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再访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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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所出现的文艺界活跃气氛，虽然是当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七千人大会”精神贯彻的结果，也是这年三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的很自然反响；但是在上海，仍有一部分人不免为之震惊。人们知道，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召开时，张春桥曾亲临过一次会场，但他只在主席台上坐了片刻，不久即悻悻然离去。
当然，张春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并不等于他不想了解每个代表的发言内容。恰恰相反，据“文革”中材料透露，当时每个晚上，他都查看白天的会议记录。他不但读了巴金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而且知道全国文联代表阳翰笙讲了哪些话，来配合石西民的报告，肯定上海文艺界的成绩。他更了解：瞿白音在会上曾这样说：“听了巴金同志的发言，我非常激动，这是一个几十年来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解放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辛勤从事创作劳动的老作家的心声。近年来，真话是极可贵的。有个著名的导演，他是党员，有一次酒后讲了句话，说他很想见毛主席，请求老人家发一块免斗牌，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许多人想说真话，而又害怕说了真话挨斗。”
张春桥也同样知道：黄佐临在这次会上曾说剧作家写不出剧本，主要原因是心存十怕：怕犯错误，怕出题作文，怕写人民内部矛盾，怕歪曲正面人物形象，怕集体创作，怕领导意见不一致而又不置可否，怕群众七嘴八舌，怕讲究技巧被人指为搞资产阶级玩意儿，怕长年累月辛勤劳动的成果被一旦否决，怕写了剧本被人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挖根子……张春桥也知道：丰子恺在大会上发言，要求能让百花自己生长，自然开放，不要把它们用绳子捆缚起来。他说矫揉造作，是很难看的。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树剪得一刀齐，冬青树如果能说话，也会提抗议的。
张春桥不仅了解大会发言内容，还知道小组会上每个代表在说些什么。
他知道：华东师大教授钱谷融很不满意有些批评家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他也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过，眼前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上，专门整人。但你几次抓辫子，大家就学乖了，头发剪短，甚至剃光头，什么都不讲，你根本就抓不着什么了。老作家魏金枝说：“有些领导人没有什么话也要讲几句，讲了又不负责，政策一变，他也变，你按着他的指示写稿发稿，也还是免不了挨他的批评。”翻译家罗稷南说：“不合理的事情一定不会长久，歪风就会过去，今天可以相信。作家协会开了四十九天批判十九世纪文学的会，动员大家对资产阶级文化决裂，当时我就不同意这样说法，因为一切文化只有两个根源，一是本国本民族的，一是世界上已达到的成就。人不可能无祖无宗，文化历史也不可能割断。决裂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这些随着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而引起来的上海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发言，在当时曾使友谊大厦各个会议室里春风满座。但是这个场面却使张春桥内心十分不快。这个乘着一九五七年后期左旋风高升而闻名京沪的政治野心家，自从在《解放》杂志上提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而受到最高领导赏识后，现在他已不仅能把持上海文艺界的实权，而且已能把自己对上海情况的看法通天，从而左右全国视听；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可以与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唱对台戏，因为他比他们更懂得怎样迎合
最高领导的口味。
