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荣誉不失赤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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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巴金对人民最大的奉献，还是他的著作，他的《家》《春风》《秋》，他的《寒夜》《憩园》，和他的《随想录》。
他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塔马尼专程来到上海，会见中国文学大师巴金，向他宣布意大利政府的决定，将一九八二年但丁国际荣誉奖授予巴金。同时还由意大利但丁。亚利基里学会会员费尔南多代表学会赠送了一九七五年为纪念但丁诞生七百周年专门印刻的四巨册《神曲》的精装本。巴金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很欢喜但丁的作品，在困难的时候，但丁作品增加了我的勇气。”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荣誉奖，在此之前，曾经先后授给过三位对但丁的名著《神曲》作出过贡献的外国学者和作家，巴金这次是第四位了。但丁在十四世纪初，为维护共和国独立，曾遭到放逐，而他认为这是一种光荣。在放逐期间，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使命，他中断了《论俗语》和《飨宴》的写作，开始另起炉灶，创作《神曲》，想在新旧交替时代，通过迷惘、错误、苦难、考验的历程，探索真理和至善的境界。意大利政府以十四世纪但丁的荣誉，赞扬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巴金在“文革”的地狱中对《神曲》的热情期许并取得重大力量。巴金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殊荣，当他接到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转来精制有但丁浮雕像和巴金自己名字的荣誉奖章时，他说：“由于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才使我获得但丁国际奖。我沾了祖国和人民的光。”
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傍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为巴金举行了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仪式，他的讲话全文是：
大师：
我很荣幸地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授予您荣誉军团的勋章。
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品的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己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您有一天曾经亲笔写过：“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然而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着生活。
今天法国同样给一位朋友带来荣誉。他越过空间与时间，给在五十年前发现巴黎，对我国革命的伟人们与我国人民的生活充满激情的遥远的四川年轻大学生，给忠心耿耿，始终不渝的人，带来她的友爱之情。
对于昔日有幸目睹过您崭露年轻才华的法国人，对于多年之后在您率领第一个中国“笔会”代表团重返我国时，再度欢迎您的人，尤其是对于今天被您的著作日益增多的译本吸引而至，同时转而发掘这些奇妙篇章的无数读者来说，您就是中国的形象本身，一个经受过若干世纪的考验所锤炼的，并
且不断从自身产生复兴动力的、兄弟般的中国的形象本身。
今天，在您的身后，在中国的文学界里，新的一代正在崛起。他们从您的形象之中看到了自己，并且将希望寄托在对您这位老人的效法之中，对您这位老人来说，“青春的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这一代人正在准备，并且业己开始，循着您的脚印，由自己向世界表明，——表明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多样性的中国正决心全力为人类伟大的文化运动做出贡献。大师，法国通过您，谨向这一代人致以敬意。
当时巴金正住在华东医院养病，为了接待法国总统，接受这个荣誉，他应邀去参加了这个仪式。在受勋时，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被译成法文，受到读者的喜爱，这就是对我的很大荣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法国写成的，从此我走了文学的道路。五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我怀着愉快的、感谢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今后，我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努力。”巴金在受勋后，向密特朗总统赠送了新版十卷本《巴金选集》。密特朗又在人们纷纷围着巴金向他道贺时，对巴金说：“巴金先生，你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道得很多，我知道你曾经用文艺形式写过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你对这些确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很高兴能够认识您。作为法国代表，我有机会为您授勋，我感到高兴。这也是法国的荣誉，因为您是当代世界伟大作家之一，您的作品在法国读者中有很多影响。”
在苏联，巴金的作品也有广大的群众。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与苏中友协在莫斯科的“友谊之家”联合举行晚会，为巴金提早庆祝他的八十寿辰，在会上，由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利季亚。尼科利斯卡娅作了关于巴金的生平与创作的报告。几年以后，当巴金八十五岁生辰来到时，苏联驻沪总领事斯特罗科和他的伙伴们还来到巴金寓所，向巴金转达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驻沪领事馆、以及苏联广大读者对巴金的问候，并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巴金的“人民友谊勋章”转交给巴金，对他对“中苏
