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二十世纪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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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快，转眼两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又到闷热的夏天。这天上午，在巴金家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四川省分会派了两个同志来看巴金，巴金刚从华东医院出来不久，他听取了这两个同志的汇报，知道中国作家协会与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四川省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联、成都市百花潭公园、慧园等单位，根据一九八九年巴金八十五岁寿诞之际、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巴金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中外学者一致要求一九九一年在巴金的故乡四川召开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的提议，为此，他们决定在今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心内容是：巴金对中西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巴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会议还将参观根据巴金名著《家》修建的林园一一慧园。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们说：
“我有病，不能出席讨论会，非常抱歉。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靠药物延续生命，但是有一个毛病还在发展，那就是语言障碍，我常常听不懂自己讲些什么。脑子还管用，嘴却不听指挥。只好请笔来帮忙。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写作六七十年，我并无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愧对读者。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更不便，写字很吃力，体力都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请相信我。谢谢。”
巴金把这些话用书面交给四川来的代表，请他把这个发言稿在九月中旬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代为宣读。最后他又对客人们说：
“我病得很久，希望能在这一二年中把病养好。如果我的健康能够有所好转，争取在我九十岁的时候，能再到四川去一次，和故乡父老乡亲朋友们见见面，谈谈心，同时看一看成都市的建设。”
巴金微笑着表达了他美好的愿望，这无疑将给四川故乡人民带去最大的欢欣与安慰。
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成都召开的第二次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中心议题是巴金对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借鉴，巴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但是，人们在大会发言中，在小组座谈会上，在与会者平时的接触谈话里，还是把话题扯得更广泛，更深入。
曾经在四十年前与巴金共同在朝鲜战场上生活过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葛洛，他代表作协致辞，要求人们：学习巴金一贯的追求光明追求时代同步前进的革命战士风格；学习巴金的创作态度，和他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历史使命感；学习巴金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
话得到大家赞同，但是在会场上，人们更多的还是谈到巴金在《随想录》中所显示的思想发展和人格觉醒。大家感谢他在八十年代中给予我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并难忘他给青年学生和中青年作家的有力支持，人们还记得不久前他谈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的话。大家领会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巴金写给大会的信中所说的：“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这句话的深层意义。早在三年前他就给李致写信说过：“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可能有些未见过面的读者看到了我的心。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
就在这次研讨会召开后三个月，李致又接到巴金的一封信。像上次谢绝四川有关部门要为他重建成都旧居那样，巴金这次又婉谢有关出版社要为他翻印日记，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几十年前我曾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我在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
尽管巴金到了九十年代，他“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很难写文章；但他和少数老友仍保持着通信联系。特别是他与冰心老人，不仅因为一九八○年他们曾有一次共同访日的机会，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友谊，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的通信没有中断过；更主要的还由于他们通过各人的生活实践，看清了不少世态，两人对许多人和事，有着相似的看法。本来他们可以有许多次见面相叙的机会，不幸一九八○年访日回国，当年九月冰心就因患脑血栓摔伤了右腿，只能让巴金到北京开会时来问候她了；但又不幸巴金自己也在两年后跌跤折骨，从此也少有机会上北京看她。在这十年中，他们曾计划与夏衍老人一起在杭州“中国作协之家”有一次共度假期的机会，也曾希望各从京沪出发到深圳相聚，但都因冰心健康关系不适宜远行未得到医师批准而作罢。