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热闹场面，在张春桥向不久前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柯庆施汇报了情况后，就草草终场了。文艺界总的印象是开了会，等于没有开。细心的人甚至还能发现，文艺界反而没有开会前那样思想活跃了，人们逐渐地听到一些传闻，说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代表们的呼吁，成了外国新闻记者抢新闻的材料，巴金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被美联社转发，丰子恺的发言在香港报纸上被人引用，并联系他的漫画加以阐发，这就给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带来好机会，他们在党内会议上把这些都当作批评上海文代会的好材料。
巴金并不了解内情的全部，但他对外国通讯社转发他的发言，感到不安。恰好这一年七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赴日出席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临行前住在北京饭店，有一次，他有事外出，晚上回来，有人告诉他同住在这里的柯庆施来过电话，要找他谈话。他去了后，发现柯庆施不在房间里。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却在，他对巴金说：“柯老找你不为什么，只是在新华社‘大参考’里看到美联社转播了你在上海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想了解一下这个发言怎么会传播出去的。”巴金正想答话，陈丕显接着又说：“这件事现在已了解了，我们打了电话去上海市委宣传部询问，陈其五告诉我们，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本来你不想发，陈其五说是他动员你发表的。我看这也不要紧，有什么问题我们负责。”正是由于这一件事，张春桥和他的爪牙们，在“文革”中还批判陈丕显包庇了巴金。
巴金对张春桥这些人是有戒心的，他怕得罪了他们，日子就不好过，一九五八年前后他所遭遇的困难，至今并不曾忘记。但是张春桥这些人为了整他，还要乘机打击别人，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巴金作为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香港赴东京参加八月一日举行的世界大会预备会议。在会上，他指出核战争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他愿代表中国人民，向站在反对使用核武器、阻止核战争最前线的日本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这次世界大会的正式会议开了三天，目的在于团结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弹氢弹、阻止核战争的发生。巴金来日本参加这次大会，在内心里还想有机会能到广岛看一下，因为广岛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受灾区。现在这里的人民生活怎样？他们对战争灾害有哪些切肤之痛？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但是出乎意料，会议只安排了部分代表去参观，极大部分代表，特别是他作为代表团团长，仍只好留在东京参加会议。而参加这次大会，竟也有一些使他意想不到的惊人场面，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发生在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台东体育场开的那次闭幕大会上。一万多群众参加了这个大会，巴金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到会场时，会场已经十分热闹，有人正在唱歌，也有人在讲台上下发传单，也有少数人在台口狂嚷，群众则在台下大声叫喊：“暴力团滚出去！”原来有人想破坏大会，反对通过《东京宣言》和《建议书》。一群挺着胸膛相互挽着胳膊的日本青年，站在中国代表团面前，保卫着他们。这时大会的总主席和执行主席正在后台被人拉住，强要他们修改宣言内容，而总主席和执行主席都不同意，僵局竟继续了五个半钟头，于是那些打手便在合前吵闹，还威胁外国代表退出会场，这使本来并不完全一致的几十个外国代表，倒反而团结起来了。这也就更鼓
