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醒来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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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巴金的家庭又热闹起来。不但他的弟弟李济生早已从吉林结束三整年的“慰问团”生活回到上海，现在又能三天两头来看他的四哥；连在宁夏定居二十多年的胞弟李采臣也特地赶到上海来与“靠边”十年的巴金团聚一个月。最使巴金感到安慰的是二十七岁的小棠，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小林夫妇刚从浙江调回上海工作，这样，他那年仅四岁的外孙女端端就再也用不到上海的三个老人为她日夜操心了。
楼上被封的房间也已经启封，书橱还都保持原来模样，损失不多。这样，巴金也迁回楼上居住，又能在晚上伏案工作。同时，客厅也恢复原样，可以接待来客。在平时来这里谈心的，是住在附近的那些老友王辛笛、孔罗荪、柯灵、王西彦和在作协最后被宣布“解放”的吴强。特别使巴金欣慰的是，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的老友黄源、萧乾和黄裳，得到彻底平反。他感到意料不到的愉快。巴金还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忙中偷闲，到久别的浙江杭州去了一次，在幽静的葛岭看望了一次黄源。黄裳则在平反后又成为巴金家的常客，二十年的间隔，使他们的友情不是淡化而是增强。
对于萧乾的关心，巴金真是情同兄弟。这个时期他给许多朋友写了许多信，但给萧乾的信最为贴心。当他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接到萧乾的信后，就复信说：“看见你的字，仿佛见到你本人。我想起许多事情，也想起你过去所走的道路。以前的事不提了。我们大家都忘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文学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说或回忆录都行。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你有点才能，就不应该把它浪费掉。出书不出书无关系，写出来总会对后代有贡献。”
以后，他们又通了多次信，到了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金又在信中与他谈起写作的事。他说：“你写小说我赞成，而且你能写，也应当写。但是写小说，要写得深些，要反映现实。为了宣传，还不如写报告文学。我希望你写点能流传久远的作品。不然，翻译几本能流传下去的书也好。倘使为工作写些报道，也是需要的。但业余时间里搞点东西，总得搞点更有意义的东西。我也想写一两部长篇，但我想写的是我真正看到、感受到的东西。我想反映真实的生活，不过如何反映，得好好考虑。我决不写表面的东西。我没有几年可以工作了。因此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忙，但是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写一两部长篇来结束我的写作生活。”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他连续收到萧乾给他的两封信，他又回复道：“你和黄源错划问题得到改正，这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以后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地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做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有计划地搞点东西出来。不要随便听指挥，随便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弄得一事无成。”
巴金在这些日子里给萧乾写的两封信，很明显的一点，是他比在一九七七年所写的三篇文章《一封信》、《第二次解放》和《除恶务尽》（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都有了更多的思考。人们知道，一九七八年五月在京沪各报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这篇由胡耀邦审定、得到邓小平支持的文章，发表以后，曾被当时某些人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批评首先发表这篇文章的《光明日报》领导人缺乏党性。六月二日，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那种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的奇谈怪论。他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党和军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也就在这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又受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深感“四人帮”搞的一套蛮横无理的作家巴金，他对过去的创作经历开始进行了反思。
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巴金想写自己“真正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决不写表面的东西”。同时，劝萧乾“不要随便听指挥，随便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弄得一事无成。”
当然，和许多人一样，巴金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他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虽深受“四人帮”迫害，吃的苦最多，对“四人帮”也恨得最深，但历史的灰尘仍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现在，虽然“四人帮”粉碎了，一开始写的文章仍不免偶然出现当时的“豪言壮语”，特别是当时有些历史的真相还不曾公开，有些迷雾还把人们的眼睛掩盖着。有些套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文章也无法避免。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巴金在文坛上比谁都一马当先，勇于控诉“四人帮”，揭露“四人帮”，是十分难得的，没有一种无畏精神，是不可能的。这一年的四月，他让李致为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他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本书《巴金近作》第一集。
如果按照历史规律，实事求是来看问题，那么从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金给萧乾写的信中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到巴金写《随想录》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他说的“我想反映真实的生活，不过如何反映，得好好考虑”。
时代把巴金推向前面。就在他开始写《随想录》的前几天，巴金写了一篇《爝火集》序，对自己一年前写的《家》重印本后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通过“文革”，他才懂得“我们过去的确只有封建传统，没有民主传统。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封建流毒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据我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写了《家》的重印《后记》，我说这部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并不是在说假话，当时我实在不理解。但是今天我知道自己错了。明明到处都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我却视而不见，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知。”