两国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人们知道巴金不仅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高尔基的《草原故事》等名著的译者，而且在他主持出版社工作时，还有计划有规模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过旧俄和苏联作家更多的有国际影响的巨著，包括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巴金说：”感谢苏联人民授予我荣誉勋章，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多次访问苏联的往事。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始终记得列夫。托尔斯泰那句话‘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是美的善的’。直到今天，托尔斯泰仍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和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曾唤醒我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的年轻的灵魂，使我懂得热爱文学、追求人民友谊，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保持艺术家的良心。“苏联总领事告诉巴金，由于巴金勤奋写作，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追求真理，找寻光明，他的主要作品如《家》、《春》、《秋》等早已植根在苏联读者心中，成为苏联文学界的一种精神食粮。总领事还拿出他随身带来的巴金新作《随想录》，请巴金在这部书的封套上签名。巴金一边签名，一边微笑说：”是读者养活作家。“总领事听了，笑着回答说：”正如你作为作家常说的：
文学足以净化人们的心灵。“
日本人民对中国作家的友谊，更使巴金难忘。六十年代他曾三次去日本，以文会友，结识了不少日本作家。八十年代他两次访日，他因病住在华东医院时，承日本作家的热情关切，井上靖在一年中三次来医院问候，并邀请他参加即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另一位日本作家水上勉在写了《成都游记》、《在巴金故居旧址》之后，又与他的四个同行，到巴金家中访问，也发出过再次赴日的邀请。一九八四年秋天，巴金终于在病后应邀到东京出席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稿；并去扫了在“文革”期间曾殷切关怀过巴金安全的老友中岛健藏墓地。现在连井上靖都去世了，但是日本人民对中国作家的感情始终留在巴金心中。日本文化界也没有忘记这位对中日人民友谊作过贡献的中国作家，当第一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决定颁发给五位世界名人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金。巴金虽然（包括三十年代）去过日本六次，到过横滨、东京、广岛、京都、奈良、德岛、长崎等地，而福冈却不曾到过，但是他对它存有印象：银白色的关门大桥，碧波上如絮的浮云，他在书本上获得过关于它的知识，包括它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巴金曾对中国新闻社一个记者表示过对福冈的向往，他说：“早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朝时代，日本留学生到中国留学都是从福冈附近的博多出发的。博多自古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与中国有深远关系的地方去接受文化奖，是很有意思的，可惜的是他在病中无法亲去领奖，他让他的儿子李小棠代他去参加这次盛典，并宣读了自己的讲话稿《我和日本》。同时获奖的另外四个人是：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泰国文学家、评论家克立。巴莫，英国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畅。
“我是一个作家，总想为发展中国的文学事业多做一点贡献。”这是巴金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全部奖金捐献给有关单位时讲的话。其实，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希望自己多做一些工作，多年来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捐书，捐手稿，捐资料，捐奖金，捐稿费上；更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先导。荣誉不失赤子心。尽管受到海内外高度崇敬和表扬，他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探索与求真之心不变。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这个十年是中国文坛的春天。春天是孕育人们理想与希望的季节，它显然曾给巴金带来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和十分的信心。在面临一九八七年新年来到的时刻，他给当时在北京开幕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在这封信里，他一开头就回忆了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时，曾出现过一批有才华、有见识、有朝气的青年作家，但是不幸，过激的运动给他们带来恶运，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刚刚显露才华，就受到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不但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而且还由此受苦受难二十年。因此，巴金在信上对新的一代青年作家说：“你们比他们幸运，你们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你们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这种安定团结的气氛是人们渴望了很久的。老一辈作家期待了多年的创作自由终于在你们眼前露面了。”
巴金认为近十年来，作家队伍有了很大发展，这是生活培养作家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生活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作家，主要还是由于作家能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进行深入的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他特别强调“不要人云亦云，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自己不愿说的假话。”他