舞了极大多数的日本代表的斗争意志。在五个半钟头里，尽管会场内高温达三十摄氏度，但来自各地区的日本代表，歌声此起彼落，一阵又一阵。这些歌声，有的表达了坚强的斗争意志；有的要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呼吁和平；也有唱的是具有抒情味的民歌和民谣。他们唱了几个小时，感动得各国代表也纷纷上台唱歌。他们站在麦克风面前，用歌声表示了对日本人民的感谢。后来某些不善于唱歌的外国代表，也被群众一个个地喊着自己国家的名字，而笑容满面地登台唱歌。这样，原来吵吵闹闹的杂乱场面，气氛一时变得十分祥和，非常团结。这时，巴金禁不住眼泪盈眶，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应声而起，一齐走上台来，抱着对大会胜利的信心，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那是在解放前的旧中国，一支经常在群众斗争的场合被人们所引唱的歌。巴金虽从未上合唱过歌，这次也终于破例，充满着激情把歌词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这时美国代表团团长柯尔比老太太也情不自禁，她来到后台，流着眼泪对那些少数称霸的人说：“你们瞧，对这样好的群众，你们还不让他们开会，你们太不对了！你们不让人在大会宣读《东京宣言》，我来宣读！”年迈的澳大利亚代表莫洛先生也进来说：“你们不让念文件，我不怕，我来念。”那些原想阻拦念文件的人，这时也只好哑口无言，和大家走到前台来。大会终于又开始了。
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巴金所认识的热情的中岛健藏先生，他过去曾挨日本反动分子的打，但他不怕，他知道这些打手，此刻正在台下等待着台上某些人的示意，他们会冲上台来施虐。不料文件还不曾宣读，台下却已等不及台上某些人示意，竟在别人读外国元首的贺电时，就纷纷跳了起来准备动武。巴金看见台上某些人正做着手势，劝打手们不要急，暂停行动，这样空气也就缓和下来了。当台上工作人员把外国元首的贺电读完，由大会总主席安井郁先生宣读大会文件时，台上坐着的一个人立刻把手上的折扇打开，向台下悄悄地挥舞了一下，台下那些“暴力团”的人便迅即行动起来，他们一边叫嚷，一边就冲上台，占领了讲坛，还推翻了桌子，弄坏了话筒，夺取了主席团的座位，并把安井郁和中岛健藏包围起来，准备把捏在他们手里的文件抢走。这时原来进场时曾保卫过中国代表团的那些年轻朋友，就又来到巴金和他的伙伴们旁边，不让这些企图用武力来破坏民主秩序的人，对中国代表有所侵犯。而曾经在去年到过巴金家中访问的电波新闻社记者藤井先生，这时却一点也不慌乱地在继续从事他的电影录像工作，把那些动手捣乱会场的场面都一一摄入镜头，甚至动手打人的实况也一点不漏地拍了下来。最后，做保卫工作的菊地升出来向他们进行干涉，并把这些打手赶下台去，虽然他自己也被踢伤。这时会场群众都高声喊了起来：“滚出去，暴徒们！”那些不讲理的捣乱分子，就一个个地咕哝着退出会场。
巴金和群众一起拍起手来。大家庆贺斗争胜利，同时又发出欢呼，并重又昌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接着主席台上响起一阵用鎯头钉木板修理桌椅的声音，被损坏的讲台和座位很快修好了。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闭幕大会在群众欢笑声中，终于又恢复举行。《东京宣言》和《关于国际共有行动的建议书》两个文件在宣读后，得到会场一万多人的欢迎。中国代表团里的每个人，都和场内所有群众一样，拼命鼓掌，巴金的掌心发红发热，但仍觉得还没有把自己兴奋的心情表达出来。他觉得五个半钟头的等待，并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觉得能看到现场这样激动人心，各国人民这样团结一致，心向和平的场景，太值得了！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但是人们还不感到疲劳，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施加璋，她来到麦克风前，向人们宣读了中国七个人民团体写给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慰问信，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核战争的态度，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我们同情那些在核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既反对当年人侵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同时，我们对站在反对核战争前线的日本人民表示深深的敬意。日本代表对中国七个人民团体的主张，表示赞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深为理解。后来，施如璋大姐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他们一阵掌声，在她宣读到慰问信最后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时，全场掌声雷动。连台上那个原来曾支持暴力分子的人，现在也拍起手来。接着是全场《东京——北京》的万人大合唱，这支歌巴金十分熟悉，他曾在上次到日本访问时，在几次会上唱过，也曾在日本友人欢送中国代表团回国的机场上唱过，现在又听到了，而且参加歌唱的人数比上次更多，歌声也更响，他唱着，虽然不成调，也记不清歌词，但他觉得自己在唱，那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禁不住两眼噙着泪珠，看见日本友人也无不眼睛发亮，脸上带笑。
