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
和巴金、丰子恺一样，瞿白音、黄佐临也从心里说出了类似的话，他们都热切期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树木繁茂，花朵盛开。黄佐临恳求
人们“不要对作家、艺术家随便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挖根子，甩袖子”，要相信作家、艺术家的真诚，他们是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瞿白音甚至掏出心来，说“希望毛主席发一块免斗牌，让大家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同意巴金的发言，要鼓励作家、艺术家有勇气，也有责任心，那是会使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盛开，而不会使它们枯萎的。这四位具有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学艺术界代表，他们恳切的发言，不仅使会场上一千多个作家、艺术家欢欣鼓舞，认为他们的发言确实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意；而且也使坐在台上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由衷感动，他站起来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赞同，特别是巴金同志的发言，我听了后，连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现在代表党，感谢大家。希望大会发扬民主，开得好，让所有作家艺术家都畅所欲言！”一阵春风，把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民主的大门打开，第二天的文学、电影、戏剧、戏曲、美术、音乐、舞蹈各小组讨论，广泛地展开起来了。大家各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和极“左”的思想作风对文学艺术工作的影响，作了诉述，人们所举的事例大都是真实的，提出的意见也是恳切的，看来大会的收获也是很大的。
但是会议刚刚结束，环绕在上海文学艺术界上空的气氛又突然转变，犹如晴空中响起一阵闷雷。首先是闭幕后当天下午的全体摄影，一千多代表等着市委领导人柯庆施、石西民、张春桥来参加，这是上午说好了的，但后来都不来了，只剩下一个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和大家坐在一起合影。
隔了一些日子，传说美联社播发了巴金等人在上海文代大会上的发言内容，香港报纸有文章说丰子恺不但在文代会上发言反对文艺百花“一刀齐”，而且他的漫画也“画外有意”。
又传说，市委内部开会非常紧张，隐隐约约听说陈其五犯错误了！
接着是《上海文学》所刊登的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丰子恺的《阿咪》等许多文章，都成了有问题的作品。
当时有人说，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巴金、丰子恺等人的发言，无异给海外的人们提供了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但后来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正是在大陆的张春桥之流的“左”派，把海外的言论作为“凭据”用来否定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肯定，重弹一九五八年旧调，导致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进一步无辜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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