说自己在两年前就曾提到我们文学界百花争妍的景象，当前创作繁荣，理论活跃，队伍壮大，现在他还是这样看法，“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前途，我还是十分乐观。”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管自己写的是不是伟大的杰作，不要考虑某些人是不是欢喜你们的作品，只要看你们是不是使出了全部的精力，是不是写出了你们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
人们知道巴金在不久前还说过“我们的文学没有理由不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现在他经过反复思考，他说“我更明白中国作家首先是为中国的读者写作。倘使我们的作品不能打动中国读者的心，不能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能支持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中国文学怎么能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所谓划时代的巨著也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选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该是高尔基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巴金在完成了五本《随想录》的写作后，曾有重返故乡成都之行。在这以前一年，即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他曾有信回复他在四川的侄子李致，对他说：“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虽然他坚决不同意重建他的故居，但他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曾在他的《随想录》中的一篇题目叫《愿化泥土》的文章中说：“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摸我念念不忘的马房和泥土。”
这次是他在十九岁离开成都后的第五次回乡了。除了一九四一、四二和六○年那三次曾在家乡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外，以后都来去勿匆，不曾有很多时间探亲访友。现在离一九六○年第四次回乡的时间，也已有二十六七年了，这次他与有关部门约定：不参加任何会议和座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他想把这段时间，都用在探亲访友与休养上。果然，他如愿以偿：在回到成都后，他与他久违了的几个当地老友分别见了面，这里有曾经在一九六○年接待过他的当时的四川省副省长张秀熟，也有作家沙汀、艾芜与马识途。过了几天，中秋节到了，他们就陪同巴金父女一起去新都县桂湖欣赏桂花，当时张秀熟已经九十三岁了，巴金、沙汀、艾芜也都有八十三岁，但老友重聚，精神仍都很好，兴趣也很高，大家说：“再过七年，张老一百岁，其他三人也要到九十岁了，连马识途也将八十岁，那时再相见，那该多么好啊！”隔一天，他们又去看了共同的亡友李劫人的故居“菱窠”。在那边，马识途一进门就在签名册上写了几句话：“一九八七年十月，巴金老回川，月之十三日重访劼老故居。同访者有张秀熟及沙汀等。签名留念。”然后，几个人就一一签了名。巴金签了名后，继又犹豫了一下，慢慢地从自己衣袋中掏出笔，回过头来把签名册翻到新的一页，颤巍巍地写了这么句话：“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然后他与大家一起坐到客厅中，想起自己过去曾与李劼老多次共坐在这条长藤椅上谈心，并与自己一起进餐，当时也有张老、沙老、艾老作陪，而现在他已离开大家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显然，巴金对这位在三十年代曾与自己一起用长篇小说三部曲形式（《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描写成都社会变迁的作家，有不少共同
的感情。巴金热爱四川故乡，曾为它作出贡献，现在虽然年迈，但对它仍然有无限依恋。但他谢绝当地部门的好意，他认为为他重建自己早已毁废了的家园，将增加国家与当地政府的负担，这将使他
感到不安。他的愿望绝不是要求人们纪念他，他只是要求在《随想录》中所提出的：“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泥土，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木、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八年冬天，一个静静的日午，有个常来的客人又一次来武康路家中访问巴金。也许是由于当时文学界繁花如锦的景象，为主人和客人很自然地安排了这样一个舒畅的谈话环境；也许是由于这次谈话，事先作了预约，谈话时没有人来插话，也没有不速之客的打扰，他们谈得非常愉快。先是谈了一些几十年前巴金老家的旧事，还接触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然后逐渐谈到创作问题，谈到创作界现状。客人说：
“研究作家的生平，看他们创作进程的顺逆与时代脉搏的起伏，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既可以看到作家的崛起与成熟，也可以看到作家的挫折与衰退，以及重振与复苏；同时更不难由此窥测时代风云的变幻。当然，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作家之间既有相似的境遇，又有个性、才能、素质的差异。研究您的写作史，首先使我惊奇的是您一开始就出现排山倒海似的创作流量。显然，那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人们带来了自由创作的环境；但是您的写作才能，从文学基础上来讲，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巴金回答说自己在童年时代就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少年时代还读过很多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一部分外国小说读的还是英文版。他说：“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时并不曾想到要做作家。如果对我写作有影响，应该说，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以及他翻译的那些短篇，都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则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雨果和左拉。”至于中国古典文学对他在文字驾驭上的帮助，那也不能否认，巴金认为自己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在私塾是必读书，有的文章不但能背，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巴金说：“但后来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