歌声之后，又是掌声。一封慰问信，一支友谊歌，这就是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胜利闭幕的象征。巴金高举花束，和其他的外国代表一起从不准使用原子弹的歌声里走下台来，日本代表们站在两旁，欢送着外国代表在他们的身边走过，巴金不断地和朋友们握手，朋友们也不断地握着巴金的手，手被握得感到疼痛，但仍被大家紧紧地握着，甚至当朋友们把中国代表团成员一个个地送上大轿车，车于开动了，巴金还感觉到他的手被日本友人握着。过了几天，有个晚上，天气还十分炎热，十点多钟了，大家都还不曾睡眠，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堀田善卫到旅馆来看巴金。巴金请他坐在冷气箱旁边的沙发上，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大家相互了解了各人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打算。他们谈得非常愉快，有说有笑。堀田先生忽然说：“看来你这次回去不能像上次那样，尽为我们说好话了。”巴金一时还不及理解，堀田先生又说：“你去年访问，回国以后写了不少文章讲日本良好的一面；这一回你看到了别的，你应当讲讲坏的一面了。”巴金听了，立刻理解过来，他知道堀田是在指闭幕那一天，一些人捣乱会场的那件事。巴金禁不住笑了，他安详又从容地回答客人说：“不，我还是要写好的，因为即使在那一天，我看到的，也还是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多得多。”
是的，巴金的世界非常宽广。这次他来东京，终于见到广津和郎先生了。广津是日本作家中间的一位老前辈，他曾在他的晚年，奋力写成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松川裁判》，为一件轰动整个世界的冤案平反。这件冤案是由于一列火车在松川车站附近出轨翻车，死了一个司机和两个司机的帮手。为此，日本警署对一个嫌疑犯在刑讯中进行了拷打逼供，然后又根据这些口供中的不实之辞，把二十个工人（其中有工会干部）拘捕，交给法庭关进监狱，并作了判决。这些被告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被判了有期徒刑，无一幸免。这场冤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七十多岁的广津先生曾深入现场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调查，并担任了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会长的职务。他的《松川裁判》真实地记录了冤案发生的全过程，成为日本出版界这一年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畅销书。广津先生则把这本书的二分之一版税，用来支援冤案被害者家属，作他们的生活费用。
巴金在前年访问日本时，从镰仓去箱根，途经热海，就想见到这位敢于
为受冤者打抱不平的广津先生，但由于听说广津夫人正在病中，因而未去打扰广津先生。但回国后，巴金却在安徽黄山旅游途中，一天晚上听电台新闻广播时，得知松川案件全体被告无罪开释。巴金高兴得为之通宵不眠。他在二十多岁留学法国时，也曾为一桩震惊世界的冤案而日夜担心，
当时两个被关禁在美国波士顿监狱里的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命运曾成为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一个时期热烈关注的问题。年轻的巴金还以他满腔炽烈的感情，给这两个关在狱中的工人写信，给他们以无限同情，并祝愿他们平安。但是现实却给予巴金年轻的心以残酷的打击：虽然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奋力营救，而这两个意大利工人仍被美国司法当局送上了断头台。现在几十年时间过去了，这样的世界性冤案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是依赖坚持斗争的日本人民，包括巴金这些热心的日本人民的朋友，特别是这位广津先生，这二十个饱尝铁窗风味的日本铁路工人终于得救，这无异给人间添加了温暖，帮助巴金增强了信心。
就在这个胜利消息来到后不久，巴金有机会看到日本影片《松川事件》，那是和广津先生同样齐名的一位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山本萨夫导演的。影片虽与广津先生五十万字的大作《松川裁判》内容不尽相同，但它同样真实地反映了日本人民在这一事件中进行斗争的生动场面。影片里的一切在巴金眼里显得十分熟悉，他认识那些人，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曾给他以友情的温暖。据说这部影片是由广大工人和农民每人出一百日元预购一张入场券才凑成一笔摄制费拍摄完成的。这一事实，无疑是日本人民在斗争中团结的象征。