巴金的思想飞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福音，这就是《随想录》的诞生。
前面的三篇文章，正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写成的。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的《看》、《再谈》和《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三篇共同的主题是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它通过赞扬日立电影《望乡》，对我国多年来对外国影片采取封闭政策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四人帮”把西方文学名著一概打倒的愚民政策也进行了鞭挞。他要求文学艺术向人民群众开门。而恰恰就在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恰好反映了巴金开始写《随想录》时的思想要求：“据我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反封建。”
巴金不但在一九七七年春天的文坛首先冲开无边的黑暗，来打破无底的沉默；而且他还通过他自己的实践经历，在一九七八年冬季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觉醒到怎样才能把周围的寒气消除，来迎接面临的春天。
一九七九年十月，秋高气爽的北京，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一百八十七位文学艺术界代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这是一支相当于三十年前第一次文代大会代表人数五倍的队伍。他们经历了解放后十七年曲折的道路和“文革”的十年磨难，汇集到这里。其中不少人曾经吃尽“左”的苦头，在十年动乱中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活下来。许多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大家在言谈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为痛恨。当然，“四人帮”粉碎到这时已经三年了，巴金已不再像一九七六年十月刚听到“四人帮”垮台消息时那样兴奋，一味兴冲冲从喜字上想了。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四次社会变革的经历：第一次是辛亥革命胜利，他那时虽还幼小，实际情况是看到的：他父亲兴高采烈，私塾里的老师也笑逐颜开，剪纸裁布，自做新旗，挂到屋门口去；但是一阵风，皇帝虽然下台，人们的日子还是照旧的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他在重庆，大家点灯笼放爆竹，高兴得连马路上不相识的人都手拉手跳起舞来，但是有个共产党朋友对他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后的斗争恐怕更复杂了。”后来果然，国民党大员迷着打内战，把老百姓八年抗战中受的苦都丢在脑后了；第三次是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当初他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看着人们向毛主席喊万岁，连喊了六个钟头，一片狂欢景象，使他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幸福”，不料在十七年后，可怕的个人崇拜和封建特权，却给大家带来“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同时也把国家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现在是第四次的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哪个不兴高采烈？哪家不欢腾若狂？但是会不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谁能保证不再发生刚刚被阻止的那场“文革”动乱？“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着双手滚下床来呢？”特别是使他感到不安的，“四人帮”虽然粉碎，它们的爪牙还在阴暗角落里时出时没，使人痛心的是那些与自己一样在“文革”中吃过苦、受过难的有些朋友，他们怎么还不回过头来接受一点教训，而仍迷恋于足以使“四人帮”复活的“左”的观点呢？特别是这一年来他已看到了这样的迹象。例如不久以前，河北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叫《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公开坚持文学艺术继续走对现实歌功颂德的道路，引起全国舆论哗然，巴金也在《随想录》中愤然发表意见：“《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全国文代大会三千多个代表分住在北京东西南北各个招待所里，最集中的是在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作为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共同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巴金，他也与代表们住在一个楼里。招待所的服务质量不差，但是环绕在他脑海里的这些忧虑仍使他感到不安。他已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的《随想录》，谈到了不少有关“文革”的问题。还提到萧珊、以群、丽尼、冯雪峰等人的死，他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这样具体的例证难道还不够吗？多少年来我们自己不动脑筋，不真正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出发，一直按照“长官意志”写文章，结果是张春桥升官，叶以群跳楼！“四人帮”最初提倡“大写十三年”，后来又提出什么“三突出”“三陪衬”创作方法，结果是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种种障碍，把搞创作的人捆死。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艺活跃的局面，鲁迅、郭沫若、茅盾的许多作品相继问世，而在“四害”横行
的时期，文艺园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或者撂笔改行，或则被摧残致死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巴金回想自己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然后读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按说他就要大中其毒了，但是他后来又读了其他的书并不曾由此中毒，可见塑造灵魂也好，腐蚀灵魂也好，都不是一本书能简单地办到的。一个人实在用不到躲在温室里过日子。而他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而自己作品中的感情，自己的爱憎，则是从自己实际生活中来。他认为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作品则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所以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他自己就因为在解放后想写新的人而又不熟悉新的人的生活，也就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问世了。他在一个会上发言，曾与许多人一样，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话，他认为作家下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但他认为必须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这样就有利于作家去熟悉生活。