这样，他们就谈起无政府主义问题。在客人谈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情况及对巴金的思想影响时，巴金说：“这也很难说。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化，有发展。我的思想不但几十年在不断变化，即使最近十年来，在我写《随想录》开始时，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也有不同了。所以，我总劝别人读《随想录》，最好能作为整体来看。我对自己的思想，一时也难用几句话来说清楚。我为自己思想做总结，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一点一滴来做。做一点，是一点。我总希望能把思想挖得深一些，看得深一些。比如我对国家的认识，就有错误，有改正，有发展，有变化，也有进步。我希望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好。但到现在，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是否成熟，是否已完全正确，那也难说。无政府主义我信仰过，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的心头
就没有苦闷，没有矛盾，没有烦恼，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去参加革命了。“
关于临解放时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巴金说：“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劝过我离开大陆，我也有许多朋友离开了大陆，但我看到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应该与人民在一起，我不能离开人民，这就留了下来。我说，我要改造自己，从头学起。”
这时，客人向巴金谈起青年评论家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权成立以后，看到人民生活安定，自己又受到社会各方面尊重，得到“莫大的幸福”，因而“潜藏了一种危机，作家不再作为一名浮士德式永不满足的个体探索者”，并由此“歌颂性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取代了批判性暴露性的文学，而一种自‘五四’始就在知识分子中间养成了的，以个性为基点的现实战斗精神悄悄地衰弱了”。文章又说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保护，相反，它的积极性却因各种缘故而一再受挫”。客人说他自己由此想起一个问题，这就是：“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特别是许多在解放前就成名，并有根高成就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禹、夏衍、老舍、钱钟书等，也包括你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金回答说：“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写不好自己不熟习的生活。茅盾在解放后不是没有从事过创作，他也尝试过，甚至写电影剧本，但没有成功。曹禺写《明朗的天》，效果也不好，大家都知道的。刚去世的师陀，解放初期写作劲头很大，但他的长篇连载被一家报纸腰斩；另外一篇小说题目叫《写信》，是他下生活写的，我看了还不错，但别人对他不满，说描写农村青年给志愿军写信时态度不严肃。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
客人说自己曾在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的《社会与教育》上看到徐懋庸写的《巴金在台州》一文，当时徐懋庸批评巴金“作品的结局过分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建议巴金去农村找一点新的题材。当时巴金说“这自然很好，但并非必要”，他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因此，客人以为巴金在那个时候就已对“题材决定论”进行了批判。虽然他并不否定作家“下生活”的意义，即在建国前也曾多次到农村、到矿井，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以扩大视野。当然徐懋庸那次动员他去农村，他并没有去。因为像徐懋庸那样为了使作品向读者指出路而到农村去找新的题材，巴金认为是“并非必要的”。
听到客人谈起三十年代这件往事，巴金禁不住有点感叹，他说：“是的，我原是同意胡风‘到处有生活’的说法，但是解放后我就不敢说了。这正是我在《随想录》中所说的，说明我在解放后‘觉新性格’的存在吧。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他怎么写得出作品？怎么会成为真正的作家？有了生活，才有作品，才做作家。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这本来是很浅显的道理。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
有时又不免有变化，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写最使他感动的东西。这是我几十年经历所得到的教训。当然我并不反对作家到处去看看，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这次他们的谈话，还谈到了其他一些问题，不久即以对话的形式发表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文汇月刊》上。后来，巴金又把它作为附录，收编在《巴金全集）十四卷里。这确是巴金晚年关于文学创作方面一次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谈话。这也是他长期进行探索与求真的一次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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