现在，巴金终于见到了广津先生。那是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的世界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下午。这个曾在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上大声疾呼的民主战士，此刻来到巴金住的旅馆，坐在巴金对面的沙发上，他的笑容竟是如此亲切，如此谦和；而在谈话时，他又如此推心置腹，对我们中国代表是这样信赖，这样友好。他毫不掩饰眼前所遭遇到的困难，禁不住又流露出心头的一点焦虑。他诚恳地告诉巴金松川事件冤案虽经平反，而反复无常的日本法庭，竟又在利用调动裁判官的机会，企图重新审理此案。和他同来的，还有工会干部，新闻记者，以及曾在这一事件中作过“被告”因而被长期关押、面容憔悴的两个工人。其中一位还曾被判处“死刑”。巴金无例外地，都把他们作为亲近的友人；并把广津老人比作前一世纪的法国作家左拉，因为左拉曾在“德列非斯案件”中与反动派作不懈斗争，他费尽心血，揭示真相，终于把无辜的受害者从冤狱中救了出来。而广津先生却谦逊地笑着，说“那是许多人团结斗争的结果。现在困难还在前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在会见广津前一天，巴金还与杨朔到过龟井胜一郎家里。龟井先生是巴金的老朋友了，巴金上次访问，他曾陪同去游湖看富士山，并到公园观赏樱花。不久前龟井先生还到过巴金家中。现在巴金终于来到龟井家里，看到他那院子里茂盛的小树，和古老的石灯。大家坐在龟井幽雅的客厅里，无拘无束地谈着，主客双方感到格外亲切。主人拿出他的新著赠送给两位客人。巴金和杨朔虽都不十分精通日文，但他们对主人的新著还是看得懂，书名叫《中国之旅》，是龟井先生访华回来写的，这本书有几幅类似速写的引人入胜的插图，是作者自己画的，巴金这才发觉龟井先生原来还是个业余画家。
当天晚上，龟井先生的夫人还提着烛光摇曳的石灯，把两个中国客人和龟井先生送出大门外，然后让龟井先生陪同这两个客人到“食道横町”的“秋田家”菜馆进餐。他们一到那边，登上楼，只见在一个小房间里，巴金的另
外两个日本友人中岛健藏与白土吾夫已经等候在那边。他们看到巴金和杨朔，也忙站起来迎接。这次是中岛和龟井作东，自土作陪，巴金、杨朔则是客人。大家就座后喝酒并不分彼此，相互祝酒敬菜，不但开怀畅饮，而且无话不谈。酒浓，友情更浓。巴金曾以这个晚上，作为他在国际访问中的一个难忘的友谊之夜。
中国代表团离开东京前一天，在金刚饭店举行了一个告别酒会。酒会很热闹，许多日本朋友都来到了。会场并不大，因为人多，屋子显得格外挤。但是大家都在人堆里来往着，举着酒杯，互相祝贺友谊，祝贺胜利，同时还相互关心各人的工作、生活和健康。心与心交流，像个大家庭，许多人心中由此感到温暖。
酒会开得很成功，客人们个个带着笑脸走了，巴金为在日本再一次获得友谊而感到欣慰。他与客人一一握别，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坐在楼下休息室的一张沙发上，静静地回想着这些日本友人在各种场合上所表示的对我们中国代表的感情；他在心中深为感谢，禁不住在心中一个一个地念着他们的名字，忽然他若有所失。
“秋田先生！”他唤着这个名字，似乎也就在这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他的头上戴着一顶便帽，却掩盖不住他的两鬓白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边的圆形眼镜，从那里流露出两道和善的眼光。这就是世界著名的日本前辈作家秋田雨雀。一九二七年，巴金住在法国巴黎附近沙多——吉里小城里，曾在黄昏的地摊上买到过他的剧作《骷髅的跳舞》世界语译本，回到上海后又把这个剧本，连同秋田的另外两个短剧《国境之夜》和《首陀罗人的喷泉》一起译成中文。巴金曾在秋田雨雀作品里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汲取力量。去年四月，巴金访问日本，在离日返国时，中国代表团也曾在东京举行告别酒会，但地点不在金刚饭店，而是在椿山庄，当时秋田先生曾前来参加，他微笑着和巴金热烈握手，并表露了他对去中国访问的愿望。他说：“只要我的健康有所好转，我一定要争取去中国。”巴金很想告诉他二十年代曾在法国塞纳河畔旧书摊上买到《骷髅的跳舞》时自己喜悦的心情，但在匆促交谈中，竟没有来得及回溯往事。而在今年五月，当他还不曾接到要去东京参加这次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男大会的任务时，秋田雨雀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传到了他的耳朵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他了，再也不能在这样的酒会上与他谈话了，他感到惆怅。但是巴金一想到秋田先生作品中所显露的希望之光，和他虽然年迈，仍坚持斗争，并说过“不管怎样苦，还是要活下去，不能都白白地死掉”那句话，巴金就感到浑身发热，觉得眼前真好像有一群秋田先生所形容的“不死之鸟”在空中飞翔。
这次巴金在日本访问，前后不过半个月，但是这段时间给他后来完成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的写作，还是提供了不少生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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