第四次文代大会开幕的第一天下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对大会的祝词。这个祝词全文五千字，驳斥了林彪、“四人帮”诬蔑“文革”前十七年文艺界被“黑线专政”的谬论：对文艺界许多人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同时他还回顾了粉碎“四人帮”后三年中的文艺界工作，认为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他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倾向。他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不畏艰难，勤学苦练，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他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文艺家与读者之间，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的讲话，在会场上不断爆发出如雷的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三千多代表分组讨论。上海市的文学组代表四十七人，他们在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开会。陈沂和巴金是团长，他两人都参加了文学组讨论。招待所八楼那个开会的房间虽然不算太小，但四十多人坐在一起竟挤得水泄不通。虽然这样，并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房间里的人虽都来自上海，却也难得有机会聚集得这样齐全，使人感到这多年来各人的一本帐都是实实在在的，要忘却过去，一时也很困难，但总算有个共同的议题了，这就是邓小平的讲话，他希望“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首先应该明辨是非。
文学小组会上的讨论很热烈。主持小组会的是钟望阳，他本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现在调来主持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发言的人很多，除了表示十分拥护邓小平讲话精神外，各人还就各人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巴金的发
言是在蒋孔阳、王元化、王若望、李俊民、吴强等人发表了意见后才讲的。蒋孔阳说：“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他的讲话获得的掌声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讲话内容最能反映大家心声的地方。文艺能不能搞好，要看党领导得好不好。要党领导得好，一定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帮助文艺工作者打破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思想枷锁。不能再继续刮冷风。”王元化说：“文艺是千秋大业，要做促进派，第一就是解放思想。我承认自己是在邓小平同志读报告读到第十页时候鼓掌长达一分多钟的代表之一，因为这一段就是讲出了大家的愿望，这便是必须强调艺术民主与艺术规律。文艺是复杂的劳动，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才能，不能横加干涉。我们要吸取教训，‘四人帮’正是利用我们在领导方法上的缺点与错误进行篡党夺权。今后如有人仍要把‘四人帮’过去的一套当作党的领导方法，那无异是搞破坏。”李俊民说：“这个报告是通过实践检验真理以后得出来的结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是怎样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问题看法就各有各的一套了。‘四人帮’的看法就是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古典的、外国的文艺就都是破烂货。我以为对为广大人民服务，不妨看得广一些，眼光放得远一些，甚至《三笑》、包公戏都应该算作可以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我的老爱人看《三笑》，看一次不够，还看两次、三次，我看她越看越对生活有劲；包公戏也是这样，也不能随便给它戴上低级趣味的帽子。有些古典东西有精华，有糟粕，但是往往把糟粕扫除，精华也没有了。文学艺术就是一种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化对待。”
这时吴强说话了，他是上海作家中最后被宣布“解放”的一位，但也已恢复工作一年多了，他沉痛地说：“四人帮‘虽然已垮台，但流毒很厉害，邓小平同志主张继续揭批’四人帮‘，这很必要。叶剑英副主席前一时期有个讲话，说’文革‘前十七年存在错误和缺点，特别存在领导干部中，这一点自我批评很好，过去我们这些在文艺岗位上负责的，包括我自己，工作是有缺点、简单化，以致’四人帮‘有机可乘……”陈沂插话说：“不是有缺点，是有错误。”这时巴金也补充了一句：“是整了人同时也被人整。”吴强接下去说：“对，这是我们与’四人帮‘有本质不同，已在慢慢地改；有的同志还没有注意这一点，甚至看到了问题还不承认，还不想解决问题。我们当然不想算细帐，但文艺领导上的思想作风，如衙门化、机构体制重叠，不适应开展文艺创作的各种旧思想，都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精神改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有的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随便干涉别人业务，要多作自我检查，允许自己批评，也允许别人批评自己。至于作家艺术家，’四人帮‘已垮台了，再也不会有人来随便整我们，不要心有余悸，更不要预悸。人家还不曾批评你，你就先心悸在前头，这能怪谁？这只能怪自己，要胆大一些！”
巴金听了吴强的发言，对着吴强微笑着亲切地说道：“我看你也不见得胆大。说实在，昨天这样的全国文艺界三千人的大会；团结起来共商文艺界大事，从来不曾有过。听了邓小平副主席的报告我是赞同的。它讲的内容我表示拥护，没有不同意见。但三十年来我确实听了不少好的报告，也读了不少好的文件，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也还是要等着看。邓的报告精神很好，但究竟能不能成为事实，我还是有些疑虑的。三十年的教训太多了，也太深刻了。为了过关，不得不保护自己；有些人要保护自己，有时就不得不牺牲别人。所以大家既挨整，也整人。旧帐不要算，但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
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这个不清楚，这样文艺怎么能繁荣？不但心里疙瘩永远解决不了，而且今后还会跟着风向走。今天刮这个风，就说这个对，明天刮那个风，就说这个不对，那个对。最近上海出版了一本《重放的鲜花》，似乎现在又觉得这些作品对了。大家记得当时反右批评这些文章，哪个敢说它们不是大毒草？什么时候大家都能不跟着风走，照着真理说真话就好了。现在确实形势大好，我看希望还是在青年身上，他们身上没有负担，敢说话，作品也有深度；而有一些成名作家，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讲话有顾虑，往往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勇气。“
巴金发言的时候，房间里很静，没有人走动，也没有人窃窃私语。他的话讲完后，许多人落入沉思之中。片刻之后，才有王西彦等人继续发言。
下午的小组会，巴金没有来参加，他乘着这个间歇时间，看望住在北京的几个老朋友去了。他们有的是“中直系统”的代表，有的是北京市的代表，当然也有既不是“中直系统”，又不是北京市的代表，而是代表团以外的作家，这就是在三十年前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时就不曾被邀请，而这次依然遭受“向隅”命运的沈从文。这次“向隅”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说实在，他改行已经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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