这样，两位老人的书信来往，成了他们友谊的象征，也由此透露了这两个文化老人晚年思想的飞跃与发展。他们相互了解，又相互支持，并相互鼓励，为我们的时代保持了希望的曙光。特别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交替时期，当人们再一次为现实感到困惑，并由此觉得苦闷的时候，将在这两个老人的信中看到不熄的火在燃烧。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巴金给冰心信中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近九十岁的人了，您还写出叫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使人尝到‘辣味’的作品，您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还不是替受苦受难的人争取较公平的待遇……还不是……总之，谢谢您，我要听您的话争取长寿，多写点东西，多讲几句真话……”
但是，连“讲真话”这三个字也有人接连不断地对它进行批判了！真是想不到啊！
巴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七日给冰心的信中说：“好久没有给您写信，
只是因为病痛，……以后怕给您添麻烦，连几句口述也不便寄出。……我天天做梦，而且多做怪梦。……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已在医院住了五个月，……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你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巴金又给冰心写信，他说：”本来我想得很好：不能动笔就索性搁笔，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但没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四五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始终丢不开他们。……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而屋子却是一片灰暗。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
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到了，冰心来了信，也来了电话，她很怀念巴金，也关心他的健康，这时巴金已经出院，冰心告诉他说，她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这句话一年前巴金也曾经公开对人说过，他同意她的看法，并接受她对他的鼓励。已金再一次给她回信，他说：“我读了信，想来想去，你有道理。
我相信您。我心安了。但是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仍然把您看作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这次他还告诉她，他将给她寄去一套《巴金译文选集》，这是香港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全套共十册，都是巴金的译作。这次出版前，曾经巴金在病中重新校阅了一遍。
大概是由于信中有“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并不是太容易的事”这一句话，冰心认为巴金有点悲观情绪，就再一次去信，劝他不要悲观。巴金就复信告诉她，“您对我的‘悲观’有误解。”巴金认为自己的“悲观”，在于感到“有病不能工作，写字动不了笔”，而且“计划做的事大半成为空话，想写的文章写不出来”。他只是对自己的病痛而觉得苦闷。显然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从来不曾悲观过。他相信“存在就是力量”，“活下去便是战斗”。至于他对青年的看法，他说：“一方面相信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也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不以年龄来判断是非。”
这一年五月十六日，当已达九十高龄的冰心收到巴金给她寄去的《巴金译文选集》后，第二天她就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老弟巴金：
昨天收到了您寄来的《巴金译文选集》，真是欢喜万分！有些是我看过的，但还要重看一遍！您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蜚人里，没有一个人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同时我收到五月间的《良友》，上面有“八五寿辰访巴金”，里面相片真多，我看见了我见过和没见过的你家里人。知你不喝酒，但喜饮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喝点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行动不便了，近来常觉得心烦，……家里还是都好。吴青是天天巴金舅舅不离口，总说“你和巴金舅舅在深圳有一次聚聚多好，我和小林也去”。我何尝不想呢？但我近来身体实在越来越不行——
前几天我又收拾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和画，送到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大
盆“寿星桃”，这是宋庆龄基金委员会送我的，八个人抬上楼来，花开得灿烂极了，现在不但有密叶，而且结了小桃，我客厅小，容纳不下，屋里得不到太多的阳光，我便也请舒乙派人来拉了去，让它在你的文学馆院里，得到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明年再开花时，我让陈钢给你寄相片去。不写了，今早刚退烧，纸已尽，愿你多多保重，一家人都好！
冰心
一九九○年五月十七日
冰心千方百计地想使巴金在闷热的夏天中感到一点凉快，在忧虑中得到一点快乐，这在她的信里可以看得到的。巴金十分感谢她的好意，同时确也得到一点鼓励。当然，关心巴金健康，希望巴金生活得愉快，不仅是冰心的愿望，也是他的家庭，他所有的亲友，以及他的千万读者的祈求。每年十一月廿五日，他的生日来临，海内外的读者贺电、贺信、贺卡总是不断飞来，各式祝寿花篮总是从客厅摆到庭院，来祝寿的人也总是川流不息，其中包括领导同志的登门拜访。
但是，这也是事实：各种与巴金《随想录》思想针锋相对的言论，这两年在有的角落里也的确未曾间断过。批评提倡说真话的文章就是一例。
巴金并不曾就此软倒。他重新拿起笔来，在自己主编的《收获》杂志一九九二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他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写的《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他说：
“……活到八十七岁，我的确感到精疲力竭，但是今天和从前一样，我还得老老实实地活下去。我的原则仍然是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其实这不过老调重弹。我并非自吹自擂独家贩卖真货，或者我在传播真理，我唯一的宗旨是不欺骗读者，自己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停地探索，不断地追求，倘使发现错误，就承认错误，绝不坚持错误。读者是我真正的‘评委’，我并不要他们跟着我走。有话要讲，我才拿笔。我的手不听指挥，我又把笔放下。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当然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撤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假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
“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标榜‘心口一致’，追求‘言行一致’，为了讲真话，他以八十高龄离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车站上。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说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他就老老实实他讲了出来。我说的‘讲真话’就是这么简单，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
说是“搁笔”，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巴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搁笔过。他带着病在这两年内把他的二十六卷《巴金全集》亲自一一校订完毕，这不只是单纯的校阅了七八百万个铅字的劳动；更主要的是对他精神的煎熬。这里有一部分过去从未收进过集子里去的“佚文”。这些佚文过去没有把它们收入进集子，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原因。这些历史原因，一回顾就使他感到痛苦。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他编《巴金六十年文选》时，他曾给他的胞弟李济生写信（李济生和李小林是这本书的编者，这封信也就是这本书的代跋）说：
“……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
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这次编《巴金全集》要比编《巴金六十年文选》更为艰辛，不仅篇幅多几十倍，而且要把所有的“佚文”都收集进去。有这样勇气的作家，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的。特别是经历过像巴金这样漫长、复杂、曲折的创作道路的人，把自己笔下的东西一点不剩的亮给全世界看，要有多么坦荡的心境！说实在，这些“佚文”数量也的确惊人。也由此可以想象得到经过人格觉醒的巴金在这两年中整理这些佚文时的精神痛苦。
“……回顾七十年的创作道路，我承认自己是在大批判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他在他的《全集》十九卷中给这部《全集》的编者王仰晨写信（代跋）时说：“我创作力量最旺盛的时期也就是我挨骂最多的时期。有时四周静了下来，我感到寂寞，我的声音哑了。于是出现无声的文章。这种文章十八卷有，十九卷也有，内容并不一样，但都是靠别人脑子思考写成的。今天读者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浪费。几十年的长时间，那么多的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还有数不清的冠冕堂皇的标题，加上没完没了的、从不兑现的豪言壮语，我能对读者说这是‘繁荣’，不是‘浪费’吗？不，倘使完全由我自己安排，我很有可能将它们一笔勾掉，仿佛我并未写过这种文章，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这些年人人都这么做，大家都习惯了。因此提倡讲真话反倒使人大惊小怪。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真话会遭到围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赖帐。……”
客人们每次按电铃把巴金家的大门推开，穿过院子和走廊，来到他的客厅，总看见老人独个儿坐在角落里的书橱旁，拿着笔愣在那边思索着什么。“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真话会遭到围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赖帐。”这就是老人苦苦思索着的问题吧？这就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二十世纪的良心吧！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九二年的春夏之交，巴金与他的老友夏衍在杭州有一次难得的聚会。夏衍九十二岁了，他与冰心同龄，比巴金大四岁。西子湖畔，老友相逢，春风杨柳，顿消胸中尘烟。谈起正在各处传达的邓小平南巡谈话。夏衍说：“南巡讲话谈到了解放思想，特别是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左’。这对文艺界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前不久李瑞环同志在内蒙的讲话也提到，文艺作品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就不要横加干涉。这表明文艺上仍存在‘左’的问题。一些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和平演变’等帽子往上套，这对文艺繁荣发展十分有害。”
恰好这时，《中国作家》杂志来向巴金约稿，要他和夏衍、冰心等作家，对眼前的曙光发表一点意见。巴金就以《新的希望》为题，写了这么几句话：
“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作家们的劳动，应该得到鼓励、尊重和保护。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势头，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铜，进一步活跃起来，繁荣起来。“
很多读者从《中国作家》杂志读到了这段文字，都不免想起不久前出版的《巴金谈人生》（李存光选编）一书中，巴金写在前面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的最后几句话是：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啊，二十世纪的良心，您的生命之花已经开放在千万个读者心上；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活一个世纪，再活一个世纪，再活一个世纪！
1993年4月修改定稿在上海荧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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